唐代赵郡李氏相关史迹初探

作者：邓文睿

来源：《西部学刊》2019年第17期

隋唐以后，科举逐渐成为选官的主要途径，尽管寒门庶族走上政治舞台，但士族在社会仍然拥有强大的声望和地位，赵郡李氏和博陵崔氏是唐代仍然保持旺盛势力的强大士族。赵郡李氏是指分布于河北赞皇县的一支李氏家族，其兴盛于北朝时期，与当时的陇西李氏、清河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等家族并称为中原五大豪门士族，其后共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到唐朝，赵郡李氏通过家学传统和科举入仕，继续活跃在政坛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仍有较大声望，担任宰相的就有十余人，其中李吉甫、李德裕父子及李绅、李绛、李珏在唐代政坛发挥重要作用。本文通过考察赵郡李氏重要人物及其仕宦业绩、学术成就、家族兴衰与唐代政治兴衰，探讨士族地位与唐代社会等问题。 一、选题研究意义及研究现状

隋唐时期关陇、山东、江南地域士族的发展变化，是唐宋社会阶层变革研究的主要议题之一。20世纪以来，中外史学家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中古时期的士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中国现代士族研究奠基人之一的陈寅恪，立足于从士庶角度考察中古社会生活，开创了新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为中古时期的政治、文化、思想等领域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新颖见解[1]。岑仲勉在《隋唐史》一书中，对陈寅恪著“唐诗三书”中的某些具体论点给予批驳，其争论点主要集中在牛李党争与中唐政治制度、李唐氏族与“关中本位”、府兵制与隋唐时期典制渊源等问题上。黄现璠撰写的《唐代社会概略》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关于唐代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与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并称为唐史研究之双壁。毛汉光的《中国中古社会史论》采用计量学和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详细统计了两晋南北朝隋唐重要的出身及其所占比例，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重新掀起了关于唐代士族的讨论热潮，其主要的观点有三种：第一种是士族的绝对支持者，以韩国磐、田廷柱等人为主，认为士族可以一直延迟下去，并且在唐代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为国家昌盛做出贡献;第二种可以说是中立者，以彭池、吴宗国为主，既觉得士族在治理唐代国家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帮助领导者更全面地了解人民的需求，又觉得士族的发展顶峰是南北朝时期，而到唐代已经处于下滑的状态;最后一种是士族的反对者，以林立平、张泽咸等人为主，他们认为士族是最不应该发展下去的一族，唐代应该具有新思想、新气象。

《陈寅恪文集》是陈寅恪先生对有唐一代历史的记载、论述、详谈，其中《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论述了士族在政治、歷史、文化、生活各方面对唐代社会的积极影响，他在《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一文中提出：“宗族婚姻的变迁实乃李唐皇室借婚姻关系在不同时期纠合

其他大族以组成最高统治集团的过程，其中的分合兴替，即显示士族势力的盛衰”。张泽咸在《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中按照唐代户等标准划分，对各阶级和阶层的生活进行了详细概括，提出了乡村上户、乡村次户、客户、寄庄户等新概念，丰富了唐代农村社会研究的框架。郭锋撰写的《唐代士族个案研究——以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张氏为中心》一书，通过观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活跃于政治舞台的几个张氏家族，从个案分析的角度揭示士族政治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书写其上百年的家族变迁史。

此外，学者们从婚姻、家学、迁徙分布、考古实物等角度探究唐代士族的发展历程。比如，高诗敏《北朝赵郡李氏的婚姻及其特点》统计了北朝时期赵郡李氏与北朝皇族宗室、汉族士族等家族的联姻网络，分析赵郡李氏在选择联姻时的特点和原因。张葳的《隋唐赵郡李氏家学家风略论》分析了隋唐时期赵郡李氏家学家风之演变，以及这种演变给家族带来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影响[2]。张葳在《隋唐时期河北地区赵郡李氏活动略论》提出隋唐时期由于主要活动在河北地区的赵郡李氏家族对地方政权逐步失去了控制，进而导致唐代河朔地区与关系趋于紧张，最终爆发安史之乱[3]。李金波《就考古发现谈赵郡李氏家族》则根据近年来考古地下发掘成果，对赵郡李氏的族群关系、家族政治地位、家族衰败等问题进行了考证。 二、赵郡李氏考证

（一）赵郡李氏变迁、婚姻与仕宦

唐朝前期统治核心为关陇士族，他们对于山东（包括今河北、河南、山东等）士族采取排斥态度，但山东士族有着悠久历史和巨大声望，尽管处境有所变化，但仍然保持经学传统、礼法传家，重视婚姻、仕宦。有唐一代，赵郡李氏担任宰相者有十余人之多。

唐高宗至玄宗时期，赵郡李氏入仕数量比唐初显著增加，共计38位，其中担任五品以上官职的有10位，担任地方官的有2l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赵郡李氏出现了五位宰相，即李敬玄、李日知、李怀远、李元素、李峤。由此可见，赵郡李氏不仅有了进入政权高层的宰相重臣，而且还有大批人员出任地方官，他们成为赵郡李氏势力复苏的重要依靠。中唐肃、代、德、宪四朝是赵郡李氏特别光彩的时期。虽然与前一时期相比，赵郡李氏成员入仕的数量明显减少，但几位杰出人物在中唐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赵郡李氏依然保持较高名望。唐肃宗至宪宗时期，赵郡李氏不仅有李栖筠、李若初、李巽等这样五品以上的朝廷重臣，甚至出现了五位宰相：李泌、李都、李吉甫、李藩、李绛。他们对赵郡李氏家族声望的保持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文宗、武宗两朝是赵郡李氏家族势力的最后一次闪光，这一时期李氏家族出现了五位宰相：李德裕、李固言、李游道、李绅、李珏，除此之外便只有任县尉的李翼和李正卿。和前几个阶段相比，赵郡李氏家族的势力已然大大减弱。从宣宗朝至哀宗，赵郡李氏入仕者聊聊无几。自李德裕贬崖州后，根据《唐语林》卷7记载：“历乾符、广明、中和、光启、文德、龙纪、大顺、景福、乾宁，悉无宗相，而宗室陵迟尤甚，居官者不过郡，出乡里或为里胥”，可知至唐僖宗之后赵郡李氏势力已经完全毁减。及至唐末，赵郡李氏已近完全丧失了势力，它作为一个社会实体的涵义已经不复存在。

（二）赵郡李氏与科举

自隋代以后，科举逐渐成为选官的主要途径，唐代更有“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为不美”之说，可见当时人们对科举及第的重视。随着九品中正制的瓦解，世家贵族子弟在名义上不再享有政治特权，科举更是士族子弟踏入仕途时不可缺少的有力工具。赵郡李氏主要凭借悠久的家族文化传统，积极参加科举，李峤、李栖筠、李绅、李珏、李绛、李鄘等人以进士及第走上仕途，成为名臣。

清代徐松曾在《登科记考》记载：“自唐高祖武德七年至唐高宗显庆六年的40年间，进士及第者290人，其中唐太宗贞观年间每年约平均录取9人;直至唐高宗永徽、显庆年间每年平均录取人数才上升至14人。明经人数虽无详细记载，但从开元时期明经和进士录取名额来看，不会超过进士的3至4倍”。可见，唐初科举考试还并未成为广大平民百姓入仕的主要途径，科举主要服务对象仍然是世家子弟。在如此狭窄的科举选仕制度下，赵郡李氏家族实则很难走上仕途，同时赵郡李氏自身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也使得他们不愿意通过科举取得职位。据《旧唐书》卷十八卷曾记载会昌四年李德裕对唐武宗的一段谈话：“臣无名第，不合言进士之非。然臣祖（李栖筠）天宝末以仕进无他伎，勉强随计，一举等第。”武周时期，为了抑制李唐贵族，进一步打击关陇势力，扩大统治基础，武后破格用人，广开入仕之门，如创立殿试、大开制科，抬高进士地位。同时，进一步扩大科举制的范围和影响，为有学识者提供了一个较为公平的竞争平台。唐代科举的诸多科目中以进士科难度最大，每年取人极少，因此进士出身在唐朝士人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高，许多士族子弟也热衷于进士及第。

唐代科举分常科和制科，据《唐六典》卷四礼部尚书侍郎之职条：“开元时期，凡进士先帖经，然后试杂文两道、时务策五条。文取华实兼具，策须义理惬当者为通。”天宝时期，由于当权吏治派（李林甫、牛仙客）有意把进士科变为文学之科，故“诗、赋的好坏”成为进士科录取的主要标准，一批诗人，如崔颢、祖詠、王昌龄、王维等，是通过进士科涌现出来的，而科举出身担任高级官吏的人数则大为减少。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十年，直至唐德宗中期开始，进士录取恢复了过去以“对策成绩”作为录取的主要标准，且策文不再看词华，而是看策文的内容。此时的赵郡李氏认识到欲实现家族复兴，必须借助科举。根据统计，赵郡李氏入仕途径多是通过考试，在有官职的36人中，12人是通过科举考试入仕的，计进士6人、明经4人，共占33.3%;此外，门萌者9人，占25%。总体看来，赵郡李氏通过科举考试入仕表现出的强劲势头，说明从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赵郡李氏对科举的态度已经由漠视转为重视。 （三）赵郡李氏与党争

李鄘为唐代宗时宰相，其孙李磎为昭宗时宰相，李泌为德宗时宰相，李吉甫、李绛、李德裕均为唐后期宰相，也是著名政治家，在唐后期党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学术界也有人认为“李德裕无党”。其实“牛李党争”的提法不是非常确切的。在《资治通鉴》中，关于唐朝后期的党争，是按照年代记叙的。到了南宋袁枢编撰《通鉴纪事本末》时，把这些官僚集团之间的斗争加了一个名字，叫“牛李党争”。所以，“牛李党争”的说法是后人加上的，唐朝人自己并没有

这么说过。其原因是，被习惯称为牛党首领的牛僧孺、李党首领的李德裕在整个党争过程中，不是每个时期都出现的，而且在每个时期也不是以这两个人为首与对方进行斗争的。在不同时期，党争有不同的人物出现，有不同的斗争主题，有不同的斗争形式。关于“牛李党争”的性质，学界目前意见不一。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中篇——《政治及党派分野》中，把牛李党争归结为：“牛李两党之对立，其根本在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以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他并且转引近人沈植曾先生的观点“唐时，牛李两党以科第而分，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

岑仲勉与陈寅恪先生的见解则大相径庭，他在《隋唐史》一书中从实证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出李德裕“无党”之观点，同时考查出两党中大多数人都是科举（进士）出身，说明牛李党之间在门第和出身方面并无差异，认为党的斗争实质上是“同一士族阶级内部热衷于朋党私利者与比较正直者之间的抗争”。韩国磐在《隋唐五代史纲》中则提出牛党多是进士科出身的新兴官僚庶族地主阶级，代表着改革派势力;而李党的社会基础是士族门阀地主阶级，代表保守派势力。韩先生在陈寅恪观点上的进一步发挥、总结，认为牛李之争就是永贞改革与反改革的继续，牛党是进步的，而李党则是保守的。傅璇琮在《李德裕年谱》一书中主张牛李黨争“不是单纯的个利之争，而是两种不同政治集团、不同政见的原则分歧”，牛李两党“对当时一些重大问题，都是针锋相对的”。目前学术界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牛李党争只是一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之争，双方结党的基础并不是基于共同的出身，也不是基于共同的政见，而是通过建立各种关系建立而来的。从整体上看，现代史学界普遍认为牛李两党的争斗主要是为了争权夺利而互相倾轧，既谈不上什么士庶之争，也谈不上什么政见之争。因此牛李党争的本质，不在于“出身”和“政见”，而专在“人事”。 （四）赵郡李氏的文化成就

赵郡李氏在文化上有着较高的成就，留下大量著作。赵郡李氏的文化方向随着国家制度的变化也发生了一些转变，在唐代科举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就此赵郡李氏也将自己原来的经学逐渐转变为文学，其中制度的发展对此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科举制的施行主要是对于学者的文采有一定的评价，为国家选择文采高、有治国之道的人才，最为优秀的是状元、榜眼、探花，而当时主政者对举人的出身非常重视，这促使赵郡李氏的文化方向发生转变，以最大努力追求最高文采为国家效力。之后安史之乱的发生将赵郡李氏的学风推向实务，其族人李尚一、李畅等人得到重用，而他们的著作大多与当时国家政治息息相关。

在诗歌方面，初唐时李峤、李乂、李景伯等人因频繁地随侍皇帝游赏宴饮故多应制酬唱之作。李峤虽然最初以文章知名，但他的主要贡献不在文章，而在于诗，《全唐诗》共录其诗200首之多，在初唐诗人中仅次于张说，位居第二，可以称得上是高产诗人。他与崔融、苏味道、杜审言并称“文章四友”。大历时期清雅诗风兴盛，李嘉祐、李端叔侄的作品以清雅婉丽的诗歌风格，入选当时唐人选集得到广泛流传。李嘉佑在唐肃宗、唐代宗时期的诗坛上占有一席之地。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一诗中对其评价颇高：“袁州自振藻天朝，大收芳誉，中兴高

流，与钱、郎别为一体，往往涉于齐、梁，绮靡婉丽，盖吴均、何逊之敌也。”中晚唐时期，随着时代变化，文学领域开展了以韩愈、柳宗元为首倡导的“古文运动”和以元稹、白居易为主倡导的“新乐府运动”，其中前者提倡“复古”，而后者提倡“通俗”“实用”，这些主张都与李氏家族的文学创作基调相融合，因此在这个时期的诗歌领域，李氏家族成员出现多位享誉诗坛的名家和大家。李氏家族成员在这一时期诗歌创作领域里卓有成效的努力增加了其家族的文化影响力，这个时期也是其家族文化力量最强的时期。

在散文方面，盛唐至中唐之际，作为古文运动首倡者之一的李华，力图改革六朝以来的浮靡文风，追求文章的散体化。他的努力在于顺应了王朝政治风气的变化，表明其将文学与时代结合起来的能力，不仅奠定了自己在古文领域的成就，也使得整个家族的文学文化建构力量有所提升。因此在李华之后赵郡李氏家族产生对当时颇有影响的一批作家，如李绛、李虞仲父子，李栖筠、李吉甫、李徳裕祖孙三代等人响应古文改革思潮的号召，在以制诰文为主的创作尝试中倾向于内容平实的散体化诏敕，力图增强文章的实用性，在进行文体革新的同时，也为当时文学文化发展提供了动力。李华有《李华前集》十卷，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李绛曾有《李绛集》二十卷、《论事集》三卷，《全唐文》编李绛文二卷。其子李虞仲有《李虞仲制集》四卷，在《全唐文》中存文18篇，其中有17篇为制诰文。李栖筠有文集，但已失传，《全唐诗》存其诗歌。其子李吉甫有《元和郡县图志》传世，另有《元和国计簿》。李德裕著作有《会昌一品集》。 （责任编辑：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