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石枕川先生

缅怀石枕川先生

近几天常常想到一个问题：如果只剩下三天生命，那我最应该做些什么呢？该做的事情太多了，几十年的计划骤然间浓缩进三天里，即使拼命去做，也不可能做完了！对亲朋的依恋于事无补，我应该在身后留下点什么，至少要写些东西，说些真话吧。

其实我才二十九岁，并不是该想这个问题的年龄。可是连续的胃病发作，尤其是医生“不可以太劳累”的警告，让我不能不一次又一次地想到死亡。如果事实果真如此，而且上帝只给我留下三天好活，那我是不是应该抓紧时间做点有意义的事呢？

有关生命的意义，这个问题在学生时代考虑得比较多。跟教科书要求的一样，我小时候，以为生命的意义在于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现在的小孩多数则想成为宇航员，不知道这些人将来都飞到天上去，太空里能否容得下？然而他们毕竟比我那个时代多了一些选择，我实在羡慕他们）。中学时代，所有的人都为我呐喊助威，让我考大学，让人觉得生命的意义可以在大学里破解，于是我埋头苦读，终于考上了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习俄语。

之所以报考洛外，是因为每次走过讲桌前，那上面总撂着一本中学生杂志，封面上登有一位美丽女生晨读的掠影，一开始并没感觉，时间久了，便在意起来，而最终考取洛外。之所以学俄语，原因则更加简单而荒唐，当时的高一英语课本第一课说的是马克思学外语，只用了六个月，马克思就完全掌握了俄语，而且开始在俄语杂志上发表论文。既然俄语如此简单，不学这个专业学什么呢？正是这样一个荒唐的选择，使我意外地邂逅了敬爱的俄语翻译家石枕川先生。

很多人都说大学是和梦有关的时代，说它五彩斑斓，令人神思，令人难忘，可我的大学

生活并非如此。我远远比不过伟大领袖马克思，六个月内不但没能发表俄语论文，连记住几百个单词都感到吃力。学习压力既大，军校管教又严，而且经常要把被子叠得像豆腐，还要从事今天种树明天再把今天种的树拔掉的劳动，我心情惆怅，郁郁寡欢。有人说这是成绩差造成的，可当我努力取得较好的成绩时，心情并没有好多少。有人说是没谈恋爱造成的，可当女友与我飞鸿传情时，我也没有意气风发的快乐。有人说我不快乐的原因在我，可令人搞不懂的是，不快乐的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

学院里充满了某宿舍某学生何年何月上吊死亡的传说，尤其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学院里居然还有一个跛脚的疯子，年纪四十左右，每天开着三轮摩托车，趁课间或中午时分找学生练习口语。男生遇到他，应付他一句“good morning”，女生遇到了，则低头跑开。在这样叫人忧伤郁闷的环境中，一向自恃身体强健的我，三天两头生起了怪病，学习成绩也一再下滑，在认识石枕川先生之前，我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石先生身材瘦削，貌不出众，只是在众多身着军装的教员当中，他的一身便装格外惹眼。看他年纪那么大，我们都以为他是退休后返聘的，事后才知道他原本就不是军人。他教视听说课，谈吐很幽默，待人也像俄国人那样彬彬有礼，即便是对上课迟到的学生，他也会用俄语礼貌地道一声“早上好”或者“下午好”。对学生，他总是以“先生”和“女士”相称，我们这些整天被带队干部吆来喝去骂得没脸没皮的学员，第一次感受到了身为人类所应该受到的尊重，学习俄语的兴致也得到了一次真正的调动。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把他当成一位普通教员，他自己也从不显山露水。直到大四，一位姓王的教员无意间告诉我们，石枕川先生是当今中国四大俄语名翻之一，我们才知道这位石老头不一般。到图书馆看过之后，我们对石老师有了一些了解：他翻译过《复活》、《父与子》、《前夜》等多部经典名著，同时最重要的，他还翻译过一批蒲宁等人的作品，是把俄罗斯白银时代作品引入国内的开拓者和主将。

孤陋寡闻的我们开始对石先生另眼相看了，一到下课时间，他的身边总围起一堆人，听他说说俄国人的事儿。每逢这时，他总会捏扁一支香烟，悠然地夹着，和蔼地向我们解疑答惑。有时他也会谈到自己，说起1938年，当时他还是个孩童，外出回家正待进门之际，日本人的飞机将一颗炸弹投在他家院中央，他转身就跑，孤身一人向北逃到了苏州。后来，他在东吴大学也即今天的苏州大学读俄语。

他是个直言快语的人，尽管平时说话极尽婉转柔和，但一旦涉及到严肃的话题，他从来都是坚持己见，丝毫不加遮掩，而且批评的成份多，赞许的成份少。可能是这个原因，他不但在沦陷的日子里举步维艰，而且在抗战胜利甚至解放以后一直都活得不舒坦。他从十五岁开始发表诗作，后来因为受到打击（个中的细节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了），转行从事翻译。他当时的想法是：既然创作不被允许，那我就搞翻译，这些书是别人写的，你们总不至于再找我麻烦了吧。可是，就连这点小小的心愿也没能得到满足，文革期间，他受到了肆意恶毒的攻击。当时盛行斗资批修，全国各地的大学都勒令停课，连普通学习俄语的人都受到怀疑，更不消说他这个积极引进俄语文化的人了。在满腔的愤懑与痛苦中，他辗转向北迁居，最终来到洛阳。因为对苏斗争需要，全国只有这一家高校没有停课。对石先生来说，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他向校方提出想留下来当教员，颇费了一番周折后，校方同意了他的请求，但同时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只能让他以百姓的身份授课，不能套改部队文职干部；二是只能拿普通教员一半的工职。身为一介知识分子、专业无从所用、存活下去都成问题的石先生根本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他答应了这些条件。据他讲，他的翻译收入加上校方付给的报酬，还能稍稍高于其他教员的工资。可能又是这个原因，有人向校领导打他的小报告（中国向来不缺少这样的人，什么时候这种人绝迹了，我们的共产主义或许就离实现不远了），说他“不务授课正业，只顾翻译挣钱”。于是在大会小会上，石先生又成了明批暗讽的典型。长期的劳作和过度的压抑使他跟其他许多翻译名家一样，患上了哮喘等多种疾病，医生多次劝他戒烟，

他没戒，因为这是他的精神食粮，因为太多的时候，他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不抽烟干什么呢？

一阵仰慕过后，我们对他的感觉又恢复到了从前，觉得他依然那么普通，那么平凡。系领导叫他有个什么事，他总是不顾七十高龄，一路小跑冲到领导跟前领受指示。即使学员有事叫他，他也会十分殷勤地上前解决。如果谁对他表现出稍许不满，那他会十分惊恐，耐心细致地作出解释，或者直白地向我们道歉。他的生活里似乎藏满了杀机，随时可能跳出一个人来要他的命，种种反应的过度都令人吃惊。我们很难把眼前的他跟一个翻译大家联系起来。如果不是命运的安排，我后来可能也不会跟他有太深的交往。

大四写论文，语法是我最厌恶的，其它的论文我也不喜欢，唯独翻译还算凑和，所以我选择了翻译文学作品。我和另外两位同学被分到了石先生的名下。当天他给我们上课，趁课间休息的当儿，我故作幽默地上前对他说：“老师，我要告诉您一个不幸的消息。”他听了这话，登时脸色大变，用手按着胸口说：“亲爱的瓦洛佳（每个学生都由老师起一个俄语名，这是我当时的名字），我的生活已经够惨了，你又有什么不幸的消息要告诉我呢？没关系，你说吧，我已经做好受打击的准备了，你说吧。”我说：“我要成为您的弟子了，我不是个好学生，这对您来说，应该算作不幸吧。”他长吁了一口气，说：“唉，这算什么不幸呢，我一个孤老头子，你不要再吓唬我了，好吗？”

我没想到他居然这般回答，面色的惊恐也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得知，那位骑三轮摩托车学外语的“疯子”居然是他的儿子，其实并没有疯，只是在疯狂地学习外语。那种勤奋过人的学习热情固然使人感动，但一眼望见他，总叫人心里沉甸甸地。

石先生心里有太多外人所不了解的伤痛，我又何必跟他开这种残酷的玩笑呢？1999年，叶利钦突然宣布退位，在第二天的课堂上，先生为我们播放了叶利钦的讲话录音，当叶利钦

说到自己因年迈多病而不得不出此下策时，石先生不能自控，当着我们的面失声哭了起来。他哮喘极重，一哭，呼吸登时困难，喘上几口气，才能发出低低的呜咽。他对我们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叶利钦是我的同龄人，年纪不饶人啊，再有能力和才华，老了也就无用了。我们在台下呆呆地听着，禁不住潸然泪下。

他已届风烛残年，身子看上去弱不禁风。他喜欢在冬日的黄昏里散步，身上常穿的一套昵子服跟水泥路面的灰色十分接近，以致有好多次，人们匆匆地从他身边走过，却注意不到他的存在。他多次以相同的方式跟学生开玩笑，说昨天遇到一个人，我跟他打招呼，他却不理我。学生问他，这是谁呀，真没礼貌。先生则笑着回答说，就是老先生您啊。学生往往恍然大悟，捂着发烫的脸与先生相视而笑。

我选译的论文是白银时代一篇叫《在镜中》的文章，翻译的效果还算不错，先生大加赞赏之余，将之推荐到系里，准备评选优秀论文，并且对我说：“真没想到，你的文笔居然如此老成，你这篇文章可以拿到校外杂志上发表，中国文坛上似乎又要升起一颗新星了。”先生的话使我受宠若惊，因为在同学们的眼中，我是个一无所长的平庸之辈，在带队干部眼里，我则是个桀骜不驯不听使唤的“刺头”，自上大学以来，很少受人夸奖。

当时我在写一篇叫做《生命之旅》的长篇小说，不过是偷偷摸摸写的，深埋在地下，唯恐被人耻笑了去。经先生这一夸，我觉得自己做的事合法化了，前途也光明了许多，因而不知天高地厚地跟他畅谈起自己的理想来，准备写三部长篇：五年内，有感于自己的现实生活，写一部《军营之旅》；十年内，写完手头现有的作品《生命之旅》；十五年内，有感于华夏族的坎坷历史，写一部《大汉之旅》，完成这三部曲，今生死而无憾云云。现今想起来，在一位文坛前辈面前，说这些话是多么地幼稚，多么地不知天高地厚。可石先生听了，却越发客气起来，说：“我越来越觉得你不一般了，我已经老了，你好好努力吧。”

当时他在译一部作品，时常见到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厚厚的原著上压着一枚硬币以防书页被风吹乱。到我论文写完时，他的译作也完成了，我因为字打得快，自己论文写完了也没什么事，便主动请求为他把译作输入电脑。原以为他会爽快地答应，没想到他说了一连串的“不”，将我拒绝了。他不会打字，输入电脑只能依靠工人，花钱费时不说，而且误打的字句几占总数的百分之一，每次打出现稿来，先生还要重新修改。他行文严谨，对一字一句的要求很高，每每因为一个字的原因去反复对照自己的手稿甚至原著。以前他曾向我抱怨过这事，所以我才会主动请缨。

我一再请求，先生只好对我说实话：“我不敢让你们输，如果被人发现了，又要说我不务正业了。”我说：“没事的，我自己有笔记本电脑，谁都发现不了。”他回答：“那也不行，我宁愿雇工人输，万不可用你们。”我愤然说：“学生帮着老师输个东西怎么了，我是自愿的，谁会管这闲事呢？”先生发出一声苦笑，说：“管闲事的人多了，不平的事也很多，有什么办法呢？时下各外语院校都不允许拿译作参评职称，你对这事怎么看呢？”

居然有这种事？我当然很不平，对老师说：“怎么可以这样？学习外语的最终目的难道不是为了翻译东西吗？难道要让所有的人都去研究语法和语言国的国情吗？”先生说：“是啊，对于一国语言来说，语法和国情只是表面上和技术上的东西，是细枝末节，真正的文化内涵和民族凝聚力都在文学作品里，那才是重头戏，结果不但没人支持你吧，反而还……”先生停顿一下，接着说，“现在的人学外语，都热衷于翻译产品说明和技术资料，以为那样来钱快报酬高，文学作品因为市场小发表难，现在几乎无人问津。我们中国人要向外国学习，不能仅仅学习技术，思想不先进，文化没品味，这个民族就可悲了。”先生最终也没同意我替他输字的请求。

毕业时间很快就到了，毕业大会上，学院为获得优秀论文的学生颁发奖金，因为先生告知过我入选优秀论文的消息，所以我内心里很激动，等待着主持人唱读我的名字。谁不喜欢

荣誉呢？它毕竟是对一个人的肯定嘛。包括石先生都不例外，我有一次说起他是当今中国四大俄语名翻之一的事，他颇感激动，问我是在哪里看到的。我回答说是王教员讲的。他听后稍稍失落，说那不过是王教员的一己之见罢了。与其说先生渴望荣誉，倒不如说他是在渴望得到社会认可，渴望自己的翻译理念得到语言界认同。我等了许久，直到大会结束，都没听到自己的名字。

我带着几份失落去找石老师，向他作毕业前的最后一别。没等我开口，他问：“怎么样，奖金拿到了吗？”我如实说：“没评上优秀。”他十分吃惊，说：“怎么可能？评选小组长亲自告诉过我的。”最后又叹息说：“我该退了，推荐起来没那么有用了。这里头的事，总是很复杂。”我安慰他说：“没关系的，我不是太在乎。”先生又说：“我不知还能再活几年，反正不能再教书了，临死之前，我要回苏州老家去，那里才是我的家。”

毕业后，我与其它十名同学一起分到了南方一个沿海城市，从事的是跟俄语风马牛不相及的电报抄写工作，一些与我们年纪相仿却早来几年的中专生，他们是学习抄报专业的，我们这些人当然比不过他们，所以整日受到嘲弄。科室里设有一些比学校的班长还要小的官职，如台位长、分队长等，同学们为了能抢先一步入党并戴上这些乌纱帽，便像黄埔军校毕业的同班同学们一样，相互之间展开了伤人至深的斗争。我看不下去，便申请外出引装，那里有到俄国去的机会。

进了临时组建的翻译队，情况比单位好不到哪里去，为了争取出国机会，男人丧失尊严女人献出廉耻的事儿屡见不鲜。自身地位并不高的专业技术干部，对翻译人员百般折辱，甚至连战士都瞧不起翻译。有一回，不知是因为俄国专家讲课晦涩难懂，还是翻译水平有限，当然也有可能是战士们没领会了，总之翻译与战士之间发生了口角，最终发生了战士们回国前在机场上群欧翻译的事件。众多的翻译因为长年漂泊，三十几岁找不到对象的大有人在，结了婚的，因为长年无法照顾家里，离婚的也时有发生。我在耳闻目睹了太多的类似事件后，

终于决定回单位去。但是引装单位又借口任务未完成不放行，无奈之下，我只得独自发起了非抵抗不合作运动，每逢集体活动时便躲在房间里拉蹩脚的小提琴，刺耳的噪声和刻意的挑衅令领导们无法忍受，这才得以回来。

不用俄语不得意，用了俄语却更加失落，学俄语还有什么意义呢？单位里有人提议低价让我们翻译军事资料，一千字十元，是一种超廉价的劳动。可是，就连这也遭到了领导的反对，他们的看法是：翻译文章对这帮人来说太小菜了，照此下去，单位的经费会被他们挣光、耗尽、榨净，最后商定的做法是：让大家翻译东西，每译一百页（一页两千余词）奖赏五十元，译不完的要给予处分。我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种硬性指派的劳动犹如偿罪，跟劳教何异？我常常在深夜里拍胸问苍天，当初为什么会如此愚蠢地做出学俄语的选择呢？我恨自己无知，恨父母不曾指点我选择专业，甚至还恨起了俄语本身。身边的人都应付差事般地开始译述资料了，平均每月一页，他们达成了默契，谁快了都会挨骂。

在万般的失意中，我想起了石先生，我想给他打个电话，请他给我指条明路，哪怕稍加安慰也好。电话打到办公室，是王教员接的，他说石老师回苏州去了，又把苏州的电话告诉我。我跟王教员长聊起来。王教员是石先生看中的人，曾经与之合作翻译过作品。我向王教员倾诉衷肠，他便鼓励我，将手头上选出来的好文章寄给我，让我试着译出来投稿。这些文章后来都在《译林》杂志上刊发出来。我深感兴奋，觉得自己似乎可以继承石先生的事业了，一种关门弟子衣钵传人的神圣感也油然而生。

我有好长时间不敢跟石先生通电话，因为怕他提到我那三部大作的事。我对周围的人和事都不满，写出来的东西寒光闪闪，犹如利刃，不像小说，反像杂文，所以一直没写。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终于拨通了他的电话。先生对我取得的成就感到欣慰，向我讲述了俄罗斯的文化现状，介绍了一些投稿方法，让我继续翻译，再接再厉。我向他说起自己的苦衷和不满，他说：“怎么会这样呢？你不是海军军官吗？不管怎么说，你现在的条件要比我那时好。

我小时候还梦想过当一名水手，可惜现在实现不了啦。你要珍惜好现在的生活，不要喝酒混日子，搞些翻译创作，将来总会有成就，喝酒却喝不出东西来。”

我后来又陆续发表了一些译作，但由于选稿难度大，刊物用稿有限，同时也因为收入微薄等多种因素，所以无法安心再译。过了半年，我进了机关，当了行政干部，昔日的同学见了我，都很尊敬地向我打招呼，很给人一种干好本职工作的激励。同时又有些小说发表，一篇下来就是上千元，比翻译的稿酬高得多，所以翻译基本上就停止了。有时也感到对不住石先生的厚望，但时势所逼，我又能奈何？

去年春节前，我想给石先生电话拜年，打到他家里，听筒里一片沉寂，连盲音都没有。我觉得不妙，又给王教员打电话，这才惊悉先生一年前就已长辞而去。我有些窝火地问：“先生走了，我们为什么不知道呢？怎么不见哪家杂志说过呢？”王教员说：“我倒是在学院网站上发过一个贴子，说过先生过世的事儿。”我说不下去，挂了电话去上网，果真见到王教员发的贴子，但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其它有关先生去世的消息了。在所有的引擎上搜索先生的名字，展现的多是先生的作品，有关他的生平，则几乎没有任何记载。难道一位翻译名家去世，学术界居然无动于衷吗？一位翻译界的名士，介绍俄国文学的干将，有着独立人格和执著追求的文化人，在他身死之后，不应该受到这种冷遇。

我多次有心重操旧业，光大先生未竟的事业，但先生一生的孤苦、清贫和劳顿屡屡让我深感刺痛。人毕竟是社会中的人，谁都有欲望，谁都有需求，先生那样的清苦，实在不是我这样的凡夫俗子所能承受的。我在惊叹他取得的成就敬佩他从不苟且的人格之余，却也不能不同情他一生的遭遇，并因之对翻译事业望而却步。先生若在地下有灵，会不会责怪我意志不坚？

事到如今，与先生悲剧人生相关的环境和人物尚在，我说的这些话，无疑会戳痛他们的

伤疤，或许我还会受到指责和非难，但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先生这样一个正直而善良的人，生前既已遭遇不公，作古之后又没有得到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作为他的弟子，我岂有袖手之理？而且，我只有三天的时间好活了，还会怕那些无聊的人指责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