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散文的“三美”——以《蒲桥集》为例

仕永波

【摘 要】文章以汪曾祺最具代表性的散文作品集《蒲桥集》为例,从整体现照、主体情感、文本语言三个层面对汪氏散文的美学特色进行了探析和归纳,认为汪氏散文在以上三个层面上分别呈现出古典美、人文美、亲和美的“三美”特色. 【期刊名称】《哈尔滨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2(033)011 【总页数】4页(P72-75) 【关键词】汪曾祺;散文;美学表征 【作 者】仕永波

【作者单位】鲁东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山东烟台 264025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207.6

《蒲桥集》是汪曾祺的第一部散文集，“我的住处在东蒲桥边，故将书名定为《蒲桥集》”。［1］汪曾祺最为主要和最具代表性的散文作品都收录其中，汪曾祺散文的创作艺术特色在这部精美典雅的散文集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从而奠定了汪曾祺散文艺术的审美价值取向，是标识汪曾祺散文风格范式及情绪蕴藉的典范性作品。 散文是一种源远流长、旨高意远的母本性文体，讲求情绪的自然迸发流露与真情实感的元状态抒发，讲求诗意空间的创设营构，讲求形式和语言的自由精炼与丰润隽

永，在非虚构和心绪真实的创作基点统摄下，以情愫的阐发和语言的倾诉为文本要素，最终达到表露创作主体价值意向、与读者形成心灵契合的终极目的。在《蒲桥集》的自序中，汪曾祺先生以理性睿智的眼光和真诚平实的心态，阐述了自己对于散文与民族传统、散文与抒情等问题的看法，这些看似平易的话语实际上是贯穿在这部散文集创作过程中的指导性理论，同时，《蒲桥集》也在文本内部构建以及审美艺术特色等领域切实地实践并暗合了这些散文理论。本文从整体观照、主体情感、客体文本语言三个方面，对《蒲桥集》这一“文人传统复活与转化的精神与艺术的标本”［2］在审美艺术层面上体现出来的特色作以简要梳理和必要论述，进而获取对于汪曾祺散文艺术特色的整体感知。 一、整体观照:承续传统的古典美

汪曾祺先生是一位崇尚传统文化的具有较为典型的“士大夫”情结的文人，“汪曾祺的目光轻轻掠过人世间的纷扰与烦乱，一往情深地游走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长廊中，把民族文化的传统精神在散文中挥洒得淋漓尽致，深刻映衬了他那东方知识分子的复杂文化心理”。“汪曾祺的精神命脉中融入了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长期浸染和熏陶。”［3］汪曾祺先生自己也曾明确坦承“受儒家影响比较大”。这是从社会文化心理视角对汪曾祺先生的深层性格基素进行的开掘。这种文化心理归附到散文创作中，就会使创作方法倾向于传统流脉，从而使散文呈现出一种悠长的承续传统的古典美韵。在《蒲桥集》的自序中，汪曾祺先生这样表述散文与传统的关系:“看来所有的人写散文，都不得不接受中国的传统。事情很糟糕，不接受民族传统，简直就写不好一篇散文。不过话说回来，既然我们自己的散文传统这样深厚，为什么一定要拒绝接受呢?我认为二三十年来散文不发达，原因之一，可能是对于传统重视不够。”［1］这一席话流露出汪曾祺先生对传统散文精髓的认同与积极接纳，这种传统散文的精要之所在，一方面表征为一种淡雅闲适冲淡的古典心态，而不是流于一种世俗的功利主义目的;另一方面体现为有感而发、讲求实用、为事

而作、注重文才风骨，而不是流于一种泛滥的情绪宣泄和华美空泛的语言游戏。这些传统文化精髓在《蒲桥集》这一文本中都有着较为鲜明的体现。

纵览《蒲桥集》中的诸多篇章，比重较大的有这样几个题材类别:探访游历古迹(《国子监》、《杨慎在保山》等)、缅怀旧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金岳霖先生》等)、追忆旧事(《桥边散文》、《跑警报》等)、赏鉴自然景观(《翠湖心影》、《昆明的雨》等)、品味生活(《故乡的食物》、《泡茶馆》等)。而这些题材元素，在传统散文中也是普泛可见的。这充分说明了汪曾祺受传统散文影响之深广，从而使他的这些篇章释放出恬淡闲雅的古典“士大夫”色彩。他特别推崇归有光、张岱的散文小品。他曾坦言:“我受影响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惋。”［1］可见，传统散文在汪曾祺心目中的地位是根深蒂固的，秉承这种传统是他自身主体的能动需要。 其实，除了在题材界域方面汪曾祺有着浓厚的古典传统意识外，其散文文本内核也是以传统文化的各种价值指归为底色的。《蒲桥集》中的文章无论是探寻古迹、游历山川还是追忆旧事、品味生活，不仅内容方面在谈古论今、抚今追昔的同时充斥着巨大的传统知识信息量，漫溢着自己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独立个性评判，而且所有的文章都是以传统价值观为根本基点的，其精神实质是归于传统一域的，而所有这一切都应归因于作为创作主体的汪曾祺骨子里潜存的强大传统认知和难以释怀的古典情结。这就是使《蒲桥集》在文章选材、主题意蕴、整体色调、文本内核等各个层面都呈现出传统文化支配下的丰腴而鲜亮的古典美。

笔者认为，这是在对《蒲桥集》进行整体观照时所能感悟到的最为明显的审美效应。从更深、更广的文学史意义上进行考查，这种整体美学风范实际上接续了一种久违的散文传统，一种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某些时期曾断流或失传过的具有真正文学价值的弥足珍贵的传统。这种传统在古代文学史上极其辉煌，在五四时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拓延，这自然应当归功于鲁迅、周作人、梁实秋等一批精英散文作者;

在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中，由于权力话语的肆意横行，散文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生存空间，成为了权力话语垄断下的点缀品，变成了一种“假大空”的溢美文体，失去了自身的真正存在价值。在“新时期文学”的春天如约而至之时，汪曾祺的《蒲桥集》使这一缺失已久的散文传统重新回归，散文的传统古典美再一次在全新的文学土壤中粲然绽放。

二、主体情感:悲悯情怀衍生出的人文美

如前文所述，汪曾祺先生的精神内里是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的杂糅体，这种浓烈的传统基因使其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中庸调和的心态，使其理所当然地具备一种“随遇而安”的行为方式。同时，对儒家精神的过度偏爱，对庄子的一度迷恋，加上业师沈从文先生“乡下人”心态的影响和自己曲折坎坷的人生阅历，使其原本芜杂的精神层面又多出了一份人道主义情怀，一份可贵的悲悯情怀。“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1］韩晓蕙在《中国散文创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散文只有具备了人类的终极关怀意识和心灵高度，才能深刻和厚重起来。”这里所讲的“人类的终极关怀意识”实际上就是一种悲悯情怀和人道主义意识。人道主义是人文精神的制高点，这种潜涌着人文精神和悲悯情怀的主体情感，必然会对作品创作的题旨意蕴产生很大程度上的影响，从而使他的作品在这种悲悯情怀的感召下衍生出一种旖旎的人文美，这份美的韵致在《蒲桥集》的众多篇章中都有鲜明的体现。

人文精神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精神，它关注人，关注个体的人自由运用理性的权力;关注人在感情和意志方面的自由发展;关注人自我定义自我的主体性。汪曾祺先生价值意识中的悲悯情怀和人文精神贯穿于他的创作实践中，渗透在《蒲桥集》的诸多华彩篇章中。综观细读《蒲桥集》的许多章节，我们会发现有许多篇章是专门谈论“饮食”这一较为世俗的主题的，如《故乡的食物》、《昆明的果品》、《昆明的食菌》、《吃食和文学》等，会使我们不由地想起周作人和梁实秋的谈论“饮食”

的一系列恬淡小品，在进行比较之后，就会明晰地发现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蒲桥集》中的这一类别的散文并不像周作人和梁实秋那样在谈论饮食习俗的过程中品味生活的乐趣、把玩闲适的情趣，而是明显地蕴含着强烈的悲悯情怀和人文意识，在看似悠闲的外表下深藏着的是严肃而淳朴的下层民间情怀。如在《故乡的食物》中的“炒米和焦屑”一节的结尾，作者这样写道:“炒米和焦屑和我的家乡的贫穷和长期的动乱是有关系的。”这样的语句在许多章节中都可以找到，显示出作者谈论饮食的真正用意和终极归宿。这类饮食小品不仅写到的食物诸如“炒米和焦屑”、“咸菜茨菇汤”、“蒌蒿、马齿苋”等都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平民食品，而且在漫谈饮食的过程中处处流露出对下层民众生活的现世关怀和对民众生存状态的理性思索以及对过往艰难生活的重新审视，从而使这一系列作品有别于梁实秋等人的高雅饮食小品而呈现出一种鲜明的人文美韵。正是这种人文美韵和朴素的关怀是许多散文作品所缺乏的，附庸风雅，讲一些高深不切实际的抽象事物，这样的华而不实的文章必定会失去读者，失去自身存在的价值。《蒲桥集》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除了这类饮食散文中投射出“人文美”的韵致外，《蒲桥集》中的其他一些篇章也或多或少地具备“人文美”的质素。在《金岳霖先生》、《一个爱国的作家》这两篇文章中，透露出作者要求对人的价值慎重估定的强烈吁求;在《苏三、宋士杰和穆桂英》、《吴三桂》两篇文章中，作者认为应该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姑妄听之、牵强附会;在《林肯的鼻子》这篇文章中，作者倡导了一种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所有这类创作主旨实际上与人文精神要求尊重人、关注个体的人自由运用理性的权力、尊重个体价值的精神实质是相一致的，也就自然使这类作品笼罩上了一层“人文美”的艳丽色彩。总而言之，如果从主体情感这一思维向度对《蒲桥集》进行文本阐释，笔者认为，由创作主体所具有的悲悯人道情怀和民间意识所衍生出的人文美是其最为显著的审美特色。

三、文本语言:营构“生活语境”的亲和美

“语言的运用在散文中有着独特的色彩，故而人们将语言称作散文的外表……可见语言在散文中是占有相当重要地位的。”［4］汪曾祺先生是极其重视语言在文本建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的。众所周知，汪曾祺对散文的语言倍加重视，他有着自己独特而系统的语言观，以这种语言观为指导，汪曾祺的散文语言呈现出了“亲和美”的景致。在《蒲桥集》的《自报家门》一文中，他这样写道:“我很重视语言，也许过分重视了。”他认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具有文化性”，“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可否认，对语言功用的重视与独特认知是一个成功作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也会直接影响到文本语言的风格的形成。 通读《蒲桥集》，我们会感悟到作品语言是平淡自然而极具亲和力的，像是在和读者进行心灵对话，像是在和读者拉家常，娓娓道来，舒缓而有节制，没有佶屈聱牙的晦涩语句，没有叠沓回环的欧化长句，像涓涓细流一样轻盈流淌，投射出一种冲淡平易的“亲和美”风范。最能体现这种风范的是一些怀念故人的文章和谈天说地的小品，如《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星斗其文，赤子其人》、《金岳霖先生》、《老舍先生》、《故乡的食物》等，在这些文章中作者以平和的心态作为情感基调，完全用通俗口语写作，达到了不施铅华而才情迸发的无技巧化境，作者的每一句话都显现出源自内心的真色彩，能够直达读者心灵的最深层，从而形成了强大的审美感染力。“沈先生在西南联大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一晃，四十多年了!”(《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结尾)“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盆里。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这就是《边城》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沈先生喜欢的草。”(《星斗其文，赤子其人》结尾)“一九五四年，我调离北京市文联，以后就很少上老舍先生家里去了。听说他有时还提到我。”(《老舍先生》结尾)“联大的许多教授都应该有人好好地写一写。”(《金岳霖先生》结尾)

散文的结尾按常规应该将感情进行升华与拔高，适当用一些感情激烈的词句，但在这几篇文章的结尾作者却平缓依然，语句也是清一色的口语，但却感人至深，亲和有加，而且给读者留下了进行“二度创作”的巨大艺术空白。可见，即使到了感情最充沛的关口，作者也没有一味大肆宣泄情绪，而是充分考虑了读者的接受角度，以节制性的情感表露方式，和读者拉近距离，从而产生出繁复宏阔的“亲和美”。 这种“亲和美”的形成与汪曾祺先生儒雅中庸的心态、民间悲悯人文情怀自然有一定的联系，但最关键的因素应当归功于他营构“生活语境”的不懈努力。这种生活语境下的“亲和美”是他一直认同并推崇的文本风格类型，也是汪曾祺散文在文本语言方面最为突出的特色。他在《蒲桥集》的自序中有关这一问题的精彩论述:“二三十年来的散文的一个特点，是过分重视抒情。似乎散文可以分为两大类:抒情散文和非抒情散文。即使是非抒情散文中，也多少要有点抒情成分，似乎非如此即不足以称散文。散文的天地本来很广阔，因为强调抒情，反而把散文的范围弄得狭窄了。过度抒情，不知节制，容易流于伤感主义。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学)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小姑娘似的话，何必呢。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但有时恐怕也不免‘为赋新诗强说愁’，感情不那么真实。”［1］这里所说的“家常”实际上是“生活语境”的同体异说，两者有共同的价值终极指归，是语言“亲和美”审美效应产生的基础。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俗语和读者进行交流，是产生“亲和美”功效的前提条件，反映了创作主体对接受主体的重视，从而使两者达到二元互动、双向交流的理想境界，这样作品的价值就会被认可并会在更高的层面上得到提升。“节制情感”是“亲和美”产生的又一重要条件，节制情感会避免使作品拘囿于单调乏味而空洞做作的抒情怪圈，使感情显得朴实而真挚，从而使读者感受到“亲和美”的存在。总而言之，文本语言“亲和美”是一种语言美的极致状态，是一种由各方面因素综合而成的语言境界，是汪曾祺散文审美艺术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蒲桥集》是“文化转型时期当代作家对传统的最为成功的一次‘聚焦’”，［2］是蕴含复杂意义的文本。本文从整体观照、主体情感和客体文本语言三个方面就《蒲桥集》在审美艺术方面呈现出来的特色作了浅要地论述，整体观照显现出的古典美、由主体情感生发出的人文美以及文本语言的亲和美是《蒲桥集》留给我们的最为强烈的艺术印象，同时也是汪曾祺散文文本最为突出的艺术特色，凭借这艺术风格上的“三美”特征，汪曾祺无愧于当代散文大家之称誉。 ［参考文献］

［1］汪曾祺．蒲桥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2］王尧．最后一个中国古典抒情诗人［J］．苏州大学学报，1998，(1)． ［3］文学武．论汪曾祺散文的文化意蕴［J］．当代文坛，1996，(1)． ［4］王景科．中国散文创作艺术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