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破产

冰岛破产！希腊破产！多个国家开始濒临破产的边缘……2010年美国的负债已经突破历史上的最高纪录达13万亿美元，国债达GDP的将近90%，如果达到GDP的150%，就会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的风险。根据2008美国联邦财政报告中的数字，按照公认会计准则计算，在联邦累计债务达到65.5万亿美元的同时，联邦的净价值竟已是-59.3万亿美元。而65.5万亿美元的巨额赤字不仅是美国国内总产值的4倍还多，而且也超过了整个世界的生产总值。而中国超越日本，成为美国第一债权人！月入不足1000欧元的中国人，却将省吃俭用的血汗钱供养着10倍于己的美国人！

第1部分 战争金融公司

1933年，希特勒在债台高筑的德国夺得了权力，并且通过工业私有化、掠夺犹太人、邮局和铁路强制贷款为自己提供资金，理所当然的，还通过印钞票的方式。

1914年8月，再一次的冲突暴露了没落强国的公债问题：自参战以来，土耳其、保加利亚、奥地利、匈牙利暂停支付向其对手借贷的公债。

法国仅在欧洲就可以通过其食利者的储蓄本金来资助其战争。其他盟国都纷纷转向了美国，作为唯一的可用储蓄源，因为美国启动了一个强大的网络计划，以战争债券的形式收集公民的储蓄。1915年秋，在银行创办人死亡两年后，欧洲人通过摩根大通（J。P。Morgan）向美国借债5亿美元。总体而言，1918年11月11日休战以前，他们向美国人借贷70亿美元，并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另外借了37。5亿美元。为资助其战争，美国创造了一个国家预算的专门部门——战争金融公司。

1918年，新的苏维埃，谴责在19世纪后期由沙皇国家向超过160万的法国储户签署的大数额借贷，其总数达到120亿黄金法郎（当时人们都说：“帮助俄罗斯，就是帮

助法国”）。

1919年1月，英国和法国的公债分别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50%；而美国只有28％，即2亿美元。

此外，随着寿命的延长和第一批退休金体系的兴起，已开始出现一种全新的主权债务，这些债务是隐藏的、不在账目内的，因为其仅仅是签订在合同中的：这是强制后代人去奖励那些在退休后将停止工作的人们，由此而引发的债务。这种债务是的，因为养老金是由积蓄或分摊金来支付的。

为了偿还债务，胜利的盟国要求战败的德国赔偿1320亿马克，即330亿美元，也是50年来德国平均每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多一点。他们正试图恢复预算盈余。在19世纪20年代初期，某些盟国的经济增长受到损害，而且公债有所下降。1926年，当负债累累的德国在恶性通货膨胀中失去控制，雷蒙德o庞加莱在法国创立了一个的分期偿还金融机构，通过征收对烟草火柴出售的税金来偿还公债，这是取之不竭的税收。并且，这稳定了法郎的地位。

但是，1929年危机到来打乱了一切，德国暂停支付。1930年1月，“青年计划”必须在59年间，分期付清由“柏林协议”产生的赔偿金（90亿美元本金和170亿美元的利息）。欠着美国债务的欧洲胜利者们，仍不能偿还他们欠着的157亿美元。1931年6月，在人们为帝国大厦举行落成仪式时，美国总统赫伯特o胡佛下令延期一年支付德国的赔偿金和盟国的债务。那年，联邦预算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首次重现赤字，美国的公债又达到168亿美元。在1932年1月，胡佛在战争金融公司的模式下创建了重建金融公司（RFC）。这家公司可以出借或投资200亿美元，这增长了三分之二的预算赤字。没有了美国的帮助，欧洲走向没落。1932年，英国公债再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91％，法国的债

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50％。

1933年，希特勒在债台高筑的德国夺得了权力，并且通过工业私有化，掠夺犹太人、邮局和铁路强制贷款为自己提供资金，理所当然的，还通过印钞票的方式。墨索里尼的国家为大部分重工业的订单提供资金，或者为从未兑现“付款承诺”的大工程提供资金。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因恐惧而付款，而恐惧也可以控制价格上涨。

1933年，富兰克林o罗斯福第一个任期的第一年，向RFC公司增加8。5亿美元的投资，同时造成了当年的预算赤字为前一年（胡佛总统在任最后一年）的6倍。在欧洲，1934年6月15日，在洛桑会议之后，英国、法国和德国在对美国的债务上部分地违约。

不过这种公债看起来是成功的：在1935年，美国是净复苏的，约翰o梅纳德o凯恩斯在1936年提出的理论，介绍了公共赤字作为达到充分就业平衡的手段。很少有人注意到，早在凯恩斯表达其观点前，公然使用公共赤字资助增长的第一位领导人是墨索里尼，第二位是斯大林，第三位是希特勒，而罗斯福，其实是第四位了。

仍然是任何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失业率仍然很高，并且在1936年，减少美国预算赤字的企图变得令人担忧，使得非常敌视公债的罗斯福的国库秘书亨利o摩根索，在1937年10月，中断了对其从来就不信任的RFC公司的资助。通过强迫RFC公司灾难性地重新开业，并为了帮助农业和改善工作条件，从1938年开始强迫执行一系列的公共支出，从而导致了新的严重衰退。

此外，债务危机造成了其他后果：1936年，法国人线赢得选举并使法兰西银行国有化；同年，纽芬兰因其债务违约，成为英国的自治领地，之后成为加拿大的一个省份。

1939年，经济增长一直没有恢复，一直没能解决：在美国，公债达到42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4。2％。公债在英国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25％，在法国达到110%。

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推动交战各方以军事原因求助于公共借款。在德国，税收增长，是通过高利率的推出、为国防对公司创造出新的税种、对战败的国家实行预收征税（其中40％来自法国）。公债增加到10倍；纳粹国家强迫银行、储蓄机构和保险公司支付公债的大部分，其余部分由帝国银行承担。通货膨胀仍被允许执行价格控制的恐怖者们所控制。在日本，国民储蓄也充分用来服务于战争力。

在另一阵营，美国将RFC改为WFC（世界粮食理事会），就像在1917年投资军火工业一样。罗斯福再一次因为把武器运送到其盟国，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美国船只仅仅只穿过大西洋，就要与英国达成在战后世界组织上让步的交换。1944年，在主权债务控制下，由轴心竞争国之间商定的布雷顿森林协议，创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因此，主权债务和外债危机后续管理的条件被建立，这使得美元在一个奇怪的黄金交易标准担保之下，成为参考货币。

这是黄金汇兑标准的虚拟结束。美国的相对衰落开始了；拥有庞大储蓄的日本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1945年，英国公债再次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50％。美国公债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00％，增至270亿美元，其中370亿美元是由RFC投资的。法国公债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10％，根据戴高乐将军在他的战争回忆录中指出的数字，这是10。23年的税收。

伴随经济增长和通过通货膨胀，这是可以支付得起的。事实上经济强劲增长和通货膨胀的30年开始了，这实际上使西方债务消失了：在1948年，未来的西德了其货币的

可兑换性，并发行一种新的货币：德国马克。这是西欧的最后一次拖欠。在法国，主权债务不再是在1955年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1969年的13。5％、和1973年的7。5％的水平了。尽管在远东地区的战争增加了民用和军事开支，美国公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45年的108%至1955年57。4％，平均期限为9年。随着通货膨胀，利率四处攀升，直到达到15％（见图2）。

1956年，为了处理庇隆的阿根廷及其债权人之间的关系，巴黎俱乐部创立了，其汇集了所有的放贷国家和国际机构。在巴黎，这个俱乐部财政部设立在国库管理机关内，随后将被用于确保公共债权人的协调，其服务对象主要是七国集团，大多数情况下满足发展中国家的所有主权债务人。

然后，自1965年起，战争再次推动公债上升：越南战争迅速恶化美国的公共财政，而在高度通货膨胀时期，德国和日本这些出口国积累了美元外汇储备：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诱惑之所在，是将其转换成黄金（见图4）。1971年8月，由于意识到了危险，美国总统尼克松中止了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并且通过征收从日本和德国进口的10%的附加税，随后通过美元贬值，使美国逃脱了低估外国货币的不良后果。

这是黄金汇兑标准的虚拟结束。美国的相对衰落开始了；拥有庞大储蓄的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美国地方行政区域的金融危机增加；1975年10月29日，因为福特总统拒绝拯救纽约市的破产，于是导致了针对市政债券的私人市场的产生和集团融资新模式的出现。于是，几个月后，联邦同意向城市提供贷款并避免其破产。

巴黎俱乐部和伦敦俱乐部自此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巴黎俱乐部，债务国能够重新安

排或支付其债务，然后与伦敦俱乐部协商其所有或部分私人债务的分期支付或再支付。

与此同时，在整个第三世界，甚至在东欧，大多数情况下，由欠考虑的和开支引发了公债的增加。第一批，秘鲁、扎伊尔、土耳其、苏丹和波兰，在偿还其主权债务时遭遇了困难。从1968年到1979年，在政权下的厄瓜多尔，其外部公债增长了8倍。重新协商对商业银行的贷款，BCFB成为了“伦敦俱乐部”，这一次，“伦敦俱乐部”聚集了所有的主权国的商业债权银行，在延期偿还国际债务协议达成之前，禁止发放给任何有债务危机的国家以新贷款。巴黎俱乐部和伦敦俱乐部自此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巴黎俱乐部，债务国能够重新安排或支付其债务，然后与伦敦俱乐部协商其所有或部分私人债务的分期支付或再支付。巴黎俱乐部在七国集团的掌控之中，算入1974年最后的创造，富裕国家俱乐部规定给发展中国家债权人的条件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的“华盛顿共识”，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给债务国一些极度紧缩的条件。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是受害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拉美和非洲，原材料价格暴跌和利率上升导致了许多主权债务或外债危机。这一切开始于1982年8月20日，在墨西哥首先宣布破产时，三十个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紧随其后。特别是巴西和智利面临很大的困难，必须对其债务进行再支付，主要以一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协调的银行贷款形式来完成。1983年，厄瓜多尔也拖欠了债务，且仅给其债务人被偿还当地货币的机会，即苏克雷（sucre，厄瓜多尔当地货币），厄瓜多尔银行充当私人债务“信贷和货币风险”的担保人。

这些危机推进了新金融工具的发明创造，比如在19年由美国财务布雷迪创立的同名债券；危机允许由美国国库担保，以新证券交换对负债国家国库的外国银行债权，双重条件是，债务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调整方案，债权银行同意减少其债务数额且出借新的贷款。美国成为这些新兴国家（见图5）公债最后的金融家。

只有一个国家是在这一连串的拖欠之外的：1994年，纳尔逊o曼德拉领导下的南非决定履行种族隔离的承诺，种族隔离导致了1994年至1999年间60亿美元经费的承诺。

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危机此后总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总是遭受危机的富裕国家：发展中国家爆发了危机，发达国家没有发牢骚但也没有忍受着。

1996年夏末，泰国陷入了银行的开放危机，尤其是银行管理不善，大量注入现金，导致资本外逃和国库券的崩溃。市场很快就对所有的亚洲货币中失去了信心，这造成了印度尼西亚的盾（roupie，印尼的货币）、马来西亚的林吉特（ringgit，马来货币）和菲律宾的比索（peso，墨西哥货币）的贬值。在那年秋天，危机蔓延到韩国、、新加坡和。1998年8月，俄罗斯得到了其债务35％的折扣。

厄瓜多尔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其公债负担强加在所有发展中国家身上。1984至2000年，七任厄瓜多尔总统相继而来，只有两位干满了其任期。1998年4月，一个小银行的关闭在这个国家引发了金融危机。1999年12月，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厄瓜多尔决定宣布拖欠由“布雷迪债券”带来的利息支付，而其早在十年前就组织了债务的分期。2000年3月13日，“厄瓜多尔经济转型法”使国家美元化变得形式化；布雷迪债券被换成12年或者30年到期的“全球债券”。作为回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该国冻结工资、裁掉30，000名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削减社会开支、推广，最终强制把咖啡和香蕉出口收入的70％按期支付债务的本息。不堪外债重负的厄瓜多尔，将其预算支出的最高比例用于还债，这在南美是十分反常的。而且，这显然是完全不能执行的：厄瓜多尔人民不能认同这样一种解决办法；2000年至2005年期间，在基多的连续三任总统，没有一个能干满自己的任期，并且，2006年，厄瓜多尔再次放弃了其债务。

整个拉丁美洲经历了同样的混乱：在2001年12月，阿根廷也不得不声明拖欠债务，而其公债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7％。但因为其周围的怀疑，利率大规模发展。该国得到其债务55％的减少和付款期限五年的延长。然而这却是徒劳的，在2004年年中，阿根廷的公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3％，于是国家再次出现债务违约。这一次，显然是成功的：2005年，经济增长重新启动（大约8％），投资者又回来了。

总的来说，1956年至2006年，巴黎俱乐部的债权国与81个债务国签署了大约400条偿还债务的协议，这些未偿还债务的总数为5，230亿美元。

从2006年起，多亏油价上涨以及经济增长的恢复，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似乎不再失控了。他们不再被定义为“发展中国家”，而是成为“新兴国家”。

没有人希望看到债务金额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日益增多，延期偿付日益频繁；发达国家的缓慢增长通过债务增长来保持，七国集团从此仅是纸老虎，不再有人能幸免于来自其他地方的债务危机。

在发达国家，自1973年的石油危机以来，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公债与外债同时增长，然而在德国和日本是相反的，仍然有外部和预算的盈余。

1975年，由于通货膨胀，美国的公债已经达到1918年的水平：即国内生产总值的35％。1976年秋末，英国已不再被其债权人所信任，它面临着英镑危机，并在12月份，英国工党的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来了230亿英镑，这是最大授权数目了。

1978年，美国的工资开始停滞不前。通过拒绝给予员工更公道的产出财富部分，或使

用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公共开支，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选择信贷来支付私人需求，依赖这些措施可能导致的增长来支付债务。这是在20世纪80年代暴露出来的私人债务的杠杆效应。

在法国，为能够继续引进资本，按照1973年1月3日的法律，主权借款人被禁止通过印钞的办法为其预算赤字提供资金。1981年，为资助重新缓缓出现的预算赤字，国家试图去取得一些长期的资源。1983年3月，在通过非常有效的公共开支减少而消失的外部贸易危机后，法国以可再生债券成功地吸引了外国储户。1985年，法国成功地发行了3000亿法郎的公共债券，通过一系列金融创新，如可转换债券、唯一凭证的贷款和延期支款的贷款，从而提高了国债的确定性、风险、酬金和分年摊还方法的条件。因此，在历史上罕见的这一次外部金融危机并没有转化为公共财政危机。

总体而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通货膨胀，发达国家的公债仍然不是很多，很容易由许多新的金融工具（见图5）来支付：特别是证券化的方式，其中包括债务证券并允许其由世界各地的投资者提供资金。1990年，法国和英国的公债仍然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在1947年和1997年间，美国公债本身票面上增加了1200％，相对国内生产总值却下降了50个百分点：从96％降至46％。

但是，发达国家的主权风险也开始爆发，第一次警报是1992年发生在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的出现引发了沉重的公债并使银行系统瘫痪时。瑞典随后于1993年爆发了一场公共和私人并存的金融危机，并因为德国统一对利率的影响而加剧了这场危机，促使斯德哥尔摩决定在社会伙伴的支持下大量减少公共支出，并暂时国有化大部分的银行。这个计划是成功的。同样在1995年，加拿大公债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0％，在三年内通过减少20％的公共开支，公债大幅下降。

与此同时，美国家庭的私人债务由1979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6％上升至2007年底的98％，因为银行借给了他们多达其自有资金50倍的债务，又通过证券黑市转移了他们资产负债表之外的风险。多亏了利率大幅下降，尤其是从2001年起，公共和私人的债务可以在最贫穷国家不承担过重的预算中增长。而经济的增长可以用来完成其他的事。

这在欧洲也是一样的。在英国，实际上自1998年以来工资就下跌了，家庭负债爆发，三十年来，从国内生产总值的20％升至将近80％。然后为了替换达到极限的私人债务，公债开始增加。在法国，公债比私债更高，并从1993年开始增加；公债在1998年达到58％，2007年达到63％。在日本，这种情况更多，1990年泡沫爆炸以来再也没有恢复，自那以后，没有重新分配储蓄，其公债也在增长（见图5）。

没有人希望看到债务金额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日益增多，延期偿付日益频繁；发达国家的缓慢增长通过债务增长来保持，七国集团从此仅是纸老虎，不再有人能幸免于来自其他地方的债务危机。

对经济衰退的容忍度是各不相同的 ：在人口负增长的老龄化国家，即使没有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每个人的购买力也在增长。

在2007年夏天，各项指标变为红色，美国呈现出重大银行危机的所有症状，并呈现出主权债务危机的开端，因为我们曾在主权国家的历史中知道几十个这样的危机。但除了那些与世界战争一起爆发的危机，这一次比所有其他的危机都更强烈。在1975年到2007年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名义上的价值已经增至8。75倍，私人债务已增至20倍，公债增至3倍。2007年底，美国总债务（所有因素结合起来）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50％，比1929年更高。而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因为自2001年以来，利率下降比债务增加得更快。特别是，美国在2007年的公债超过8。5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6％。其

唯一的还款额是1，650亿美元，尽管利率下降，仍较2002年翻了一番。为了资助这笔债务，美国国库向新的世界储户借款（见图6），其中不仅包括德国、日本和石油国家的储户，而且还有中国储户和积攒了3万亿美元储备的主权基金。这是皆大欢喜的：因为穷人们可以安身立命，各国能够实现充分就业，公司能赚钱，而银行也可以在对系统崩溃投机的过程中赚取佣金，对于这种现状大家都非常满意。

接着，在2008年的年中，该发生的事情都来了：在美国，最贫穷的家庭因负担过重不能再履行信贷，也就是说不能再履行轻易地被无偿还能力的人们所接受的“次级抵押贷款”。银行转移风险，并实现了向世人隐瞒：谁是世界上证券化、包装化和被转卖的债权的最终持有人。这就是恐慌。很久以后，我们甚至学习到：有些证券化产品被生产出来，他们又陷入金融家对自己的违约状态，金融家将其出售给对其崩溃进行担保的投资者。

市场自我封闭，银行再也找不到现金源。包括雷曼兄弟在列的一些银行破产了，而包括AIG（美国国际集团）在列的一些保险公司，却在紧急关头被保全下来。

为了不让金融体系全部倒塌，并且认识到在1929年胡佛任由美国银行倒闭的错误，美国联邦决定，通过捐款、股权投资、担保的方式筹集资金，来保全银行：美国财政部发行国债，美联储出借纸币；更准确地说，美联储机构发行部门债务，以被称为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的虚拟美元支付，这使得利率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她同样组织了“烂”资产到“健康”资产（即所谓的回购协议）的转换。特别是高盛集团和摩根大通享受了很大程度上的好处：为拯救雷曼兄弟，摩根大通从美联储获得现金，但实际上美联储利用这笔资金来收购贝尔斯登银行，而没有让其股东资助这次收购，从而加速了雷曼兄弟陷入违约状态的步伐。

私人债务再次被转移给未来的纳税人。总的来说，在2009年底，美国银行系统将累

积约4万亿美元的亏损，联邦预算资助了其中的四分之三，而最后，联邦预算为此大量负债。

与美国的情况一样，在2008年和2009年，欧洲各国艰难地给他们的银行带来了大量的他们自己不能拥有的预算资源：国内生产总值2。1％的现金，2。7％的资本，20。5％的保证金。因此，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从2009年到2010年，公债在欧洲平均增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4。5个百分点，这是史无前例的。在某些国家，像英国和爱尔兰，特别是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公债增加得更多（30个百分点！）。爱尔兰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减少赤字。没有任何其他欧盟国家做到这一点。公债在各地爆发。在已持续近二十年金融危机的日本（见图5），公债也同样爆发了。

对经济衰退的容忍度是各不相同的 ：在人口负增长的老龄化国家，即使没有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每个人的购买力也在增长。这个是日本和德国的特殊情况。这场危机在人口数量多的国家，比如法国，就不会那么痛苦。

总体而言，西方银行不能再向外贷款，因为他们正在不惜一切代价地力求减少其债务。西方主权国家不能再介入了，因为他们再也不能增加自己的债务。而当他们威胁要拖欠时，他们会再次给他们的债权人和银行带来危机。

对中国来说，这场危机是一个福音，它保持迅速的增长，累积盈余，并继续购买美元以保护自己的出口能力和其金融资产的价值。

在2008年冬季和2009年间，在无数的8国、20国或是27国峰会上，对于通过资源的分配以强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角色，世界各国领导人胜利地达成了共识——这仍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00吨黄金销售之外的虚拟目的——他们制定完善的监

管原则，但没有人打算执行；他们努力实现在危机中不需要承担特殊责任的银行分红，并建立唯一的欧洲金融天堂。关于仅向其提供财政支持的公债，则一点儿也没有提及。

实际上，这场危机主要是说，世界发生了变化：西欧，无法再用其储蓄向看不到的未来的危机提供资金，于是向发展中国家借款，西方七国集团不再是二十国集团，而实际上中国和美国之间组成了两国集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金融危机，甚至可以理解为，世界其他地区对西欧和对累进债券的信心丧失加快，要强迫美国和欧洲人偿还有可能要宣布破产的债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变成有盈余的：土耳其、巴西、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将不再受到威胁。只有印度还有可能受威胁，但其增长使其能够承受较大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0％）。

对中国来说，这场危机是一个福音，它保持迅速的增长，累积盈余，并继续购买美元以保护自己的出口能力和其金融资产的价值（见图7）。

这种权力关系颠倒以后的特殊后果是：七国集团和西欧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不能再向发展中国家强加其所谓“华盛顿共识”的条件。这是国际收支的顺差，但仍然背负债务，这些国家可以无条件地向渴望得到原材料和耕地优先进入权的中国借款。即使他们都受到严格的条件，来自世界银行的贴息贷款最终仅仅是间接的有助于补充无条件的中国银行贷款的资金！“北京共识”取代了“华盛顿共识”？

当债务危机的威胁蔓延至所有主权国家，仍然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作出战略决策和战略行动。

在2010年春季，2008年的金融危机还未完全解决。银行的私人债务只能由当前和未来的纳税人推迟到2009年和2010年；通过一个明确的决定，同意向银行贷款，以

修复其在公债因为自己的理由持续上升时，没有因此收回其性和他们酬金的错误。历史学家会努力地理解这些选择，因为导致的情况尤其令人疯狂，以后可能会几乎（可能和几乎是不是重复啰嗦了）无法控制。

首先是赤字：2010年5月，世界生产总值的40％，是由具有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10％的预算赤字的国家生产出来的。预算初步差额到处被急剧恶化，直到1995年才到处呈现出乐观的态势。2009年，美国财政部发行的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60％和本年度税收收入7。5倍的国债，赤字占税收收入的72％。在法国，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即近30％的公共支出和近55％的收入，而法国预算的初步余额为国内生产总值的负8个百分点。

这对主权债务是同样的，其已经达到只是三年前还难以想像的水平：假如除掉表格里的津巴布韦，净公债最高的是日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4％。2010年，美国的公债达到11万亿美元，即国内生产总值的％和税收收入的674％，年贷款额占税收收入的248％，美国财政部必须在每一年再支付其债务的一半以上；财政部用来自国外的资本支付了一半，这其中的一半又来自于日本和中国。在2009年，美国国库券利息已占到债务负担的34％，平均利率为3。3%。加拿大的公债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2。8％。

欧洲公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0％，英国公债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100%，希腊公债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35％，其中三分之二是欠国外的。好几个国家都在拖欠的边缘。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尤其（尤其是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必须尽快作出预算资金以使自己能支付债务，这些国家并不是唯一的。在法国，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3%，税收收入的535％，年贷款额占税收收入的137％；2010年，该国甚至会成为欧洲第一借款人，借款额40亿欧元，高于意大利（3930亿美元）、德国（3860亿美元）和英国（2790亿美元）。所有欧盟国家都在他们借款市场的标杆线上。

不可思议的现象是，世界上的穷人现在资助着富人们的生活开支，这实际上是由潜伏在银行和各种基金的帐目中的一切所揭示的，并且公债仅是可以容忍的，因为很明显利率的崩溃只是暂时的。

一切行动都是雪上加霜。如果市场丧失对国家偿还他们所借债务的信心，如果利率开始上升，如同在欧洲南部发生过的情况一样，那么糟糕的状况将会出现。希腊，首先处于拖欠的边缘。2010年5月上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间，似乎是为了帮助希腊而达成的协议，是以重大改革为交换的。这些改革得到实施是不太可能的。欧洲国家向希腊出借其必需品也是不太可能的。

然后，我们可以担心在一些国家（包括希腊），通过由该国国库签发的国债而使债务延期偿付，这将表现出欧洲银行的巨大损失。于是一切都成为可能。

然而这是可能避免的。西欧、欧洲、美洲和亚洲的负债国家仍然非常富有：以目前的价值来看，其国际金融资产仍然非常高 —— 美国的金融资产总值约20万亿美元，德国和法国至少约6万亿美元。他们总有办法找到强有力的经济增长之路。

中国仍仅持有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巴西和印度，约0。5万亿美元。以净资产来算，推算出债务最高的仍然是日本，2。5万亿美元，随后是中国的1。5万亿美元，然后是德国0。9万亿美元，再其次是俄罗斯和法国。

当债务危机的威胁蔓延至所有主权国家，仍然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作出战略决策和战略行动。

再次得出结论，所有的命运仍都是可能的，最差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公共债务是当代人对于后代人的债权，后代人最后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支付债务而将其结束。

公债完全不同于私人债务的性质：与家庭或企业这样的私人借款人不同的是，作为一个国家的主权机构，几乎是不朽的，并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增加其收入，没有人能真正检验作为交换的还本付息的质量。此外，国家可以只需支付债务的利息，从不偿还本金，只要市场的信任他，就能在任何情况下一直继续这样下去。

公债是用后代人的钱，为当代人支付大部分的必要支出。特别是，支付预算的行政支出，其中一些支出是教育或基础设施方面的，其可以被认为是未来的开支。

被要求在某一天要偿还或再资助公债的人，在债务缔结时通常是没有投票权的：他被摆在一个既成事实面前，主权债务将一直压在其身上，至少在其整个生命期间，也就是说，至少在他们结束还款和再提供资金的20年后。主权债务是当代人给后代人带来风险的行为。

当公债由贷款来偿还，并由永远只支付一部分而不完全偿清时，其带给后代人的重担可以清楚地被识别。当它涉及当代人一个简单的决定，即为后代人留下生活场所和与自己相关开支的储蓄，公债对后代人造成的负担又是不太明显的了。

因此，主权贷款因为那些被宣称数目众多且富有的后代人，更能令人忍受，也就是说，因为一个动态的人口结构和一个有强劲潜力的增长，更加能够保证其资金。特别是，移民更加有助于债务的支付，因为东道国通常不资助其接收的外国人在登陆以后前些年的生活费用和教育费用。因此，事实上，在对外国人开放的国家，债务更容易支撑下来，比如美国。

公债能在增长中表现得非常有用。

只要用于公债的净收入的当前总价值超过了债务总额的当前净值，一个国家就会一直保持在有支付能力的状态。换句话说，如果公债资助的投资，能为将来偿还公债的后代人增长其集体股票的价值，那公债就是合理的；如果公债比用其他方式来利用这些资源更能带来经济的增长，那公债就更合理了。特别是在这些情况中：贷款用于资助公共设施建设，比如能源、交通、医疗、教育或创收活动；或者资助带来非量化效益的活动，比如防御侵略者的战争。

如果公债用于资助目前的财政预算，用于为者资助警力或者用于协助公共市场的特权投标人积累私人利润，那么它就是不合理的。

即使是合理的，在债务增长时，公债也越来越缺少效力了，因为它为竞争投资减少了可用资源，并且提高了利率，从而增加了预算负担。此外，过度的公债创造了一个使公共和个人行动都会瘫痪的政治社会氛围。

此外，同样用于投资，如果消费者由于害怕他们今天的财政赤字成为明天的税而减少购买时，公债也能够减缓经济增长。

总的来说，从一些实证研究中可以看出，当然并不是绝对地证明 ——从历史上看，当公债跨进国内生产总值90％的门槛时（见表1）公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公债促使统治者鼓励金融工具的创造，然后通过市场，金融工具被用于对抗统治者。

公债没有任何部分是提高公共核算的诱因，同样也不是明确区分资产与负债、运作与

投资的诱因。为了获得它所需要的融资财产，统治者是一千零一种金融工具的创造之源，这些金融工具包括特殊银行、配属税、债券、二级市场、央行、银行票据、国库券、可转让证券、证券、期权、奖金等。为向放款人担保其将偿还债务，统治者想到了储备、收入或配属债券。

为了明确债务帐目，统治者发明了帐户、土地记录、信用评级机构。为了确保公债，统治者创造了风险保险金机制［例如，最近的CDS（信贷违约互换）］。

为了隐藏公债，统治者设立有担保或无担保的境外机构［如美国的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结算财团［如，在法国，为社会债务分期偿还的凯兹（Cades）］或长期的开支外包机制（如公私部门的合作关系）。

统治者首先使用这些新工具，冒着改变法律的风险［比如使用了劳的纸币、利率调剂登记或信贷违约互换（CDS）的发明等等］。然后，这些工具被保护竞争经济的金融市场所使用；之后，为了金融机构自身的利益，特别是主权债务债权人的利益。通过负债，统治者逐步处于市场的掌控之中。

内外部公共赤字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一些国家完全能同时出现贸易盈余和预算盈余。另一些国家同时因外部贸易和预算赤字而受损害。还有一些国家仍然忍受着外债和公债。无论如何，在所有国家中，都存在一个内部储蓄和外部储蓄之间的平衡：外部差额和内部差额是同一事实的两个面。相互带有责任的关系，也就是说，这种明显的关系，实际上把目前的外部差额与国内资金总需求联系起来了；当前差额（即财富和外部服务交换的差额）等于公共预算差额和私人预算差额（减去投资的储备）的总数。

于是一个付款差额的赤字表明，不必为资助私营部门赤字（西班牙案例）或统治者的赤字（希腊案例）甚至这两者（美国案例），而收回资金。换言之，同时免除国家和机械化地归还过多顺差的私营部门的债务。

此外，公共和私人、内部与外部的赤字，在一段时间内都彼此联系：在某些情况下，往来支付赤字是借用国外资金支付公债特别是支付军事开支的结果；而在另一些情况下，经济的增长前景导致私人资产、不动产或股票的价值增长，这些增长使信贷（私人和公共，国内和国外信贷）增长合法。导致税收和生产下降的资产泡沫的爆发，造成了现金危机。国家应进行干预，通过接管其债权或合并或国有化这些银行，以避免其无偿付能力的危机。通过这些新的开支，经常从国外融资的公债正在增加，并且贷款期限变得更短。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支出容许统治者通过变为银行股东来创造利益；其他情况下，利润是给股东的，而开支，是给纳税人的。很多时候，外债先于内债出现。

在实践中，根据实证研究，84％的案例是，一场公债危机之前先是银行危机和外汇危机。平均而言，银行危机之后三年内，公债增加86％；一场这样的危机总是会带来预算的削减和税收的增加。

在很多场合下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局面，特别是在三次最大的银行危机中：1991年在瑞典、1992年在日本、2008年在美国。

外汇危机通常是由一个破坏了该国货币的信心的主权债务危机引发的。反之，外汇危机可能会引起主权债务危机，因为主权债务从国外借贷资金，推动本国货币贬值，而货币贬值又会降低偿还债务的能力。

当公债危机即将发生时，统治者一般认为自己的处境是独特的，它是会恢复的。

每一次当一个主权债务过度积累时，借款人都认为，这一次他们不会让自己被债权人强加一些条件；每一次，债权人都认为，这一次他们不会允许债务人挑战他们的贷款期限。所有人都忘记了，债务管理不善会同时使债权人和债务人破产。

特别是，债务人总是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实际上，历史上无数的例子建立了一个事实：负债国家的领导人总是认为，最糟糕的情况，甚至是已经被宣布过的，都将不会发生。

他们认为，利率不会上升。他们相信，在自己的情况下，有利的解决方案将被找出来，而且，他们破产是难以想像的。他们拒绝想像储蓄资金中断或者利率上升的实际后果。他们不相信那些告诉他们所有一切将糟糕结束的人，也不相信那些重复强调最糟糕的情况不会仅仅是可能的，而是已经如期实现的人。

他们认为：通过继续借款，他们会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增长或任何其他外部事件将解决他们的困难；而违约，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不会是违约，不会是他们，不会是现在！

一如往常，当人们期望出现奇迹，就会发生混乱。

主权债务的消化通过战略，其中，几乎总是通货膨胀。

已经存在，并且仍然存在的八个解决过度公债的方案：更高的税收，更少的开支，更多的增长，低利率，更严重的通货膨胀，战争，外国援助或一个违约。所有这些方法都已经或者将被使用。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案存在。

其中，通货膨胀是一个频繁使用的方案。首先，由于，如果公债是由比实际经济活动

创造的财富更多的货币财富来支付的，那么公债可能会产生价格的增长。这可以表现为消费品的价格上涨，这就是所谓的通货膨胀。或者说，通过资产价格（金融、房地产）的上涨：这是所谓的泡沫。此外，排除那些按价值计算的债务，通货膨胀降低了债务的价值，增加了税收，消除了后代人的过度债务，使后代人能够借钱用于投资。五年内3%～5％年的通货膨胀率，可机械地减少超过占国内生产总值20个百分点的公债水平。

最初，如果工资按此推算，通货膨胀对于工薪阶层是有好处的，它对借款人也是有好处的。相反，对于不按此推算的薪金和养老金，对于固定汇率的储蓄者，对于失去竞争力的出口商，通货膨胀都是糟糕的。

在第二个时期，当国家试图通过不再让工资与物价以同样的节奏增长，以控制通货膨胀时，所有工薪阶层和所有有着固定收入甚至随市值变化的收入的持有人，都会看到自己的购买力削弱。

几乎所有的债务国都会以违约而告终。

很少有人相信，在任何时候，违约都是可能的。然而，几乎所有主权国家在其历史中都至少有一次违约：在1800年到2009年之间（见图10），人们记录了250例外部违约和68例内部违约。此外，一例例之间都有着紧密的联系。法国违约8次，西班牙在16世纪到18世纪晚期之间违约6次。拉丁美洲有126次违约，非洲有63次。

对公债违约的实现，是通过将其强制转换为较低的价值，或者，极端的是，通过暂时或永久中止利息和本金的支付。经过一次违约之后，6年间房地产价值平均下降35％，3年半期间股票价值下降56％，4年间失业率增加了7％，2年间产量下跌9％。违约不再保护从预算储蓄计划中受到影响的公共支出的受益者。所有的违约都导致了资本市场的暂

时性排斥和不靠借款生活的必要性。

所有违约都会在一个不确定的结果中，导致债务缓慢而艰苦的结构调整。战争或，也经常在违约的道路上。在极端的情况下，国家或帝国甚至会在主权债务危机之后崩溃：比如，1490年的威尼斯，1555年的热那亚，1650年的西班牙，1770年的阿姆斯特丹。有些国家甚至已在违约之后被吞并，例如，埃及于1876年被吞并，纽芬兰于1936年被吞并。

违约的持续时间往往比其触发的银行危机的持续时间更长。违约通常会导致好几年间信用的中断：希腊自13年以来的53年，自1945年以来所有国家的平均3年，在1800年至1945年间所有国家的平均6年。俄罗斯自1918年违约之后，俄罗斯股市价值最初下降了一半，然后是99％。罗马尼亚自1933年违约之后，这个国家的债券价值下降了三分之二。在这两例情况中，金融市场无限期地被关闭了。自1970年以来，债务危机在所有国家平均持续11年。如今，一些国家越来越多次地违约，但他们也越来越快地东山再起。

在一个主权债务重组真正机制缺失的情况下，放弃债务，也就是说违约，可能成为曾经最富有国家的领导人唯一可能的解救方法，至少能暂时地信守向选民作出的承诺。

首先，在低税收、恢复计划、这些国家恢复强劲增长的为力、仍在银行和金融机构隐藏下的巨大损失和私营部门特别是银行界疯狂欲望的混合效应下，如果不迅速采取任何行动以减少债务，经合组织国家的公债将会继续大量增长。此外，在现行法律下，如果西欧老龄化加剧且出生率下降，会导致教育支出略有下降，尤其将导致健康支出的大幅增长，以及那些依赖性的和退休金支出的增长，于是加税会越来越不得人心，因为税金已经达到应有的水平。

总体而言，未来数年内，经合组织国家的公债很可能会从它已经达到的惊人水平（见图5）上更进一步。

看看这些数字：

在日本，在当前法律下，即使现在已经接近于零的利率没有任何变化，公债总额应该会在2014年从国内生产总值的204％上升至245％，然后，据国际清算银行的观点，在2020年会达到300％。日本虽然已经积累了可观的资金存量，但其通过自己的积蓄偿债的能力却被耗尽了。何况，由于国库券的储蓄定位，资金和需求被私人化，日本私人公司很可能会停止投资，以推动创新和增长。为在15年间使日本的公债占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降至60％，就至少需要使将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至少20个百分点用于预算储蓄或提高税收。如果失败，或者如果他们是爱国的，日本投资者可能会失去信心从而停止资助国家。利率不得不上升。债务违约会很快将会发生。

在欧洲也一样，刚刚达到令人眩目水平的公债，只能进一步地增加。从2010年开始，欧盟成员国的预算需要借款1。6万亿欧元。如果人们相信欧盟更不确定的预测，意大利的债务将从2009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5。3％上升至2014年的128。5％；德国的债务，自78。7％至。3％；法国自83％至96。3％；英国（最危险的国家，因为他们没有被欧元保护），由68。7％到98。3％。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另外估计，2014年，英国的公债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9。7％；比利时将是111。1％；意大利，132。2％；希腊的公共债务将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33。7％（见图11）。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其公共债务在4年内翻了一番）仍然处在糟糕的情况下。

在2020年，这一次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RI）估计，公债将在英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200％，在比利时、法国、爱尔兰、希腊和意大利超过150％。对已有利率来说，利息

费用将占到这些国家预算的10%以上，英国将高达27％（见图11）。

如果利率攀升，这些款项将超出任何合理的筹资范围。此外，存款期限越来越短（见表3）。而在未来，情况会更严重，因为人口和地缘政治的原因，社会支出和欧洲支出将继续增长。除了每年超过2500亿欧元的欧洲军备开支，还为大部分的进口提供了资金，而美国却相反，其大部分军事订单都给了国内企业。还应加上来自金融系统的将会被覆盖的亏损，和其他通过各种机制隐藏的赤字（银行间互惠信贷、结算财团、半官方机构、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合作关系等等。），将外部赤字转化为公债（如爱尔兰）或将其转化为房地产投资（如西班牙），通过危机使其转换为内部公共赤字。初步平衡的恢复将需要相当大的努力（根据不同的国家，需要投入国内生产总值的4%～8%到储蓄或者新收入中）。

在美国也一样，军事开支和与老龄化和健康相关的社会开支，以后将更确定地增加并需承担巨额费用，当然以后，还要忍受银行积习带来的后果。已经到了破产边缘的国家和地方将增加更严重的危机。不计算美联储亏损的必要比例，为了不失去其可信度，美联储将不得不好好掩盖亏损。

因此，我们可以预计到2010年1。6万亿美元以及2011年至少1。3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预算赤字（见图6）。当时，美国的公债将占400%的收入（即四年度的税收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80％。 2012年，美国将偿还8，500亿美元的债券，并资助至少10，000亿美元的赤字，而在以后的几年中将会更多。根据本届的预测，至少到2019年，联邦预算赤字每年仍将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据国际清算银行认为，美国联邦债务将在2020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50％。以目前的利率，利息开支将占到税收收入的25％。应该要增加与医疗卫生相关的新项目方面的开支，下一个十年估计会达到16万亿美元。同样，如果利率上升，即使美元仍然是主要的全球储备货币，这仍是不能容忍的。

相反，大多数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减少其债务：2010年，公债在中国已经消失，巴西的公债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8。5％降至58。8％，印度从84。7％降至78。6％，甚至墨西哥也从47。8％降到44。3％，而俄罗斯保持在7。2％不变。这种趋势将继续：在未来20年，以目前的速度，中国将成为最大的国际债权人，与以往的日本一样（见图6）。

总体而言，在2014年，公债可能会占到最富有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120％，而在新兴国家这个数据总是40％。这种债务的偿还将需要储蓄的动员，这种储蓄既不会流向特殊个人也不会流向企业，通过延缓技术进步，阻碍竞争投资、生产力、购买力、消费私人和税收收入，最终被要求用于偿还公债。

2050年，以目前的速度，在发达国家，其债务相对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甚至将达到250％。显然这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

然而，这一趋势正在运行。我们从不知道有如此规模、如此速度、如此地理范围的运动先例。在一个主权债务重组真正机制缺失的情况下，放弃债务，也就是说违约，可能成为曾经最富有国家的领导人唯一可能的解救方法，至少能暂时地信守向选民作出的承诺。

欧洲国家将明白，失去贬值这个虚幻的武器，不再有任何在大家之间有效的团结；而且大家都不准备资助自己。美国和其盟友英国会尽一切努力使欧元失去信誉，他们相信通过溺死邻居会从海难自救。

欧洲国家，特别是欧元区国家，原则上，在利率低和私人储蓄丰富的情况下，有长期对抗主权债务增长的财富。

但是，这种状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并且欧洲人将很快意识到这一挑战的难度。在欧

洲，为了在2060年重新达到一个合理的、约为国内生产总值60％的公债水平，要把2010年3。5％的结构性赤字调整为2020年4。5％的结构性盈余，并将其保存直到2030年！这将需要减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8％的公共开支，即20%～25％的预算。实现这一目标将需要约3，000亿欧元的储蓄，甚至要加税（在法国，约700亿欧元左右）。这些几乎是不可能的前景。从没有民主国家做到过前文提到的措施，无疑，人们更喜欢赖掉债务。

认识到这一事实，金融市场不再相信欧洲各国能够恢复其平衡。他们将赌注押在崩溃上。首先，他们预测，一些国家将会动摇或下降，因为最近已经看到由于其银行堕落导致的冰岛案例，和因为其愚蠢的预算导致的希腊案例。在他们认为风险较高的贷款上，他们要求有更高的回报。因此一个对公债成本更高的出价，在欧元区各国之间存在较大程度的分歧。

欧元区国家迟疑着表明他们之间的团结：当大家知道希腊在2011年底前需要1，500亿欧元，且无法偿还时，为什么向希腊出借20亿欧元？如果希腊违约，难道不应更好地守着这些钱以弥补欧洲银行未来的损失？在以可信的方式帮助希腊（然而这仅占欧盟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2％）时，不能相互理解，然后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其他欧盟国家，甚至是欧元区最可靠的成员国和英国，都是特别脆弱的，并将一个接一个的被攻击。

缺少资金和共识，那么欧盟将越来越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只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天仍在政治和思想上被美国占据主导地位，也没有任何特别的专业技能来管理大量必需的财政支持。它妄图强加给欧盟成员国必不可少的严厉，但这将被视为非法的。在某一时期或另外时期，这次辩论的重点将被放在银行的责任和其最终的国有化上。欧洲国家将明白，失去贬值这个虚幻的武器，不再有任何在大家之间有效的团结；而且大家都不准备资助自己。美国和其盟友英国会尽一切努力使欧元失去信誉，他们相信通过溺死邻居会从海难自救。

为了延迟违约，欧盟将寻找每一个权宜之计。迄今为止被全球化和大萧条细细牵制，令人期待已久同时又令人非常担心的通货膨胀，将爆发并将降低债务的价值，与此同时，还将降低金融财产和固定收入的价值。资助了公债的欧洲储户将被毁掉，而且与他们一起的还有任何形式任何款项的金融财富的持有人。如果不小心被高利率控制，通货膨胀会爆发。但如果利率攀升，债务将很少得到资助……

面对这种情况，在这种最坏的情况下，在欧元区会员国之间真正预算团结的缺失下，以希腊为首的陷入绝境的国家对债务违约，严重地惩罚了贷款银行。此违约并不足以遏制危机。至少暂时，在欧元区，为改变自己的汇率，其中一些国家将进一步显现出，他们经过了一次重大的通货紧缩冲击并减少进口。这将贬低其国库券价值，也将非常危险地削弱资助国库券的银行的力量。至少是经济最稳定的国家，比如德国和荷兰，想要放弃让他们活得像在脖子上挂着负担的欧元。

因为本国货币命运很宽松的最公正国家的拒绝，甚至欧元的存在也将大打折扣。在极端慎重之下，欧盟的几个银行收到自由选择的证券存款，通过每一个包含了给的银行回报的预示，最终批准同意欧元的结束。

这将导致保护主义的抬头，由所有欧盟的社会实利和一次非常深刻的萧条带来的降价，在欧洲蔓延。欧洲民主国家不会毫发无伤地从此脱身。

美国总统，不管他是谁，都很可能会选择通货膨胀，以避免经济萧条，这是一个在美国历史上经常使用的方法：6％的通胀可以在5年内减少债务对国内生产总值比率的20个百分点。

他们还被迫发行越来越多的货币，以资助其主权债务，美国将很高兴看到欧元这么衰

退并随后消失，因为欧元是一种将被用于有条不紊地破坏美元信誉的竞争对手。然后，他们会意识到他们很可能是对主权借款者的信心危机中的下一个受害者。

然而，美国似乎仍然能在更长的时间里作为无忧无虑的借款人。毕竟，他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他们有最好的和最大规模的研究人员团体，他们的货币仍然用于超过四分之三的全球贸易和全球储备。此外，只要他们愿意，他们有能力攒足自己需要的资金。

但经济不景气和随后横行在欧洲的危机，美国经济增长将放缓，这将导致税收的崩溃和支出的增长。美国公债（已经正式地超过11万亿美元）会以令人咋舌的方式增加。房地产市场的资金供应将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决定，由联邦向房利美和房地美提供担保延期，即把所有在美国的按揭贷款国有化。现在面对大量异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的货币，美元将贬值。我们发现，为资助危机之下的银行系统，银行收购了大量的不良资产。甚至在这种最坏的情况下，美国国库券将失去他们的AAA级评级。

某一段时间以来，持有美国国债的亚洲各国央行和主权基金，仍将拥有不会让美元价格崩溃的利息，而且他们将会以稍高一点的利率购买美国国债。然后在贷款人变得更加稀少时，美联储将进一步提高国库券利率，以筹集资金。这一增长将以拖累美国的公共财政而告终。2个百分点的利率上升将使债务负担达到税收收入的40％以上，这是将向债权人宣布严重公债危机即将到来的唯一严格比例。

为了减少公债，在这种最坏的情况下，最终美国将不得不决定提高税收和削减公共支出，以打消对恢复增长仍抱有的希望，正如已于1936年发生的案例，当时摩根索强迫罗斯福停止其任期内最初几年间的预算协调。

美国总统，不管他是谁，都很可能会选择通货膨胀，以避免经济萧条，这是一个在美

国历史上经常使用的方法：6％的通胀可以在5年内减少债务对国内生产总值比率的20个百分点。所有的最后绝境中，他甚至接受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分发的大宗款项的发行和分配，以及特别提款权。这将返回到新的货币印刷运转上来，发行更多的将补充赤字理想资金概念中的货币，这些，将非常现实。

如同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的那样，如果经济没有恢复，美国将因通货膨胀而破产。美元不再仅按北京的意愿而坚持下来。作为加快西欧对世界失去信心，并为世界“心脏”向亚洲倾斜的重要一步，金融危机将会出现。

这并没有阻止萧条蔓延到整个地球的经济中，也没阻止亚洲突如其来的大量麻烦，亚洲的政治稳定需要一个非常强劲的增长。债权人将再次成为债务人的受害者。

与以前的美国和欧洲一样，中国人认为在他们对手的破产中能捞到好处。因此，他们都将做出一切努力以使欧元和美元依次失去信任。然后，他们会明白，如果美国债权崩溃，当通货膨胀降低到对美国债权几乎没有要求的时候，他们将与40年前的德国处于同样的境况。

然后，他们越来越不愿意投资美元的储备。他们害怕失去拥有的外国资产的价值，他们的出口将会枯竭，他们将不再有足够的资源以同时资助西方的赤字和自己在健康和社会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如养老保险制度。于是中国为自己储蓄并面向国内市场的产业重新定位。在经济、社会和政治被破坏的格局下，与日本人以及主权基金（2010年拥有约为6万亿美元的总额）一起，他们会以贬值的美元低价购买美国和欧洲的主要资产。

这并没有阻止萧条蔓延到整个地球的经济中，也没阻止亚洲突如其来的大量麻烦，亚洲的政治稳定需要一个非常强劲的增长。债权人将再次成为债务人的受害者。

事实上，这种可怕的情况还不是能够设想的最坏的状况。可想而知，其他扭转欧元、英镑和美元之间的破产秩序，或战争，都是公债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情况。在任何情况下，这是在亚洲面对西欧恢复其地位之前，其必经仪式的一个概括性的并可能是夸张的描述。

如果债权创造了向世界提出要求的财富，它就是“好”的；如果它是被积攒起来的财富，它就是“坏”的。

原则上主权国家是不朽的；明显地债务问题不在于其偿还，而是其支持力。

然而，如果贷款是合理有用的话，也就是说，如果它带来高于其负担的利益的话，贷款只会是“好”的。一个“好”的公债，其用途能增加该国的净资产，而且可以让国家来偿还。假设，至少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贷款为赢利的物质投资提供资金，也就是说，为公共基础设施（教育、卫生、交通、公用设施）或非物质投资（就业人口技能、科研水平、军事和民众安全的改善）。

在某些情况下，公共投资的盈利能力是可以衡量的，因为它可以影响收入和支出，比如运输基础设施方面。在其他情况下，它又无法衡量了，比如安全、健康和教育方面。资助这些的仍不失为“好”贷款，但是，在竞争性行业中对比同一资源的其他用途，又困难得多。

如果它为国家运转的支出买单，甚至进一步说，如果它为运转开支或不必要的投资以及浪费的资源买单，公债是“坏”的。当它是由后代子孙来为有关当代人的开支买单，如目前的养老金和已经造成的环境恶化的修复，公债也是“坏”的。最后，当它以偿还债务总量的利息为目的时，债务也是“坏”的。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它要对残存的资产买单时，或者如果它仅仅支付债权人利息时，债务是特别“坏”的，这会被称为“可恶”

的。根据某些计算，这种“可恶”的债务，2006年在13个国家（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尼日利亚、菲律宾、巴基斯坦、秘鲁、苏丹、南非、刚果民主共和国、尼加拉瓜共和国、加纳、马拉维和海地）超过了7，500亿美元。注意到这一定义，挪威已于2006年取消自己名下5个国家（厄瓜多尔、埃及、牙买加、秘鲁和塞拉利昂）欠自己的8，000万美元的主权债权，通过让这些国家同意分担这笔债务产生的责任，以满足挪威出口商的需要。

一旦明确定义了“好”债务，在每个国家的特别预算中分隔出“国家投资基金”是合适的，通过在支出上重组对未来有影响的投资，以及在进账上重组这些投资的收入（当其被识别时）和为了掩盖他们支出的必需税项。好债务的增长也是坏债务消失的条件。

另一个可以被称为“全国维修基金”的特殊预算，必须获得足够的储蓄，以掩盖后代人对当代人的债权。特别是，养老金和对环境的破坏，必须由作为对后代人的早期补偿的专项资金来支付。

当我们在这里概述出“好”债务的理论时，无疑我们也应该概述出“好”债权的理论：如果债权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它会被认为是好的；反之，如果它被认为是资源转移和人口需求的占用，债权就是坏的。如果债权创造了向世界提出要求的财富，它就是“好”的；如果它是被积攒起来的财富，它就是“坏”的。

更准确地说，一些研究表明，通常在公债趋于超过国内生产总值90%的杠杆时，更多潜在的增长率就会下降了。

一旦分离出“坏”债务，必须优先偿还，这一点仍然用于衡量“好”债务的合理水平。同样，经济理论完全是欠缺的：应该以绝对总量来衡量？或者相对价值？但相对价值又与什么对比呢？

衡量，像我们传统上所做的，或者像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债务和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可以得到他们范围中的结论，但没有对合理水平的评估提供任何有用的比较：债务是总量，必须与总量相比；赤字是一个溢出，本身没有任何意义，而是增加了债务；债务还本付息也是一个溢出，必须与预定偿还债务的收入对比。

债务必须首先与主权资产（矿物和海洋资源、农业用地、办公楼、工业潜力、积累储蓄、文化遗产）价值相比，必须保持低于可用于偿还债务的资产的价值。资产越多，“好”债务的合理水平也就越高。例如意大利，拥有文化遗产（人们既没有纪录也没有付款就从中获利的知识资源），其中属于国家所有的部分，原则上，能比乌克兰负担得起更多的主权债务；挪威，其石油储量十分可观，也比芬兰能够承担更多的债务。

还需要知道这些资产是否是可增值和可转让的，这是在很少的情况中（法国可能出售其导弹载体核潜艇？），并需要建立公共支出和资产价值变化之间的联系。在这个问题上，就像在许多别的问题上一样，不存在任何理论、任何核算、任何措施。因此，原则上，我们仅限于建议由我们估计出来的规模的比例，来“好”债务合理水平的范围。

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里，欧盟固定了国内生产总值的60%为“好”债务合理水平的上限。这个级别是心理上的，不符合任何的理论论证。因为为实际债务长期停留在这个心理门槛之上，欧盟计算其必要的财政调整时，可以通过建立两个“可忍受指标”：S1和S2。S1采取了基本赤字调整，为了债务在2060年不超过的国内生产总值的60％。S2为同一个目的在一个不确定的前景中采取了相同的调整。S1和S2取决于债务、体系和人口的水平。S1和S2可能会被预算储蓄和税收增加所赶超。对欧盟来说，S1的现值是6个百分点。换句话说，国内生产总值应该有6个百分点是税收增加或者预算存款。此外，根据一些可用的实证研究，如果这个60％的比例被超出，贷款者和消费者将表现出更多的谨慎：更准确地说，一些研究表明，通常在公债趋于超过国内生产总值90%的杠杆时，更多潜在的增

长率就会下降了。

更实用的其他一些“好”债务的合理水平已经被提出（见表2）。例如，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说，“好”的主权债务不得超过其预算中初步未来盈余（即债务还款之前）的现值。如果一个国家成功使其预算中初步盈余增加速度超过其债务，初步盈余的现值将总是比其债务高。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债务还款成本必须保持低于初步盈余的水平。这个标准是有趣的：实证研究表明，实际上，当债务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50％时，为了不增加债务，初步盈余应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如果债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0％时，初步盈余应达到8%。与在其他主要国家一样，在法国还远远达不到这种水平。

另一个有趣的标准是，债务偿还和财政收入执行情况的对比。超过50％的门槛，似乎有可能引发危机。一旦还本付息达到了税收收入的三分之一，利率永久上升中的风险是巨大的。在希腊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形。

其他标准也是有用的：经济恶化的标志必须被点亮，例如，当债务超过出口额两倍和税收收入3倍时。

“好”债务的合理水平因此必须预期到利率的上升：例如，2个百分点的增加使美国的主权债务负担超过税收收入的50％，这一水平将令人难以忍受。

据其他示例，“好”债务的合理水平取决于人们想要稳定的债务的水平、利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差异、初步盈余调整的速度。如果为债务支付的利率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债务份额会增加，即使没有新的赤字。最终它同样取决于征税能力：如果加税不停，看到竞争力和储蓄率崩溃和被迫通过国外贷款支付债务的风险会很高，而这个风险本身就已经越来越难以清除。

赤字是一个公共开支的溢出，甚至应该与其他溢出对比。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说，“好”赤字的合理水平是初步盈余与利率增长率差异之间的比率。欧盟设定的最佳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估计这也是公共投资的金额。当然，最佳赤字的数额取决于初步盈余和已累积债务的总额。

总之，没有人能明确指出一个理想的赤字和债务水平。历史甚至表明，市场轻易地资助水平远远高于所有预期的债务；有些国家在处于债务等于其国内生产总值250％的状况下，还能健康地运行，而相反地，另一些国家在其主权债务约为国内生产总值20％的情况下就会违约。所以，不要从过于简单化的比例开始夸大，也不要因为别人做得较差而安心。

当资金更多的是由外部储蓄和外汇获得时，在还款能力上，利率是更使人敏感的。初步盈余越少，危机越有可能出现。低利率的日本，可以承受比市场对其失去信任的希腊更多的债务。

“好”债务的合理水平，维持主权的现金流动和偿付能力，从而记名的概念几乎是纯政治性的。合理水平取决于贷款人的信心、对他们的期望的协调、国家把握的政治能力、增长率、现行利率、其人口状况、其储蓄率、初步盈余、其资产价值、其在自己货币上的借入能力、货币区的归属、其历史和其获得储蓄和征税的能力。其他因素也应予以考虑。举例来说，贷款的平均期限越短，债务问题会出现得越早。而危机到来越快，贷款人越不太愿意长期贷款。

此外，很显然，经济仅仅是一门政治科学。在任何情况下，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危险区，在那里，统治者和市场互相观望，寻思二者中谁将会占据上风。

今天，因为自己就是统治者，所以每一个法国公民都欠了国家债权人相当于自己9个

月收入的债务，而且这些国家债权人中的一半都在国外；他们不得不通过税收或者公共服务质量以及购买力的下降来偿还债务。

自1980年起尤其是在1993年（见图12），在法国重现的主权债务，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强劲增长。公债处于对这个国家的经济有害的背景中：全球经济年增长率超过4％，而法国勉强才达到1％。自2002年以来人均增长继续放缓，每年仅达到0。6%，而美国达2。4％，且整个世界达2％。法国的失业率仍然是其他许多欧洲国家的两倍。在1980年，法国在国内生产总值上仍是世界第4大国（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并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第13位，而现在仅是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的第6位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的第39位（2006年仍然是第19位）。

在法国，一个世纪以来，国内生产总值中的税收份额增加了两倍，而公共开支增长了4倍（见图8）。15年来，在大多数的欧洲国家，公共开支不断增加，每年至少有一个百分点，远远高于收入增长。从1996年到2008年，支出增长了35％，社会保险增长61％，地方社区支出增长78％（见图13）。如今，国内生产总值的17％用于开支，社会保障的部分稍高于四分之一（26。5％）（见图14）；地方当局的开支占10％，公共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和支出的55％：差额就是赤字。

在某些国家看来，这并不重要：用5％还本付息，是最小的预算项目。但它可以跟税收的增长一起爆发，我们要当面来看一看亏损：初步赤字为国内生产总值的6%；利息负担为国内生产总值的3％；公共赤字达1730亿欧元（在2007年还是400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税收收入的55％和必要预留款的近20％（见图12）。国债唯一的利息负担从2006年的390亿欧元升至2008年的450亿欧元，2010年依然是450亿欧元。降低全球利率有助稳定（见图15）。最后，每年贷款总额约为税收收入的130％和统治者支出的160％！

如果他们必须在每年协商相当于15个月收入和20个月开支的借款的话，没有任何家庭和公司能够生存下来。

自1980年以来，公债已经增长了5倍。它从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二升至五分之四，这相当于财政收入的5倍以上。 2010年，公债达到1。7万亿欧元（见图16）。今天，因为自己就是统治者，所以每一个法国公民都欠了国家债权人相当于自己9个月收入的债务，而且这些国家债权人中的一半都在国外；他们不得不通过税收或者公共服务质量以及购买力的下降来偿还债务。如果这是一个四口之家生活唯一的收入，他甚至会通过税收或降低生活水准来偿还相当于其3年的收入，如果税收负担的分配与收入不成正比的话，除了个人债务，甚至还会有更多的其他债务。

目前，法国通过私人储蓄和一点点外国储蓄为这些贷款提供了一半的资金。它甚至在2010年成为欧洲第一借款人，借入40亿欧元，其次是意大利（3930亿美元）、德国（3860亿美元）和英国（2790亿美元）（见图15 ）。

这笔1。7万亿欧元的主权债务增加了国家的其他承诺（包括公务员退休金），要再加上1万亿欧元，这使得总数至少为2。7万亿欧元。

一直以来，为了达到一个更合理的债务水平，必要的储蓄将是一个巨大的数量：假设，到2060年，我们只会将公债适度减少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从现在到2012年，我们应通过收入和储蓄措施至少征收国内生产总值的3。5个百分点，如果我们等待更长的时间，到2020年的话，应为国内生产总值的5。6个百分点（即3。8个百分点以控制预算，1。8个百分点以资助有关寿命延长的负担）。因为所有有关老龄化的新义务，比如健康、养老和抚养等，实际上应该履行更多的义务。

而且，这是在不计算额外的开支的情况下的，这些开支可以促使新的银行倒闭或者欧元区某些成员国衰落，导致经济萧条，这些是先前介绍过的一些“最坏的情况”。

法国将有一个真正的主权经费问题。也许它将选择，宁愿保持它的补给，也不偿还债务。它将要求或者强制实行延期偿付。

2012年，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在短短两年内可能性非常小），公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将超过90％，并将在2020年至少达到130％。超过这个日期，如果主权债务在之后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增长，即使没有任何更高的利率或任何其他金融危机的干预，某些人认为，债务在2030年仍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00％，2040年达到300％，2050年接近400％。最乐观的说法是，2020年122％和2030年177％，而在2030年欧洲的平均数将达到140％。这令人炫目的数字，使得国家在财政、经济、社会、政治上都难以为继。

在所有假设情况下，即使是最乐观的情况，自2015年起，法国每年将缺少数百亿欧元来支付今天规定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费用，而且同样缺少支付债务利息的资金。法国将有一个真正的主权经费问题。也许它将选择，宁愿保持它的补给，也不偿还债务。它将要求或者强制实行延期偿付。

总体而言，如果延期偿付没在法国发生，自2011年起，公债将增加，法国下一任总统在其任期内将什么也不能做，除了带来紧缩或宣布对这一债务暂停支付。在这两种情况下，未来10年，他将一直忍受自己不能胜任总统职位所带来的后果。

时间越长，主权债务增长越快，除非由政治手段来影响现实。从今年开始就采取行动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无论如何要在下届总统大选之前。

在法国的事例中，什么是正在展开的“最糟糕的情况”呢？几年以后，法国高兴地逃离他们在当前金融危机中的责任，通过分析这些预测和研究这些数据特别是用于偿还债务的税收份额的评级机构，将带来恐惧并降低法国的账单，如同他们为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所做的一样。法国将必须为其债务每期还本付息支付更多。自此事态将变得非常严重。利率每增高一个百分点，债务每期还本付息将增加近15亿欧元。于是法国将需要负债，不仅用于支付债务，还要支付债务的利息。陷阱困住法国，如同绳索缠住疯子的脖子。

因此，法国的统治者将不再拥有负担主要公共服务运转的全部资金，比如健康、教育、国防、或者养老金。为了升级城市基础设施的必要投资资金，比如大学、数字网络、能源储备的投资资金，将非常难得。国家不再拥有提高其军事或外交手段的资金，也不再拥有外交手腕。

欧盟、欧洲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法国，大幅降低其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变卖资产，使所得税或翻倍。他们会要求它自己恢复主权保险人的角色，即通过免税和医药费自理部分系统捣毁社会保障模式，延长养老金缴款期限，减少因其社会模式的其他折扣而调整的条款。

如果法国拒绝，或者说如果它失败了，它将不得不在极度屈辱中协商公债的重新安排。如果它接受，这将导致购买力的降低、严重的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下降，反过来又增加了不稳定的中产阶级和不平等的领先地位。创新会减少，这将导致生产力下降，因此，最终，导致产量和收入下降，这又使得债务更难以偿还。

然后，我们将接受通胀的回归，这将暂时减轻债务负担，但将导致还本付息成本的增加，因此，之后和最终都将导致税收的增加。

明天的劳动者将推掉自己对于那时的退休人员即今天的劳动者的任务。他们将拒绝支付其养老金，因为受益者还没有做好准备。尽管他们很狡猾，但由于缺乏远见以及懦弱无比，今天的劳动者们终将成为自己设法避免的衰退的受害者。一场几代人之间的战争即将启动。

在这里，我们的机构将无法抗拒。为了避免在当时不受欢迎的风险，统治阶级在几十年间推迟了艰难的改革，人们为此责骂他们。拒绝忍受特别是拒绝为这种命运买单的法国人，将离开，不再生活在这里。在法国之外，这么说来是离开欧元区，这将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其他人或者就是这些人，帮忙脱离欧盟，更是不可能的。新政党将出现，并取代那些被破产波及的政党。最后，还有一些人会来鄙视民主，因为民主已成为众多蛊惑人心的领导人的一个跳板。

这当然是最坏的情况。如果不采取措施，将发生在未来15年间。具体是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

2025年，第五共和国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比以往的其他任何在法国推出的民主制度的持续时间都长。如果不采取行动，那么，法国将不可逆转地陷入特别紧张的局势，而且它会消失，就像在她之前的许多其他主要国家一样，信服于伟大的可持续性。

一些年来，避免这些灾难并在我们的游戏中占据主导地位，是有可能的。但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时间越长，主权债务增长越快，除非由政治手段来影响现实。从今年开始就采取行动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无论如何要在下届总统大选之前。

在这里，我不打算详细地说出必要的改革，仅陈述在我看来，为了显示出其必要的程度，并成为绝对开始了的辩论的一部分中应当激励的原则。

不管是法国还是德国都将不会资助希腊或西班牙。法国或意大利在没有钱的情况下，借钱给希腊是荒唐的。希腊向葡萄牙或意大利偿还该款项的一部分，也将是荒谬的。

如果欧洲人成功避免了溃乱，如果他们懂以比违约继承花费更少的方式帮助他们当中最弱的国家，我们可以开始考虑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思路。为确保“好”债务而应该继续发放的欧洲国家的预算贷款，成本更低而且会收到更好的回报，我们不能满足于让每个国家在一个混乱的世界市场里借款。当前的危机表明，分离的借款人是不存在的。还表明，人们也不能依靠邻国的“慷慨”：不管是法国还是德国都将不会资助希腊或西班牙。法国或意大利在没有钱的情况下，借钱给希腊是荒唐的。希腊向葡萄牙或意大利偿还该款项的一部分，也将是荒谬的。

因此，除了国内借款，我们必须建立作为最后手段的“欧洲预算借款人”，这既不是欧洲央行（负责货币），也不是欧洲投资银行（长期借贷），而是一个新的实体，欧洲国债机构，其职责是，为了资助他们目前的主权债务和外部的“好”债务，在短期内向欧洲国家预算提供新的财政资源。欧盟现在没有任何债务，该机构将有一笔相当大的潜在的借款。

欧洲国债机构将以欧元区15国成员或其中一些国家的名义发行“欧洲债券”。每个国家的此类贷款的存取将仅限于他在欧洲央行或欧洲投资银行的持股比例。这些欧洲债券相当于每个国库年发行量的总数或者一部分，或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一个百分比（15%~20％），这将相当于2~3万亿欧元的潜在借款。他们将另外或代替发行一部分的国债。欧洲国债机构与发行机构一样，将依靠欧洲投资银行的财务专家和欧洲其他高品质的国家机构（如法国国库署）。这种机制将立即保证市场并将终止当前影响到欧元区一些国家的流动性危机。

欧洲债券首先将持续6~12个月，并将覆盖至少一年期限的所有债券发行。如果他们

成为长期的债券，他们将为欧洲投资银行提供资金，并能够允许在欧洲国债机构中不同成员国之间进行的储蓄和税收的聚集，如同美国国库券发行的演变一样。

每个欧元区国家将向欧盟转移必要的收入，以资助与国债相同成本的债券，在负担（或者利益）上保留保留欧洲国债机构的利润（或超额费用）。

有了这个转移，德国和法国将不必为他们的邻居买单了，也不必处于眼看自己的利率上升和借贷成本增加（据德国财政部的统计，30亿欧元）的风险了；实际上在国家预算上将有一个中立者，将给欧盟带来每年约90亿欧元。不是为了自己借款，而是为了其他人借款，提供一个欧洲项目的真正一体化。

这些债券的收益，对于相关国家来说，与此债权的发行作用是一样的：为了支付主权债务。最终，只有“好”的债务。

欧洲国债机构将管理欧洲担保基金，确保在一个国家违约的情况下，这个国家债务的欧洲部分将被覆盖；主权保险，填补了与特别提款权同样的角色，将特别与债券相关，突出了不同国家的主权债务之间的分歧，并推动了各成员国之间公共财政的协调。这笔欧洲债务将是资深的，也就是说，将能被优先偿还；国债将是次要的，也就是说，将在之后偿还。

如果所有欧盟国家的公共债务不及时控制，次级违约将会发生。这将会建立一个欧洲偿债银行，其分摊一个较长时期内欧洲公债的负担，比如50年。这一结果将类似于延期偿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将带来非常消极的后果。

但是，如果法国提出的上述改革是由所有欧盟国家实施的，欧洲的公债将逐渐稳定下

来，然后这些债券仅用于支付“好”的债务，即每个国家的赔偿基金和投资基金，以及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创立同类型的基金。

应该落实所有欧洲银行共同的审慎监管规则，以使他们的草率不会导致新的重大预算支出。这一切都是不容易的。但是，这是欧元的生存条件。

为了贷款可以很容易地与借款国签订，欧元的坚挺是必要的。首先，这坚挺的条件是，负债最重的国家现金流动性危机的解决。这也是欧洲更好的金融治理的建立：欧元区成员国，或者更好的是，所有的欧盟国家，必须建立能够监管全欧洲的金融实体的机构（一样或者尤其是那些不是银行的机构），这些机构还要能够禁止金融机构与境外金融中心和欧盟以外的避税天堂合作，根据所有的共同定义，并能禁止特别提款权的投机性使用。他们将协调和合并他们对各种金融市场的各种监督委员会，帮助建立一个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行为守则，当这些规则在国家层面上与事实稍有出入地重新登记时，防止欧盟指令的扭曲。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应该落实所有欧洲银行共同的审慎监管规则，以使他们的草率不会导致新的重大预算支出。这一切都是不容易的。但是，这是欧元的生存条件。

然后，为了避免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中他们不是一致行动）干涉其内部事务，欧洲应建立监督机制和协调管理那些远远超出今天水平的财政失衡。

为此，欧洲预算基金（FBE），与欧洲国债机构不同，将为困难的国家提供预算资源；基金将按预算资源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被提供给成员国或违反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带来资金短缺的国家。

发现自己处于过度负债情况中的欧盟国家，应遵守欧盟委员会和欧元集团制定、并由来自欧洲预算基金的拨款资助的调整方案。在不遵守本方案的情况下，欧洲预算基金可能

会停止任何款项，合并结构基金和欧洲投资银行的贷款，甚至禁止违规国家获取欧洲主权债券。

这样的建设将为所有成员国准备预算和税收协调的统一实施，力求达到所有“坏”债务消失和预算结构协调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