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钱币的艺术魅力

作者：张若滢

来源：《美术界》 2010年第3期

中国古钱币艺术作为东方钱币文化的代表，演绎了一部中华书法艺术的编年史，其造型的变化发展，也展示出了各个时代的历史风貌与审美情趣，是研究我国古代艺术的重要资料。

货币的产生与远古人类的审美活动密不可分

我国最早的货币——海贝，在取得实物货币地位的前与后，它都作为珍贵的装饰品而显示出独特的价值，而这种装饰性是由其漂亮的外表和原始生殖崇拜的象征性所引发的。从大量的考古发掘可知，那些背部打磨穿孑L的“宝贝”和“虎斑贝”不仅具有独特的光泽，而且具有浑圆饱满的外形及曲线的形式美、中线的对称，这使其成为了当时社会上具有较大认同的装饰品。

青铜铸币的出现是在殷商晚期，商代是我国“青铜时代”发展的一个巅峰时期，铜作为一种可铸造的贵重金属材料，很容易进入流通领域，成为交换的等价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天然贝供不应求，逐渐出现了骨贝、玉贝、陶贝等贝的仿制品，铜仿贝也随之问世了。“殷墟晚商小墓中曾出土过少量无文铜贝，1971年山西省保德县晚商墓中与车马器同时出土有无文铜贝109枚。”“山西侯马上马村13号墓发现了包金铜贝。”与车马器同出，说明该铜贝很有可能是殉葬马的饰件，而东周时期包金铜贝，从价值尺度上看，称其为货币则为时尚早，它只可能是小型青铜饰件的一种。由此推断，金属铸币雏形的产生更是与当时的审美有较大关系。

由此可见，我国货币的产生与铸币的起源都是与古人的审美活动密切相关的，对天然贝的打磨穿孔以及青铜铸造铜贝是我国货币造型艺术之源。

古钱币的造型差异反映出不同地区独特的文明特征

先秦时期，周礼制和政治统治的崩溃迅速改变了中原政治和文化的格局，同文学思想上的百家争鸣局面一样，作为青铜艺术一部分的铸币艺术也有了百花齐放的特点。由于各个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习惯与审美情趣的不同，铸币形制各有千秋，主要为布币，刀币，圆形钱及楚国铜贝、金币等。这些货币的不同形制，向我们展示了农耕与渔猎两种文明融会贯通的全过程。

在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地区，货币造型大多以布币为主。“布”作为“镩”的同音假借字，我们在字面上已经可以得知它与生产工具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出土资料可知，平首布盛行于战国中晚期，流行于韩、赵、魏等国，是在春秋晚期空首布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春秋晚期的空首布，在造型上是原始工具的翻版，装木柄的首已经被范芯土所填满，从而失去了它作为生产工具的实用功能，而体型变小重量减轻的平首布的出现即可印证其作为生产工具的实用功能的消失。在铸币工艺改进与简化的过程中，审美性特征占据显要地位，边线的造型上也由多直线、厚实发展到多曲线与纤细，这一点也体现了审美活动在其造型发展中的作用。

与农耕文明相对的渔猎文明，其货币造型以刀币和贝币为主。刀币取形于渔猎常用的工具刀，主要流通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燕、齐、赵和中山等国，而南方的楚国在使用黄金铸币的同时，也铸造了青铜贝，这种铜贝已经失去了早期铜贝的面貌，而且铸上了文字。

“钱之为体，有乾有坤，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在渔猎文明发达的燕和齐，人们渐渐认识到了长形刀布携带不便、易折易碎的缺点，开创性的采用了外圆内方的货币造型。在造型上对纺轮与礼器的模仿发展而来的圆形钱，可分为圜金（圆孔）和圆钱（方孔）。圜金主要分布

在魏国、赵国和秦国，圆钱分布在燕国、齐国和秦国。这一造型体系的出现，成就了使用携带上的便利，也为秦统一度量衡埋下伏笔。

“钱圜函方”的形制与古人“天圆为张盖，地方为棋局”（《周髀算经》）的宇宙观相适应，这也吻合了社会各阶层的群体审美心理。“天下一圆，地上一方”的形制，在造型上还具有其科学性，外圆内方钱不但可减少钱体磨损，更便于在孔中穿上方木修整加工钱币。这种最为优化的造型设计，构建了两千多年东方钱币文化的典范。

货币史也是中华书法艺术的编年史

从货币史看，除极特殊的原因，每一个朝代都要铸行自己的货币，甚至连农民军也不例外。这种约定俗成的制度，决定了货币铸行与某个王朝存在之间关系的象征意义。由于这种象征性，货币的造型与钱文书法的艺术性便成为一个朝廷展示自己国力与涵养的舞台。

下面我们从几个朝代的货币发展中简单领略一下其中所体现的书法艺术精神。

先秦时期在燕国刀币上出现的诸如刀形、鱼形等纹样，说明此时钱文中确实有象形文字存在，印证了在钱币上出现文字的时代，象形文字还没有完全退出使用。造型上采取“天圆地方”形制的秦代货币，在书法上继承西周的籀书发展为小篆。秦统一文字后，钱文由李斯撰写，今天我们还能在“半两”钱文中看到李斯运笔之法。

隋唐的统一加强了国家集权，政权的稳定与政令的统一虽在一定程度上了钱币铸造的艺术性，但也不乏佳作。唐代通货中主要是“开元通宝”，形制十分单一，但“开元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并书，时称其功。”（《旧唐书·食货志》）这是钱文有书家姓名在史书上的第一次记录。此钱的造型不仅影响了此后我国千年货币统一的形制，而且用隶书写入钱文，影响了邻近的日本、安南和朝鲜。

宋朝是我国古代积贫积弱的王朝，但也正是这种文治理念，成就了我国文化艺术的巅峰时期，其极端繁荣从货币艺术上即可见一斑。“淳化改元，亲书淳化元宝，作真行草三体”，称为“御书钱”，创造了宋钱多体的形制，并第一次在钱文中写入草书。北宋仁宗至哲宗四朝，出自名家手笔的钱文较多，不但四体各具，而且无不精美可人。天下铸钱第二好手的宋徽宗铸币精良，在方寸间留下了别有帝王气度的铁画银钩，瘦金体与铸造技术相结合，更造就了别有的“金错刀”“铁钩锁”的骨力。每一枚徽宗铸币都堪称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为后世文人墨客所珍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同时期少数民族地区铸币的特色多体现在展示北方游牧民族吸收汉文化、融合本民族的个性和情操而形成的特有书风。

元代以后，少数民族的统治加上封建集权的加强、货币造型的程式化、钱文的规范化，使得行用货币艺术性逐渐下降，自成体系的中国货币文化开始受到西方货币文化的冲击。

通过对中国古钱币历史的回顾，我们不仅能够发现这些古币钱文中汇聚的当时书家的佳作，而且可以清晰地看到书法产生、演变与发展的脉络。因此，历代铸行的钱币成为金石书法艺术研究的重要资料。

古钱币中的民俗美和装饰美

在货币从饰物中分离出来以后，它还有一个分支——压胜钱。压胜钱本为饰物，一般为辟邪祈福之用，因其采用了钱币图案造型，故称之为钱。压胜钱不为通货，装饰纹样不受政令所限，因此其艺术性很强。压胜钱始于秦汉，早期背铸图案，主要供佩带之用；自唐宋以后，其门类和内容大大丰富了，其中民间传说故事钱，工艺美术性最高，多以图为主，也有图文并茂的，如“竹林七贤钱”“生肖故事钱”等。“庙宇钱”除有多种材质外，还有在铸造精美的背

面加铸佛像的，五台山出土的宋淳化元宝便是一个例子。正如前文所述，随着国家的统一特别是到了明清，封建集权的加强，大大削弱了钱文的书法艺术性，而压胜钱别有洞天，装饰性逐渐回归，又回到了货币的装饰性和象征性上来。

从民间装饰图案上看，钱币图案最早出现在战国陶器之上，汉代以后，作为财富的象征，以钱文装饰之风日盛。在以后发展进程中由于其造型体现着“天圆地方，道在”（《淮南子》）的宇宙观，在许多场合都采用这种造型，从瓦当到窗棂，从园林装饰到城市或村落的布局。“钱古称泉，泉与全同音同声，寓意福寿双全”，因此它又有象征吉祥的一面，成为民间艺术作品中频繁出现的传统艺术造型源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审美活动自始至终贯穿于中国钱币文化的产生、发展、壮大的全过程。作为金石学的支脉，浩繁古钱币上的种种文字，是我国书法瑰宝的鲜明印证；其外观造型的艺术性同样不容忽视。品味鉴赏这些古钱币，不仅能够窥一斑而知全貌，对我国古代文化艺术有一定的了解，更能从中受到艺术的洗礼，激发出无尽的创作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