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新格局

中国发展新格局

作者：刘 勇

来源：《领导文萃》2010年第02期

如何认清和把握中国经济走势,这既是广大百姓关心的重大话题,更是考验决策者的治国智慧。

我们面临的“经济新格局”

中国正在迎来新的发展格局,之所以称之为“新格局”,首先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金融海啸后欧美经济脆弱的复苏前景及严峻的就业形势,已使发达国家对制造业外包、产业空心化提高警惕,全球化正在经历反思与退潮期。在这一过程中变化最为明显的就是美国,美国的思路已很清晰:表面上金融系统缺乏监管、信贷泡沫滋生资产价格泡沫引发了金融危机,但其根本原因却在于产业空心化。产业空心化迫使美国过于依赖进口,迫使它以金融地产的畸形发展维系繁荣,并且种下了高失业率的祸根。那么解决的办法呢,就是“制造业复兴”。 其实美国这一战略部署已在多个层面得到表达。在2009年底的经济复苏委员会会议上,奥巴马再次重申,美国目前“以债务刺激”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再可行,需要寻找一切新的机制,以塑造美国“以出口与制造业主导的经济增长”。

由此一来,可以预见的是,美国“制造业复兴”就要“清算”“全球化”带来的产业空心化,就要持久性地解决贸易失衡、就业以及与之相关的实体经济“虚拟化”问题。虽然奥巴马表示,美国不是要在低端制造业上,而是要在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与其他国家一争高下。但是自从2009年底,美国连续对中国发起十余起贸易调查与制裁,所涉及领域均在钢铁、纸制品等“低端制造业”,显示低端领域美国也不愿放弃。这不仅是争取工会选票的问题,更是解决美国高失业问题的简便手段。而且有观点认为,目前出现的贸易摩擦仅仅是贸易保护的“开幕礼”,巨大的冰山仍在水面以下。因为美国人还希望中国债主伸出援手,以为其庞大的财政支出提供资金。但换个角度看,有求于人的时候贸易摩擦术的使用已如此凌厉,一等形势稳定,那才是“中美贸易摩擦年”。 其次,自从人均GDP接近2500美元之后(2006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我们正在进入“迈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过渡期。历史经验表明,进入这一阶段后,家庭消费将成为主要驱动力,与之相伴的是产业结构包括贸易部门的剧烈调整。只有成功完成这些调整,经济才能安全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过渡,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形势十分复杂,很多国家都在这个转型期遭遇了失败。而金融海啸带来的外需萎缩更加剧了转型的紧迫性的艰巨性。尤为重要的是,家庭消費驱动力的上升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成功并非自然为之,需要的有效扶持和引导。

最后,远在“金融海啸”爆发之前,中国原有模式就已经显示了其不可适应性,社会上早已有“中国低成本战略已至尽头”的说法,“中国低成本扩张战略已走到尽头,在用尽先天资源秉赋所带来的超额利润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正处于模式选择的十字路口。”金融海啸以后全球资源价格弹升速度远超经济复苏程度,也说明我们无法再回到以压低要素价格进行竞争的时代。 反观我们自身,中国——这个“全球化最大受益者”,在充分享受了全球化浪潮提供的发展机会之后,目前确实需要考虑在全球化退潮期如何继续保持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首当其冲就是迎接形势的变化,调整产业结构,转外需要为内需,借庞大的国内市场潜力,以蓬勃的内需要代替萎缩的外需。

另外,这种“新格局”最大的好处在于,将再度拓展中国经济的想象空间,提升中国内需市场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如果说我们过去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两头在外”(引进外资、外贸出口),那么在未来新秩序格局的确立中,则更多地需要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来说话了。 对于这个新格局,有人说得简明扼要,为“过剩的产能找市场,为过剩的货币找出口。”

为过剩产能“找市场”

从对产能利用率的作用方向来看,经济危机可能比一场世界大战差不了多少。二次大战时,产能最大的国家是美国,现在,产能最大的是中国。我国国家领导人,09年频繁对拉美、非洲、东南亚、东欧等新兴市场国家访问,“坦诚相待”的频率明显提高,正是为了进一步从国际层面扩展中国经济的生存空间。

“中国制造”的产能输出效果明显。从2009年一季度的统计来看,制造业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24.3亿美元,同比增长32.6%,其中,在亚洲实现营业额亿美元,同比增长40.9%,占51.5%;在非洲实现43.3亿美元,同比增长35.2%,占34.8%。过去5年,中国对非洲、拉美和中东的出口额已从380亿美元升至1920亿美元。实际上,中国最近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对中东的最大出口国。

然而,经济危机毕竟不是战争,眼下的中国不是二战后的美国,新兴市场也不是二战后的欧洲,这决定了:中国通过新兴市场扩张产能输出渠道对解决自身过剩问题的作用可能是有限的。因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此,与对外扩张同时出现的还有“4万亿”。1—6月40%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改革以来许多扩张年代都望尘莫及的。

客观地看,“铁公基”确实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据铁道部发展计划司杨忠民介绍,按照2009年铁路完成工程投资6000亿元安排,根据定额水平测算,可以创造600万个就业岗位,消费钢材2000万吨,水泥1.2亿吨,可以直接带来全国GDP增幅提高1.5%的拉动效应。这种超常的投资增速可能会加速工业企业的并购重组:“大型企业”的库存与产能得到消化,“小型企业”可能因为误读了形势,盲目上线,以至于被未来可能的供应过剩所打垮。

不过, “4万亿”即便起到巨大作用,毕竟,这种产能消耗形式的可持续性是有限的。因此,我们还看到这样的现象:从5月4日到7月1日的仅仅两个月时间里,连续批复了五个区域发展规划——事实上,中国批复区域规划的速度正是在金融危机前后明显加快。这种“遍地开花”的区域布局与当年改革开放时设立经济特区和开放港口在某种意义上有异曲同工之处。所不同的是,对外开放是为了在国内“开工厂”,现在是为国内产能“找市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扩内需。

为过剩货币“找出口”

中国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货币问题。在经济周期中步入拐点第一年的上半年,新增信贷总量居然能够超过经济最热时期的全年水平。最明显的就是2009年,一家工商银行一季度的新增贷款就已经超过其2008年全年水平。可见其货币之充裕程度。要知道,现在中国的GDP虽然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但基础货币总量已超过美国。于是,09年上半年,中国股市和楼市的表现无疑大幅超出预期,鉴于巨大信贷量的存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论通胀,谈论资产价格泡沫,担忧在产能仍然过剩的情况下,过剩的人民币向何处去。

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的性质决定了对外资本输出在短期内肯定不是主要方向。但是我们仍然注意到,金融危机前后,一方面,对大型国企海外并购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了;另一方面,对民间资本出海投资的放宽了;再有,与外界达成与输出货币有关的协议多起来了。无论是抄底矿产、抄底资产,抑或抄底外交,对中国而言都是一举三得:既可以得到急需的资源和市场,也可以缓解国内巨大的“流动性风险”,同时大幅提升“人民币”的影响力。

但是,真正的“流动性风险”不仅来自中国央行,更来自美联储,货币出海的速度如何赶得上美联储印钞的速度?目前达成共识的,只有三种方式可以在国内缓解这一问题:一是进一步发展金融市场,拓宽虚拟经济投资渠道;二是进一步放开垄断行业,拓宽实体经济投资渠道;三,发展高成本、高收益的高科技行业。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至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在新兴市场为中国的产能和资本寻找去处,将是未来中国对外扩张的主要形式;二、在国家层面向市场放权存在一定难度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区域经济将会是“再走自由化”的重要路径,从而为国内的产能和货币寻找出口。

调结构主要调什么

显然“调结构”成为2010年经济工作的“热词”,成为来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已经不言而喻。这从近期各部门的一系列讲话中可以看出。比如国家就喊出“十二五”将不惜代价调结构的狠话。已启动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十二五规划)的研究编制工作,目前已经形成的共识是,无论世界经济如何调整和变化,中国都决心要对自身经济结构进行重大调整。所以国家副秘书长杨伟民说,“今后一个时期,各个方面都应当降低增长的预期。中国经济很难再维持2003年到2007年年均10%以上的高增长。”全球经济将进入较长的结构调整时期,过去那种全球国际收支失衡支撑经济增长的模式将难以为继。

调结构大政已定,下一步便要对中国的“结构问题”到底是什么形成一个共识,显然在这个层面上,仍然众说纷纭。调什么,怎么调,在什么方向上寻找突破口,却似乎仍然有着不同的提法。 何谓结构问题,有的领导曾把中国当前的结构问题归纳为八个问题,即:需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三个产业结构、产业内部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国土开发空间结构和外贸结构。 哪些方面作为调结构的主攻方向,目前思路更倾向于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在最近一系列的讲话中,都明确要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战略目标,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战略方向,把争夺经济科技制高点作为战略重点,把新兴战略性产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决策层如此规定战略方向似乎还言犹未尽,更直截了当地指明:加快构建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工业、建筑、交通体系,着力突破传感网、物联网关键技术,及早部署后IP时代相关技术研发,加快微电子和光电子材料和器件、新型功能材料、高性能结构材料、纳米技术和材料等领域的科技攻关。一国当家人不但直接给我们指明方向,而且直接开具药方,可见决策层真是为“调结构”煞费苦心了。

然而,调结构并非易事。毕竟,“4万亿、保增长”时,我们可以“自力更生、闭门发展”,以此隔绝海外风险的冲击;但当我们的经济越来越多的突出“调结构”的内容时,社会环境就显得相当的重要,因为我们的“调结构”根本目标,就是为了更好的融入社會经济的“再平衡”之中,如何“再平衡、再协调”,如何和谐发展,这是影响中国究竟如何确定自己“调结构”的最大变量。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这从广东率先在调结构中遇到的问题可见一斑。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就是,广东在此番正在进行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多多少少引发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这一点,连广东省的主要领导讲话中都有所坦认,“广东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必然会引发一些利益冲突,客观上存在不稳定因素。不过,自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广东正在进行的产业升级,还没有引发过大规模的社会不稳定事件。这是因为有几个关键因素保证了广东的产业升级能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进行:一是广东是中国市场经济发育最充分的地区之一。企业主和员工对企业在市场经济竞争中被迫关闭、破产,认为是正常的市场竞争现象,在观念上没有抵触情绪,不会为难。二是广东主要通过杠杆,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引导企业转型升级,而不是强迫企业转型升级,因此企业不会跟形成矛盾。三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使产业转型升级成为企业的自觉选择,不创新、不转型,企业就没有出路。正是有了这几个有利因素,广东在产业转型升级中虽会有利益冲突,但总体上是在有序中进行。”

所以,在目前越来越热的关于经济结构大调整的讨论中,纵观相关领导和众多学者的观点与言论,尽管大家都在讨论同一个话题,内容似乎也都相似,但仔细分析,针对一系列问题,大家的观点和潜台词并不完全一样。

这自然会影响到下一步采取的调整重点和调整力度,在态度上是不一样的。而如果取向有相异,其结果,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肯定也会有迥然不同的影响。因此,在论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宏观抉择之前,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进行认真的梳理与分析。

所以,有学者认为,调结构远远不是这么简单,它涉及到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形成的一系列集团利益需要进行重新调整。

重构利益集团是调结构之根本

一位旅居中国多年的外国友人曾这样感叹:他来中国的第一年,觉得对中国一无所知,很茫然;从第三年开始,感觉已经完全弄懂了中国,很自信;等到第六七年之后,发现自己对中国又变得一无所知,再度茫然。再后来,当别人问他对中国了解多少时,他总是回答“略懂”,而此时,他已被人们贴上了“中国通”的标签。

其实,研究中国经济的,大致上也会经历这样的心路历程,即越是研究得久了,越是茫然;而初涉这个领域的人反倒感觉良好。

比如,现在但凡跟经济扯上点边的人都会说,中国的经济结构的症结在过于依赖出口,而解决之道在于拉动内需消费,而拉动内需消费又在于国家要有个健全的社保体系。这里的逻辑,简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单、直接、干脆,搞得人不好辩驳。而看似深刻的理解,实际上却苍白无力。因为它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如此浅显的道理操作起来却这么艰难?如果不去深究这里面的门道,对中国经济的研究恐怕也就只是停留在“感觉已经完全弄懂了”的层次了。

其实不仅如此,许多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那一套来解释中国经济,往往无解。比如,西方经济专家就一直不明白中国的资源匮乏,其价格却何以如此低廉。中国自己都不够用的矿产资源何以就低价卖给“国际友人”?中国的钢铁谈判何以就频出内奸?

外国人不明白的道理,中国老百姓其实很明白,至于中国经济专家,却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其实从改革开放史源头追溯,中国的改革者一开始就不是搞西方经济学的,自然也就不迷信西方经济学,但他们却把西方经济学最精髓的东西——资源配置搞懂了。供需、价格都不过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正如经济学教材里所提到的,“经济学基本问题,即干什么(生产什么),如何干(如何生产),为谁而干(为谁生产)”。因此,如今中国经济各个领域的供需扭曲和价格扭曲不过是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

话说回来,利益集团的博弈早已形成了中国改革的路径依赖。“调结构”三个字精炼概括了中国经济继续改革的方向,但不论是九十年代中国产业结构的国退民进,还是当下调结构中重现的“国进民退”;无论是国家对财富分配结构设计出的“限高、促中、提低”新,抑或一再出台的社会保障的扩大,从根本上都是对利益集团的重构。

尽管现在社会上普遍将“利益集团”划入贬义词,但平心而论,利益集团的出现对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也曾作出了重要贡献。要知道,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而利益集团就是率先为中国改革“摸到了石头”的群体,从推动社会财富的积累与进步而言,可谓是功莫大焉。只是随着事物的发展,随着中国社会分层,利益集团对中国社会继续发展的影响,渐渐从正面的推动力演变成了负面的阻碍力。

当然,我们不能沿用传统的思维方式,昨日举起右手拥护“先富起来的一群”,今日就举起左手要“利益集团”。今日之探讨,不妨说是中国改革开放走至今天,有何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够促使利益集团再像改革之初一样,重新成为改革的重要推动力。

实际上,中国经济内部财富积累的失衡已注定各社会阶层之间产生矛盾重重,只是矛盾爆发的形式并不确定。如今问题的焦点--按照理论家的说法就是:公平与效率是调节利益集团力量的砝码,也是如今阻碍改革前进的关键点。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公平与效率,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以历史角度观之,今天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看,正好与改革开放之初颠倒了个儿。当初是公平太多,效率太少,所以我们才把弗里德曼经济学奉为圭臬—“只要机会的平等,不要结果的平等”。

可今日我们却有意无意地重新把社会公平摆在第一位,强调其重要性,其意义也是不言而喻,只有当公平与效率之间达到平衡,才能使经济活动处于最佳状态。而当任意一边的力量过于强大,就会促使博弈的力量向相反的方向转换。不过,如果等待市场来自我矫正,改革的社会成本可能是难以承受的。这是因为矫正的方式具有不可控的特点,这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上,是有过这种教训的。

问题在于,如何既要推动改革前进,又要避免改革的风险显性化,自上而下的主动调整无疑是成本最低的改革方式。而最佳的状态则是,改革不是依赖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激烈对抗,因而更巧妙地从社会内部重构利益集团。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我们不妨借鉴改革开放初期时的一些经典案例。比如,当年的改革开放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拉开序幕,成功地将“后富”群体改造成改革支持派,如若没有“”的远景立在那里,按照中国的文化,改革是断不可能向前推进的。

问题是,今天最基层百姓的与先富起来的一群还有没有“共同远景”?

改革开放之后,原先“铁板一块”的社会格局被撕开了口子,在资源的重新分配中,各利益集团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和发展。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壮大起来,他们的规模、对利益的诉求、对资源的占有都具有更强大的影响力。相反,一些弱势群体则逐渐被边缘化,他们对利益的诉求难以通过正常的渠道表达。

因此,要将这种固化了的利益格局打破、重构,并且不引起利益集团之间的激烈冲突,必须以高超的智慧、战略的眼光来布局。

有人设计出“分化、切割、改造”的方式,重构利益集团。

所谓分化,是将已经固化了的反对改革的利益联合体开来,这一步的重点是将大的利益驱动力划分成小的利益驱动力;所谓切割,是将单个利益集团切割成若干小的利益群体,这一步的重点是以新的利益导向去替代原有的利益导向;所谓改造,是將改革的中间派改造成改革的推动力量,将部分改革的保守力量改造成改革的中间力量,这一步的关键点在于将被改革者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统一起来。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比如,在房地产领域,房地产商与地方形成了牢固的利益集团。必须首先把房地产商和地方切割开来,才能推动的各项楼市贯彻下去。而要做到这点,又必须首先将地方的资源、公权力与社会资本之间的联系切割开来。目前对地方的考核仍是以GDP为首要标准,如果能将的考核标准与具体的民生指标结合起来,就能将地方的利益与社会大众的利益统一起来,从而将其从改革的保守力量改造成改革的推动力量。

如今的调结构,是中国经济的战略转型。可惜人们更多关注于技术层面的货币和财政的导向,但其实信贷往哪里流,财政往哪里投,都是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博弈后的结果。因此,如果没有对利益集团的重构,就不可能产生根本上的结构调整,产能过剩、出口依赖、悬殊也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