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败亡及其启示
韦润儒 天津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选修课论文)
摘要:北宋的灭亡不是偶然,而是是王朝的军事建制、战略眼光存在欠缺,经济政治出现混乱,官场严重等问题叠加所致,我们要从古人那里吸取教训。
关键词:北宋 军事建制 战略 变法 启示
引言:北宋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是一个十分值得反思的王朝,它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最繁荣的文化。然而却被经济文化远不及自己的金灭掉,留下了靖康耻这个宋人无法治愈的伤痛。当面对作为但是经济和文化强国的北宋被金灭亡这段历史,我们都要深思。前世不忘,后世之师。
靖康元年也就是1126年的八月,北宋都城开封被女真人围困,这年的年底,开封沦陷。不仅北宋王朝的府库积蓄被抢夺一空,而且包括宋徽宗和钦宗在内的皇室宗亲、嫔妃宫女、文武百官等都被掳走,史称“靖康之变”。北宋就此灭亡。在对于这段历史进行了探索时,可以看出宋朝的败亡原因绝不是偶然。
首先,军事上,虽然宋朝的数量十分可观,据记载,皇祐初年,全国达到了一百四十万之众。但是悲哀的是的素质却越来越差。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北宋建国以后将募兵制作为一项不变的国策确定了下来,由此造成数量越积越多。为了维护社会治安,防止百姓造反,国家在没有认真考虑被征者的素质情况下把他们招募到中来,包括游手好闲的人和一些地痞流氓。严肃的军纪逐渐被市井和流氓的气息所取代,士兵们常年疏于训练。除此之外,由于是雇佣兵,拿钱办事。所以造成士兵们的忠诚度严重不足,
有奶便是娘。同时,从赵匡胤建立大宋后就积极采取的崇文抑武的国策。自己搞过一次突然袭击“陈桥兵变”就黄袍加身了,绝不能让别人也捡了这个便宜。他认为如何要让将领死掉篡夺之心的最佳之技,莫如剥夺他们的统兵之权。因此,才有了“杯酒释兵权”,才有了重用文官的系列措施,才有了大量招收士子的科举制度。这就是后来导致败亡的“积贫”、“积弱”和“三冗”(“冗官”、“冗兵”、“冗费”)的后遗症的由来。
于是,先前地位崇高的武将在皇帝的刻意压制和社会轻视的风气的双重压力下逐渐变成了政治舞台的配角,成为了不受重视的一个群体。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脾气暴躁甚至有点残忍的武将们为了获得认可开始按照皇帝和文官的标准来改造自己,于是史书里有了一句十分“经典”离别献词:“我听说上古时候民风淳朴,希望陛下好好保重身体”。皇帝不仅在政治上对武将充满了猜疑,而且在军事上也紧紧地将武将的手脚束缚起来。朝廷下令“不允许武将拥有亲兵”,把将军和士兵分开来,弄得“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以至于将军们在中缺乏威望,难以使士兵听从指挥。如果说强将手下无弱兵,也许我们能把一支由弱小发展为强大寄望与一名优秀的将军的话,那么在宋代这种希望太难以变成现实了。在战场上,皇帝“预先设计好阵图,临战武将只能按照图来布阵,不允许有一点改动。”这就导致了在北宋与外族的战争中,将领们无法随机应变,无法利用稍纵即逝的战机实施有效的军事行动。面对制度上的层层压制,北宋的武将为了自身安全,他们“要么采取谨小慎微的做人方式,要么放任自流,弄得自己声名狼藉。”这样使得人们对武将们的印象也变得越来越差。
单是西夏政权,就已经让北宋“焦头烂额,左支右绌。”在这种情况下,北宋的统治者更满足于和北方的辽朝的和平状态,不敢与骁勇善战的辽朝争夺燕云地区。不行也就算了,在战略上北宋的统治者相当缺乏眼光。比如,西夏开国后就认识到西北少数民族的支持和拥戴的重要性,西北少数民族不仅为西夏提供了衣食之源,而且是西夏对抗宋朝的主要武装力量,所以有人说西北少数民族是西夏发展壮大乃至繁荣的基本物质力量。
正由此,西夏的统治着不遗余力,采取积极主动的方针,不断开拓边疆。据记载,到公元1037年,在元昊“攻取瓜沙肃三州,奄有河西”后,“西夏左膀右臂成矣”。相比之下,北宋的统治者对西北少数民族的战略地位的估价却不足。这里有很多的原因,根据历史的发展,唐末五代以来,中国的政治重心向东,经济重心向南发展,西北地区战略地位下降;当时西北还没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存在;再者,太宗认为“党项号为小蕃,非是劲敌”。这样一来,北宋显得十分被动消极。自己打仗不行又不能争取到彪悍的少数民族,而且还让对手夺走,所以说北宋屡战屡败也是见怪不怪了。最致命的战略失误当属北宋联金灭辽,虽然宋辽是敌对关系,但是北宋没有看到辽朝对于金的牵制作用,而且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北宋与金的“海上之盟”中说北宋帮助金灭辽后金把燕云十六州送给北宋,北宋则要将给辽的岁币转给金。如果说灭了辽朝后还不是特别致命的话,那么北宋随后的一系列举动就十分致命了。北宋十分缺少马匹,燕云地区则可以大量养马,在当时宋金边界开阔,有“一骑可敌七步卒”之说。这样一来北宋明智的选择应该是继续努力维持与金的这层纸窗户,大力发展可以给自己举得优势的骑兵,以待时机。但是宋朝可能是读死书的书呆子多了,想借胜仗卖弄一下自己的“仁爱、刚正”思想竟然“收留辽国降臣,不送岁币”让金国大怒,举国伐宋,在金国的铁蹄下,百万宋朝弱兵自然一溃千里。
其次,经济政治上,北宋的当局进行过探索,最为著名的就是王安石的变法。王安石对于变法和怎样变法都有自己的独特看法,经济思想先进。然而他“不周知社会,对当时社会是否拥有实施这些变法的基本商业条件也不是很了解”,变法太过于理想化和一厢情愿。推行变法过程中王安石也缺乏政治技巧,史料记载,他凭借神宗的支持,严厉打击那些有异议的人。不断激化了自己与反对者的矛盾以至于到了后来不可调和,许多人不得不选边站,使得朝廷发生了,党争愈演愈烈。后来由于的压力王安石罢相,神宗依然采取铁腕推行变法,大兴。宋朝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不仅是司马光等人的反对,更重要的是新法实施过程中走了样。变法的指导思想上重“‘理财’、轻吏治;重聚敛,轻生产;重指标,轻治本”。神宗即位就提出“当今理财最为急务”(毕沅《续<资治通鉴>》
卷)王安石的本意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王安石《王文公全集》)的设想,然而在神宗的影响下不得不改变态度,于是才有了“凡政可得民财者无不取”(《宋史·司马光传》),结果老百姓对国家的赋税上增,以至于影响到了生产,反过来也就影响了的剥削收入。形成了恶性循环。总而言之,变法没有真正贯彻“利民”及“不加赋而国用足”的初衷,而且还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以致民怨沸腾,这为反对变法者提供了充足的证据。王安石这位大学问家是改革的高明设计者但是悲哀的是“高明的设计者未必是成功的改革者”。他在不经意间他拖垮了北宋的经济,扰乱了政治,君心失衡,加剧了人心的,为北宋的灭亡埋下伏笔。甚至当大祸临头之际,是议和,还是抵抗,还是迁都,朝中大臣同样是固执己见,无不相让,一再浪费了稍纵即逝的大好机会。
即便这样,把宋朝的败亡责任推给王安石变法并不是很客观。宋廷南渡后检讨造成危亡的原因时,宋高宗为了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把国家破亡的责任加到王安石变法以及下面要讲到的以蔡京为首的乱臣贼子的头上,使神宗至徽宗的皇帝都脱去“国事失图”的干系,借以维护自己的正面形象,这样一来就达到了宋高宗的政治需要了。所以当看到写于南宋的史书上看到不少人把王安石变法作为北宋由盛转衰的分界点时,不得不令人怀疑其背后有政治上的目的。
当然,堕落也是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但是宋高宗的算盘打得不好,据史料记载,徽宗的名声好不到哪里去。宋徽宗“重用六贼,好大喜功,纵情声色,挥金如土,耽溺道教,大造道观”。显然,这样的皇帝所倚重以蔡京为首的“六贼”自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援引亲故,广结党羽,卖官鬻爵,贪赃枉法,大肆搜刮民膏民脂,穷奢极欲”当时理学传人杨时就有言:“用事二十余年,祸国殃民,几威宗社,人所切齿”,由此可见一斑。宋朝的官吏的原因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原因有:其一,官吏自身素质地下。宋朝大开科举之风,一时间,数量大增。多数为官的读书人,都怀揣着很强的功利之心,整天想着有朝一日能手握重权。这样一来花在政务上的时间自然不多,官吏之间为了名利明
争暗斗;其二,宋朝高度发展的经济。经济的发展对于推动社会的繁荣的同时也使得官吏能利用商品经济的繁荣隐藏自己的,使之不为制度所控制;还有宋朝为了推行重文轻武,承诺不杀士大夫,这样一来有了这个救命的稻草,不少人就会更加胆大妄为。当时的军政也是相当,《宋史·邓肃传》中有说:“有同时立功,而又功相等者,或已转数官,或尚为布衣,轻重上下,只在吏手。”这样还有多少人肯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都说落后就要挨打,但是宋朝告诉我们虽然不落后,一样挨打。
根据史料记载,大宋王朝确立之前,其客观背景与大汉基本相近。也是“经历数百年的军阀混战,人心思定”。赵氏登基后,不久宋太祖也率兵意欲平定北方,解除威胁和侵扰。历史是惊人的相似。他同样兵败被围,同样割地赔款,被迫采取“绥靖主义”。也许是汉武帝著名的“罪己”缘故,也许后世放大了“穷兵黩武”的恶果,总之,大宋王朝的天子们没一个想采取汉武帝的养精蓄锐、主动反击的策略。于是乎,由于自身的种种不足,最后终于把王朝断送在经济文化发展远不及自己的金给灭掉,两个皇帝同时成了女真人的俘虏,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更加严重的是无数无辜的百姓或死或伤,或是颠沛流离,骨肉分离。这种无比巨大的打击对于享受文明富足生活的宋人而言无异于灭顶之灾。出于对宋朝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景仰,这样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处于当时世界最高水准却为少数民族政权摧毁的王朝难免会令人扼腕叹息。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当今社会,中国经过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2年我国的GDP总量达到了5142亿美元,国家的经济实力大幅上升。但是北宋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严重后果告诉我们后人:商品经济越发达,社会的各个阶层就会对经济有着越敏感的反应,人们的利益就越多的和它联系在一起,所以无论如何都要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经济发展离不开对外贸易,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促进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减少我国的贸易顺差等措施应该作为保持我国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产品的生产又离不开资源,为此,我们国家一直以来加强同非洲的合作是十分明智的选择。据估计,非洲已经探明的石油储量是世界储量的10%,天然气是世界储量的8%,钻石是99%,铀矿是10%。几内亚拥有世界铝土储量的三分之一,刚果有世界钴矿的40%,南非拥有世界白金储量的88%。因此,维持我国对于非洲的贸易优势应当得到足够的重视。同时政治上的稳定也是十分重要,说坚持为核心的政治协商制度虽然不免有点政治色彩,但是这确实是当前维护我们国家政治稳定的重中之重,是我们不断继承和发展国家大政方针的必须。相比一些国家,党派之间为了竞选搞得你死我活,社会,民族。如果一个党派没能持久当政,那么在它时期的有长远目的的计划很可能会随着政党的下台而终结。不说外国就说宋朝吧,王安石的改革派失势后保守派反补,通通废掉一切变法措施,包括一些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措施,这与现在一些国家何尝不是类似。经济政治固然重要,但是于此同时我们应该加快国防建设,整顿军纪,狠抓军事斗争训练,精兵简政,提高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现阶段,我国的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还不是很相称,装备的质量虽然在最近几年得到令人振奋的发展但是离发达国家还有不小差距。如航空发动机,精确制导武器等领域落后与国外先进水平很多。在现代战争中制空权是“打胜仗”的前提,精确制导的导弹是封喉的利器。如果飞机飞不起,导弹打不准那就丧失了制胜的法宝,人再多还是当炮灰,这就类似于宋朝缺少马匹和“百万之众皆弱兵”的尴尬境况。除此之外,与宋朝类似,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制度建设的不健全,的现象比较突出,社会上不少深谙世事的人有着拜金主义的倾向,对此我们要高度警惕,防患于未然,坚决打击分子不动摇,坚决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守社会道德的底线,逐步完善法律体系。虽然还有少数外国人人会抱怨我们中国人责任感不强,视野不够开阔,有点土豪的气息等等,但是只要总体环境有利,我国在一定程度的混乱便无大碍。面对我国目前周边的复杂环境和一些国家的别有用心,我们一定要时刻牢记“帝国主义亡我中华之心不死”。最近,美国就声称“中日若在发生意外时将协助日本”。由此可见一斑。所以我们要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维护国家利权益。
后记: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复兴的关键时机,我们应当反思历史,不让悲剧重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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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之变——北宋衰亡记》 游彪 著 中华书局出版 责任编辑 徐卫东 2007年8月北京第一版
《宋朝十讲》 郑岩 著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 罗伟 李仁坡 2006年10月第一版
《宋夏史研究》 李瑞华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2006年10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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