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空间与公共服务差异化：城市居民公共服务获得感研究

２０１８年１月　理论学刊　Ｔｈｅｏ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Ｊａｎ．２０１　８　Ｎｏ．１　Ｓｅｒ．Ｎ０．２７５　第ｌ期　总第２７５期　居住空间与公共服务差异化：　城市居民公共服务获得感研究　李斌，张贵生　（中南大学社会学系，湖南长沙４１００８３）　［摘要］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日益成为中国政府的执政目标，而城市发展惯性、政府规划、资本选择偏　好、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及居民自身多元需求等众多要素正在导致中国城市空间多元分化。总体上，以财政在公共教　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和社区事务等方面的支出为核心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是左右公共服务获得感高低的重要变　量。然而，公共服务获得感日益以居住社区为基准，研究数据显示公共服务生产能力分布曲线基本与居民的获得感　大体一致。不过，市场价值等级高的社区，其社区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反而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个人，其公共服　务获得感也相对较低。　［关键词］城市居住空间；公共服务生产能力；居民公共服务消费能力；居民公共服务获得感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９０９（２０１８）Ｏ卜０ｏ９９一ｌ０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这意味着我们党和政府就区域平衡和空间正义提出了更　高要求。近年来，学界对有关公共服务空间分异的研究逐渐由城乡空间、沿海一内陆地区等二元空间转　向不同经济水平的城市空间或城市中心一城市边缘一郊区等多元空间①，空间视角的细化反映城市内　部空间结构的碎片化与公共服务不平等获得之间的映射关系，公共服务碎片化既成为城市空间结构片　段化②的外在表征之一，又进一步形塑了空间的不平等。然而，现有研究集中关注于公共服务在城市中　心一边缘城区的区域差异问题，少有学者探讨公共服务在城市社区层面的碎片化态势。虽然有学者从　生活质量、住房水平、资源分配和环境风险等角度考察了“社区阶层化”问题③，但鲜有研究涉及公共服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乡关系研究”（项目编号：１５ＺＤＡ０４４）、国家　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居住空间结构化与人１２＇城镇化路径及策略研究”（项目编号：１５ＡＳＨ００７）、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　“信访和谐建设与基层政府共同治理研究”（项目编号：１０ＢＺＺＪ０３）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斌，男，中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与社会管理；张贵生，男，中南大　学社会学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城乡关系与社会政策。　①高军波、余斌、江海燕：《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分异调查——以广州市为例》，《城市问题》２０１１年第８期；　Ｌｉ　Ｈ，Ｗａｎｇ　Ｑ，Ｓｈｉ　Ｗ，ｅｔ　ａ１．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Ｍ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Ｈａｂｉｔａ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１５（４６），ＰＰ．１１９￣１２９．　②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５１８—　５１９页。　③Ｓｑｕｉｒｅｓ　Ｇ，Ｋｕｂｒｉｎ　Ｃ　Ｅ．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ｄ　Ｐｌａｃｅｓ：Ｒａｃｅ，Ｕｎｅｖ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　ｍｅｒｉｃａ．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０７，４２（１），ｐｐ．４７—６８。　９９　理论学刊·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务的社区分化。社区既是城市治理的单元空间，同时还扮演着生活共同体的角色。住房市场化改革极　大地改变了中国城市的社区空间形态①，使得城市社区的类型和空间布局呈现出多样化特征，这意味着　社区空间比城市的区域空间更为细致和复杂，基于社区类型而有的城市空间区划也就更为具体。本研　究旨在探讨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在不同类型社区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如果存在，其差异性是　如何展示的，哪些因素可以解释这些差异。　一、公共服务获得感：概念界定　当前，从城市空间视角切入“公共服务”，学界将概念内涵集中于两个层面：一是城市公共服务基础　设施的空间分布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可及性，此类研究重点考察公共服务设施在客观物理层面的空间　布局，以及这种设施布局对于居住点的溢出效应②；二是公共服务的居民满意度，主要关注城市居民差　异性的主观评价③。前者关注服务设施的空间辐射距离，却忽略了社区居民在实际获取公共服务过程　中的经济社会差异；后者则主要关注社区居民的主观感受，不容易反映出不同阶层居民对于公共服务获　取上的感知差异。　２０１５年２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改领导小组会议上第一次提出要“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　感”，此后，“获得感”这一概念迅速进入国家主流政治话语体系，并在社会治理创新、服务型政府建设、　基层民政建设等众多实践领域引发热议。十九大报告有三次提及“获得感”一词，并且将“不断增强人　民群众获得感”写人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有学者认为，“获得感”既反映了客观实在的拥有　状态，又表现为获取过程中的主观心理感受④。这种心理感受既体现为居民的“幸福感”、“满足感”，同　时与“相对公平感”密切关联。与上述逻辑相一致，本研究设定“公共服务获得感”主要指社区居民在获　取公共服务的日常生活中，对于所在区域公共服务资源提供的充足性、资源获取的便利性、资源分布的　均衡性、资源共享的普惠性等方面实实在在的成效感知。这种基于公共服务资源的实际感知最终表现　为居民实际获得的公共服务对于自身公共服务需求而言的满足感。　二、理论观点与研究假设　从列斐伏尔以降，学界对空间的关注就开始集中于空间的政治性以及资本化议题，如空间的政治权　力分配、空间与资本积累⑤。列氏认为，空问是被生产之物，它已经成为统治阶级分散工人阶级、对地方　进行控制的政治工具。控制空间，通过技术来实现社会管理，使其容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⑥。空间的政　治性贯穿于空间实践、空间的表征与表征的空间之中。索佳认为，城市空间实际上是资本在权力筹划和　意志支配下建构出来的结果⑦。资本主义在任何区域范围内都呈现出一种“中心一边陲”的二元结构，　资本家聚居于地区中心，具有足够宽松甚至是奢侈的空间、良好的生态保护以及一般人难以获得的金　①吴莹：《社区与空间社会学研究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学年鉴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１５～１２０页。　②周春山、江海燕、高军波：《城市公共服务社会空间分异的形成机制——以广州市公园为例》，《城市规划》２０１３　年第１Ｏ期。　③朱玉春、唐娟莉、郑英宁：《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北五省１４７８户农户　的调查》，《中国人口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④⑤范逢春：《建设“民生政府”：提高改革“获得感”的关键》，《党政视野》２０１６年第３６期。　Ｈａ￣ｅｙ　Ｄ．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１．Ｏｘｆｏｒｄ　ＵＫ：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Ｌｔｄ，１９８５，ＰＰ．３５～３６．　⑥Ｌｅｆｅｂｖｒｅ　Ｈ＿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ａｃ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Ｄｏｎａｌｄ　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Ｓｍｉｔｈ．Ｏｘｆｏｒｄ　ＵＫ：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Ｌｔｄ，１９９１，ＰＰ．７３－８５．　⑦１００　Ｓｏｊａ　Ｅ　Ｗ．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１９８９．　居住空间与公共服务差异化：城市居民公共服务获得感研究　融、信息和网络资源；而“劳动者”居住的边陲地区则呈现被掠夺和生态恶化现象，与高污染、高能耗企　业相伴，交通拥挤、治安混乱，生活不便、信息不灵。公共资源的空间分配机制受权力和资本支配，国家　组织了市场，形塑了城市空问①。资本主义逻辑下的公共服务客观上强化空间极化趋势，就中国的城市　空间而言，社会阶层、权力关系也嵌入到了城市空间中②。计划经济时代的城市空间主要呈现为单位社　区空间，单位居民在公共服务获取水平上的差异取决于“单位能力”和个体“位置能力”差异，公共服务　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单位分割”状态③。市场化改革之后，住房商业化和住房政策的调控改变了中国城　市居住空间结构，并逐步呈现出“同质聚居”的“阶层化”特点。同时，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住房政策具有　分割性，分割性的住房政策又加剧了社会分化，强化了市场经济的不平等，分化的居住空间成为人口筛　选的“过滤器”。在此过程中，房价成为了城市不同居住空间实现外来演替和滤出的关键要素，而公共　服务设施通过房价形成了居住空间的社会分异。具体而言，基于城市空间分异基础上的公共服务生产　逻辑主要涉及四个方面：　一是基于城市历史惯性的内城区改造，造成了城市公共服务的初始分化。中国城市内城区的功能　划分呈现一定的历史累积性和延续性特征，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心与商业居住区虽然经历了多重变迁，但　功能区分和空间布局大体一致④。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心由于在公共服务获取上的相对优势，在市场化　中期经历了一次中高收入阶层的重新聚居。一些城市的内城区得到不断改造，并继续保持着公共服务　优势。当然，也有一些内城区的众多单位社区衰落，公共服务配置水平日益下降。不少传统的老商业区　由于受到新商业区崛起的挑战最终走向衰败⑤。　二是基于政府规划和资本选择机制的城市更新，创造了新的公共服务分配格局。由于受到城市地　价和拆迁成本的影响，部分具有优美自然环境和优越地理区位的地区，成为政府和开发商的优先开发对　象。此类地区优先受到政府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和资源配给、城市竞争以及开发商资本投入的综合影　响　，形成了具有完善服务配套、便利交通以及优美环境的高级商务空间、中高级商品房小区以及别墅　区等。与此同时，在产业升级和转移过程中自然也产生了大量的遗弃衰落型社区，例如旧工业居住区、　旧商业居住区，此类小区基本上难以得到有质量的公共服务再投入。此外旧城更新和新城圈地运动中　还产生了大量的异地安置小区，它们大多位于城市的中圈层或外圈层郊区，其社区居民多为低收入群　体，公共服务严重滞后与不足。　三是基于城乡二元分化机制的城市扩张，扩大了“新城区一城郊区”的公共服务边界。城市扩张过　程中地方政府主导的“新城建设运动”使得大量的农村用地被规划为新居住区、综合商务区、高新区、科　教研发区等，这些地区建设的定位起点高、配套设施齐全，地理环境条件较好。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众多　的外围村镇型社区，住房多为村民自建房或早期公房，这些地区大部分被政府规划为城乡之间的组团隔　离带，大多属于新近由农村社区转变过来的城市社区，但其公共服务配置极其缺乏，建设起点低，交通较　为不便。　四是基于居民需求与能力分化的多样化住房建设，进一步促成了城市公共服务空间分布的碎片化　格局。为满足不同住房消费能力居民的多样化需求，政府建设了经济适用房、解困安居房、廉租房等保　障性住房，连同“城中村”小区、拆迁安置小区等，构成中下层群体的住房样态。这些居住小区有的零散　分布于城市各个地方，有的集中分布于城市外围地带，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较低，政府的公共服务财政　①Ｃａｓｔｅｌｌｓ　Ｍ．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Ａ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Ｌｏｎｄｏｎ：Ｅｄｗａｒｄ　Ａｒｎｏ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Ｌｔｄ，１９８３，ｐ．２１８．　②孙立平：《断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１９～１２０页。　③冯仕政：《单位分割与集体抗争》、《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３期。　④⑥周春山、江海燕、高军波：《城市公共服务社会空间分异的形成机制——以广州市公园为例》、《城市规划）２０１３　年第ｌ０期。　⑤王美琴：《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格局下单位制社区的走向》，《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１０１　理论学刊·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投人少。有研究表明，此类社区大多已经处于“小区环境差、公共治安差、社区服务差”的内卷化状态，　在居住空间和社会空间上落人双重边缘化陷阱④。　综上所述，城市公共服务在更深层次上的空间分配机制涉及自然地理条件、政治权力安排、市场竞　争力量、社会福利体系与个体能力等诸多因素，其中，政府空间规划战略和市场主体在资本逻辑下的理　性选择扮演了关键角色，房价成为特定居住空间实现居民群体演替与滤出的核心变量：同一类型的社区　空间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且具有排斥性的公共服务圈，这割裂了城市空间，导致了碎片城市（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　ｃｉｔｙ）的出现。中国的社会分层机制已经从传统的以收人、教育、职业为核心的资源型分层转向以住房、　社区为核心的空间型分层②，社区阶层化将进一步固化⑨。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１：同一地区的不同类型社区，社区的市场价值等级越高，则该社区所附带的公共资源会更加　充足，因而该社区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也越强。　值得注意的是，地区空间层面的城市公共服务水平也存在差异。一方面体现为区域政府的公共服　务供给能力差异，例如制度供给能力、财政支付能力和行政组织能力等。而政府服务供给能力的差异主　要又受中央一地方权责关系、财政转移支付与项目制改革、地方财政的支付能力与资金分配机制等因素　的影响。有研究发现，地方财政自主权的增加有助于提升公共服务项目资金的投入效率④。经济越贫　穷的地区，地方政府越容易将财政资源投入到具有增长效应的项目，从而挤压民生服务类财政投入。另　一方面体现为类似于医疗机构、公立教育机构等公营部门的公共服务生产能力差异。由于不同的公共　的不均等集中表现为“服务辖区”的不均等⑧。　假设２：地区整体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越强，地区居民的整体公共服务获得感也越强。　服务提供者（公营部门）拥有不同的权力范围与辐射区域，从而产生了差异化的“服务辖区”，公共服务　最后，城市居民个体层面的公共服务消费能力差异也成为本研究的重要关注点。服务距离／服务设　施可及性、支付能力、社会地位、职业种类、经济收入、户籍属性、居住环境等，都会直接影响居民的服务　消费资格与实际消费能力。这重新回应了“社区阶层化”议题，即不同类型社区在居民结构上存在显著　差别，社区居民在空间上的“同质聚集”实质上反映出不同社区空间在公共服务购买力上的整体性分　化，但它无法解释居住在同一地区中同一社区的不同居民在公共服务获取上的差异，在控制了空间区域　的条件下，居民个体对于获取跨空间的公共服务存在能力差异。　假设３：同一地区中同一类型社区居民的个体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公共服务获得感也越强。　三、数据来源、变量设计与分析模型　（一）数据与变量　本文的研究数据取自两部分：一部分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２０１３年各省级社会经济数据，该数　据可以从国家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获得；另一部分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　心”２０１３年进行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２０１３），该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概率抽样方法，共对中国大　陆２８个省（直辖市／自治区）、１３４个县（区）、４９１个村（居委会）、１１４３８户家庭中的个人进行了入户调　查。ＣＧＳＳ２０１３包含Ａ卷和Ｂ卷，“公共服务”的测量包含在Ａ卷中。由于本研究聚焦于城市居民公共　①　于一凡、李继军：《保障性住房的双重边缘化陷阱》，《城市规划学刊））２０１３年第６期。　②许叶萍、石秀印：《城市化中的空间社会分层与中国机理》，《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１１期。　③刘精明、李路路：《阶层化：居住空间、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与阶层认同——我国城镇社会阶层化问题的实证研　究》，《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④高琳：《分权与民生：财政自主权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的经验研究》，《经济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７期。　⑤王桢桢、郭正林：《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因素及标准化体系建构》，《学术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０２　居住空间与公共服务差异化：城市居民公共服务获得感研究　服务获得感，故仅抽取ＣＧＳＳ２０１３的Ａ卷中的城市居民数据，最终得到有效样本３１１１个。　因变量：公共服务获得感。本研究试图设计一个综合测量体系，具体包括公共服务“资源提供的充　足性、资源获取的便利性、资源分布的均衡性、资源共享的普惠性，以及一系列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共　ｌ３个维度。在进行各维度的一致性调整之后，利用最大方差旋转法进行因子分析，最终提取出两个公　因子，分别命名为“公共服务满意度”因子和“公共服务资源获取”因子。根据因子得分，以各自对应的　方差贡献率比例为权数，计算出“公共服务获得感”综合得分①。　自变量：居住空间。本研究主要考察“社区类型空间”对于居民公共服务获得感的影响，试图分析　空间分化被政治权力、市场利益和社会力量等因素形塑之后，对于人们的公共服务获得感有怎样的影　响。此外，基本的人口社会学变量，包括性别、民族、年龄、居住城区类型、户籍属性、工作单位类型、受教　育年限、政治面貌、主观社会地位、个人年收入、家庭拥有产权住房、主观家庭经济地位等因素，有助于解　释居民公共服务获得感的一部分变异，故需要在数据分析中加以控制。　此外，区域层面变量主要用来衡量该区域内公共服务的整体供给能力。新公共服务理论强调，政府　的政治职能最终只能回归到公共服务之中，以实现公民的共同利益，而非试图控制或驾驭社会②；政府　是公共服务供给的当然主体，但在服务生产方式上也可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此后，学界有关公共服务　供给绩效的研究逐步聚焦于公共服务的供给合作机制③和服务监管机制④，例如有效的评价系统、专业　的评价组织等。国内学者有关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政府公共服务财政支出⑤和　公共服务供给效率⑥两个方面。本研究选取了区域政府的“公共服务财政支付能力”、地方公营部门的　“公共服务生产能力”、基层社区的“社区服务机构覆盖率”⑦三个关键指标来测量地方公共服务供给能　力。根据后文中的模型需要，所有连续型变量均进行了标准正态变换。变量设置具体情况见表１：　表１　变量的定义、赋值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公共服务获得感　连续型变量（一４．９５—２．８１）　个体层面变量（Ｎ＝３１１１）　Ｏ　１　Ｃｏｍ：居住社区类型：　未经改造的老城区（单一或混合的单位社区）　普通商品房小区　保障性住房小区　别墅区或高级住宅区　新近农转居社区　虚拟变量　虚拟变量　虚拟变量　虚拟变量　虚拟变量　０．２６　０．３７　０．０２　０．Ｏ１　０．１５　０．４４０　０．４８４　０．１３４　０．０９１　０．３５７　①限于篇幅，“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因子分析结果数据表”从略。　②珍妮特·Ｖ．登哈特、罗伯特·Ｂ．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方兴、丁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０—４２页。　③Ｅｎｔｗｉｓｔｌｅ　Ｔ，Ｍａｒｔｉｎ　Ｓ．Ｆｒｏｍ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Ａ　Ｎｅｗ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ｕｂ—　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５，８３（１），ＰＰ．２３３～２４２．　④Ａｎｄｒｅｗｓ　Ｒ，Ｂｏｙｎｅ　Ｇ　Ａ，Ｌａｗ　Ｊ，ｅｔ　ａ１．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８，８６（１），ＰＰ．１８５—２０３．　⑤李文军：《中国财政公共服务支出的总量变化与结构演进——２０ｏ１—２０１０年》，《南京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　３期。　⑥王伟同：《中国公共服务效率评价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财经问题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５期。　⑦“社区服务机构覆盖率”指某地区拥有的社区服务机构总数与社区总数之比。在２０１３年国家统计年鉴中，社区　服务机构包括了社区服务指导中心、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以及其他社区服务机构等。　】０３　理论学刊·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变量　因变量：公共服务获得感　Ｃｉｔ：居住城区类型：　赋值　连续型变量（－４．９５－２．８１）　平均值　Ｏ　标准差　１　市／县城的边缘城区（市／县城的中心城区）　虚拟变量　０．１９　０．３９４　市／县城的城乡结合部　市／县城以外的集镇　Ｇｅｎ：男性（女性）　Ｎａｔ：汉族（少数民族）　虚拟变量　虚拟变量　虚拟变量　虚拟变量　０．１０　０．Ｏ７　０．５０　０．９５　０．２９９　０．２５７　０．５００　０．２２５　Ａｇｅ：年龄　Ｈｕｋ：农业户籍（非农户籍）　Ｐｏｌ：党员（非党员）　连续型变量（一１．８１－３．０４）　虚拟变量　虚拟变量　０　０．２８　０．１５　１　０．４４８　０．３６０　Ｗｏｋ：体制内工作（体制外）　Ｈｏｕ：有住房产权（无）　虚拟变量　虚拟变量　０．１２　０．７７　０．３２６　Ｏ．４１９　Ｅｄｕ：受教育年限　Ｉｎｃ：个人年收入　Ｓｔａ：主观社会地位　Ｆｓｔ：主观家庭经济地位　连续型变量（－２．５９－１．９６）　连续型变量（－０．８０－１６．８４）　连续型变量（－２．１７－３．３３）　连续型变量（－２．６４－３．３８）　地区层面变量（Ｎ＝２８）　０　Ｏ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Ｓｕｐ：地区公共服务生产能力　连续型变量（一１．７７－１．６４）　Ｏ　１　Ｃｏｓ：地区财政社区服务机构覆盖率　Ｆｅｄ：地区财政公共教育人均支出　Ｆｍｈ：地区财政医疗卫生人均支出　连续型变量（一１．００－２．２８）　连续型变量（一１．０４—１．８８）　连续型变量（－０．８７－２．５７）　０　０　０　ｌ　ｌ　ｌ　Ｆｈｏ：地区财政住房保障人均支出　Ｆｐｓ：地区财政一般公共服务人均支出　Ｆｅｏ：地区财政城乡社区事务人均支出　Ｆｓｓ：地区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人均支出　连续型变量（一１．２３—４．７７）　连续型变量（一１．３１－３．２０）　连续型变量（－０．８８－２．７５）　连续型变量（一１．１７－２．８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二）分析模型：分层线性模型（ＨＬＭ）　为分析区域宏观背景特征（地区公共服务生产能力、社区服务机构覆盖率、各项地区公共服务财政　支出）对居民公共服务获得感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分层线性回归模型（ＨＬＭ）进行数据分析。　四、数据分析结果　（一）公共服务获得感描述性分析结果　图１比较直观地呈现了公共服务获得感在不同类型社区分布的具体情况。有三种类型社区居民的　公共服务获得感在总体样本平均值（６３．７５）以下，分别是未经改造的老城区、单一或混合的单位社区以　及别墅区或高级住宅区；而保障性住房社区、普通商品房社区和新近农转居社区的获得感都在总体平均　值以上，其中保障性住房社区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最强，单一或混合的单位社区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　感最低。由此可见，当前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在不同类型社区呈现比较复杂的分化态势。　１０４　居住空间与公共服务差异化：城市居民公共服务获得感研究　图１　不同类型社区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分布图　图２反映出不同地区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和相应地区公共服务生产能力的均值分布。不难发　现，各地区居民公共服务获得感的差异较大，均值超过平均线的地区主要是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经济　水平相对发达的省份，具体即北京、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安徽、河南、重庆、四川；而均值在平均　线以下的地区则以东北地区、中西部地区为主，具体即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西、湖南、广　东、广西、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整体上，公共服务获得感的地区分布呈现出由东部沿海向西部　内陆递减的趋势，且不同地区之间的均值差异较大。公共服务生产能力的分布曲线与居民的公共服务　获得感呈大体一致的分布形态，只有天津、福建、云南、宁夏出现了较大程度的不一致。这说明，整体而　言，地区层面的公共服务生产能力对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可能存在重要影响，公共服务获得感的居住　空间变异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是源自于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当然，这一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岩窭＇攀森　蠢　祟　鬻亲　蚕譬纂嘉主　叫　地区公共服务生产能力叫　地区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　图２公共服务获得感和公共服务生产能力在不同地区的均值分布图　（－－）分层线性模型分析结果　模型１的数据说明，相对于单位社区的居民而言，居住在保障性住房的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最　强，其次是新近农转居社区、普通商品房小区、未经改造的老城区、高级住宅区的居民。这一社区空间的　分布形态和图１所示的均值分布完全一致。现有研究表明，市场化浪潮下的单位社区变迁并非全部转　向底层化，而是在国家、企业、市场的权力结构变动中出现了单位社区的分层现象，单位社区并未衰落，　城市中出现了大量高水平的现代化单位社区①，这些单位社区所附带的公共服务资源往往比较充足。　①魏淑娟、程赛琰：《住房政策改革下单位社区分层现象探析——以Ｌ市ｘ区为例》，《中国行政管ＪＥ））２０１４年第２　期。　ｌ０５　理论学刊·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而别墅区或高级住宅区所附带的经济性资源最为充足，一般住在这种社区的居民都属于社会中的富裕　阶层。整体而言，居住在单位社区和高级住宅区的居民主要为当地社会的中上阶层，这两种类型的社区　一般享有更多的公共服务资源。但是，社区空间中的政治性资源或经济性资源越多，其居民的公共服务　获得感反而越低，而居住在保障性住房社区、新近农转居社区的居民，其公共服务获得感反而会更高，城　市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呈现“逆化”态势，假设１没有得到验证。这暗示政府建设的保障性住房以及　相关的公共设施让保障性住房社区的居民感受到了真实的获得；而居住在单位社区的居民，特别是破产　单位社区的居民，其居住环境的维持与改善，往往成为大问题，由此降低了居民的获得感；至于别墅区或　者商品房社区的居民，尽管他们拥有比较好的外围物质环境，但是他们大多会联系其付出的高昂房价，　而认为是其私人付费的服务，他们不认为获得了公共服务，因此他们的获得感也很低。　表２公共服务获得感影响因素的分层线性模型估计结果　模型１　Ｂ　ＳＥ　模型２　Ｂ　ＳＥ　模型３　Ｂ　ＳＥ　模型４　Ｂ　ＳＥ　固定效应　截距　一Ｏ．１６６　｝　０．０６１　一Ｏ．３１４｝　０．１２７　一Ｏ．２７５　０．１２３　一Ｏ．３６６　０．１４ｌ　Ｃｏｍｌ：未经改造的老城区ａ　Ｃｏｍ２：新近的农转居社区　Ｏ．１３５　０．２１７｝　Ｏ．Ｏ６０　０．Ｏ６７　０．１２９女　０．１９５　０．０５９　Ｏ．Ｏ７５　Ｏ．１３Ｏ｛　０．１９６　￥　０．０５９　０．０７５　０．０９４　０．２ｏ０十　０．０９９　Ｏ．１ｌ２　Ｃｏｍ３：保障性住房小区　Ｃｏｍ４：普通商品房小区　０．３４０　Ｏ．１ｌＯ　０．４４１｝　￥　０．１５２｝　Ｏ．１ｌ８　Ｏ．Ｏ５８　０．４４３｛　０．１３７｝　Ｏ．１１８　０．０５８　０．１９７｝　０．１０６　Ｏ．１８ｌ　０．ｏ９８　０．１８４十｛　０．０５９　Ｃｏｍ５：高级住宅区　Ｃｉｔｌ：市／县城的边缘城区ｂ　Ｃｉｔ２：市／县城的城乡结合部　Ｃｉｔ３：市／县城以外的集镇　Ｇｅｎ：男性（女性）　Ｎａｔ：汉族（少数民族）　Ａｇｅ：年龄　０．１ｌ９　０．１９９　一Ｏ．０１８　Ｏ．１ｌ７　Ｏ．１ｌ９　０．１０５　０．０ｏ８　－０．０５８　Ｏ．Ｏ６７　０．１９４　—０．０ｏ８　０．０７７　０．０８０　０．０８８　０．０３５　Ｏ．０８１　０．０２２　０．１９４　一Ｏ．０ｌ８　０．Ｏ７６　０．Ｏ７９　０．０８７　０．０３５　０．Ｏ８１　０．０２２　０．２５６　０．０７９　０．０８３　Ｏ．ｏ９４　０．０３５　０．０８１　０．０２２　０．１２８＋　Ｏ．１１９　Ｏ．１１３　０．０ｏ９　－０．０８３　０．Ｏ６５　０．１６２｝　０．１４３　０．１４３　Ｏ．０ｌｌ　一Ｏ．０５８　０．０６０　Ｈｕｋ：农业户籍（非农户籍）　Ｐｏｌ：党员（非党员）　０．０５２　０．１０９｝　０．Ｏ４５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９　Ｏ．１１４｝　Ｏ．Ｏ４５　０．０５３　０．０４７　０．１ｌ６　０．０４５　０．０５２　Ｗｏｋ：体制内工作（体制外）　Ｈｏｕ：有住房产权（无）　Ｅｄｕ：受教育年限　Ｉｎｃ：个人年收入　Ｓｔａ：主观社会地位　０．ｏｏ６　０．０９２　一Ｏ．１Ｏ５丰　－０．ｏ３８　０．ｔ２１　｝　０．０５６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０　Ｏ．Ｏ９１　０．０５６　一Ｏ．００２　０．Ｏ４５　Ｏ．１ｏｏ　０．０５５　Ｏ．０４５　０．０２４　Ｏ．Ｏ１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４　一Ｏ．１０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４　一ｎ１∞　｝　０．０１９　一Ｏ．Ｏ４１　０．０１９　０．¨２　一Ｏ．０３７＋　０．１２１　％　Ｆｓｔ：主观家庭经济地位　Ｐｓｒ：地区公共服务生产能力　Ｏ．１２５枣木　０．０２０　０．１２４　￥｝　０．０５８　％　Ｏ．Ｏ６３　０．０２０　０．１２３　￥￥　０．Ｏ１９　０．０８４　０．０５５　０．０３８　一Ｏ．１ｌ５十　Ｏ．０５ｌ　０．１０５＋　Ｃｏｓ：地区社区服务机构覆盖　率　Ｆｅｄ：地区公共教育人均支出　Ｆｍｈ：地区医疗卫生人均支出　ｌ０６　０．２９２　０．２７３｝　０．１３９　０．２０６　０．１４７　Ｏ．１１６　０．１０７　Ｏ．３ｌ３￥　居住空间与公共服务差异化：城市居民公共服务获得感研究　模型ｌ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Ｂ　ＳＥ　Ｂ　ＳＥ　Ｂ　ＳＥ　Ｂ　ＳＥ　Ｆｈｏ：地区住房保障人均支出　Ｏ．１Ｏ９　０．０４６　０．１１１　０．Ｏ４８　Ｆｐｓ：地区一般公共服务人均　Ｏ．Ｏ４５　０．０５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５９　支出　Ｆｅｏ：地区城乡社区事务人均　０．２０３　Ｏ．Ｏ９２　０．１５５　０．１０１　支出　Ｆｓｓ：地区社会保障和就业人　０．０９２　０．０７ｌ　０．１２４　０．Ｏ８ｌ　均支出　未改造老城区　公共服务生　０．０６　Ｏ．１Ｏ　产能力ｃ　新近农转居社区　公共服务　Ｏ．２９牛　Ｏ．１ｌ　生产能力　保障性住房小区　公共服务　Ｏ．５２牛｝　Ｏ．１８　生产能力　普通商品房小区　公共服务　Ｏ．２４水　０．１Ｏ　生产能力　高级住宅区　公共服务生产　Ｏ．１３　Ｏ．２８　能力　随机效应　截距　０．Ｏ４３　｝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８　Ｏ．Ｏ１３　Ｏ．０ｌ７＋　Ｏ．ｏｏ９　Ｏ．０ｏ２　０．０１０　社区斜率　０．０４９木　０．０１６　个体层次误差　０．　２｝　０．０２４　ｎ８９６　卑　０．０２３　Ｏ．８９７￥￥　０．０２３　ｎ８６０十　０．０２２　—２倍对数似然值　８７３４．８４３　８６０２．４０７　８６１０．６６０　８５４３．２５１　注：　￥　ｐ＜０．００１，｝　ｐ＜Ｏ．０１，　ｐ＜０．０５，＋ｐ＜０．１。ａ参照组为“单一或混合的单位社区”，ｂ参照组为“市／县城的　中心城区”，ｃ参照组为“单一或混合的单位社区　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所有模型中的Ｂ值均为标准化系数。　模型２数据表明：（１）居住城区类型、性别、民族、户籍属性、工作单位类型等变量均未对公共服务　获得感产生显著影响，这说明居住在不同城区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基于居住空间　层面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社区空间层面，而非城区空间层面；（２）年龄越大，拥有党员身份，拥有产权住房　的城市居民，其公共服务获得感更强；（３）主观地位感知越高的居民，其公共服务获得感也越高，即只要　觉得自身的相对位置有所提升，其往往拥有更高的获得感。受教育年限、个人年收入等指标表征一个人　的客观地位，数据显示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对于公共服务的“相对获得感”越低。这说明，个体获取　公共服务资源能力的增强，并没有提升其获得感。这或许意味着当前中国城市的社区服务供给较为单　一或者较为低端，难以满足中高层社区居民的较高需求，假设３没有得到验证。个中的原因与对假设１　的解释类似，因为经济能力强的居民，大多居住在别墅区或者商品房小区，他们更愿意将享受到的服务　定义为私人付费项目，因此他们在公共服务上的获得感反而就比较低了。　从模型１到模型２，公共服务获得感个体层面变异较大，但在地区层面的变异微乎其微，说明还存　在着反映地区特征的变量会导致个体公共服务获得感产生系统性变异。故在模型２的基础上我们继续　增加了８个地区变量，具体见模型３。其中对居民获得感有显著性影响的地区变量主要为地区公共服　务供给能力，以及地方财政在公共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和社区事务等方面的平均财政支出，而社区　服务机构覆盖率、一般性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和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对于公共服务获得感则没有显著性影　响。这说明地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差异更多地取决于部分特殊公共服务的财政开支，而与一般性服　务的财政开支无关，假设２得到验证。　１０７　理论学刊·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模型４纳入了社区类型在地区层面的随机效应。与模型３相比，模型４的一２倍对数似然值得到了　大幅降低，地区层面的差异已经变得不再显著。另外，不同类型社区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的离散程度　数据说明，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越大的地区，其居民公共服务获得感的离散度也可能越高，反之则较为集　中。我们在模型４中还增加了社区类型与地区公共服务投射能力之间的交互项，最终反映出社区类型　对获得感的影响还存在地区差异。首先，在控制了地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条件下，不同社区类型对获　得感的影响依然显著，新近农转居社区比保障性社区拥有更高水平的获得感，然后才是普通商品房小　区。其次，部分社区类型与地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之间的交互项系数统计显著，且为正值，这意味着相　对于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更强的地区而言，居住在保障性住房的社区居民的获得感比单位社区的更高，相　应增加５２％，而新近农转居社区和普通商品房社区则分别增加２９％和２４％，此时单位社区与未经改造　的老城区、以及高级住宅区之间并没有显著性差异。整体而言，地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对于不同社区类　型在获得感上的差异具有一定的正向调节效应。　五、讨论　基于上述发现，可以得到三点政策层面的启示：其一，地方财政的公共服务投入是一种提升居民公　共服务获得感的有效政策手段，尤其是在公共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以及社区事务等方面的财政投　入，对于提升当地居民的获得感具有显著影响。其二，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问题。现有数据显示，底层　社区空间的居民（如保障性住房小区、新近农转居社区等）的获得感普遍较高，而单位社区、商品房社　区、高级住宅区的居民获得感相对较低。对这一“钝化”现象，需要作进一步分析。是高等级社区缺乏　公共服务还是这些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存在边际效应递减所致？或许市场化提供相关服务的方式应该成　为高等级社区的核心考量。其三，城市社区的“阶层化”问题。同阶层集聚反而会抑制居民获得感提　升。本研究整理了ＣＧＳＳ２０１３所有数据中的社区部分，发现实际上共涉及４５３个社区，其中单一型社区　有３０１个，占比为６６．４％；混合型有１５２个，占比为３３．６％。所谓单一型社区，是指社区空间构成同质　化，例如某个社区全部都是单位小区，没有其他类型的住房存在；而混合型社区则指同一社区管辖了几　种不同类型的住房空间。本文进而分析了保障性住房小区的住房构成与所在社区类型，发现共有３５个　社区包含有保障性住房，只有２个社区为单一的保障性住房社区，其余的保障性住房分别安置在它类社　区空间中。这说明当前中国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主要采取“插花安置”方式，这种安置政策极大地提升了　居民获取当地社区公共服务的水平，有利于增加不同住房类型居民的服务均等化共享，有助于提升公共　服务获得感。　综上，城市拓展历史惯性、政府对城市的重新规划、资本选择偏好、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及居民自身多　元需求等众多要素导致目前中国城市空间多元分化显著。以此为基础，要完成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到　二。三五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这一目标，的确还有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需要研究。　［责任编辑：邓帅］　ｌ０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