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士人阅读屈原的价值取向探释

JournalofHubei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Vol.28.No.2

两汉士人阅读屈原的价值取向探释

蒋　方1,　张忠智2

(1.湖北大学人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62;2.远东技术学院,台南)

　　[摘　要]由西汉而至东汉,士人对“不遇”问题有一个由感伤而走向思考的情感历程,而他们对屈原的阅读评价也有一个从感性向理性的提升。在“不遇”问题中,屈原的遭遇常常是他们动情的触媒,思考的参照,屈原的作品由此而引起他们特别深切的关注,而这样一种关切的感情也影响着他们对屈原的阅读和理解。于是,在他们的情感活动中,阅读屈原与思考自身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激发,促动着情感活动的深入,他们在阅读屈原时的价值取向就随同对“不遇”问题的认识而发生变化。随着大一统政权的持续,随着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力量的强盛,士人在“不遇”问题上的激愤情绪渐渐转向出路的探求而趋向平静,他们并不能逾越忠君的道德域限,遂汲取儒学尊道自贵的人格力量,将退避自守的无奈转化为持文娱道的自觉,而提倡以明哲的平静来面对命运的坎坷。这样,他们的阅读屈原也就从最初的同情与共鸣而转向理性的阐释,将个人情感的会悟纳入儒学的伦理规范,由士不遇的命运感伤而转变为忠君眷国的道德表彰,屈原形象中的个人愤世之情被弱化,而忠君眷国的道德意义被张大宣扬,并从此而深深地影响了后来人对屈原的阅读和理解。[关键词]两汉士人;屈原;阅读;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01)02-0053-06　　　　

　　屈原,这位生活在战国晚期的爱国诗人,其高洁执著的精神品格在我国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

响。他首见于汉人的记载,他的作品也是经由汉人的编纂注释而代代相传。可以说,无论是认识屈原还是研究屈作,汉人都是首倡者、奠基者,因此,汉代士人对于屈原及其作品的认识也就随同屈原作品的历史传播而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读者。而这些汉代士人主要是通过阅读屈原的作品来理解屈原,认识屈原,在这种阅读中无疑也融入了他们自己的生活体验,表达了他们的现实追求。

了选择的自由,也就日渐失去自己作为知识群体而存在于社会的主体自由,士人由此而落入功名追求与个体人格的矛盾和困惑之中。生活在汉帝国的士人是最早感受到这种矛盾与困惑的士人。由于汉与战国在时间上相距不远,汉代士人无论是积极地追求事功还是在追求中遭遇挫折,他们往往都以纵横驰骋的战国士人为比较,而迅速、强烈地感受到王权的专横与个体人格的被摧伤,并且,他们的感受是随着统一政权的巩固与加强而越来越深刻,于是,他们对此在思想与情感上的反映就成为这个时代的士人引人注目的特征。

在战国时代兴起的士人,周行列国,游说诸侯,或布衣而取卿相,或授徒立说而传名天下,他们在思想上的活跃与在政治活动中的积极作用都显示出了这个社会群体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秦统一之后的文化虽然是个打击,但不久即爆发的抗秦斗争给一度遭遇压制的士人重新提供了发挥才干、驰骋理想的天地。在最终取得斗争胜利的刘邦的麾下聚集了不少的士人,而刘邦在

一

“士人”是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统称。这个知识群体诞生在战国时期,特定的情境使士人一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就呈现出这样的群体特性:他们追求着功业声名,尽管这种追求的实现不能完全离开权力的支持,而由于他们是凭借着知识和智慧去建功立业,这就赋予了他们尊道自贵、傲视王侯的品格。但是,随着战国纷争的形势为统一的政权所取代,士人在功名追求中渐渐失去

[收稿日期]2000-06-09

[作者简介]蒋方(1950—　),女,湖北武汉人,湖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53·总结与项羽争天下的经验教训时亦认为自己的成功正在于能用才士(见《汉书·高帝纪》)。西汉前期,一方面是历史精神的沿袭,另一方面是统治者也重视发挥士人的才干,这时的士人,积极地参与朝政的建设,尖锐地批评皇帝的举措,执著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他们对个人的才干与功业都表现出强烈的自信。如陆贾,如贾谊,他们所展现的士人对现实政治的热情和由此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信心,是作为一个时代的士人精神风貌的代表而长久地影响着后人。但是,随着统一政权的逐步稳定,士人的感受就不同了。

“士志于道”,士道与王权相互支持,也存在冲突。士之“志于道”是立足于思想的超越性,者之“处于势”则强调利益的现实性,两者本有对立,再加上政治生活中的复杂因素,大一统政权之下士的活动空间是相当逼窄的。文帝时,贾谊、贾山等士人就不断地提出信用贤才的问题。如果说,刘邦等早期君主出于现实的需要尚能接纳和尊重士人的议论,士人与权力间的矛盾还不显得突出,而至权力强盛的武帝时代,这种矛盾就变得明显起来,并趋向激烈。汲黯因武帝严峻,臣下多被杀戮,谏劝武帝要宽待士人、善用贤才,武帝回答:“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

《资治通鉴》卷19)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赤

及汉初的比较是重要的参照,因此才有“生之不

辰”(司马迁)、“逢时不祥”(贾谊)以及“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东方朔)的自悲不幸。既然时世的变化是士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那么,出路问题就成为他们思考的中心,这是他们感情忧愤、思想困惑的焦点,也正是在这个问题的思考中,随着大一统政权的持续发展,西汉士人与东汉士人的现实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

“士不遇”其实是说贤士不遇,其现象的另一面是佞人得意,故在哀伤不遇的汉人作品中通常都能见到对贤佞颠倒的现象的描述,而越是早期的作品,感情表现的越激烈,如“葺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吊屈原赋》);如“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天道微哉,吁磋阔

《悲士不遇赋》)兮,人理显然,相倾夺兮”(。面对黑白混淆、贤佞颠倒的现实,他们情绪愤激,指呼苍天,

却又深深感到个人之微弱和徒然,于是在“末俗以

《士不遇赋》)辩作而期功兮,贞士以耿介而自束”(的

悲愤中,在“退洗心而内讼兮,固未知所从也”(同上)的彷徨中,或以老庄思想来自我疏导,如司马迁之称“理不可据,智不可恃”,“委之自然,终归一矣”;或如董仲舒的“孰若反身素业兮,莫随世而轮转”,以潜心学业作自我抚慰。

而当东方朔和扬雄以嘲戏来抒发不遇的牢骚时,在玩世的态度背后则隐隐透出了一种愤世超脱的努力。他们在愤慨于贤佞颠倒、智愚混淆的同时,更尖锐地剖析其原因是“用之则为虎,不用

《答客难》)则为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解嘲》)匹夫”(,这就将批判的锋芒引向了君主手中

的权力,揭示了贤愚之所以不分的根本,遂将由贾

裸裸地道出了帝王与士人关系的实质。当汉代士人面对着权力者的专横暴虐而丧失议论批评的自由的时候,他们那种施展才华、建立功业的人生渴望就受到严重的挫伤,他们那种以道自尊的士人品格因被视同物用之器而感到屈辱,对比战国汉初的士人驰才骋辞的风扬意气,他们有种深深的失落感,“逢时不祥”的不遇之叹便慨然而生。从贾谊《吊屈原赋》、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到冯衍《显志赋》、赵壹《刺世疾邪赋》,从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到崔

《达旨》、班

固《答宾戏》、张衡《应间》,“士不遇”成为两汉重要的社会现象,也是士人抒情言志的重要主题。

以贾谊《吊屈原赋》为肇端的这类作品,或者直抒怀才不遇的悲愤,或者借调侃来表达“时有遇否,性命难求”(张衡)的无奈,无论是“鸾凤伏窜,

贾谊)的现实批判,还是“委命供己”,鸱翱翔”(

“密尔自娱于斯文”(班固)的另寻出路,在情绪的宣泄与文采的展示之中表达的是士人对大一统政权之下自身命运的思考。在这些作品中,与战国··谊开端的“士不遇”之叹由情绪的哀伤转向深入的思考。但是,权力的专横粗暴使他们也只能以调侃来开释、淡化自己愤激的感情,难有真正的解

脱。唯其如此,他们也感受到了功业追求中隐伏的危险,所谓“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

《答客难》)之下”(,所谓“炎炎者灭,隆隆者绝”“位极《解嘲》)者高危,自守者身全”(。这样,他们对“块然无徒,廓然独居”与“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的持守,

虽然继续着前人的退避方式,却因为是基于对权力的认识而具有了一种自我选择的含意。这一点,在扬雄的《解嘲》中表达得很鲜明,而为后来者所继续,如崔《达旨》、班固《答宾戏》、张衡《应间》等,并有新的展开。

东汉士人的这批赋作本是仿东方朔、扬雄而

作,才高位微的郁愤,时世不同的辨释,仕途危伏的分析,退守玄默的自肯,都是篇中应有之意,可见自贾谊以来,不遇失志的哀伤始终是士人内心深处一块难以化解的情结。既然“屈意从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时,将就木矣”(《士不遇赋》),在权力与人格的冲突中,退避于是成为两汉士人一以贯之的选择。但是,在申明自己退守玄默的选择时,东汉士人的态度却有了明显的变化。首先,对于战国汉初的纷争形势下士之驰骋功业的辉煌,他们不再简单地表示羡慕,而是一方面指出这不过是幸逢乱世的机遇,一方面指出其得用与否的根本是在于其时君主的需要,所谓“高祖叹而子房虑,祸不散而曹、绛奋”(《达旨》)。第二,在表达自己退避自守的选择时,他们既有治世不辨贤愚的悲愤,又强调士人应有适应形势变化的清醒与自觉,如曰“因势合变,遇时之容,风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答宾戏》)。第三,他们在列举战国汉初之士逞才邀功的同时,又往往数说其悲惨下场,或者将功业之士与孔子、孟子、陆贾等道德文章之士相比,以见士之追求功业原非一途,功业价值亦非一种,故“《说难》既遒,其身乃囚,秦货

《答宾戏》)既贵,厥宗亦坠”(,而“仲尼不遇,故论六

经以俟来辟”(《应间》),“陆子优游,《新语》以兴,董

不再似前人那般激烈,故当他们继续东方朔、扬雄

的批判意向时,他们更注重发掘退避中的贵道自重的意义。而这时的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力量强大,则从两个方向上支持着这种情感的趋向:一是儒学对现实政权的维护,使士人不可能沿着“为虎”与“为鼠”的思路继续,而只能止于“遭遇难

《应间》)要,趋偶为幸”(的君臣不遇,转而强调士在

治世的选择;二是儒学所注重的“道”的超越性以

及士由此而获得的人格自尊,本来具有对抗王权的性质,这使他们必然超越“贞士以耿介而自束”的以苦恼为安慰,从退避的无奈选择中发掘、高扬“自守”的积极性,而赢得一种道义的精神支持。不过,当他们这样作自我坚守时,作为一种政治学说的儒学之“道”中的学术因素就被道德意义所遮蔽。因此,即使是退避中的著作活动,在他们就不是发愤之举,而是一种道德行为:“婆娑乎术艺之场,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质而发其文,用纳乎

《答宾戏》)圣德,烈炳乎后人。”(于是,他们一面哀伤

着“士不遇”,一面提出“夫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毗以求举”(《达旨》),并进而提出“求之无益,智者面

《应间》)而不思”(,要求士人以执道的尊严与智者的

平和来看待“不遇”的处境。

生下帷,发藻儒林”(《答宾戏》)。因此,在他们看来,以退守来平抚不遇的哀伤,是一种明智,是一种自觉。他们在要求士人调整、适应时世的同时更强

调以文字自存的价值,这既维护了士人的人格,其功业价值也赢得了一定的性,所以崔

高唱

“臧否在予,唯世所议”,张衡则声称“聊朝隐乎柱史,且韫椟以待价”。在他们,退避虽然是强权之下的士人维护士道的消极选择,却由此而具有了积极的意义。对比西汉时期董仲舒潜心学业的郁闷、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奋起,班固、张衡等东汉士人对待“士不遇”的心态要平和得多,原因即在他们对退避认识的意义提升。

“士不遇”作为两汉士人的时代哀伤,经历了一个由激愤而怨艾而努力面对的感情变化。这一情感历程随同大一统政权的持续与加强而进展,反映了大一统政权下士人的经历与感受以及他们由此而进行的命运思考。在班固等东汉士人所抒发的不遇哀伤中,理性的议论远重于不满现实的情绪宣泄,对退避意义的褒扬淹没了权力压制下的无奈。这是因为,大一统政权的长期存在使他们对于“不遇”在心理上已有所准备,感情的反映

二

在大一统政权之下,两汉士人以“士不遇”为题表达了自己的命运感受。贾谊、董仲舒、司马迁等首先发出“士不遇”的哀鸣,在他们的感伤中,屈原或是他们感情的触媒,或被引为同调。而在整个两汉士人的不遇感慨中,屈原的形象也时隐时浮地出现。这表明两汉士人的阅读屈原,不仅具有时代的意识,也融入了个人的感情。考察两汉士人对屈原的读解,就会发现,他们在阅读屈原时的价值取向是随同历史的进展而发生变化,而这个变化与他们感伤不遇的情感历程大致同步。

两汉士人主要是通过屈原那激情奔涌的楚辞作品来认识屈原,这无疑更增强了阅读时的情感投入,他们评说屈原,仿作屈骚,以不同的形式表达对屈原的评价。梳理一下,这些评价大体可分作三类:贾谊、司马迁、扬雄为一类,或以传记,或以辞赋为议论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为一类,以骚体模写屈原的身世来抒发自己的感受;班固、王逸为一类,通过注释屈原的作品来表达自己的评价。这些士人在个人的政治境遇上与屈原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近似,这也正是

·55··56··57·ValueJudgementsofScholar-OfficialsofWesternandEasternHans

inTheirReadingofQUYuan

JIANGfang1,ZHANGZhong-zhi2

(1.SchoolofHumanities,HubeiUniversity,Wuhan,Hubei430062,China;

2.Far-EasternTechnologyInstitute,Taiwan,Tainan)

　　Abstract:Theattitudesofscho1ar-officialstowards“beingunrecognized”underwentthesentimentality-reflectionprocessfromWesternHantoEasternHan,andtheirresponsetoreadingQuYuanwasalsoelevatedfromtheperceptualstagetotherationalstage.Intherespectof“beingunrecognized”,QuYuan'sexperiencesoftentouchedthemdeeplyandarousedtheirreadysympathies.Therefore,QuYuan'sworkshadgainedtheirspecialattention,whichinturnhadinfluencedtheirreadingandinterpretationofQuYuan.Thisarticlearguesthatthesescho1ar-officials'sentimentalityover“beingun-recognized”turnedlaterintoakindofmoralcommendationofloyaltytotheirlordsandtheirmotherlands,whileQuYuan'spersonalcynicismwasweakened.Thishasalsostronglyinfluencedthelatergenerations'readingandinterpretationofQuYuan.

scho1ar-officialsofWesternandEasternHans;QuYuan;reading;valuejudgments　　　　Keywords:

·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