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农村工业发展的现状

浅析农村工业发展的现状

一、农村工业的定义

从词义上理解，城市是指国家批准成立市建制的区域，农村则指县（不含镇）所辖区域。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的差异是工业在农村与城市的区域分布差异，农村工业就是布局于广大农村区域上的工业。

从统计的角度去考证，目前官方统计所计算公布的农村工业产出是指全部工业产出中“乡办工业+村办工业+农村合作经营工业+农村个体工业”的部分。农村工业的属性是按所有制性质来界定的，说得直接一点，是按投资人的身份来界定的：凡是由农民或由农民组成的集体投资的工业，即归结为农村工业。

长期以来，人们对农村工业的认识同时建立在上述三种理解之上，“农民投资”、“分布在农村”、“归属乡镇企业管理”三位一体构成了人们对农村工业的基本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讨论研究农村工业化问题。因此，目前人们所普遍认同的“农村工业”完全是一项“中国特色”的内容，它既不曾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出现，也不存在于刘易斯对发展中国家所描述的“二元结构”中（部分学者将它作为相对的一“元”而提出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元结构”）。

二、农村工业发展的特征

（一）资本积累

在改革初期，有两个因素对乡镇企业初始的资本积累起到了贡献。第一，重工业优先

发展战略被逐步削弱，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相对缩小。第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民的积极性，大幅度地提高了八十年代上半期的农业产出和收入。这两个因素引起了农村储蓄的迅速上升，例如1993年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存款是1978年的25.9倍。在融资渠道方面，乡镇企业主要依赖农户的储蓄和从非正式金融市场中的借款。1993年到1996年，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国有银行大约将其90％的贷款都提供给了国有企业。尽管我们缺少足够的数据，但仍可以确信FDI 在乡镇企业的融资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Wang（1997）的研究表明，来自、、、新加坡等地的FDI 绝大多数都进入了劳动密集型产业。1995年，乡村一级的企业中有28.1%的产出是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

（二）产业结构

显然，中国的国际分工应当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所推行的赶超战略使基本消费品的市场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满足，从而为乡镇企业的起步提供了便利。1952年到1978年期间，轻工业的固定资本投资在大多数年份不到总的工业固定资本投资的10％。1978年到1992年间，农村和城市的消费支出以年平均6.5%和5.8%的速度增长，而1952年到1977年间，增长速度则分别只有1.8%和3.0%[6].对消费品需求的增长，使生产消费品的劳动密集型的乡镇企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以重工业为主的国有企业则不占有优势。即使同是生产消费品，由于城市的生产成本较高，乡镇企业仍然占有优势。

在1978年到1996年间，乡镇企业的人均净资本存量从来就没有超过国有企业的20%，乡镇企业每万元产值所雇佣的劳动力是国有企业的几倍。不过，近年来这种要素投入的结构开始改变，乡镇企业人均工资的水平和国有企业开始缩小[7].乡镇企业对自身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使其在出口中的地位日益提高。1986年，乡镇企业的出口仅占中国总出口的9.2%，但在以后的10年中其保持了20.6%的年均增长速度，从而在1996年达到了47.9%的份额。乡镇企业出口占其总产出的比例也从1986年的3%，上升到了1995年的

8%.

（三）产权改革

1984年，废弃了农村合作社制度，并开始了城市改革，这些措施加速了私有的乡镇企业的发展。1984年的乡镇企业中有69.3%是私有的，到1987年则上升到了93.6%.尽管私有企业的规模要比公有企业小，但这丝毫不能说明公有企业更重要。九十年代以来，企业的私有化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1997年乡镇企业59.2%的就业和51.2%的产出都是由私有企业提供的。同时，农村公有制企业则开始呈现出与城市国有企业相类似的预算软约束的问题（Zhang，1997）。当然，农村公有制企业也承担了一些非经济的功能，例如创造就业等（Yao ，1999）。这样，就引致了其相对于私有制企业的低效率（姚洋，1998）。Liu ，Wang and Yao（2001）和Yao （2001）则就乡镇企业在私有化改革绩效方面的地区差异提出了进一步的理论解释。

（四）与城市工业的联系

与城市工业的关系在发展的初期，农村工业就和城市工业存在紧密联系，因为这种联系是农村工业获取技术的唯一来源。从这方面上讲，城市工业约偏向于轻工业，那么其对农村工业的外溢效应就大。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技术向乡村的转移开始采取另外一条方式，即与城市企业建立合作。Yan 和Zhang （1995）的研究表明，与同等规模的企业相比，与外部建立合作关系的企业，其产品更为标准化，劳动生产率更高，拥有更高素质的劳动力，也更多地投资于技术创新。

在八十年代晚期，随着农村工业的增长，城市工业开始感觉到了压力。在八十年代城市改革之前，城市工业为国家计划所控制，包括原材料供应、信贷、和产品销售渠道。松

散的财务控制，使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其每单位税前利润所占用的贷款一直是乡镇企业的7到10倍。而外部环境相对紧张的乡镇企业却学会了如何在真正的市场环境中生存。随着价格双轨制的出现，乡镇企业逐渐能够从市场上获取必要的生产资料，从而开始进入类似纺织等被国有企业垄断的市场领域。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几乎所有的工业品都按照市场来定价，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也就在原材料和产品市场上获取了平等的地位。

（五）地区差距

尽管乡镇企业在不同省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是利用初始条件、地理位置、禀赋结构等因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农村工业化在发展模式上的差异。在70年代末，中国沿海的省份相对于内地存在两个优势。一是这些省份的商业化进展要比内地早，此点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经济与上海紧密相关，农村非农收入大多来自生产蚕丝，少部分来自其它副业活动和在本地丝织厂中做工，所有这些甚至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超过了农业收入（Cao ，1996）。长期的商业历史为乡镇企业在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企业家才能。另外，好的地理位置意味着更容易获得市场渠道、信息和国际资本，例如靠近的广东省就在这方面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并且，沿海省份在70年代末的工业结构更偏向于轻工业，这实际上是受到了“三线”建设的影响。

要素禀赋是解释乡镇企业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起步较早，而其劳动力也相对丰富，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相对稀缺。我们把不同的省份划分为两类：沿海地区和直辖市算作第一类，其它省份算作第二类。结果发现前者的人均耕地面积仅为后者的51%-%.各省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也导致了乡镇企业在资本密集度上的差异。1987年到1995年间，沿海省份的资本存量平均增长了1%，但内陆省份平均增长了108%.1987年，内陆省份的人均资本存量的平均值只有沿海省份的65%，1995年则进一步下降为%.这种变化与两大区域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动相一致。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差异

要求内陆地区应当专业化于农业生产和以资源为基础的产业，而沿海省份则应当专业化于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此点在一定程度上给出了，为什么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相对成功的原因。当然，禀赋结构的影响固然重要，但却无法解释农村工业的发展在改革前后所呈现出不同特征。Lin 和Yao （1999b ）的进一步分析指出，经济发展战略的作用不可忽视。换言之，尽管禀赋结构的差异有着重要影响，但是能否充分利用这一差异，遵循本地区的比较优势，则更为关键。内地乡镇企业发展落后，与严重的干预存在密切关系。

三、农村工业发展的代价

中国农村工业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展至今，在就业、增收、经济增长等方面的贡献是突出的，在部分沿海省市如浙江，农村工业产出早已超出全部工业产出总量的一半。但是，近二十年的发展中，无论“苏南模式”、“闽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以及其它各种模式，中国农村工业的发展均以巨大付出为代价，这种代价集中体现为：

（一）资源的严重浪费

一是土地（大部分是耕地）资源的大量占用。据有关方面估计，农村工业每创造一个就业机会，需占地约0.1052公顷，远高于全国乡及乡以上核算工业企业职工人均用地0.0261公顷的水平。并且，农村工业占地大量的是无偿使用，必然带来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二是水、气、矿产资源的破坏性利用。农民为了脱贫致富，增加收入，往往不顾长远利益一哄而上，乱挖滥采，采易弃难，造成自然资源的严重浪费。三是其它经济资源利用的不经济。广大农村的绝大部分地区基础设施条件不佳，农村工业发展所需的供水、供电、供气、供油以及交通、通讯、排污、仓储等一系列问题几乎都由各乡、各村、甚至各企业、各农户各搞一套，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据有关方面估计，农村工业仅仅由于分散和封闭，资源利用率降低40%，基础设施投资增加20~30%，行政管理费

用增加80%，人力资源消耗增加1~2%，最终表现为资金利用率降低20%左右。

（二）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农村工业由于发展条件的，主要集中于造纸、食品、印染、纺织、化工、建材及矿采等行业，这些正是相对高污染行业。而农村工业企业由于生产工艺、监测技术、废料处理等方面的落后，其污染的强度又明显高于城市企业。据测算，农村造纸业单位产值的废水排放量为城市的2.55倍，污染强度高达1.98。据《2000年中国环境预测及对策研究》报告估计，乡镇工业“三废”综合污染损失系数高出全国“三废”综合污染损失系数45%。从动态的角度看，《全国乡镇企业环境污染对策研究》报告的结论是：乡镇工业污染损失值占全国工业污染损失值的份额1978年为6%，1988年上升到20%，预计2000年将超过32%；乡镇企业生态破坏值占全国生态破坏总值的份额，1978年为11%，1988年上升到37%，预计2000年将超过50%。甚至可以说，农村工业的高速增长是以高消耗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如果考虑到农村工业布局分散，与农业生态环境交织密切所造成的江河湖泊水库淤积、水土流失、土壤植被下降等间接污染，则几乎可以说，现有模式下农村工业的继续发展将危及人民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基础。

（三）农业和农村工业的双重兼业化

农村工业及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农民”有了非农就业的机会，但从来不曾有“居民”所享有的诸如住房、就业、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种种待遇；且一旦遇到经济波动，农民首先被理所当然地剥夺非农就业机会，只有土地，是农民天危害的社会保险。因此，从农业转移出去的农民鉴于非农就业机会的风险性，均不愿意完全放弃土地经营，形成农业生产兼业化。另一方面，正如“农民”与“居民”的不平等一样，农村工业（除小部分已发展成为大中型集团的企业外）向来被排斥在整个工业体系和工业布局之外，从基础设施条

件、水电气供应、市场环境改善等方面，农村工业从来没有享有对城市工业的同等待遇。一旦经济波动，国家首先保证城市工业的稳定，即便在农村工业已占到半壁江山的沿海地区也不例外。因此农村工业的不稳定性大大高于城市工业，正因为此，农民仅仅将“进厂”作为增收的一条道路之一，取得的时候“多多益善”，丧失的时候也不至“无米下锅”——因为他们拥有天然的保险：土地，这就势必形成农村工业的兼业化。这种双重兼业化倾向既阻碍了农业的发展，也妨碍了农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