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之应然研究

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之应然研究*易凌，龚蛟腾

摘要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发掘与重构，必须依托对其学科体系以及学科内容的爬梳与反思。原理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是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三大分支，分别涉及学科特质、学科对象、学科结构、学科方、学科教育，文献整序过程、文献服务过程、文献管理部门，以及学科研究史、学术建制史、事业发展史等诸多学术内容。关键词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原理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近代

引用本文格式易凌，龚蛟腾.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之应然研究[J].图书馆论坛，2019（9）：19-29.

ARationalResearchontheDisciplinarySystemofModern“ChineseLibraryScience”

YILing，GONGJiaoteng

re-explorationofitsframeworkandcontents.Itisfoundoutthatmodern“ChineseLibraryScience”wasmadeupfocusedonliteratureordering，literatureserviceandliteraturemanagement；historicalresearchesfocusedonthehistoryofdisciplinaryresearches，academicinstitutionsandlibrarianship.researches；moderntimes

AbstractItisnecessarytoreconstructthedisciplinarysystemof“ChineseLibraryScience”onthebasisofthe

ofthreebranches，i.e.，theoreticalresearches，appliedresearchesandhistoricalresearches.Indetail，theoreticalresearchesfocusedonthecharacteristics，objects，structure，methodologyandeducation；appliedresearches

KeywordsChineseLibraryScience；disciplinarysystem；theoreticalresearches；appliedresearches；historical

0引言

1925年，梁启超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

[1]

会上提出了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的重要命

馆学中国化的道路，形成了“一种有系统的理

[2]蔡元培先生序

。尽管杨昭论”的“中国的图书馆学”

悊、杜定友、刘国钧、李景新等提出了各具特点的学科框架，但当时并没有成功构建出全面、准确、科学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受社会动荡不安等外部条件的制约，学科体系研究未能持续推进，缺乏深入的后继探索。在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当

题，指明了中国传统校雠学说与欧美西式图书馆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进路。清末时期，经过近代中国图书馆学人的积极探索，近代图书馆学研究大体上沿着传统校雠学说现代化与西式图书

（项目编号：17K095*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开放基金项目“中国近代图书馆学之演进研究”）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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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下，我们要实现图书馆学的长远发展，就必须有意识地回顾、爬梳、反思“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重新审视它的发展源流、本真面貌与应然存在。如此才能有效阐释“中国的图书馆学”内涵，并顺利推进“中国的图书馆学”建设，进而向世界图书馆学界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力量。

1“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之近代探索

1.1近代学科体系探索的主要成果

学科体系是一个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由学科内容及其逻辑关系构成的学科分支框架。其价值在于有效组织学科内容，使研究者在认识学科时有提纲挈领的效果。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系统探索始于杨昭悊，成果较为显著者有杜定友、刘国钧、李景新等。1923年，杨昭悊尝试性地以“纯正的”与“应用的”两大分支勾勒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前者包括“具体的”与“抽象的”两部分，对图书馆史、图书馆统计、图书馆法规等“图书馆原理原则，或现有的事实”进行了说明。后者则涵盖“特殊的”与一般的”内容，主要有编目法、分类法、管理

法等各种“指导图书馆实施的方法”

[2]10

。1925年，杜定友使用“专门的”与“附助的”两个分支来划分学科体系[3]42-44，其“专门的”方面又分理论与实用两部分。其中，“理论部分”以学科原理与历史为主体，“实用部分”则涵盖图书馆事业管理、文献业务等相关内容。此后，杜定友在此领域持续探索，如1925年以“书目学”等五类科目概括学科范围[4]，1年后为上海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设计了一个包括“图书馆概论”等的课程体系[5]，1932年又将图书馆学内容归纳为关于图籍之印刷出版”等的研究[6]。1934年，刘国钧尝试从“图书、人员、设备、方法”四要素来认识图书馆，主张图书馆学需要“分别研究这四

种要素便成为各种专门学问”[7]6-8

，从而形成了以

四要素研究为主干的学科体系。四要素体系包括图书的实质、内容、收藏等关于图书的研究，图书馆人员养成方法与人员资格标准等关于人员的研究，器具与房屋等关于设备的研究，行政、采20

访、整理、使用等关于管理方法的研究。1935年，李景新在《图书馆学能成一的科学

吗？》[8]

一文中描述了一个由“历史的图书馆学”

与“系统的图书馆学”组成的学科体系。前者包括图书学史、图书馆史、图书馆学史等内容；后者又被划分为“理论的图书馆学”与“实际的图书馆学”，其中“理论的图书馆学”由图书馆学原理、方法、目的与价值、学科关系等组成，“实际的图书馆学”则包括行政论、经营论、形式论三部分。

1.2近代学科体系探索的认识评价

今人对杨昭悊、杜定友、刘国钧、李景新等构建的学科体系的认识评价，为重构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黄宗忠指出，杨昭悊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图书馆学原理

与应用相结合的图书馆学体系的人”

[9]

，具有开辟与奠基之功，而且以“纯正的”与“实用的”两大分支构建学科体系，“从根本上承认了图书馆学

作为一门学科的科学性”[10]

。但是，杨氏体系的提

出实属草创，故而存在“应用”有余而“理论”不足等问题，其“组织结构也值得推敲，个别术

语也略显生硬”

[11]209

。杜定友于1925年提出的体系具有两大特点：一是“突出图书馆原理，使其理论部分作为指导实用部分的基础”

；二是揭示了图书馆学的相关学科，

“表明图书馆学是一开放体系”[12]52

。在吸收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杜氏体系已突显出中国图书馆学者的创新意识”[13]98。不

过，黄宗忠认为这一体系杂糅了较多非图书馆学的相关内容，不应将其视为完全意义上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而“作为图书馆教育的课程体系则

是可取的”[9]。刘国钧的四要素体系相较于前期的

研究“更贴近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图书馆的实际，

更具学术性、科学性”[9]。范凡从这一体系中“看

到了中国传统目录学如何与现代图书馆学成功地

对接”[14]85，认为它具有连接古今学理的重要价值。但该体系存在“忽视理论的瑕疵”[11]211，也

能体现刘先生所提出的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

图书馆这一观点”

[15]

。李景新所构建的学科体系是19世纪以来内容最丰富、最全面、最系统的

““““未“图书馆学体系，也是比较标准的体系”

，是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研究的杰出代表；

不过“‘历史’本身是一种理论形态”[9]

，“历史的

图书馆学”不应与“理论的图书馆学”分处不同分支。从当代学者对图书馆学学科体系近代探索成果的认识评价中可以发现，近代学者所构建的学科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学科研究状态，也存在未能赅括学科全貌、逻辑结构不尽合理等问题。故而，为了准确认识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学”，有必要进行更系统深入的探索。1.3近代学科体系探索的反思与启迪

通过审视近代学者所构建的学科体系，以及当代学者对近代学者所构建的学科体系的认识评价，有两个问题亟需阐明。一是客观存在的学科内容体系不等于学者构建的学科体系。前者关乎图书馆学的全部内容，并以其逻辑关系为体系脉络，它的存在与图书馆学的现实研究状况密不可分，而且不以研究者个人的认识为转移。后者是对前者的认识结果，更多是研究者立足于某一观点或理论而阐释自身关于学科内容体系的思考，往往带有学者个性化的认识色彩。二是学科内容体系研究不等于学科内容体系认知史研究。前者是学者认识学科内容及其逻辑关系的过程，以“客观存在的学科内容体系”为研究对象，结果是形成“学者构建的学科体系”

。后者则以前者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历来“学者构建的学科体系”。从性质上来说，前者属于基础理论研究，后者则是学术史研究。因此，我们更需要做的是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即全面梳理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以求确切认知其全貌，而不是仅仅研究近代“学者构建的学科体系”。在重新认识近代学科体系前，有必要先探讨一下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近代由于社会动荡、民族危亡、国家多故等，图书馆被赋予了倡新学、启民智、育人才以及教育救国等历史重任。有效开展图书馆工作并积极为广大民众服务成为了实现这一重任的前提，因而也成为近代图书馆学研究的主要目的。从更深的理论层次来说，图书馆学就是研究如何通过图书馆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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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献服务于读者、实现文献的知识价值，只不过这一价值在当时表现为思想启蒙、社会教育等形式。从这一角度来说，可以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认定为文献价值的实现过程。在文献价值实现过程中，文献与读者分处两端，前者是知识价值的承载者，后者是知识价值的利用者。图书馆则作为文献管理部门，通过文献整序与文献服务等环节保障文献价值实现过程的稳定性与有效性。研究对象的准确认识是探究学科体系的前提，文献价值实现过程的提出为重构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奠定了认知基础。1.4近代学科体系重构的理路脉络

对于学科体系建构与重构而言，

“合理继承”“科学分类”“成熟发展”[13]106-108

等是其必须遵循的

基本原则。从合理继承的角度来说，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必须在清楚认识自身发展渊源之后才能着手重构。

“中国的图书馆学”是传统校雠学说现代化与西式图书馆学中国化的结晶，有着传统之魂与西方之源，在学科体系中二者不应偏废。就科学分类而言，基本要求是学科分支划分标准的统一与适用。以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支撑“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既能反映其深厚学理，又能展现其实用价值。不过，为

图1“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

21

理论研究

了突出中国学术重视历史研究的优秀传统，我们将历史研究从理论研究中抽离出来，因而原本应

与历史研究共同构成理论研究分支学科的原理研究，也就成为了与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并列的一

图2“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之原理研究

图3“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之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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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分支学科(详见图1)。依照成熟发展原则，“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要兼顾稳定性与发展性。一方面，不成熟、不系统的研究领域暂时不宜直接列入体系；另一方面，学科体系必须要有一定的抽象性，使得学科未来发展的内容也能融入进来。就各具体分支学科而言，原理研究重在对本学科内在规定性问题的回答，在学科发展过程中起到“思想发动机”的作用。形象地说，原理研究就是学科的DNA。它作为学科体

系最本原的分支，主要包括学科特质研究、学科对象研究、学科结构研究、学科方研究、学科教育研究等(详见图2)。应用研究以学科原理如何应用于实践为旨趣，其体系建构必须依托具体的学科对象。文献、图书馆、读者是文献价值实现过程最重要的参与者，文献整序与文献服务则是其必不可少的环节。因而，应用研究分支学科由文献整序过程研究、文献服务过程研究、文献管理部门研究共同支撑(详见图3)。历史研究的价值主要通过聚焦学科研究、学术建制、事业发展这三大学科进路并对其进行系统梳理来体现，故其内容包括学科研究史、学术建制史、事业发展史等三大分支。其中，重视全局叙事的整体史研究与重视细节叙事的专题史研究构成了历史研究

的两个层次(详见图4)。

理论研究

2.2学科对象研究

学科对象研究在于界定学科研究对象并探讨其具体存在的价值，其意义在于明确学科研究的核心与范围。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应包括两个层面，既要有抽象层面的认识，也要有具体层面的落实。笔者认为“中国的图书馆学”抽象层面的研究对象应是文献价值实现的过程，

图4“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之历史研究

如此才能统领具体层面的文

2“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之原理研究

2.1学科特质研究

学科特质研究是对学科自身独特内涵的阐释，以学科认知、学科价值与学科发展的研究为主体。就“中国的图书馆学”而言，学科认知研究就是对“什么是图书馆学”或“图书馆学是什：图书么”这一问题的解答。譬如，洪有丰提出“馆对于图书，若何处理；对于阅览者，若何指导；以及一切事业，若何推广，若何改进。研究其原理，而应用适当之方法。此种学术，是谓之

[16]

”图书馆学。吴稌年与顾烨青认为，这是“我国[17]

，立足中图书馆学者关于图书馆学的最早定义”

献、读者、图书馆等研究，也不会局限于琐碎的具体问题之中。不过，近代图书馆学家对学科对象的认识鲜少触及抽象层面，更多是对具体的图“把一切图书馆等的关切。譬如，杜定友曾提出，

书馆的原理和方法，组织起来，便成为图书馆专

[19]

门科学”；刘国钧也认为，“图书馆学便是研究图[7]1书馆的组织法、管理法和使用法的学科”；程伯

群则指出，“图书馆学是研究书籍的保藏，编目，登记，分类，而施以种种方法，以求读者的便利

[20]

，突出了书籍(文献)与读者的重要性。的科学”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价值是针对文献、读者、图书馆等具体学科对象而言的。它们既有存在的一般价值，也有各自的特殊价值。前者指其作为文献价值实现过程的主要参与者，发挥承载知识、利用文献、管理文献等一般作用，后者则通过特种文献、特殊读者、各类型图书馆而得以表现。譬如，近代学者的图书馆教育价值认识、读者平等观念等体现了研究对象的一般价值，而1930年代后期学者们关于文书档案的研究、几乎贯穿整个近代历史时期的各类型图书馆研究则展现出研究对象的特殊价值。2.3学科结构研究

某一门具体学科的学科结构研究一般包括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微观层面的学科结构研究关乎其分支学科及逻辑关系，研究重点在于构建能够反映学科知识的内容体系，即本文1.3小节所。杨昭悊、杜定友、称的“学科内容体系研究”

23

国自身特点，指明了图书馆学的内涵。学科价值是指图书馆学有何作用、有何贡献、能解决什么问题。近代中外学界普遍认为，图书馆学是“图

[18]77

书馆工作的图本”，以指导图书馆业务工作与

事业建设为存在意义，传统校雠学说“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科价值相对受到了轻视。显然，只有同时把握传统校雠学说与西式图书馆学的价值取向，才能更好地实现对“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全面认识。学科发展研究是对图书馆学未来的探索，主要回答图书馆学在将来以什么样的形态立足于科学世界等问题。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学”由于现实环境的，这方面的研究相对欠缺，但当今图书馆学研究则要特别重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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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钧、李景新等四位学者是近代学科内容体系研究的杰出代表，其中杨氏有开辟之功，杜氏确立了理论与应用结合的体系，刘氏尝试将传统校雠学说内容纳入体系，李氏体系则最为详尽完备，可谓共同奠定了“中国的图书馆学”内容体系研究的基础。宏观层面上的学科结构研究即探究本学科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的位置，以其与相关学科之间的联系为主要研究内容，具有认清学科处境进而谋求学科发展的作用。近代期间，学者们基于文献对于各科知识的承载作用以及图书馆对于各类文献的管理作用，认为图书馆学与其他科学都存在一定的关联。譬如，李景新指出图书

馆学是“其他科学的管家”[8]

。这一论断虽然略显

夸张，但是暗含了传统校雠学说“辨章学术”的思想，体现了图书馆学对于其他学科研究的辅助作用。杜定友则以“专门科学”与“普通科学”系统归纳了图书馆学的相关学科[3]43-44，揭示了图书馆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紧密关联。2.4学科方研究

方是“专门研究方法的一种知识系

统”[13]259，是学科原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

学科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图书馆学方研究以图书馆学研究法，即“从事图书馆学研究所采用

的科学方式或手段”[21]为研究对象。它既要探索什

么方法可以用于图书馆学研究，也要探究图书馆学在发展过程中为方体系贡献了哪些方法。杨昭悊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和其他科学研究法

相同”，具体有“归纳演绎证实三种方法”[2]11-12，了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之先河”[12]56。不过，

由于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学”发展程度的，学者们对于方的认识相对粗浅。譬如，汪长炳认为“研究图书馆学之方法不外参阅书籍与实地练习”，并且还需要具有国学、社会科学、统计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作为研究基础[22]，尚未形成科学系统的图书馆学方体系。在图书馆学对于方体系的贡献方面，文献版本、校勘、分类、索引等图书馆学领域的独特方法早已产生。近代时期，索引等方法被自发地运用到了其他学科研究之中，如北平图书馆所编的《国24

学论文索引》《文学论文索引》《中国地学论文索引》等[23]。但是，近代学者对这些方法之于整体方体系的意义尚无清晰认识。2.5学科教育研究

教育在社会与个人发展的方方面面都有着重要意义，是知识生产与传播、文化传承与创新、科学进步与完善的保障。学科教育研究以学科教育的整体为研究对象，侧重于学科教育如何发展、如何优化等问题的理论探讨。对于具体的图书馆学教育研究而言，则是探究如何推进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进而促进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近代时期，图书馆的教育职能与图书馆管理人才的培养都备受关注，在时人论著中二者常被表述为“图书馆教育”而存在一定的混淆。准确来说，以培养专业人才为目的的“图书馆教育”才是图书馆学教育研究的内容，但也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已。杜定友先后任教于广州市立师范学校、上海国民大学、中山大学，可谓是近代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南天一柱”

。王子舟将杜定友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总结为四点：(1)图书馆学教育应分层次开展；(2)图书馆学教育应普及于社会，开展广义教育；(3)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应重在养成图书馆人才；(4)图书馆学教育应注重实际工作的训练[12]57-59。不过，近代图书馆学学科教育研究尚不成系统，时人更注重教育实践的记述与总结，以求尽力培养服务型的图书馆人才。而且，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学”存在将学科教育与职业培训相混淆的误区，致使图书馆学教育研究难以发展出高深学理。

3“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之应用研究

3.1文献整序过程研究

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是以逻辑符号表现的抽象内容与以物质材料承载的具体实体的结合体。因而，从文献的角度探究文献价值实现的过程，可以发现“中国的图书馆学”应用研究的首要内容就是文献整序过程研究，包括文献内容发现与文献载体处理两部分。在“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中，文献内容发现研究以对传

“开创统校雠学说的传承为主体，以文献内容为研究对象。其中包括：认知性研究，是指对文献内容的理解、审读、评价等，具体表现为注释、提要、文摘、书评等；原始性研究，是指对文献内容可靠性的探索，通过对文献版本的考究以及散佚内容的整理来实现；真实性研究，即查考文献内容与实际情况的出入，以校勘与辨伪为能事；关联性研究，主要探究不同文献内容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实际上就是探索文献的内容关联，引文研究也是关联性研究的一种。近代时期，传统素养深厚的学者是文献内容发现研究的主力，主要成果集中于校雠学、目录学、版本学的传承等方面。文献载体处理研究实际上古已有之，近代西式图书馆学的传入更使其得到极大的完善与突显，主要内容包括六点：(1)创造研究，主要是指文献的出版、印刷等方面的研究，虽然有出版学等对其进行专门探讨，但图书馆学也不可不察。(2)聚集研究，即文献采购、交换等馆藏资源建设研究，近代学者多有专门阐述。(3)组织研究，是指按照内容或载体对文献进行分类组织以便于利用，而且近代文字排检研究也由图书馆学家承担了起来，其佼佼者如杜定友、王云五。(4)保存研究，专门探讨文献如何典藏、如何保护等问题。除开架、闭架等典藏制度外，近代学者关于文献防火防虫、馆舍设计建筑等的探讨也归于此。(5)定位研究，即如何通过查检文献来获取知识，包括编目、索引等与检索相关的研究。(6)传布研究，是指对文献传播、分布等规律的探究。虽然欧美图书馆学者在1920-1940年代就提出了洛特卡定律、布拉德福定律、齐普夫定律等文献传布规律[24]，但由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史局限，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学”在这方面的研究十分缺乏。3.2文献服务过程研究

文献服务过程是指通过图书馆实现文献与读者的连接，从而使读者可以有效利用文献、使文献得以切实实现价值的重要过程。其研究内容包含服务工作研究、服务主体研究和服务客体研究三部分。服务工作研究包括服务认知研究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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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方式研究，前者关注文献服务的特性、原则、理念等问题，后者则针对流通、参考、推广等具体服务方式。近代图书馆事业备受社会关注，各项文献服务业务的应用研究十分突出。譬如，李钟履的《图书馆参考论》，就被范凡高度评价为“关于参考工作的一本不可多得的经典，犹有阅

读的价值”[14]152

。在服务工作研究方面，虽有《图书馆服务门径》[25]

这样的专门著作，但多侧重“怎

么做”的方式研究，认知研究散见于各家论著。例如，刘国钧指出“怎样使得图书得着最大的效

用乃是图书馆经营法上最重要的根本问题”[7]10，

可见近代学者已经认识到文献服务的重要性。服务主体研究代表着图书馆的重要作用，以馆员素养、馆员发展研究为主干。近代学者对图书馆员，尤其是图书馆馆长的能力与资格有着明确认识。比如，沈学植认为馆长不仅应具备图书馆员的一般素养，而且“行政的手腕和应付琐细事务的能耐”也是必需的[18]9。培训、职称等是馆员发展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如2.5小节所述，馆员培训常与图书馆教育职能、图书馆学教育等相混淆。职称方面，李小缘认为职称与工作的关系是“名衔必正而后各事方顺[26]66。读者权利与读者行为是服务客体研究的重要内容，前者是指对读者权利与义务及其关系的探究，后者以读者的心理、需求、行为等为主要研究对象。近代时期，随着图书馆学家的鼓吹倡导，基本上形成了以读者平等为核心的读者权利观念。近代学者对读者义务也有所论述，如李小缘指出读者自由是相对的概念，有着“遵守已有组织之条例系

统”[26]77的约束。关于读者行为研究，由于中国历

来重视读书治学的传统，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学”在此方面做出了着重探索。譬如，徐锡龄所著《

儿童阅读兴趣的研究》[27]，可谓近代读者阅读兴趣研

究的代表作。浙江省立图书馆秉承“作一个忠实

的有用的‘图书’与‘读者’间的媒介”[28]的理念

创办的《图书展望》期刊，则可视为读者研究的一大阵地。

3.3文献管理部门研究

文献价值实现的过程并不是自出现起便一直

25

理论研究

稳定的，因而文献管理部门的作用至关重要。文献管理部门通过自身机制的运行，确保承载知识的文献能够通过整序与服务环节而为读者有效利用，文献与读者的联系因图书馆的存在而得以加强。因此，文献管理部门研究以整体意义上的图书馆为对象，主要探讨其自身运行机制，而不关心具体的文献业务与读者工作。文献管理部门研究涉及两个层面六个方面。两个层面是指微观的机构层面与宏观的事业层面。六个方面则是：(1)关于机构章程与事业法律的管理规范研究。譬如，董月庵对《国立图书馆组织条例》的评议[29]和李蓉盛对1927年《图书馆条例》等的研究[30]，从中可窥近代图书馆章程与法律研究之一斑。(2)关于机构资源与事业统筹的管理研究。图书馆人、财、物等各项资源的管理是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的重点内容，杨昭悊《图书馆学》等通论性著作大多对此有详细论述。在事业统筹管理方面，近代学者的普遍认识是，通过教育行政机关与“图书馆委员会”等对图书馆事业进行管理。(3)关于机构规划与事业战略的发展战略研究。李小缘《全国图书馆计划书》一文可谓近代图书馆发展战略研究的杰出代表作，详细筹划了国立、省立、公立、学校等各类图书馆的发展计划[31]。(4)关于机构业务流程协调与事业全局联合协作的协作机制研究。业务流程协调在于业务部门各有其责，而“各部之关系，乃分工

之合作也”[26]53

。事业协作机制主要通过馆际联

络、行业协会等来体现，如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宗旨就是“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并

谋图书馆之协作”[32]

。(5)关于机构业务与事业发

展的评估机制研究。据实而论，近代图书馆事业中与评估相关的实践举措较为缺乏，相关研究亦未深入。不过，中华图书馆协会等调查全国图书馆概况的成果等，可以看作图书馆评估机制研究的雏形。(6)关于机构经验性技术与事业变革性技术的技术应用研究。近代的技术应用研究多是关于馆舍如何建筑、书库如何设计、卡片如何印制等经验性技术，而较少涉及与图书馆事业整体发展相关的变革性技术。26

4“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之历史研究

4.1学科研究史

学科研究史是指对学科原理、应用、历史等研究的源流演变进行探究的总和，侧重于考察学科概念、理论、学说等内容的传承与嬗变，不关注具体实践的发展。就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研究史而言，其整体史研究成果数量相对较少，这与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发展程度与实际历史情况有关。其成果中较为出众者，有金敏甫的《中国图书馆学术史》与李小缘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十年来之进步

》。前者最突出的成绩是将中国图书馆学术史分为“东西洋图书馆学术

流入时期”与“中国图书馆学术发轫时期”[33]

；后

者虽然是关于“事业”的记述，但每个小节之后都列出了相关主题的主要著作[34]，反映了图书馆学的发展脉络。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研究专题史方面，校雠、分类、目录等较为突出。胡朴安与胡道静所著《校雠学》有“校雠学史”七篇，论述了校雠学研究从周至清的演变，特别是提出汉、宋、清为“校雠学最盛之三时期”，分别以“经术政治”“理学”“治书之学”而各占胜场[35]。蒋元卿《中国图书分类之沿革》将近代图书分类法的发展分为“混乱时期”

“西法输入时期”“创造时期”等三个阶段[36]，其中又各有派别，对分类法演变历程的论述详尽而精当。姚名达本着“特取若干主题，通古今而直述，使其源流毕

具，一览无余”[37]17

的原则而成《中国目录学史

》，在采辑资料方面，或在编写内容方面”该著在

历来论著中“为最好”[37]358

。需要注意的是，在近

代“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中，学者在阐述某一主题时，常会从其历史源流入手，由古及今，先史后论。譬如，楼云林《中文图书编目法

》一书，其第一章第一节即“目录之沿革”[38]，先对中国古代传

统目录与西式现代卡片目录进行了概略说明，然后再阐发其关于图书编目的主张。另外，在“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研究专题史中，不论近代还是当代，关于历史研究流变本身的探索都是相对欠缺的。“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研究史不仅仅要

“研究学科理论的发展变迁，也要关注历史研究本身的源流演变。4.2学术建制史

学术建制史是指对学术建制———支撑学科研究的规范性制度体系的历史开展研究，具体说来，是对学科专业教育、学人学派、学术组织、学术论著等的发展演变进行研究的总和。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发展立足于近代图书馆事业，正是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需求推动了图书馆学的建制化。随着图书馆学教育相继兴起、图书馆学学者不断成长、学术组织团体逐渐出现、学科研究成果持续积累，“中国的图书馆学”学术建制得以逐步建成。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学”学术建制整体史研究相对不足，究其原因，一则秉承实用主义学风的近代学人对于事业实践的关注远多于历史研究等领域，二则图书馆学历史研究尚未达到全面考察学术建制的程度。不过，金敏甫撰有《中国图书馆学术史》，通过对学科发源、专业丛书、期刊杂志、专业论文等的总结[33]，初步探索了“中国的图书馆学”学术建制的整体状况。在各专题史方面，因为“专业的成熟度集中

体现出了学科建制的程度”[39]

，故而专业教育史是

其中最为重要者。吴鸿志为谋求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曾撰文详尽记述文华图书科的创办、经费、组织、毕业生等，以及改制后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课程、图书馆、课外研究等情况[40-41]。关于学人学派研究，宋景祁主编的《

中国图书馆名人录》虽然是为了“联络国内各图书馆家做整

个的宣传扩大图书馆运动”

[42]

，但也为图书馆学人学派研究做了基础性的整理工作。在学人个体方

面，裘开明的《韦师棣华女士传略》[43]

、省盦的杜威博士传略》[44]等都是代表之作。近代“中国

的图书馆学”学术组织除了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等教育机构之外，主要有中华图书馆协会与各地方的图书馆协会；其历史研究方面，有袁同礼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之过去现在与将来》等论著，袁氏论述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沿革历史、当下状况与未来发展等内容[45]。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学”学术论著史研究主要是对论文、著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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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刊等的调查，如孔敏中所编的《

中国图书馆学术文字索引》[46]

、浙江省立图书馆所编的《国内图书馆刊物提要介绍》[47]

等，尚未深入到探寻论著创

作、积累、发展之历史规律的程度。4.3事业发展史

事业发展史研究全然以事业实践的变迁为依据，不关心理论学说的发展与传承。

“中国的图书馆学”事业发展史以文献、读者、图书馆等具体存在的学科对象为支撑，其整体史是对事业整体历史变迁的研究，专题史则包括文献史、读者史、图书馆史等具体内容。图书馆事业源远流长，因而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学”事业发展史研究也涉及古今中外的众多方面。由于事业范围的广博，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学”事业发展整体史研究中，鲜少有某一论著能赅括一切。纵使金敏

甫《中国现代图书馆概况》

[48]

称得上是对1929年以前图书馆事业的全面总结，但也并未涉及读者、阅读等方面。不过，近代事业发展史的专题研究可谓全面开花、成果丰硕，可补整体史研究之不足。在文献史方面，文献收藏、刻印等的历史演变是主要内容。陈登原以政治卷、兵燹卷、藏弆卷、人事卷而成《古今典籍聚散考

》，探究“当日典籍之盛，及其所以衰落之故”[49]

，可

为文献工作的历史镜鉴。陈彬龢与查猛济的《中国书史》从文字的创造谈起，先阐发了书册制度的演变，进而详细论述了宋、元、明、清四代的刻书与藏书家[50]，准确把握了古代图书史的发展脉络。读者方面的历史研究侧重于藏书家的考察，而关于阅读的历史研究等则相对缺乏。近代

研究中，何多源的《广东藏书家考》[51-55]

、吴春晗的《江苏藏书家小史》[56-57]

、项士元的《浙江藏书家考略》[58]等，形成了系列的藏书家历史研究论

著。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得十分迅速，梳理古今中外图书馆事业史的研究成果相应也较为丰富。谭卓垣《清代图书馆发展史》对清代官私图书馆事业以及藏书家的学术成就进行了深入探讨[59]，是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学”古代图书馆事业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佳著。李小缘《

中国图书馆事业十年来之进步

》论述了1925-1936年中国图书27

“《理论研究

馆的进展，图书馆事业在建筑、设备以及图书选购、分类、编目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34]。此外，《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

》于1935年刊发“世界各国国立图书馆概况专号”[60]

，介绍了

20个外国国立图书馆发展概况，当属于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学”外国图书馆事业史研究的代表。

5结语

通过对近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重新审视与系统梳理，笔者尝试以原理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为分支，重现“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该学科体系以研究对象的重新阐释为突破点，重构了应用研究分支学科，并突出了历史研究分支学科的重要地位。

“中国的图书馆学”应当遵循传统校雠学说现代化与西式图书馆学中国化这两条路径进行学科构建，走一条在合理传承古代优秀学术精髓的同时吸收西方先进科学理念的发展道路，在本土化与世界化的科学演进中准确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从近代的研究状况来

看，尽管很多学者对“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

[61]

有着很清楚的认识和很高深的造诣，但他们的论著多是“西风压倒了东风”

，有着明显的西式应用主义图书馆学偏向。传承传统校雠学说的学者大有人在，如治目录学的余嘉锡、汪国垣、姚名达等，治校雠学的刘咸炘、蒋元卿、张舜徽等，治版本学的叶德辉、孙毓修、钱基博等，可是他们中鲜有将传统学术与西式科学成功对接的。本土化、民族化的研究成果为数不少，但未能在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中占据应有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历史因素、技术范式扩张等影响，“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长期没有得到全面有效的回顾与梳理，其学科体系也没有得到准确系统的认识与重构。因此，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应当准确把握好中国与西方、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应用这几对关系，坚持在传承与创新中国传统校雠学说的基础上，合理吸收世界图书馆学研究的理论精髓，努力突破

能构建本土化的理论体系”[62]

的误区，走完建

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的未竟之路。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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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易凌，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图书馆学专业

学生；龚蛟腾（通信作者，jtgong2005@163.com），博士，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知识资源管理系主任。

收稿日期2019-02-28

（责任编辑：何燕；英文编辑：郑锦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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