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４６卷第５期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１．４６ Ｎｏ．５ Ｏｃｔ．２Ｏ１５ 《现代》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 传播和接受 陈思广，张博文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６１００６４） 摘要：《现代》作为１９３２－－１９３５年上海文坛最有影响力的大型综合性文学期刊，在坚持“非同人”立场的同 时，又总体向左倾斜，故不看好自由主义和右翼作家的长篇小说。在传播接受左翼文学创作时，《现代》的传播接受 者们着眼于作品的题材意义、阶级立场和创作思想，放逐对小说艺术的构思、审关价值的探讨，显示了很强的现实 功利性；对于自由主义作家的作品，也以作者在文本中所展现出的立场、态度、方法作为评判的标准，以“阶级论”作 为审视的标尺，认为作家的作品并不合乎时宜，接受呈现错位；对于民族主义作家及其作品，则演绎为文艺上的相 互责难与攻讦，文本的政治视角被放大，主题与艺术价值被曲解，误读也就在所难免。这一传播接受生态反映出左 翼接受者们在小说传播接受的过程中为争夺文学话语权所表现出的功利性与现实性，而非文学审美意义上的传播 接受。 关键词：《现代》；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接受；传播 中图分类号：１２０７．４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０４４８（２０１５）０５—０ｌｌ６—０５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上海各种思潮交融汇合，各种 观点冲撞对接，使上海这一经济文化中心呈现出意 识形态多元、文化元素驳杂但又充满生命力和战斗 性的文学生态。反映在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与接受 上，便形成日渐成为时代趋势但尚未形成话语霸权 的左翼文学，和多承续西方文学传统的自由主义文 学与代表右翼文学势力的民族主义文艺，既 冲突、对话又攻讦、游移，同时共生共存的多元格局， 也构成了上海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现代长篇小说多元并 立的传播生态与内在张力。 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探讨《现代》与中国现代长 篇小说的传播接受关系，对于学界认识《现代》在中 国现代长篇小说现代转型进程中的历史作用，无疑 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对左翼小说的传播接受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是左翼文学风靡全国的时代。 《现代》自然不会无动于衷，除了广泛翻译、介绍外 国左翼作品，阐释左翼文学理论外，还积极传播接受 些左翼作家的创作，如蒋光慈、茅盾、张天翼等， 《现代》都及时地对他们的创作予以推介。 一《现代》作为上海“一・－－Ａ”战事后率先问世 的“非同人”刊物，也是１９３２－－１９３５年上海文坛最 有影响力的大型综合性文学期刊，在短短３年之间， 先后刊载了老舍的《猫城记》与张天翼的《洋泾浜奇 １．《现代》的接受者们从题材上对左翼作家的 创作给予充分的肯定 左翼代表作家蒋光慈的《田野的风》因表现无 产阶级而大获赞赏：“作者是直接地写了斗争 的生活。这便是一个在题材的选择上的极大的进 步。”ｌＬ１ 除了直接表现无产阶级斗争之外的情节叙 侠》等２篇小说，发表了１０篇长篇小说的评论 与３则长篇小说的广告，基本上囊括了同期诞生的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为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作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７—１４ 摹拿 阜：作者简介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与接受研究”（１２ＹＪＡ７５１００３）。 ：陈思广（１９６４一），男，四川南充人，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张博文（１９９０一），女，山西寿阳人， ２０１４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第５期 陈思广等：《现代》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和接受 事和线索人物都被接受者认为是“无聊的”，甚至是 “不近情理的枝节”…。对于茅盾的《子夜》，韩侍桁 指出，这部“描写一个新兴的民族思想的企业的资 本家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个人的悲剧”Ｌ２ 的小说， 之所以是运动后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就在于作 品取材于社会现实，书中描述的时代风云、历史事件 和社会形态真实而生动。赵家璧也从作品对现实社 会剖析的广度和深度对《子夜》作了简要的阐释和 分析。实际上，将《子夜》归为反帝题材，将这部社 会剖析小说涂上“左”的政治色彩，无疑忽视了小说 所表现的纷繁复杂的社会背景，也将人物思想简单 化。这是他们过分强调题材意义的必然表现。 ２．《现代》的接受者们从阶级的立场对文本予 以深入的解析 《田野的风》受到接受者的肯定是因为作者表 现了“阶级的忿怒”；《子夜》的不足则在于没有充分 描写无产阶级，忽略了对农村崩溃、农民、阶级 斗争和工厂罢工这些重大事件的叙述，人物的行为、 思想没有符合自身的阶级属性。韩侍桁认为，茅盾 过分夸大了身为“资本家奴仆”的屠维岳的才干和 思想，屠维岳不具备“对于时代与社会的理想的认 识”，也“没有坚强的阶级自觉的意识”，因此绝不应 该说出：“无论什么人总是要生活，而且还要生活的 比较好！”而作者让范博文“到处说着丑角色的话 语，作着丑角色的行为。无疑地，作者是以这一个人 作为资产阶级的诗人——或是一切有诗的气质的 人——的代表而描绘了”＿２ｊ。这些评价虽然有些偏 离，但反映了左翼接受者的评论视野。 ３．《现代》的接受者们从作家的创作思想与人 物的思想立场上肯定形象塑造的价值 接受者将《田野的风》中的工人形象张进德视 为“典型”，他“能够有更多支配读者的力量”…，是 因为他一出场就是先进的青年，信仰坚定， 头脑清晰富有逻辑，办事老成持重。这一近乎完美 的形象充分展示了工人的先进性、性和斗争性。 因而张进德的塑造无疑是成功的。蒋光慈也说： “在方法上，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从无产阶 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作家必须成为一个唯 物的辩证者。” 对于张天翼的《一年》，《现代》 的广告词是：“作者用了近二十万文字，描写典型的 小官僚阶级由幻想而没落的过程。每页书里包藏着 幽默的风味，而簇新的形式与簇新的故事相衬着，更 证明本书是作者过去最伟大最成功的作品。”＿４ 由 此看来，《现代》的左翼接受者们以人物的立场与作 家的创作方法作为创作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认为 无产阶级作家就是要塑造有用的、正确的、前进的、 光明的人物，正是遵循了左翼的思维逻辑，运用“唯 物辩证法”评判人物形象，把表现无产阶级，突 出其性、阶级性、斗争性放在首位，将作品的社 会影响力和对青年的号召力看成其价值所在，政治 功利目的超越了艺术审美，也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 文学欣赏与学术探讨。 由此可见，《现代》的左翼接受者们对这些反映 无产阶级和社会现实的作品给予积极的肯定与 赞誉，着重评述作品所呈现的题材意义、阶级立场和 创作思想，而放逐对小说艺术构思、审美价值的探 讨，反映出左翼接受者们在小说传播接受过程中为 争夺文学话语权所表现出的功利性与现实性，而并 非文学审美意义上的文本传播与接受。 二对自由主义作家的接受视界 除左翼作家的创作外，《现代》还对自由主义作 家的长篇创作予以了热情的推介，即对老舍的《猫 城记》、巴金的《雨》和万迪鹤的《中国大学生日记》 提供了传播接受的平台，只不过产生的接受效果多 少有些出乎意外。 老舍的《猫城记》１９３２年８月１日至１９３３年４ 月１日连载于《现代》，１９３３年８月２０日由现代上 海书局出版。小说采用象征手法、寓言形式将社会 实景托之于虚，展开了对国民性格深邃的思考和痛 快淋漓的讽刺、批判。小说讽刺力度之大、涉及社会 层面之广、国民性问题之重较之作者先前的作品达 到了顶峰。不料，也正是作者的这一创作思想与表 现手法，招致了时人的指责。他们认为，悲观的民族 情绪和终将灭亡的预言对于接连遭受“九一八”和 “一・二八”战争罹难的中国人来说有些不合时宜。 王淑明认为：“太把猫人讽刺得有些过分了，如果这 个猫城，要真是代表着一个现存的东方式的国家的 话，那末，这样的武断，更有些不合于事实，在那个国 度里的人民，不是没有希望的，定命论的为一个将近 灭亡的民族，在那黑暗的一面，也别有其新生的一 面。” 为了说明这一点，王淑明不惜混淆书中的人 物，将大蝎和小蝎合二为一来否定人物身上的悲观 色彩：“我们不知道大鹰为什么决心自杀，和小蝎为 什么要死的理由。还有小蝎的小儿——那个被作者 所企图认为有望的青年，为什么后来没有下落 了？”＿５ 对此，李曾荣就在１９３４年８月１日《现代》 的“社中谈作”中指出王淑明的这一严重问题，同时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对《现代》编辑未细读作品和评论表示了不满。其 实，并非老舍对民族的前途毫无信心，他只是通过大 鹰的以死明志来洗刷国民的罪恶，希望唤醒麻木、冷 酷藏匿于黑暗的人们，大鹰不是因为绝望自杀，而是 以殉道者的身份换取整个民族精神的救赎。这不是 消沉悲观穷途末路的无奈，而是一种壮士断腕、血荐 轩辕的悲壮、赤城，足以令人动容。只不过这种针砭 时弊、探讨国民精神的时代课题在日益激 化的１９３０年代显得有些错位，以至于李长之也“不 承认猫城记是好的文艺。我觉得它是一篇通俗日报 上的社论，或者更恰当一点，它不过是还算有兴味的 化装演讲”Ⅲ６ｊ。鲁迅虽然未直接发表意见，却流露 出否定的态度：“如此下去，恐将与老舍半农，归于 一丘。’’［ ］ 不过，老舍最初却并不这样认为。作品发表之 初，他认为，“可是写得很不错，因为二姐和外甥都 向我伸大拇指”ｌ８］。但随后，他于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日 在《我怎样写（猫城记）》一文中却这样写道：“《猫 城记》，据我自己看，是本失败的作品。他毫不留情 地揭显出我有块多么平凡的脑子。”“在思想上，我 没有积极的主张与建议。这大概是多数讽刺文字的 弱点……我呢，既不能有积极的领导，又不能精到的 搜出病根，所以只有讽刺的弱点，而没得到他的正当 效用。”＿９ 这多少有些妥协的意味。 《猫城记》的出版有些左右不讨好。在民族矛 盾日渐激化、左翼思潮风行一时、民族主义极力张扬 的时代，企图再用启蒙主义的思想、立场、方法来探 讨国民性的优劣与未来，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而评 论者将视野投向作者在文本中所展现出的立场、态 度、方法，而忽略作家面对黑暗现实所应具有的正确 出路和勇于斗争的精神，以及作品所展现的现代知 识分子深重的忧患意识和理性精神，一种深邃的社 会洞察力和一种重塑国民文化的使命感，未能真正 探究老舍的初衷，正是这种接受错位的表现。 如果说《猫城记》因主题挖掘的错位而受到不 应有的指责进而受到冷遇，那么同是表现青年知识 分子题材的作品《雨》和《中国大学生日记》，却因作 者对青年的立场、态度以及表达的情感不同而形成 了不同的接受效果。巴金的《雨》成功地塑造了一 批自傲、软弱、苦闷、向往光明、渴望爱情的青年，却 遭到了石衡的非议。他认为，“像吴仁民这种不健 全的人物正是许多有相当觉悟而没有正确的认识和 实践的青年的代表”是“虚无主义的青年的典型”， 这些青年没有“深人群众之中去很虚心体验的生 活”，“是陷在‘天然论’之等待主义的幻想之 中”［１０］。万迪鹤的《中国大学生日记》叙述夸张，描 写拙劣，甚至内容言过其实，“描写大学内幕之 均难令人置信”＿１ ，却因揭露大学问题、批判小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而得到了《现代》评论者的肯定：“这 本书的内容，不但描出了知识分子的丑影，并且直捣 知识分子的大本营——大学之内部的各式各样的实 质，——其内容不难由此窥得。” １ 评论者肯定了小 说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意义。其实，石衡用阶级 的眼光评判《雨》，未能解读出小说浪漫的激情和理 想的力量，《现代》对《中国大学生日记》偏激的称赞 也掩盖了其艺术价值的欠缺。但历史的吊诡竟然在 于，《现代》的接受者们所操持的接受视角竟然是左 翼的“阶级论”。也就是说，“阶级论”似乎成为这一 时期评价文学作品的唯一标尺，不仅左翼作家的小 说以之衡量，而且自由主义作家的创作也以之衡量， 因而小说中的个体生命被当作阶级的存在物来衡 量。当作家塑造的人物复杂深刻，无法放置于既定 的阶级框架或无法图解阶级学说时，作品中的人物 形象就被认为是失败了；反之，当对某一阶级或是社 会现象强力批判、竭力揭露时，作品就能为读者提供 一种认识社会的“深刻”眼光。经过接受者的评述， 小说的审美价值就陡然升值，小说也成为一本有认 识社会价值的教科书，而巴金所展现的青年人的浪 漫与反叛无法为现世指出明路，因而不论从人物塑 造上还是从立意上都无法获得接受者的青睐，真可 谓意味深长。 三对民族主义文学的传播接受 为对抗左翼文学的冲击，匆忙发起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也出现了一批通称为右翼的文 艺作品。由于右翼文学倚靠权势，带有鲜明的党派 意识，其工具性彰显，因而常常受到左翼文学的贬斥 与误读。 １９３２年１１月，黄震遐的《大上海的毁灭》一经 发表就受到了左翼作家的尖锐批评。钱杏邮说： “读者不能从这部‘大著’里把握到真实的一・二八 事变期间的战斗的上海前后方。所有的只是性的陶 醉，都会的享乐，和一个定型的罗曼斯。”让论者颇 为不满的是，作家所写的民众“不过是如醉如痴，苟 且偷安的无知动物而已……这是对于全国民众 的难以忍受侮辱，也就是不抵抗主义者的最典型的 说教！”＿１ 《现代》所刊的另一篇文章也认为，小说 主题模糊，手法粗劣，内容失实，结构不完整。小说 第５期 陈思广等：《现代》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和接受 描写的是“一・二八”战事背景下的大上海，通过前 方的浴血奋战和后方的奢靡淫乐的平行演绎，体现 了上海毁灭的宿命。这种写法被认为是：“一件号 称‘战争小说’的外衣，却包了一个既不是恋爱，又 不是战争的破碎的内容。……作者要写的是整个的 －一・－ｊ＼事变全部的姿态，可是因为想避免正面的 描写，而从侧面取巧的关系，结果变成了一部以战争 为穿插的不是很高明的都市恋爱小说，不仅没有写 到事变的全部，而且反将前线的战争做了书中恋爱 故事发展的伴奏。”因此，“这一部《大上海的毁灭》， 无疑地是失败了”¨ 。 事实上，《大上海的毁灭》所述的下层军 官和主人公草灵对国家的投降抱有极大的愤慨和悲 壮无奈。面对死伤无数、荒草遍野的战场，他们悲 痛、无力但又决心以死抗争。身为军人的作者内心 也是复杂的。作者在书中通过战争后方骄奢淫逸的 生活与前线对比，谴责了上层的腐化和上流 社会的虚伪、无聊和丑恶，因而该书不是一部披着 “战争外衣”的恋爱小说、色情文学。由此看来，与 其说《现代》等人批判的是小说主题，倒不如说是批 判作者代表的民族主义的党派文艺观。尤其是左翼 人士，他们的批判更多地显示出左右阵营对峙时的 攻伐姿态。因此，当鲜明的意识形态内化为个人信 仰时，批评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常常超出正常的文艺 探讨的范畴，出现断章取义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了。 例如，鲁迅就认为小说传达的理念是“以为活着不 如死亡，但胜利又不如败退。总之，战死是好的，但 战败尤其好，上海之役，正是中国的完全的成 功”＿ｌ 。而该书则接着写道：“躺在床上，我拿这四 个答案翻来覆去地想着，卒於又发现了许多的矛盾 与错误，而尤其是，自己看到的那些‘我们’，只是些 躲在外人保护下的苏秦张仪们，那又何必提？”＿ｌ 其 实，作者意在否定虚无、消沉、空谈的情绪和大上海 弥漫着的这种氛围。小说正是通过主人公草灵在死 伤惨烈的战场和情色迷离的温柔乡这反差剧烈的两 个向度间的体验、转化、对比，最终选择为了民族、国 家而战死，将小说的主题价值指向了民族主义的精 神内涵。鲁迅显然误读了黄震遐的本义。 《现代》及其同人对《大上海的毁灭》的接受基 本上奠定了作品以后的接收方向和文学地位。这种 接受无疑受到了当时政治文化氛围的影响和传播语 境的左右。彼时，左翼、右翼文艺阵营对峙，彼此间 互不认同，激烈争论，甚至由于对左翼人士的 捕杀，而引起文艺界的相互挞伐、谩骂。这一方面显 示了他们所持的立场不同，信仰不同，文艺成为他们 表述观点、捍卫信仰的工具，鲜明的意识形态渗透于 小说叙事和文艺批评中；另一方面不论左翼还是右 翼，他们都将民族国家意识作为各自文艺的主题和 最终信仰，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背景下，左右文艺 阵营的对抗、斗争或许只是表达忠诚于信仰的意识 形态的某种形式，意识形态表层下更深层次的则是 左右文艺阵营共同指向的民族国家大义。《现代》 对他们的接受态度只是说明了当时的传播语境中左 翼显示出了更大的优势，而非两者存在绝对的是非 对错的极端价值判断。 除了这些主题突出、意识形态鲜明的小说，《现 代》还选取了恬淡闲适的散文体小说《桥》，反映小 官僚阶级、讽刺小市民阶级的《一年》《洋泾浜奇侠》 以及反映市民文化的《离婚》。这些选择诚如《现 代》的宗旨所言，坚持“非同人”的立场，故涵盖了当 时的京派小说、左翼小说、社会剖析小说、市民文化 小说、宣扬民族主义的小说，种类繁多，风格迥异，各 呈特色，展现出当时各个文化力量的冲突性和异质 性。从《现代》的选编上可以看出其兼容并包的个 性和淡化政治、趋向文化的初衷。只是从选取的比 例和文艺批评的思想倾向来看，左翼文学获得了更 多的重视和肯定。或者可以这样认为，“在‘去政治 化’的表层之下隐藏着的‘文化政治’才是《现代》杂 志基本立场所在” Ｊ。这种看似中立实则左倾的立 场或许并非编辑刻意为之，而是时代、市场左右的结 果。左翼文艺随着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传播，革 命文学、普罗文学的兴起，左翼联盟的建立而层层推 进，逐步扩大，而影响力日盛。左翼小说体现出青年 的反叛气质，揭露的社会问题和站在无产阶级立场 的先进意识都契合了时代的需求和读者的心理。左 翼虽未掌握话语霸权但已成为时代不可逆转的主流 风潮，以营利为目的的《现代》呈现偏向与迎合左翼 文学的编辑方策也就势所必然了。 四 结语 ２Ｏ世纪３Ｏ年代的上海是一个意识形态多元、 文化元素驳杂但又充满生命力和战斗性的文化中 心。左翼、右翼文艺阵营和自由主义文学也在这一 生态环境中相互冲突、对话、攻讦、游移，并隐约形成 了一套相应的文学评判标准。１９３０年代的长篇小 说大多紧贴时代，反映时下问题，有很强的社会性和 现实性。《现代》在坚持“非同人”立场的同时，又总 体向左倾斜。因为“《现代》虽是第三种人在主持， ・ｌ２Ｏ・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拄 主要的稿子还是由左翼作家供给，钱杏邮化名王淑 明，还站在阶级的立场写他的批判文字”＿Ｊ ，所以， 他们并不看好自由主义和右翼作家的长篇小说。在 报，１９３１（８）：５． ［４］良友文学丛书广告［Ｊ］．现代，１９３３（１）：封２． ［５］王淑明．猫城记［Ｊ］．现代，１９３４（３）：６２７—６２８． 传播接受左翼文学创作时，《现代》的传播接受者们 着眼于作品的题材意义、阶级立场和创作思想，放逐 对小说艺术构思、审美价值的探讨，显示了很强的现 实功利性；对于自由主义作家的作品，也以作者在文 本中所展现出的立场、态度、方法作为评判的标准， 以“阶级论”作为审视的标尺，认为作家的作品并不 合乎时宜，接受呈现错位；对于民族主义作家及其作 品，则演绎为文艺上的相互责难与攻讦，文本的政治 ［６］李长之．猫城记［Ｊ］．国闻周报，１９３４（２）：１． ［７］鲁迅．致台静农［Ｍ］／／鲁迅全集：第１２卷．北京：人民文 学出版社，１９８１：４５９． ［８］老舍．猫城记・自序［Ｍ］／／老舍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３０９． ［９］老舍．老牛破车——（六）我怎样写《猫城记》［Ｊ］．宇宙 风，１９３５（６）：２８６． ［１０］石衡．雨［Ｊ］．现代，１９３３（５）：７２０． ［１１］万迪鹤．中国大学生日记［Ｍ］／／苏雪林．新文学研究． 武汉：国立武汉大学，１９３４：２３６． 视角被放大，主题与艺术价值被曲解，误读也就在所 难免。这一传播接受生态反映出左翼接受者们在小 说传播接受过程中为争夺文学话语权所表现出的功 利性与现实性，而非文学审美意义上的传播接受。 参考文献： ［１］蒋光慈．田野的风［Ｊ］．现代，１９３２（４）：５９８—６００． ［２］韩侍桁．《子夜》的艺术、思想及人物［Ｊ］．现代，１９３３（１）： １３０—１３６． ［１２］介绍《中国大学生日记》［Ｊ］．现代，１９３５（２）：１４７． ［１３］方英．大上海的毁灭［Ｊ］．文学月报，１９３２（３）：８０． ［１４］黄震遐．大上海的毁灭［Ｊ］．现代，１９３３（３）：５０８． ［１５］鲁迅．对于战争的祈祷——读书心得［Ｍ］／／鲁迅．伪自 由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３：３３． ［１６］黄震遐．大上海的毁灭［Ｍ］．上海：大晚报馆，１９３２：３１７． ［１７］董丽敏．文化场域、左翼政治与自由主义——重识《现 代》杂志的基本立场［Ｊ］．社会科学，２００７（３）：１７４． ［１８］殷作桢．文艺统制之理论与实际［Ｊ］．前途，１９３４（８）：９． ［３］蒋光慈．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新任务［Ｊ］．文学导 Ｌｅ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Ｎｏｖｅｌｓ ＣＨＥＮ Ｓｉ—ｇｕａｎｇ，ＺＨＡＮＧ Ｂｏ—ｗｅ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Ｓｉｃｈｕ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０６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ｌｉｔｅｒ・ ａ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３２ ｔｏ １９３５，Ｌｅ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ｉｎｓ ａｄｈｅｒｅｓ ｔｏ ｔｈｅ“ａｄｉａｐｈｏｒｏｕ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ｂｕｔ ｉｔ ｉｓ ｔｏｔｌｌａｙ ｉｎｃｌｉｎ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ｉｔ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ｎｏｖｅ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ｉｓ ｎｏｔ ｏｐｔｉｍｉｓｔｉｃ． Ｗｈｅｎ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ｏｒｓ ｏ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ｏｆ Ｌｅ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ｉｎｓ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ｓ，ｃｌａｓｓ ｓｔ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ｉｄ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 ｏｆ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ｖｅｌｓ，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ｕｔｉｌｉｔｙ．Ｗｉｔｈ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ｔｈｅｙ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ｓ，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ｃｌａｓｓ ｔｈｅｏｒｙ”ａｓ ｔｈｅ ｙａｒｄｓｔｉｃｋ ｏｆ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Ｔｈｅｙ ｔｈｉｎｋ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ｓ’ｗｏｒｋｅｒｓ ｄｏ ｎｏｔ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ａｐｐｒｏｐｆｉ— ａｔｅｎｅｓｓ，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ｍｉ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ｗｏｒｋｓ，ｔｈｅ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ｄｅｄｕｃ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ａｓ ｔｈｅ ｂｌａｍｅ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ｓ ｅｎｌａｒｇｅｄ，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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