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第2期(第11卷)
JOURNAL
OF
SOUTHCHINAAGRICULTURAL(SOCIALSCIENCEEDITION)
UNIVERSITY
No.22012(Vol.11)
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社会福利
模式取向的影响因素
彭国胜
1,2
(1.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福建厦门361005;2.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贵阳550001)摘
要:通过对贵州省684名农村成年居民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居民在福利责任上的责任
取向以及在福利资源配置上的普遍性原则取向都表现得较为强烈且较为一致,其社会福利模式取向体现出较为明显的社会公平取向特征;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福利制度背景、文化传统和人口结构特征等不同层次因素对农村居民的社会福利模式取向均具有显著的影响。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社会福利模式取向;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福利制度背景;文化传统;人口结构特征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12)02-0030-07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急剧的社会变迁所引发的社会失衡已成为困扰个体幸福与社会和谐的重要因
素。社会福利制度作为调节社会差距与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战略选择,正在加速向广大农村地区蔓
社会福利正逐渐成为农村居民的现实权利。在此种变迁过程延。随着新的制度实践的不断拓展,
中,农村居民表现出何种形态的社会福利模式取向不仅折射着其权利意识的变迁,而且有可能导
进而影响农村社会福利制度的实践进程,因而是一个值得探讨致不同群体间的新的整合与分化,
的重要现实问题。
社会福利模式取向是指社会成员对与私人福利角色的基本立场以及对福利资源配置原
从本质上而言,社会福利模式取向属于社会福利意识则的偏好。作为社会福利理念的体现,
的范畴。关于社会福利意识,目前学界尚无明确界定,其原因可能与社会福利这一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性有关。从战后西方国家的福利实践来看,福利从来就未曾被确定为不变的事物,正如有的
[1]
事实上福利最稳定的特征也许就是其含糊性。当前,与社会福利意识相关的研学者所指出的,
[2-4][5-8][9-11][12-13]
、、究主要集中于对社会福利意识形态的类型结构功能与历史进程的探讨。这
些研究事实上涉及到了社会福利模式取向中与个人责任的划分以及这种责任背后所蕴涵的社会价值理念、社会福利模式取向的社会功能及其发展脉络等内容。此外,有的学者也对社会福利模式取向的影响因素予以了分析。国外现有的经验研究结果显示,影响人们社会福利模式取向的主要有宏观的社会学变量和微观的个体社会特征变量:前者主要涉及社会福利制度和本[14-15][16-17][18][19][20]身及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状况等,后者包括社会阶层地位、性别、就业部门和年[15,21]龄等。
收稿日期:2011-12-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07ASH011);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2007年度重大招标课题
作者简介:彭国胜(1977—),男,湖南隆回人,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
第2期彭国胜: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社会福利模式取向的影响因素31
纵观现有的研究成果,农村民众鲜少被纳入社会福利意识研究视域之内,对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社会福利模式取向的实证研究更是欠缺。本研究拟在实证调查所获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的客观变量(性别、民族、年龄、政治面貌、教育、职业、收入等)和主观变量(如制度效能感、公平感、冲突意识、利他意识、生活压力等)与其社会福利模式取向之间的关系,深入分析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社会福利模式取向的各种主客观差异,以期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二、研究设计
(一)概念的界定与操作
1.因变量: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的社会福利模式取向
社会福利模式取向乃是社会成员对与私人福利角色的基本立场以及对福利资源配置原则的偏好。在此种界定的基础上,本研究拟从以下两个方面探讨农村居民的社会福利模式取向。
(1)社会福利责任取向:分为责任取向与个人责任取向,操作化指标包括:①应该负担绝大部分的社会福利经费;②应该发展更大规模的福利服务,使每一位公民的生活得到最大的保障;③应有限度地提供社会福利,以免削弱个人自食其力的能力;④在提供福利服务时,可向较为富裕的公民收回服务成本;⑤社会福利最应该由个人或家庭提供,而非;⑥在提供福利方面,雇主的责任应比大。答案为:非常同意、比较同意、不知道、不太同意、很不同意,分别赋值5-1分。其中,责任取向以前面两个指标来反映,个人责任取向以后面四个指标来衡量。
(2)社会福利资源配置取向:分为普遍性配置取向和选择性配置取向,操作化指标包括:①享有社会福利是每位公民的权利;②不论,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社会福利服务;③的社会福利只应提供给最不能帮助自己的人;④以收入标准来决定能否接受社会福利是最适当的做法。答案为:非常同意、比较同意、不知道、不太同意、很不同意,分别赋值5-1分。其中,普遍性
选择性取向以后面两个指标来反映。取向以前面两个指标来表示,
2.自变量
(1)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以村庄相对生活水平、年人均纯收入和家庭恩格尔系数来衡量。
(2)农村社会福利制度背景:以农村居民对现行社会福利制度实践效能的评价和公平感来表示。
(3)农村文化传统:用农村居民的生活态度、冲突意识和利他意识来加以反映。(4)农村人口结构特征:包括年龄、性别、民族、政治面貌、文化程度、职业、相对地位、生活压力等指标。
其中,除了性别、民族、政治面貌、职业和冲突意识为类别变量之外,其他变量均为间距变量。(二)资料来源与样本状况1.资料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2007年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贵州建立农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研究”的抽样问卷调查。此次调查的抽样范围为贵州省的农村成年居民,所有样本均系随机抽样所得。抽样具体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采用多段抽样方法,先从贵州省现有的每个地州市中按照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各抽取2个样本县(市、区),共获得18个样本县(市、区)。再从严格按照随机抽样方法获得的每个样本县(市、区)中,随机抽取2个乡镇,共获得36个样本乡镇。然后以已经抽取的36个乡镇为样本单位,再从每个乡镇中随机抽取20户农民,这样共获得720户农民。第二步采用的是Kish户内抽样方法,从以上获得的720户农民家庭中各随机抽取1名在家
32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的成年人作为访问对象,这最终获得的720名实访对象即为此次问卷调查的农村居民样本。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720份,收回有效问卷68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5%。
2.样本状况
本研究的684个调查样本中,性别上男性(57.9%)居多,以汉族(59.1%)为主,绝大多数为已婚(91.2%)和非(92.4%)。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在6000元以下的占76.9%,其中2000元以下的44.2%;认为本村生活水平比其他村庄高、差不多、低的比例分别为21.2%、37.3%和41.5%,呈明显的降序排列;家庭恩格尔系数在40%以上的占59.2%。在福利制度背景方面:调查对象评价福利制度效果好的比例(16.8%)尚不到评价差的(35.7%)比例的一半;这种差异在公平感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仅有17.4%的调查对象认为当前的福利公平,超过半数(50.8%)的回答为不公平。在文化传统方面:调查对象认为靠救济为生“丢人”(14.7%)与“光彩”(15.1%)的比例已基本持平;在冲突意识上,(21.5%)和“找虽然“忍气吞声”
(18.4%)等传统方式依然占有较大的比重,熟人”但已不再是首选之策;利他主义取向也从特殊性
——愿意(31.8%)为陷入困境的陌生人主动提供帮助的比例与不愿意(35.3%)的向普遍性转变—
已相差无几。这表明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的生存道德正在经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因为,在传,“靠救济为生”“面子”是很没的事情,发生冲突时“民不与官斗”似乎是公认统的乡村文化语境中的明智之举,利他主义行为则主要向基于血缘和地缘的强关系纽带所维系的封闭群体开放。在人口结构特征方面,调查对象表现出职业同质性过高(71.6%的为农民)、文化程度严重偏低(高中以上的仅占12.7%)、老龄化人口所占比重较大(60岁以上的占13.0%)、阶层认同过于底层化(中下层及以下的达61.5%)、生活压力偏大(认为压力大的占65.5%)等特征。
三、结果与分析
(一)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社会福利模式取向的基本现状
1.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的社会福利责任取向
从表1可见,在社会福利责任取向上,调查对象倾向于责任取向,其均值高达4.12,大大超过中分点(3.0)。调查对象在社会福利个人责任取向上的得分较低,其均值为2.05,明显低于中分点,表明其个人责任取向较弱。
2.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的社会福利资源配置取向根据表1可见,在社会福利资源配置取向上,调查对象的回答显示出了较为强烈的普遍性取向,其平均得分为3.51,明显超过中分点。调查对象社会福利资源配置的选择性取向较弱,其平均得分为2.51,明显低于中分点。
表1
因变量
农村居民社会福利模式取向现状描述(n=684)
指标福利责任取向
农村居民的福利模式取向
福利资源配置取向
类别责任取向个人责任取向普遍性取向选择性取向
最小值最大值1111
5555
均值4.122.053.512.51
标准差0.800.810.930.91
(二)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社会福利模式取向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表2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发现:(1)相对社会地位与福利个人责任取向正相关,公平感和年龄与福利个人责任取向负相关。汉族的福利个人责任取向明显弱于少数民族,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的福利个人责任取向明显
第2期彭国胜: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社会福利模式取向的影响因素33
强于农民,乡村管理者的福利个人责任取向明显弱于农民。提起行政诉讼与信访等内抗争性冲突意识者的福利个人责任取向明显弱于找该机关领导的协商性冲突意识者。
(2)年龄与福利责任取向正相关,相对社会地位与福利责任取向负相关。私营企业主的福利责任取向明显弱于农民,依靠自身强力的外抗争性冲突意识者和忍气吞声的妥协性冲突意识者的福利责任取向要明显弱于找该机关领导的协商性冲突意识取向者。
(3)年人均纯收入和相对社会地位与福利选择性取向正相关,生活压力和年龄与福利选择性取向负相关。男性的福利选择性取向明显强于女性,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的福利选择性取向明显强于农民。
(4)年人均纯收入和相对社会地位与福利普遍性取向负相关,生活压力和年龄与福利普遍性
福利制度实践效果与福利普遍性取向存在较弱的正相关关系。男性的福利普遍性取取向正相关,
向明显弱于女性,汉族的福利普遍性取向稍强于少数民族。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的福利普遍性取向则明显弱于农民。
农村居民在社会福利责任取向上所呈现的地位、职业和年龄差异,可视为社会成员理性选择的结果。收入与职业地位越低,年龄越大,在市场竞争中越不利,越难满足自身的福利需求,则从与福利相关的社会中的直接收益越明显,因而越是支持制度化的社会福利实践,其责任
削弱此类预取向也更强。这一结果预示着一旦人们的合法性福利预期嵌入到福利制度安排之中,
“刚性”。反之,期的大规模变革将难以确立合法性,此即所谓的福利的收入与职业地位越高,年纪
越轻,在市场竞争中相对来说越有利,越能为自身的福利负责,则从与福利相关的社会中的收
因而越是支持非制度化的社会福利实践,其个人责任取向也更为强烈。益越难以直接体现,
年人均纯收入、生活压力、相对社会地位、年龄和职业对社会福利资源配置取向的影响,也可通过社会成员的理性选择获得解释:农村居民的年人均纯收入、相对社会地位和职业地位越低,生活压力越大,年龄越大,其能够通过个体或家庭获取的福利资源也就越少,其自我福利功能也就越
对制度化福利的需求也就更为强烈,其普遍性取向也就更强。相反,年人均纯收入、相对社会弱,
地位和职业地位越高,年纪越轻,生活压力越小,意味着个体或家庭能够为其提供的福利资源越
其自我福利功能也就越强,其对制度化福利的功能和需求的认同也就越弱,其选择性取向也就多,
越强。这一结果预示了福利实践的地域差异:越是落后的地区,福利的自我供给能力越弱而对制度化福利怀有强烈需求的社会成员越多;越是发达的地区,福利的自我供给能力越强而对制度化福利怀有强烈需求的社会成员越少。由于当前的社会福利实践并非财政统包,往往需要地方财政的相应配套,这就有可能导致落后地区即便是维持低水平的福利运转也会面临巨大的压力,而发达地区哪怕是维持高水平的福利运转也游刃有余,从而滋生新的社会差异和不平等。
性别对社会福利资源配置取向的影响验证了性别的文化定义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农村社会性别分层体系中,由于男性的性别角色长期以来被赋以“男人一定要有责
,“自强”、“有担当”任,一定要有能力,一定要努力工作”等社会期待,与此种性别意识形态相适应
等也就被建构成为男性从孩童时代起参与社会生活就必须遵循的“恰当与合适”的性别规范。在
——男性将个人的失败诸如此类性别规范的作用下,社会问题归因意识的性别差异得以建构起来—
“不负责任”,归因于社会将被视为容易招致鄙夷,而女性则更容易获得理解与同情。与此种性别
意识形态相适应,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个人为自己的福利负责的选择性取向。
农村居民在福利模式取向上的民族差异,表明了现代化程度不同所导致的福利权利意识差异。相对尚较为保守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来说,汉族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更高,其视野和眼界更为开阔,更加了解公共和在公共服务中的义务,其对公共的期望值也相对较高,其福利权利意识也更强,因而其福利的个人责任取向更弱而普遍性取向更强。
34华表2
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影响农村居民福利模式取向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n=684)模型1B(SE)-0.020(0.031)-0.031(0.068)-0.002(0.003)-0.0072570.079(0.066)-0.012(0.053)0.005(0.073)-0.051009-0.219(0.344)-0.242280.020(0.323)0.087(0.169)-0.137(0.146)-0.117(0.215)0.198(0.362)-0.127(0.110)-0.024396-0.144(0.212)-0.097(0.142)0.181(0.182)-0.037(0.065)0.073*(0.035)-0.00004-0.245(0.185)0.223(0.363)0.410*(0.225)-0.385(0.337)-0.252824
*
2.121*(0.833)
自变量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年人均纯收入相对生活水平恩格尔系数农村社会福利制度背景
公平感制度效果农村文化传统
利他意识生活态度冲突意识信访
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借助媒体忍气吞声找熟人依靠自身强力其他方式
人口结构特征
性别民族政治面貌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生活压力相对社会地位年龄职业工匠
乡村企业工人个体户专业技术人员乡村管理者私营企业主其他ConstantAdjustedR2
模型2B(SE)0.030(0.022)-0.015(0.050)-0.002(0.002)-0.001(0.043)-0.034(0.048)-0.027(0.039)0.059(0.262)0.205(0.223)-0.157(0.250)-0.305(0.261)-0.088(0.235)-0.020140.118(0.107)
*
-0.430*(0.156)
模型3B(SE)0.068*(0.034)-0.044(0.074)0.002(0.003)0.016(0.065)0.014(0.072)0.050(0.058)0.018(0.079)0.066(0.185)-0.035(0.376)-0.1(0.393)-0.131(0.353)0.123(0.160)-0.012(0.159)0.102(0.234)0.010(0.396)0.217*(0.120)0.052(0.117)0.139(0.232)-0.024(0.209)-0.065(0.0)-0.008875
*
0.207*(0.080)
模型4B(SE)
*
-0.074*(0.028)
-0.049(0.063)0.000(0.003)-0.057(0.0)0.094!(0.058)0.006(0.049)-0.057(0.067)0.129(0.155)-0.252(0.315)0.052(0.430)-0.365(0.396)0.029(0.135)-0.097(0.134)0.290(0.297)-0.424(0.332)-0.0204020.173!(0.098)-0.158(0.195)-0.103(0.176)0.029(0.075)0.083*(0.039)-0.0063840.008*(0.004)0.296(0.170)0.223(0.332)-0.0157440.219(0.309)0.248(0.310)
**-2.210*(0.7)
0.179(0.263)-0.019(0.080)-0.046(0.078)0.083(0.1)0.027(0.139)-0.055(0.059)0.033(0.047)
*
-0.123*(0.053)
0.007*(0.003)-0.071(0.134)0.217(0.263)0.122(0.263)-0.007(0.244)0.295(0.245)
*-1.626*(0.605)
-0.0000360.090(0.202)0.000(0.396)0.277*(0.146)-0.294(0.367)-0.343(0.369)
**
2.279*(0.910)
0.032(0.218)
**
4.682*(0.5)
0.023(0.158)
**
4.517*(0.468)
-0.013(0.238)0.446(0.704)0.045
0.127(0.200)
**
4.3*(0.591)
0.0970.1170.16
注:①模型1-4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个人责任取向、责任取向、选择性取向和普遍性取向。②参照类:冲突“!”意识=找该机关领导;性别=女;民族=少数民族;政治面貌=非;婚姻状况=未婚;职业=农民。③表示
***
P<0.1;“*”;“*”;“*”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第2期彭国胜: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社会福利模式取向的影响因素35
四、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通过对贵州省684名农村成年居民的实证调查,可以获得如下发现:
1.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的社会福利模式取向体现出较为明显的社会公平取向特征调查结果显示,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在福利责任上的责任取向以及在福利资源配置上的普遍性原则取向都表现得较为强烈且较为一致,体现出较为明显的社会公平取向特征。
2.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的社会福利模式取向受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福利制度背景、文化传统和人口结构特征等不同层次因素的显著影响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农村居民的福利责任取向上,对个体责任取向与责任取向均施加着显著影响的因素主要有相对社会地位、年龄和职业;在农村居民的福利资源配置取向上,对选择性取向和普遍性取向均施加着显著影响的因素主要有年人均纯收入、生活压力、相对社会地位、性别、年龄和职业。
(二)讨论
“理性小农”在波普金著名的理论框架中,农民是追求其个人福利或家庭福利最大化的理性
[23]
人,这种理性人甚至不惜牺牲村庄福利或共同体福利来争取个人福利。本研究中农村居民在福
——个体或群体普遍倾向于认同利模式取向上的差异,证明了此种经济理性对行动者的重要影响—
或支持对他们自身而言最有可能受益的价值理念或制度架构。由于社会福利(至少在形式上)所
“抑强扶弱”体现的特征,对于处于优势地位的个人或群体来说,此种制度理念和制度实践不仅难以为其增添多大的实际收益,反而更有可能被看成是自身利益的相对受损。即便是存在一些普遍性的福利项目,根据边际收益原理,对他们而言其效用也会相对降低。
当前,社会福利制度正加速向广大农村地区蔓延和推进。农村居民在福利模式取向上的差异
也有可能导致新的分化与冲突。预示了新的社会福利实践在重新整合农村居民社会认同的同时,
农村居民福利模式取向的分化与差异对福利制度实践的影响如何?怎样才能在尊重农村居民多样化福利需求的基础上,促使其社会福利价值取向朝着更为积极的方向发展?希望能够在今后的研究中对这些问题继续加以探讨,这将是非常有意义而又具有挑战性的。参考文献:
[1]SARAGAE.EmbodyingtheSocial:ConstructionsofDifference[M].London:Routledge,1998.[2]GILDERGEORGE.WealthandPoverty[M].NewYork:BasicBooks,1980.
[3]HASENFELDYEHESKEL,RAFFERTYJANEA.TheDeterminantsofPublicAttitudetowardtheWelfareState
[J].SocialForces,19,(67):1027-1048.
[4]林万亿.影响民众社会福利态度的因素[J].台大社会学刊,1997,(25):1-46.[5]大卫·麦克罗夫.社会福利:结构与实施[M].官有垣,2000.译.台北:双叶书廊有限公司,
[6]赖伟良.市民的福利意识形态:中间路线取向[G]∥中国社会工作(第二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2004:132-145.社,
[7]毕天云.社会福利场域的惯习:福利文化民族性的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8]王思斌.底层贫弱群体接受帮助行为的理论分析[G]∥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四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2006:1-45.版社,
[9]莫里斯·罗奇.重新思考公民身份———现代社会中的福利、M].郭忠华,意识形态和变迁[等,译.长春:吉林
2010.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HYDEM,DIXONJ.WelfareIdeology,theMarketandSocialSecurity:TowardsaTypologyofMarket-orientedRe-
36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form[J].ReviewofPolicyResearch,2002,(19):1-26.
[11]ADKISSONRD.RepresentativeIdeologyandtheVoteforWelfareReform[J].PolicyStudiesReview,2001,(18):
148-166.
[12]HIRSCHMANAO.ShiftingInvolvements:PrivateInterestandPublicAction[M].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82.
[13]PEKKAKOSONEN.FromCollectivitytoIndividualismintheWelfareState?[J].ActaSociologica,1987,(30):
281-293.
[14]ESPING-ANDERSENG.TheThreeWorldsofWelfareCapitalism[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1990.
[15]BLOMBERGH,KROLLC.WelfareValuesinDifferentGenerations—FromCollectivismtowardsIncreasedIndivid-ualism?[J].Sosiologia,1995,(32):106-121.
[16]MOURITZENPE.TheDemandingCitizen:DrivenbyPolicy,Self-interestorIdeology?[J].EuropeanJournalof
PoliticalResearch,1987,(15):417-435.
[17]SIHVOT,UUSITALOH.EconomicCrisesandSupportfortheWelfareStateinFinland1975-1993[J].ActaSo-ciologica,1995,(38):251-262.
[18]SVALLFORSS.WorldsofWelfareandAttitudestoRedistribution:AComparisonofEightWesternNations[J].
EuropeanSociologicalReview,1997,(13):283-304.
[19]HERNESHM.WelfareStateandWomanPower[M].Oslo:Universitetsforlaget,1987.
[20]HOELM,KNUTSENO.SocialClass,GenderandSectorofEmploymentasPoliticalCleavagesinScandinavia[J].
ActaSociologica,19,(32):181-201.
[21]INGLEHARTR.CulturalShiftinAdvancedIndustrialSociety[M].Princeton/NewYork: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90.
[22]POPKINSAMUELL.TheRationalPeasant:ThePoliticalEconomyofRuralSocietyinVietnam[M].Berkeley:Uni-1979.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OntheInfluencingFactorsoftheRuralResidents’Social
WelfareModelOrientationinUnderdevelopedAreas
2
PENGGuo-sheng1,
(1.CollegeofPublicAffairs,XiamenUniversity,Xiamen361005,China;2.CollegeofHistoryandPolitics,GuizhouNormalUniversity,Guiyang550001,China)
Abstract:Theresultsoftheempiricalresearchon684ruraladultresidentsinGuizhouprovinceshowthattheruralresidents'governmentresponsibilityorientationandtheuniversalprinciplesoftheallocationofresourcesaboutsocialwelfareareintenseandconsistent,whichreflectsanobvioussocialjusticeorien-tedfeature.Thelevelofeconomicdevelopment,socialwelfaresystembackground,culturaltraditionandthepopulationstructurecharacteristicshavesignificantlyeffectontheruralresidents'socialwelfaremodelorientationinunderdevelopedareas.
KeyWords:ruralresidentsinunderdevelopedareas;socialwelfaremodelorientation;economicdevel-opment;socialwelfaresystembackground;culturaltradition;populationstructurecharacteristics
因篇幅问题不能全部显示,请点此查看更多更全内容
Copyright © 2019- huatuo0.com 版权所有 湘ICP备2023021991号-1
违法及侵权请联系:TEL:199 1889 7713 E-MAIL:2724546146@qq.com
本站由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王兴未律师提供法律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