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山话小称词缀演变规律初探

汪 锋

0 引言

0.1 本文所谓“小称”词缀指的是类似于普通话名词后缀“子、儿”一类的成分，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小称”语义场。这一命名是从历时角度出发的，着重强调后缀“子、儿”等表小的初始功能，至于这一功能的演变，以及后来产生“小称”不能涵盖之意义的过程，正是本文要讨论的。为了方便，下文一概称之为“小称”词缀。

0.2 应山方言是笔者的母语。应山位于鄂东北同河南信阳地区交界处，在《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1990）中属于江淮官话区黄孝片，在《湖北方言概况》（1957）中划为楚语区，《湖北方言调查报告》（赵元任，1948）中对应山方言音系也有描写。但尚未见到关于“小称”的描写，本文将对“小称”进行穷尽式描写，并探讨控制其演变的因素。

1 应山话“小称”词缀的格局

1.1 应山话“小称”词缀有以下四个：儿、娃儿、子、娃子。从词源的角度看，它们都含有“幼儿” 义，具有表“小称”的语义基础，它们一起构成了应山话的“小称”词缀格局。

1.2 应山话中有儿化韵，没有自成音节的儿尾形式。同普通话一样，儿化韵有不同的功能和语源：“a)方位词‘里’，可以跟指示词合成地方词；b）‘日’（连用）以现在时间为准，造成日子的名称；c）‘儿’，现在已经成了真正的指小词尾”(赵元任，1968)。本文关注的是c类儿化，它是“小称”词缀的音变形式。但在今天，这种儿化已经基本丧失表“同类物中小者”的功能，在许多应山人心目中，“儿化”就是把一个字念轻一点，不负担什么特殊含义。就语体色彩而言，“儿化”不用于正式、严肃的场合。可见，“儿化”目前只具有弱化的小称色彩。

应山话的儿化规则如下：(“ê”表示舌尖后圆唇元音，下同)

原韵母 儿化韵 例词

[Ar] iA,iAN [iAr] uA,uAN [uAr] ai,an [ar] ian [iar] uai,uan [uar] êan [êar]

[or] ï,o,oN,u i,io,ioN

ê ε iε uε êε

[ior] [êor] [¿r] [i¿r] [u¿r] [ê¿r]

A,AN

顶叉儿,陈巷儿

鸭鸭儿,样儿 画画儿,框框儿 盖儿,盘儿 烟儿,尖儿 块儿,把碗儿 圆儿,圈圈儿

丝儿,纸儿,盒儿,空儿,姑儿 鸡鸡儿,小脚儿,王琼儿 猪儿

自行车儿 撇儿 李国儿 月儿,缺缺儿

*

1998届汉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1

ei,en in

uei,uen

[er] [ier] [uer]

êen [êer] Au [Aur] iAu [iAur] ¿u [¿ur] i¿u [i¿ur] 对儿,盆儿

铃儿

藏柜儿，竹棍儿 小云儿,梅军儿 包儿 条儿 头儿 袖袖儿

儿化在两种格式中有能产性，一种是“姓名（或排行）+儿”（最后一字儿化），多用于称呼未婚青年，但也用于中老年人。例如：李国儿、张燕儿、刘三儿。另一种是“NN儿”，只在逗小孩时才出现，其他环境不行。例如：桌桌儿、椅椅儿、狗狗儿、兔兔儿。名词都可进入这一格式。对于这两种有特殊语境的情况，下文讨论儿化时将不涉及。

一般的形式X＋儿，都是体词性的。下文（2.1.1）有穷尽性列举，此处不赘。目前尚未发现类似北京话中“玩儿”一类的非体词性儿化。

应山话儿化词有一个特殊的句法，单音节词的儿化形式不能出现于句首。“鱼儿买

了”、“脸儿破了”是不允许出现的。但双音节的儿化词则不受此，例如：“竹棍儿断了”，“灯泡儿坏了”。

1.3 “娃儿”的语音应标作［uAr］（因为声调对儿化不发生影响，故不标调，下同），

在应山话中不能单说，只做后附成分，读作轻声。应山话中没有“娃”字的独用形式，本地人一般也不知道［uAr］为何物、应该怎么写，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字”来用，表示“同类物中小者”。

“娃儿”没有能产性，但分布还是比较广泛的，“X+娃儿”大都表示与人们生活联系比较紧密的事物，诸如家畜、家具、衣物之类。例如：狗娃儿、羊娃儿、桌娃儿、鞋娃儿。 1.4 “子”和“娃子”在应山话中都不能单说，而且都是轻声，分别记为[ts l]和[uA·ts

“子”的功用与普通话相差无几，“X+子”表泛指，如“兔子”既可指大兔子，也可指l]。

小兔儿。“子”与“娃子”的区分仅是前者分布广泛得多，凡可以加“娃子”的名词，几乎都可加“子”，（2.1.1）有详尽的比较，此处不赘。

“娃子”常常用于表贬义的语境中，例如：死狗娃子、破裤娃子、烂椅娃子，但并不能据此认为贬义来自“娃子”这一后缀，因为格式本身中有“死、破、烂”之类的贬义词，

而且“子” 同样可以进入，例如：死狗子、破裤子、烂椅子，而“子”是没有贬义色彩的。 “娃子”在年轻人话语中不常见，在老年人中用的比较多，而“子”并无这一分别。 1.5 “儿、娃儿、子、娃子”构成了应山话小称词缀的格局，而在普通话中“子”与“儿”两个对立的成分即构成“小称”格局。从语言的经济原则来看，应山话的词缀格局中，并不是每个成分都是必需的，因而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竞争关系。实际话语也反映了这一点，粗略看来，本地人在语感上明显认为“娃儿”、“娃子”有地方色彩，而“子”显得一般化，儿尾则常常跟随不同的词，在“文”与“土”之间交替变化（详见3.2.3的分析）。

２ 词缀的变异与词汇、音系结构

2.1 为了显示四个小称词缀的竞争态势，并进而推断各自代表的不同层次及将来的发展前景，我们不考虑有能产性的词缀格式，只考察一般的词根与词缀结合的格式“X+af”（以“X”表示词根，“af”表示词缀）。“X+af”与“X”的意义差距很大，不能按规则解释的，

12

排除在外，例如：面子、娃儿 、牛子 等。由于词缀在此格式下的组合数目有限，我们采取穷尽列举的方式，以充分对比。

2.1.1 我们把“X+af”的词汇实现形式列表对比如下：（“+”表示可加，“-”表示不

2

可加，下同）

蔸 盆 袋 鱼 牛 猪 伢 狗 牯 猫 雀 沙-3 兔 鸭 羊 椅 凳 绳 棍 刀 罐 裤 侄 肚 灯泡 儿 子 娃儿 娃子

+ + + + 脚爪 + + + + 盘 + + + + 管 + — + + 丝 + — + + 叶 + — + + 芽 + — + + 条 — + + + 洼 — + + + 坎 — + + + 口 — + + + 尖 — + + + 摊 — + + + 虾 — + + + 鸽 — + + + 燕 — + + + 胯 — + + + 膀 — + + + 辫 — + + + 袖 — + + + 帽 — + + + 袄 — + + + 褂 — + + + 扣 — + + + 镜 + + — — 带

儿 子 娃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娃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簸 藤 耙 帐 恰-4 滚 勺 盅 桶 箱 柜 盒 车 锤 板 剪 篓 篮 棚 扇 梳 本 石头 树 虫

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子 娃儿 娃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中只列出了可以加两种以上词缀的词汇分布对比，下面再列出只能加唯一词缀的分布：

]5 、󰀂[t½hAr]6 、瓦󰀂[t½hAr]7 、旦-8 、荷包-、豁巴、顶一、只可以儿化的有：a)󰀂[mAr

叉、陈巷9 、酸瓜、画画、领褂、油渣、（办）饭、围谗、烟袋、把碗、X干10 、砧板、亮

1112

瓦虫、油馃、炖钵、糖拖、糖果 、灶蜢、巴掌窝、疤壳、火笼、胁案-窝、抽盒、松坨、

（痛）叽、（躲）磨-15 、手筒、（扯）地窝、媳妇、姨姑、窟窿、窟眼、沤锅、落-13 、颇-14、

1718

白、咯-16 、裂、雾-影、松菌、翻饺、倒拐包、三朝、嫂、门楼、喜头。

b)牙刷、衣架、葡萄架、插座、书桌、文具盒、信封、商店、相片、方便袋、眼镜、汽水、电影、小汽车、自行车、军帽、鸭舌帽、粮票、布票、金钱豹、提包、乒乓球、插头。 c)点、横、竖、撇、捺、折、钩、两（三）点水、利刀、单（双）立人、走之底、左（右）

1920

把耳、宝盖、竖心、提手、提土、扭丝、反文、XX 旁、XX头

d)麻雀、小脚、数、竹棍、树杈、藏柜、酒盅、酒杯、飞刀、钉锤、锅铲、窗帘、份、塑料带、马褂、菜园、考卷、手帕、纸条、座位、歌、灯、光棍、蒜苔、洋火、铃、跟头、酒窝、杆、八哥、豆条、汗衫、背心、拖鞋、袖筒、扣眼、洋镐、砖头、老头、老婆婆、喇叭、（打）嗝、门闩、嘴唇、坡。

二、只可以加“子”的有：爪、虱、肠、袜、框、画、梭、柱、筷、搁、檩、刷、钳、起、锥、凿、刨、窗、环、架、稗、豹、篦、鞭、叉、橙、桔、蜂、绸、蛋、罩、法、麸、麦、豆、痱、钩、瓜、模、猴、夹、疖、金、银、嗉、渣、梨、李、桃、杏、梅、链、挑、蛾、索、茄、筛、狮、柿、毯、桐、丸、席、须、烟、院、箍、枣、粽、驴、裙、饺。

3

三、只可以加“娃儿”的有：瓢、船、壶、鞋、锅、豚-21 。 2.1.2 通过2.1.1的对比可知，“儿”和“子”、“娃儿”、“娃子”共同的词根占儿化词总数很小的比例，分别只有 9%、4%、4%，在“子”类词、“娃儿”类词、“娃子”类词的总数中所占比例也分别只有11%、10%、25%，可以说“儿”和“子”、“娃儿”、“娃子”三词构成互补分布。而“子”、“娃儿”、“娃子”三者之间共同的词根很多，词汇构成分布重合很多，“子”与“娃儿”共同的词根占各自总数的比例分别是39%和81%，“子”与“娃子” 共同的词根占各自总数的比例分别是14%和75%，“娃儿”与“娃子” 共同的词根占各自总数的比例分别是40%和100%，值得注意的是“娃子”的词根都可以作“娃儿”的词根，换句话说，“娃子”词汇构成可以完全由“娃儿”涵盖。以上分析说明“儿”与“子”、“娃儿”、“娃子”在词汇中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其原因很可能是层次上不同，“儿”独自处于一个历史层次，“子”、“娃儿”、“娃子”共处于另一个历史层次。

再从词汇本身的特点来看，只能加“儿”的词绝大部分是双音节，另三者绝大部分是单音节。只能加“子”、“娃儿”、“娃子”的词多为日常生活词语。在功能上也有显著的差异：“儿”只具有弱化的小称色彩，“娃儿”则可以指“同类物中小者”，明确地表示“小称”。因此，可以初步推测：“子”和“娃儿”占据了小称格局的中心，“儿化”或是衰退形式或是新起的形式。

为了弄清“儿化”的来源，我们进一步考察其词汇构成，大致将其分为两类：1）方言

]5 、󰀂[ t½hAr]、陈巷、糖拖、沤锅等，详见2.1.1中只能加唯一词特有的词汇，例如：󰀂[mAr

缀的词汇的a)类。这些词记录当地特有的事物或说法，要替换这样的词是相当难的；2）与普通话相应的新词，表新事物，这些词对应山人来说是近几十年内新出现的，例如：牙刷、插座、商店、眼镜、汽水、小汽车、自行车等，详见2.1.1中只能加唯一词缀的词汇b)、c)类。这些新兴词汇是从外方言借入的。因此，1）类方言词中的“儿化”与2）类新词中的“儿化”代表不同的层次，应该区分开来。我们对比“小汽车、自行车/板车” “汽水/开水”等，发现前者儿化后者不儿化，而二者的区分正在于两类词的新旧不同。分别代表新旧两层的两类词占了儿化词总数的近70%，其余的30%在理论上也应分别归入这两类，只是由于词汇的无标记性，无法严格划清界线。由此可见, 应山话“儿化”既有衰变形式，又有新进入的形式，分别适用于不同层次的词。也就是说，应山话的儿化形式在衰退过程中，又遇到普通话儿化形式的侵入，从而在词汇系统中叠置起来，形成儿化的不同层次。 2.1.3 变异词缀时间层次的词汇佐证 词缀与词根的结合时间长久以后，有些会发生融合，在语音层上不再呈现“词根+词缀”的形式，融合的时间越长，代表的年代就愈早。从组合形式到融合形式需要一个过程，当人们不知融合形式为何物时，表明这一过程早已发生。找到了这样的例子，就比较容易推测词缀的产生年代。

在应山话中，我们幸运的发现中老年人口中有一个不常见的词：󰂆[êA３３４ ]子，指未婚女青年或女孩，有贱称色彩。根据应山话的音系结构，“女[êA３３４ ]”不可能变为“[êA３３４。联系应山话词缀的情况，我们有理由把“󰂆[êA３３４ ]” ]”看作“女”和“娃”的合音，即“󰂆[êA３３４。中老年人也不知其本来形式，显然 ]子”的分离形式是“女娃子”融合至少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

另外，还有一个词“兄娃儿”，是“弟弟”的意思。与“󰂆[êA３３４ ]子”情形相同，这个词至少在20年代以前就存在了，而那时新儿化层尚未侵入，这表明应山话存在着固有的儿化层，只不过那时已经衰落。

2.1.4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推测：在应山话中，最初是由“子”、“儿”构成小称格局，“X+儿”表“同类物中小者”，儿是的音节。随着儿化的出现，表小功能逐渐减弱，为了维持明确表小的功能，便插入一个新的表义成分“娃”，或者说是以“娃儿”代替“儿”。

4

同时，由于“儿化”使原来的双音节融合为单音节，这与汉语双音节化的大趋势相悖，在语音层面便出现了补充新音节的要求，这是产生“娃儿”的语音动因。上述更替不是突变的，而是渐变的，故而旧的“儿化”有遗留。我们仔细对比衰变的儿化层（即上文1类儿化词）和“X+娃儿”的词汇内容，可以看得更清楚，二者的词汇分布大体上是互补的，二者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加“娃儿”的词绝大部分是最需要“小称”的常见动物、衣物、家具等，例如：狗、猫、椅、裤、树、藤。这样“娃儿”便占据了小称格局的中心地位，而儿化词则保留在边缘位置（详见2.1.1的词汇对比）。普通话的侵入又造成了一个新的儿化层，同原有的儿化层叠置起来，形成了今天的状况。如果认为“x+娃”表小称在前，“儿化”侵入造成了“X+娃儿”及其他“X+儿”在后，不仅无法解释“儿化”的分层，更面临“X+娃”实际并不存在的困难。

“子”是“儿”在小称格局中的对称形式，但由于其本身未发生融合，语义上趋于中性，表泛指，再加上“子”在各方言中的性质较为一致，因此较为稳固。这就促使方言寻找新的成分填补“儿化”衰变造成的表“小称”功能空缺，这是“娃儿”出现的词汇语法动因。这样，小称格局中出现了“儿：娃儿=子：Y”的形式对应，于是类推出“Y=娃子”，但“娃子”在语义上其实无空可填，因此被“子”所涵盖（参见1.4），成为小称格局中的羡余成分。

综上所述，现在的应山话小称变异格局的形成完全归因于“儿化”的启动。

2.2 词缀变异得原因及相关因素

儿化为什么会发生衰变？陈保亚先生（1990）从结构协合的角度阐述了这一过程的前因后果，他认为：“根据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每一个层次的语音单位是由较低层次的语音单位定义的矩阵，这样可以引入反映某个层次语音单位程度的量：协合度。”“协合度指实际出现的单位和可能出现的单位的比。”“协合度越低，系统的组织性越低。”在语音层面，大多数儿化韵往往没有与之聚合的单位，造成了不协合，同时，儿化的产生使两个语素的语音形式“融入了一个音节”，破坏了“汉语语素的语音形式不小于音节的结构”，音义关系层出现了不协合。不协合必然引起协合运动，一方面各种儿化韵向有匹配的几种靠拢，另一方面音义层力图排挤-r这一特殊语素或使其以纯音位面貌出现。应山话的情况是否也如此？下面进行探讨。

首先归纳上文2.1.2“儿化”1）类词的儿化韵，分布如下（由于介音不影响音变，故

不区分）：

Ar：󰂆[mAr]、󰂆[t½hAr]、瓦󰂆[t½hAr]、旦-、荷包-、豁巴、顶叉、陈巷、酸瓜、画画、领褂、

油渣

ar：（办）饭、围谗、烟袋、把碗、X干、砧板

or：亮瓦虫、油馃、炖钵、糖拖、糖果、灶蜢、巴掌窝、疤壳、火笼、胁案-窝、抽盒、松坨、地窝、媳妇、姨姑、窟窿、窟眼、沤锅、落-、颇-、（痛）叽、（躲）磨-、手筒 ¿r：（扯）白、咯-、裂 er： 雾-影、松菌

Aur：翻饺、倒拐包、三朝、嫂 ¿ur：门楼、喜头

它们构成的辅音尾矩阵如图：

Ar or ¿r Aur ar er ¿ur 󰂆 󰂆 󰂆 󰂆 󰂆 an en 󰂆 󰂆 󰂆 󰂆 󰂆 AN oN

矩阵协合度为0.52，矩阵中存在着大量空格，消除空格使音系更协合的要求就是儿化韵衰

退的内部动因。

再比较“儿化”2）类词，归纳儿化韵如下：

5

Ar：牙刷、衣架、捺、左（右）把耳、宝盖、XX旁

ar：商店、相片、方便袋、点

or：插座、书桌、文具盒、信封、竖、走之底、扭丝

er：眼镜、汽水、电影、横、三点水、单（双）立人、竖心、反文

¿r：小汽车、自行车、撇、折

Aur：军帽、鸭舌帽、粮票、布票、金钱豹、提包、钩、利刀 ¿ur：乒乓球、插头、提手、提土、XX头

其辅音尾矩阵与上文完全相同，也就是说新侵入的儿化（以2类词为代表）并不影响旧儿化（以1类词为代表）的协合。

一个方言侵入另一个方言，在音系上有一个匹配过程，“匹配是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匹配”（陈保亚，1996）。如果两个方言音系结构相差无几，造成完全匹配，就无法从矩阵协合度考察语言接触的影响，而汉语方言接触常常如此，上文北京话和应山话在儿化韵方面的匹配（2类词）就是一例。但矩阵协合度仅反映语言中聚合协合的情况，若从结构的内容入手，考察组合协合度，即考察儿化韵与声母组合的情况，组合的数目（下文简称“组合指数”）越多，也就是支持该儿化韵的词汇越多，当然越稳固，反之，则越不稳固，这样的分析将有助于观察到方言接触的影响。

从组合的角度考察“只可以儿化”的词汇，我们看到在1类词中，¿r、Aur、¿ur类词造成了矩阵中60%的空格，但其所辖词仅占总数的17%（参见2.1.1）,支持的词越少，音类自然越易消失，例如：er、¿ur两韵都只有两个词支持，也不是很常用的词，单就此而言，两韵消失指日可待。造成音系不协合的主要音类由于支持词汇的趋于消失，也将退出音系，大量的空格必随之隐退，由此可见，从方言内部来看，应山话中衰变的儿化层正向音系协合方向运动；2类词的¿r、Aur、¿ur类所辖词占到总数的39%，新兴儿化词的侵入使它们的组合指数升高，er、¿ur两韵得到新兴词汇（代表外部侵入）的支持，一时止住了衰退的趋势，这正与矩阵协合化相悖。可见，外方言的侵入是延缓或破坏矩阵结 构协合的根本原因，其手段就是新兴词汇的扩散。 在应山话中，“X+儿”前已经可以加“大”了，例如：大荷包-儿、大把碗儿、大烟袋儿等，这说明言语社团认为“儿”失去了表义功能，需要采用新的形式了。于是导致了“娃儿”的产生。可见，表义的要求有很强的支配作用，能够造成新成分，并不强求语音层面协合化到什么程度。

语音层面追求结构的协合，常造成变异的开始；语义层面追求表义的明确，常提出新的表义成分。两个层面各自为阵，地向自己的方向运动，二者的不同步再加上外部因素的干扰，使语言处于不断的变异中。

2.3 在个人方言系统内部，小称的词缀变异在词汇分布上显示出层次的不同，竞争格局的

形成过程随之揭示出来，起变的原因在音系结构上得到合理的解释，系统、结构在语言演变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但语言演变的全部问题并没有就此得到解决，变异的方向何在？相关因素又有哪些？如何起作用？都是需要进一步考虑的。

3 词缀变异的方向及相关因素

3.1 词缀组合能力的差异与变异方向

既然词缀发生了变异，必然有组合能力的差异，并会在言语社团中体现出一种趋势。 因此，我们仍在“X+af”的基本分布下选择了46个词：a）鱼、雀、狗、脚、石、沙、烟、

火、树、脚、 伢、草、肠、胯、绳、蛇、棍、虫、花、刺; b)眼镜、灯泡、牙刷、饭盒、粮票、身份证、信封、发卡、车、豹、丝、刀; c)鸭、猪、羊、兔、桌、椅、猫、裤、鞋、盆、袖、罐。其中a 类是核心词，b类是文化词，c类介于二者之间，选择条件是可以同

6

任一词缀搭配的词根，200核心词（陈保亚，1996，P295）符合条件的都选，共22个，其他的24个任选，以指数的大小来衡量它们的差异（指数=实际组合平均数/46），以此检测词缀的组合能力。排除不完全样本，随机调查得到68个人的材料，数据统计如下： A：儿 娃儿 娃子 子 0.69 0.60 0.27 0.58 指数的差异说明：“娃儿”和“子”组合能力相差不大，而“娃子”的组合能力很有限，“儿”的指数高出不少，联系2.1.2的分析，可以看出其差异也体现了个人方言系统词汇结构的差异。据此，我们推测：“娃子”将退出竞争，而“儿”有权威方言的支持，呈振兴态势。

核心词是斯瓦迪士最早提出来的（M.Swadesh，1952），一般将其作为语言中最稳定的

部分，本文用核心词作为方言最难受外界影响的成分，而把“文化词”作为最能代表外方言侵入的成分，比较词缀在两阶段的组合能力的变化。我们从数据中观察22个核心词（a）和12个文化词（b）（类似上文的儿化2类词）的表现，探求各词缀组合能力在这两个层次上的差异，统计显示如下：

B： 儿 娃儿 娃子 子 a） 0.70 0.58 0.27 0.49 b) 0.80 0.38 0.14 0.44 核心词与A组比率相差无几，数值稳定，而文化词变化甚大，“娃儿”、“子”的比率偏低，“娃子”则更低，“儿”反而高达0.80。词缀渗透有层次性，核心词受方言心理的保护，词汇演进速度在此变慢，在核心词与文化词两层中，新兴词缀指数呈上升势头，衰退成分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他成分的指数会略有下降，但不会超过衰退成分。因此，如果认定“儿化”词有权威方言侵入因素，那么入侵的先锋肯定是文化词。

值得注意的是，组合指数揭示变异情况的能力有限，不能显示应山话儿化的两个层次

就是例证，它仅能判别变异的趋势，故不能替代词汇的结构分析。

3.2 相关社会因素和变异方向

语言是动态的系统，充满了变异，而变异往往是有规则的，与社会因素密切相关。拉波夫等人曾根据语音的变异与社会因素的相关变化提出了“有序异质观”。我们尝试以此为

22

基点运用统计学的方法来分析应山话的词缀变异，看看其对语音以外的层面是否同样有效，同时检验前文的一些论断。

有序是指变异的分布状态不是随机的，而是和其他因素相关的。我们以人次统计，运用卡方分布判明是否相关。对于词缀变异，我们从年龄、性别、文化程度三方面考虑。由于卡方分布只能说明变异与某因素相关与否，并不能显示变异的走向，因而，必要时将采用回归分析来揭示变异的趋势。 3.2.1变异在年龄中的分布

按照年龄的划分，“10—20岁”46人2116人次，“21—30岁”8人368人次，“31—40岁”5人230人次，“40岁—”9人414人次，分布如下：

儿化：10--20 21--30 31--40 41-- 娃儿：10--20 21--30 31--40 41--

+ 1495 209 184 275 + 1282 199 144 265 - 621 159 46 139 - 834 169 86 149 子 ： 10--20 21--30 31--40 41-- 娃子：10--20 21--30 31--40 41-- + 1193 216 149 267 + 412 91 100 226 - 923 152 81 147 - 1704 277 130 188

经卡方分布判明，各项分布概率都小于显著水平，表明这不是随机分布，应该都与年

龄因素相关。为了说明相关的程度，要进一步作回归分析，用最小平方法求得说明变异在年龄中走向的回归直线。回归分析的结果只有“娃子”的回归直线经相关检验有意义23，图示如下：（横轴标示年龄，代表时间走向，纵轴标示组合指数，代表词缀的活动能力，实线

7

表示实际分布，虚线表示回归直线）

0.7 组 0.6 合 0.5 指 0.4 数 0.3 0.2 0.1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年龄 图中回归直线呈下降趋势，表明随年龄的降低，“娃子”的比例大幅削减，在时间的进程中，“娃子”明显衰落。我们可以大胆预言，不久的将来“娃子”就会完全消失。经过回归分析和相关系数检验，“儿”、“娃儿”、“子”的回归系数都没有达到显著水平，统计学上认为这样的回归直线是没有意义的。由于这几个词缀的回归分析没有意义，我们也可以说它们的变异还没有表现出趋势，原因是它们仍是结构内的调整，与“娃子”退出结构的变异不同。这一分析与3.1中对B类数据的解释相吻合，恰恰说明“核心词”与“文化词”二阶划分的有效性。

这样，我们可以对“小称”词缀格局的调整作出以下解释：“儿化”在“31--40”和“10--20”两个年龄段有明显的跃升，这应该与50年代末60年代中大力推广普通话和80年代教育及电讯的发展密切相关。这些因素促进了权威方言的侵入，而期间（21--30）儿化的回落与当时的局势相一致；“娃儿”和“子”的比例变化基本一样，都没有大的变动，可以认为二者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3.2.2 性别对变异的影响

按照性别划分，男性39人1794人次，女性29人1334人次，分布如下： 儿化：男 女 娃儿：男 女 子：男 女 娃子：男 女

+ 1171 992 + 1081 809 + 1025 797 + 500 329 - 623 342 - 713 525 - 769 537 - 1294 1005

经卡方分布判明：“娃儿”变异与性别无关，其他的都与性别相关。“儿化”方面，女性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表明女性更易于接受权威形式；“子”方面，女性同样稍高，“子”具有较大的普遍性；而“娃子”方面，女性比例低于男性，表明女性抛弃衰退成分时走在前面。总而言之，女性在语言演变中更接近潮流，男性则相对保守。 3.2.3 文化程度的区分与词缀变异

按文化程度划分，文盲7人322人次，初中水平28人1058人次，高中水平34人15

人次，大学水平4人184人次，分布如下：

儿化：文盲 初中 高中 大学 娃儿：文盲 初中 高中 大学

+ 208 810 1038 107 + 207 702 881 100 - 114 248 526 77 - 115 356 683 84 子 ： 文盲 初中 高中 大学 娃子：文盲 初中 高中 大学 + 210 6 859 110 + 178 212 388 49 - 112 412 705 74 - 144 846 1176 135

因而变异与文化程度的相关性可能含有较多的年龄 由于文盲基本上为50岁以上的人，

因素，故只给予一个总体的分析。卡方分布判明变异与文化程度相关，大致说文盲保持的

旧成分多一些，他们在“娃儿”、“娃子”方面的较高比例使二者显示出“土”的色彩。稍有文化（初中水平）的人最容易接受新形式，而高中、大学水平的人折中的可能多一些，不表现明显的趋向。

8

3.2.4 尽管相关因素能显示语言变异与社会因素的联系，但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

出如果相关分析不足以做回归分析，也没有词汇结构和音系结构的分析基础，就没法分清各词缀的变异是结构内的调整还是退出结构的衰变或侵入结构的叠置，而且也无法剖析出变异格局形成的过程。因此，内外结合的分析是探索语言演变必需的，忽略任何一方都会造成缺憾。

4 结语

语言演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涉及语音、语义、语法等层面各不相同的变化，任何一个层面的规律都不可能涵盖整体演变，必须综合词汇、音系结构以及社会因素，方能完整的揭示语言演变的原因、经过和方向。本文从小称词缀出发，运用这一原则进行分析，从音系结构的协合要求说明了演变的起因，进而由于权威方言的侵入叠置和类推的作用构成了今天的变异格局，最后通过与社会因素的相关分析显示出其变异趋势。这种内外结合的探求或许能接近语言演变的完整面貌。

附注：

1

专指玩具。 2

陈谷中生出的小虫子。 3

母牛（加“—”表示不一定是本字）。 4

钹 5

乳房。 6

指地方。 7

瓦的碎片。 8

中年妇女。 9

地名。 10

对某位叔叔的称呼，等于X叔。 11

一种用麦芽糖和爆米花做的食品。 12

腋窝。 13

最后一名。 14

指估计的量。 15

即捉迷藏。 16

玩笑 17

即人的影子。 18

即鲫鱼。 19

指提手旁、单人旁等以“旁”称呼偏旁，概括为一个形式。 20

指宝盖头、穴字头等以“头”称呼偏旁，概括为一个形式。 21

即小母猪。 22

陈保亚（1990）指出：拉波夫没有对语言变异的有序概念加以严格定义，应该运用概率算法来确定变异的相关因素，具体算法参见《概率统计讲义》（第二版）（陈家鼎等，1982）。 23

回归直线方程是：Y=0.0086X+0.07335，表明 “娃子”的变异与年龄正相关，随年龄的降低而减少。

主要参考文献

陈保亚（1990） 《语言演变的结构基础》，《缀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陈保亚（1996） 《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

9

陈家鼎 刘婉如 汪仁官 《概率统计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

《湖北方言概况》（1957）油印本，华中师范大学编写

拉波夫（1979） 《在社会环境里研究语言》，《语言学译丛》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萨丕尔（1985） 《语言论》，商务印书馆重排第2版 王士元（1982） 《语言变化的词汇透视》，《语言研究》第2期 王辅世（1963） 《北京话韵母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第2期 徐通锵 王洪君（1986） 《说变异》，《语言研究》第1期 俞 敏（19） 《汉语的爱称和憎称的来源和区别》，《中国语文》第二期 赵元任（1948）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上海商务印书馆 赵元任（1968） 《中国话的文法》，《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语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1990）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学院，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

Martinet,A.,(1952) Function,Structure and Sound Chang,reprinted in “Readings in Historical

Phonology”,eds. by Baalldi,P.&R.N Weerth,The Pennsy-lv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8

Swadesh,M.,(1952) Lexico - static dating of prehistoric ethnic contact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North American Indians and Eskimos,Preceeding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96.452 - 63

Weinreich,V.,W.Labov & M.I.Herzog(1968) Emperical Foundation for a Theory of language Chang,

载于Directions for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ds.by W.P.Lehmann & Y.Malkiel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