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曹禺戏剧对人性问题的开掘

——浅论曹禺戏剧对人性问题的开掘

孙永安

[内容摘要] 本文通过探讨曹禺先生对人性方面的不断开掘的问题，发现出在他的话剧中开掘出了两方面的人性，即残缺、变态的人性和完美理想的人性；而且剧作家对前一方面的人性既是批判的又是同情的，对后一方面的理想的人性美却是在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并试图总结出曹禺先生通过他的剧作对人性等问题开掘的意义和作用。

[关 键 词] 曹禺 戏剧 人性 蘩漪 愫方

曹禺的一生都在强调，他的戏剧作品是以“人”为中心的，并且强调对人的思考，强调认识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强调探索人的灵魂的秘密，去努力解决一个人应该如何活着得的问题。曹禺的剧作大胆揭示和批判了黑暗社会中人性的恶，并且执著的追求人性善的理想。他曾说过：“我看戏，读文艺作品，我所注目的是人，人是最重要的。”[1]

一、 曹禺戏剧对人性的格外关注

对人性的探索一直是曹禺剧作永恒的主题。有评论家认为按文学的标准曹禺的戏剧和鲁迅的小说都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文学的标准只能有两种，第一，是对人性刻画的深度和人性所展示的丰富性。世界一流的文学，人性的展示，一定是丰富的，而不是单调得„„我认为，曹禺先生当时23岁时候写的《雷雨》，完全能够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2]而且曹禺的据作不仅揭示了人性的丰富性、深度性，也揭示了人性的悲剧性。

《雷雨》通过周朴园30年前对侍萍的始乱终弃，以及周鲁两家五对爱恨交织的爱情的悲剧结局，展现出封建制度对人性的束缚和人性自我的放纵。而《日出》通过竹筠和陈白露的前后对比，以及陈白露最后的自甘堕落以至最终的死亡，展现的是人性的善良和人性的惰性。《原野》通过写仇虎报仇，残忍的杀死仇人的儿子焦大星和焦大星的儿子小黑子的故事情节，以及仇虎最后在森林逃亡中陷入精神恍惚等情节，展现了人性的蛮性。《北京人》通过写任劳任怨、心地善良的愫方与没落的北京士大夫文化熏染下已堕落成生命空壳的曾文清的一个虚幻的爱情故事，以及愫方最终的出走，展现了人性的韧性和极端的惰性，以及人应当像人一样地活着的问题。《王昭君》通过改写有关王昭君的历史传说故事，塑造了一个自愿远嫁匈奴最终实现胡汉民族的长期的民族团结和融合的完美的理想人性的女性形象，展现的则是人性的至善至美。 曹禺的剧作对人性的深刻开掘，体现了他对生活真实认识的深刻性和复杂性，这源于他对生活执著的追求、观察与思考。他的很多剧作和人物都在生活中有真实的根据和原型。（关于这一点，将在后面详加论述）。

二、 对残缺、变态人性的揭露、批判和赞美、同情的统一

曹禺创作《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3]，他要把因封建大家庭束缚人性（包括对自己的）的自由而产生的抑郁的性情发泄出来，控诉那个黑暗、压抑、摧残人性的封建社会。“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4]剧中的蘩漪何尝不是这样，只不过她对旧式封建大家庭束缚的愤懑的发泄和对真正爱情婚姻的欲望的追求都走向了极端，走向了人性的扭曲与变态。正如蘩漪在第一幕刚出场就喊着屋子里的“闷热”，这里不只是天气的闷热，其实更是她在诉说着周家公馆这个封建大家庭给她带来的心情的压抑和忧郁。也正是这样郁热的氛围和沸腾的欲望，把蘩漪的人性中的恶推向极致。当被周萍拒绝后，蘩漪失去母性死心裂肺地喊到：“我没有孩子，我没有丈夫，我没有家，我什么都没有，我只要你说：我——我是你的。”[5]蘩漪的人性中的恶被“逼”上极端后竟丧失了连自然界中动物也普遍存在的伟大的母性——这也是人类道德的最低线。“她会爱你来像一团火，那样热烈，她恨其你来，也会像一团火，把你烧毁” [6]，我们显然应对蘩漪“玩火”的激进、冒险的方式进行批判——她虽然不是夺取周鲁两家三个年轻人的生命的直接“凶手”，但是正是蘩漪最后的极端的举动加速了他们的生命的终结。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但我们也注意到作家除了对她失去母性的变态行为给与批判以外，显然更多的是同情和怜悯，甚至是赞美。在《〈雷雨〉序》里作者这样写到：

我想她应该能动我的怜悯和尊敬，我会流着泪水哀悼这可怜的女人的。我会原谅她，虽然她做了所谓“罪大恶极”的事情，——抛弃了神圣的母亲的天责„„在遭遇这样的不幸的女人里，他干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斗。虽然依旧落在火坑里，情热烧疯了她的心，然而不是更值得人的怜悯与尊敬么？[7] 这是因为蘩漪拥有“雷雨”式的性格，她狂风暴雨、雷鸣闪电般迅速地冲破封建礼教“三纲五常”对妇女人性的束缚，勇敢地追求自己的自由幸福的爱情婚姻，所以作者对于他的“雷雨”式的性格大加赞赏：“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于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斗。”[8]这实在是比过着平庸、怯弱生活的阉鸡似的男子们更值得人佩服。与“成天就知道叹气，做梦，忍耐，苦恼，懒，懒懒的动也不动；爱不敢爱，恨不敢狠，哭不敢哭，喊不敢喊” [9]的已经堕落成生命的空壳的曾文清比较起来，蘩漪至少是敢爱敢恨的。 然而当蘩漪撕碎着周公馆这个腐朽罪恶的伪善面纱时，同时也撕碎了她自己母性神圣的面目，并且无意中摧毁了周鲁两个家庭和三条鲜活的生命；当她破坏着自己的罪恶家庭时，也在破坏着别人的幸福；当她要求着自己个性自由和爱情时，也在损害着别人同样的个性自由和爱情。所以蘩漪正是一个冲破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束缚与坠入失去作为基本人性的母性——继母与儿子乱伦的深渊的矛盾形象。《雷雨》通过蘩漪追求个性自由和幸福爱情的悲剧结局，展示了人性的复杂、深刻的悲剧性。

所以，《雷雨》展现的是封建制度对人性的束缚和人性自我的放纵。 陈白露是一只折断了翅膀飞不起来的“鹰” [10]，她有高贵的灵魂和善良的心，但是她却走不出“习惯的”牢笼，最终成为一只倦怠飞翔的鸟儿。作品中当年的竹筠带着青春的梦想来到大城市里，但她一直到临死去的那天早晨，也最终没有找到自己的理想的精神家园。陈白露永远地“卖”给了这大都市里的高级大旅馆，再也“回不去”了：不仅是外在环境的不允许，更是“自己所习惯的种种生活方式” [11]桎梏了自己——这是人的自由生命的自我剥夺。曹禺称这类“习

惯的桎梏”为生活的“自来的残忍”。

曹禺在作品中当然对陈白露这种人性的堕落给予了恰如其分的批判，作者在剧中也特别的安排了这样的一个情节：陈白露在死前朗诵了这样一首诗“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12]，而且此时外面响起了工人打夯的声响。这也足以说明曾经热烈的爱着太阳，要求积极向上的陈白露并不代表新生的力量和新时代，只能算作落日的黄花——她最终“断然”的跟腐朽的制度、肮脏可恶的黑暗势力和那个漫长的黑夜一起走了。而且作者也对此批判道：“除了去掉这群腐烂的人们，我看不出眼前又有多少光明„„我要写一点东西，宣泄着一腔愤懑，我要喊：你们的末日到了，对于这帮荒淫无耻，丢弃了太阳的人们。”[13]

但作者在戏剧总往往通过环境的渲染，人物的语言和动作，或多或少流露出对这些人的“温情”、怜悯和同情，这也是从人道主义原则出发的。例如对李石清这个人物，作者既对他的奴才像进行批判，又对他最后的悲惨的处境给予同情；他既是那个黑暗时代的帮凶，同时也是受害者。当然相比之下，陈白露这个人物形象能更多的引起作者和我们读者的同情和怜悯，甚至是赞美。

陈白露是一朵水莲花，她鲜艳、芳洁、单纯和美好。当年的竹筠不是曾说过“我喜欢太阳，我喜欢春天，我喜欢年轻，我喜欢我自己。”[14]吗？可见，她也有一颗积极向上，纯洁、快乐、自信的品性，而且从她勇敢的保护“小东西”这件事情上，我们又看到了她善良、富有正义感的人性的光辉。但是陈白露这朵水莲花却不幸长在了污泥中，尽管她试图从中挣脱出来，但是人性的惰性还是把她逼上死亡的绝路。因为她只有一死，才能摆脱大旅馆的束缚和金钱的诱惑，更重要的是防止灵魂进一步自我的堕落和腐烂。所以《日出》展现的是人性的善良和人性的惰性。

我们还可以发现陈白露和蘩漪身上都折射出人性病态美的光辉。一个虽是追求着畸形的爱情和个性自由，却带有狂飙突进的风格；一个在新时代来临前勇敢地与旧社会一起“同归于尽”，果敢的退出历史舞台，这多少有些奉献的精神。

《原野》是对人性灵魂的拷问，已经由《雷雨》和《日出》展现的外在命运的挣扎，转向了人物自身灵魂的挣扎。仇虎虽有满腔的仇恨，却在焦阎王死后，无奈的把复仇的欲火转嫁他的儿子焦大星身上，并且用焦母的手残忍的杀死了她的孙子小黑子。作家当然对这种“父仇子还”的封建丑陋思想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所以曹禺先生最后特别的安排了仇虎即使已经“报了仇”，但却在森林逃往中陷入了精神恍惚的境地——这是有意安排仇虎对他自己的“罪行”进行反省和自责，也同时表明了作者的批判态度。但曹禺先生对人性的揭露不是简单公式化的划分绝对的善恶，而是在人性恶中发现善，人性的丑陋中发现美；蘩漪、陈白露都是这样的，仇虎也何尝不是这样？

《原野》中的仇虎没有《雷雨》中的蘩漪尖锐的魅惑力，也没有《日出》中的陈白露那迷人的美貌，他面貌丑陋，他有的只是复仇的念头，呈现的却是人性的野性和蛮性。而有的评论家却据此发掘出仇虎身上的人性的闪光点。他认为曹禺创作《原野》以及在昆明上时，都是在抗战时期前期，而人们正好从《原野》中发现了人类原始的蛮性，来救治封建礼教影响下的现代柔弱的人性，来激发国人抗日的热情和士气：“闻一多企图通过《原野》唤起城里人广大‘白脸斯文人’的蛮性„„这片蛮荒蒙昧的森林，激发人的只能是悲壮崇高的美德。”[15]况且作

者也在《日出》中对仇虎赞美道：“在黑的原野里，我们寻不出他一丝的‘丑’，反之，逐渐发现他是美的，值得人的高贵的同情的。”[16]

三、 对完美人性的不断开掘，形成作者清晰的理想人物

周冲是年轻时的曹禺的理想人性的憧憬，他富有正义感，同情像鲁大海一样的工人；他有平等的思想，想把自己的学费分一半给四凤；他善良、纯洁、高尚。总之，周冲是“这烦躁多事的夏天里一个春梦” ，是作者自己理想的化身。但是周冲这个人物形象毕竟是一个不成熟的孩子，他还单纯、富有幻想。《日出》中的方达生是成年了的“周冲”，他们都很天真，总是怀抱着幻想，他们幻想着有朝一日能改变这个世界，改变社会，可最终他们的结局是可悲的——两个人的所谓的“爱情”最终都烟消云散，周冲最后死去，方达生也依然过着书呆子式的个人生活。但随着曹禺个人年龄的增长和经历的不断丰富，他心目中的人性美的理想的人物形象也发生了变化。

这就是后来的《北京人》里的袁氏父女和愫方。剧中里的袁任敢，不仅研究北京人，还研究人类学，也就是他深知人性的问题，也知道应该如何让人性自由健康的发展，并且他还说过：“那时候的人（指北京原始人类），要喊就喊，要爱就爱„„他们是非常快活的” [17]——这正道出了他心中理想的人性。因此，在他的教育影响下，女儿袁圆是一个活泼、可爱、单纯、善良、有生气的小姑娘，她的人性自由健康，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在封建大家庭里受着各种束缚成长起来的同龄人——曾霆和瑞贞。即使在服饰着装等细节上，袁圆与曾霆和瑞贞有明显的不同：袁圆穿的是一件印度红的短毛衫和一双白帆布运动鞋——显然这更多寄予了剧作者的希望和理想；而曾家老老少少却都穿着旧式的令人压抑窒息的黑或青色的袍子——这些服饰打扮显然也具有象征性意味的。 虽然袁氏父女是曹禺戏剧中健康人性的理想的人物，但剧作家却没有用多少笔墨去极力地刻画他们，所以他们的人物形象也不十分的丰满，但在愫方和后来的王昭君身上多少得到些弥补。

愫方是曹禺戏剧中极力刻画和寄予最深情感的人物形象，而且在生活中有真实的影子。作者在谈关于《北京人》的写作时说：“愫方在剧中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我是用了极大的精力写她的，可以说是根据我的爱人方瑞的个性写的，她在十年中逝世。回忆起写这个人物，也可以说是对她的纪念。”[18]所以剧作者一定动用了真感情，极力地刻画这样一位完美理想的人物形象。

愫方她坚韧、善良、文静，任劳任怨地为一个生命空壳的曾文清照顾着“大树将倾”的曾家和自私成性的曾皓，而且还受着思懿的刻薄。她秉性高洁，心地晶莹如玉，“把好的送给别人，坏的留给自己” [19]，这不能不引起剧作家的同情和尊重。在愫方身上我们发现了人性的伟大闪光点，并折射出崇高人性的光芒。与作为一个人早已死去只剩下生命空壳的曾文清比较，愫方确实像真正的人那样活着，她有博大和丰厚的爱和坚韧精神。而且愫方与蘩漪、陈白露相比，她最终找到了一条光明的道路——这也是寄予了作者更多的感情和理想的结果。因此，《北京人》展现的则是人性的韧性和极端的惰性，以及人应当像人一样地活着的问题

但愫方毕竟生活在束缚人性自由呼吸的没落封建文化大家庭环境里，她忍受着不可言传的痛苦。剧中曾文清的话很能概括出愫方当时的生存状态的：“你就像那只鸽子似的，孤孤单单地困在笼子里，等，等，等到有一天——”[20]。所以愫

方作为曹禺完美人性的理想的人物还是存在一些遗憾的，但是这些遗憾在后曹禺的力作《王昭君》中得到弥补。 曹禺在接受周托付的写作任务后，有意对王昭君远嫁匈奴后依然对汉元帝恋恋不舍、一往情深、整日哭哭啼啼、以泪洗面的普遍流传的故事进行改编和再创作。在曹禺的笔下，王昭君俨然已经成了一位可爱的、欢悦的、有志气、有胆识的姑娘，并且给汉和匈奴人民带来了安宁、幸福的生活，增进了民族的团结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曹禺在《昭君自有千秋在》里提到：“我要擦掉王昭君脸上的泪水，让她焕发出她的真正的光彩。”[21]

确实，王昭君不仅拥有蘩漪苦苦追求而得不到的、陈白露主动放弃的、愫方艰辛的等待却最终也没有等来的真正的爱情，而且她不是仅仅为了自己、为某个人或某个家庭，而是为整个国家和民族贡献自己的一切。这样高尚的人性是更能引起作者和读者的赞扬和歌颂的。因此，王昭君是曹禺塑造的一位完美人性的人物形象。至此，曹禺心目中的人性美的理想的人物形象才完全的清晰、完美起来。 因此，《王昭君》展现的则是人性的至善至美。

四、曹禺戏剧人文关怀的意义

曹禺在跟青年剧作家谈话的时候，经常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作品不仅要反映真实的生活，更要反映生活中的真实。曹禺在每一部剧作中都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因此他的作品都能深入到人物灵魂的深处，不断地开掘着人性这个永恒的主题，都是对生活中的真实的高度凝炼概括。曹禺在《戏剧创作漫谈》里说：“剧本的复杂性、深刻性并不在于人物多，场面大，不在于豪言壮语，或故事曲折奇特，而在于对社会、对人生，对人的了解。”[22]这正是他的剧作成为我国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和能够长演不衰并且每次上演都能引起强烈轰动的奥秘所在。正因如此，曹禺的戏剧对人文的关怀和对人性诸问题的不断开掘，才具有很大的意义和作用。

首先通过对人性诸问题的探讨，淋漓尽致的展示了腐朽的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人性美的摧残。《雷雨》中展现的正是封建大家庭和封建礼教制度对一个追求个性和自由爱情的资产阶级女性个性的摧残；《日出》所展示的是那个物欲横流、自私虚伪的金钱社会引诱、腐蚀一个本是天真、纯洁的女孩走向堕落，并最终死亡的过程；《北京人》展示了没落、腐朽的北京士大夫把像曾文清这样的人熏染成吸食鸦片、无所事事、懦弱成性的生命空壳的过程。

其次，剧作家试图通过探讨对关于人、人性的问题，努力去解决一个人“怎样活着的问题”和构建一个“没有欺诈，没有虚伪，没有陷害的世界” [23]的人性和谐的社会。曹禺等作家是在鲁迅等提倡的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剧作家，他的剧作关于人性诸问题的探讨与鲁迅的“立人”的思想和“批判国民性的弱点”的主张是自然相通的。

总之，曹禺在其《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王昭君》等五部著作中，试图勾勒一幅人性的全景图，既有像蘩漪、陈白露、仇虎等人物的变态、残缺的人性，也有像周冲、袁氏父女、愫方、王昭君等逐渐趋向完美的理想的人性。当然，曹禺也旗帜鲜明地对前一种人物中人性恶的方面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但任何一部世界性的巨著对人性的揭示都不会是流于表面，简单公式化，而是两元对立的而非一元的。曹禺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便是这样——从有变态、残缺人性的人物身上发现了值得人们同情和赞美的人

性美的闪光点。而后一种拥有理想人性的人物形象系列，有一条较为清晰的发展、完善的脉络，从幼稚、麻木走向成熟、觉醒，从个人走向国家、民族。 曹禺先生的作品也是直面惨淡人生的伟大作品，他对人性的揭示和鲁迅先生对民族灵魂的勾勒一样，以其辉煌的成就载入现代文学的史册。

注释：

[1]曹禺.戏剧创作漫谈[J].剧本，1980，7

[2]陈思和.中国的也是世界的[N].南方文坛，2003，5

[3][4][6][7][8][17]曹禺.雷雨序[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1～12页 [5][16]曹禺.雷雨[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13～156页

[9][18][20]曹禺.北京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117页 [10][13]曹禺.日出[M].上海：上海文化生活出版，1936：1～26页

[11]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99～210页 [12][14][16]曹禺.日出曹禺选集第一卷[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450页， [15]李光荣.蛮性救治现代柔弱人性的灵丹——论曹禺和闻一多戏剧合作的基点[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2：41～43

[17]曹禺.北京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60～90页 [19]曹禺.曹禺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24～40页

[21][22][23]曹禺.曹禺——悲剧的精神[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1～200页 参考文献：

[1]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18～326页 [2]郭志刚等.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432～445页 [3]田本相.曹禺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1～200页 [4]曹禺.曹禺——悲剧的精神[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1～208页 [5]曹禺.日出[M].上海：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 [6]曹禺.雷雨[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117页 [7]曹禺.北京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8]曹禺.原野[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9]田本相.曹禺剧作论[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1～398页

[10]温儒敏.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87～102页 [11]钱理群等.与鲁迅相遇[M].北京：三联书店，2005：60～3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