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讲义05 秦汉文学

周天子名義上為天下共主，但迄今為止，我們卻並未發現其真正君臨天下，執掌一國的史跡。秦王朝車同軌、書同文，禦宇海內，可惜命蹇運促，不得施展，唯漢有天下四百餘年，是真正意義上統一的大帝國。因此中國歷史在這裏轉了一個彎，無論是從地理的概念上，還是政治的觀念上都由分散、零亂而走向整合一統。思想文化亦不例外，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聲音已經奏響它的餘音。試圖包裹天下至道的雜家著作如《淮南子》，以及網羅天下放佚舊聞的歷史巨著《史記》的出現就既是百花齊放中晚開而絢麗多彩的花朵，又是思想文化界百家爭鳴的喪鐘。

第一章 秦代文學 第一節 概說

一、秦王朝的統治與文化專制

秦統一後，實行了一系列政策以維護中央集權。《史記·秦始皇本紀》：“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許慎《說文解字序》：“其後諸侯力政，„„分為七國，田疇異畮，車塗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史記·秦始皇本紀》：“收天下兵，聚之鹹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徙天下豪富于咸陽十二萬戶。”

集權意識走向極端的結果，是嚴酷的文化專制。《史記·秦始皇本紀》：“丞相李斯曰：‘„„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蔔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文獻通考》：“秦焚詩書，獨存博士官。所職者則猶令其司經籍。然既曰通古今，則上必有所師承，下必有所傳授，故其徒實繁。秦雖存其官，而實惡其徒，常設法誅滅之。始皇使禦史案問諸生，傳相告引，至殺四百六十餘人。又令冬種瓜驪山，實生，命博士諸生就視，為伏機，殺七百餘人。二世時，又以陳勝起，召博士、諸生議，坐以非所宣言者又數十人。然則秦之于博士弟子，非惟不能考察試用之，蓋惟恐其不澌盡泯滅矣。” 二、文學概況

1、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是戰國末年（西元前221年前後）秦國丞相呂不韋組織屬下門客們集體編纂的雜家著作，又名《呂覽》，在西元前239寫成，當時正是秦國統一六國前夜。

呂不韋，生年不詳，戰國末期衛國人。卒于秦始皇十二年（西元前235年）。他原是陽翟（今河南禹縣）的大商人，在經商期間，遇到了流亡趙國的秦公子子楚，當時子楚在趙國的處境很艱難，呂不韋很同情他，並認為子楚是“奇貨可居”，於是用金錢資助子楚，並幫助他獲得了繼承王位的資格。西元前253年，子楚繼承王位，是為莊襄王。莊襄王以呂不韋為丞相，並封他為文信侯。莊襄王死後，其子政立，是為秦始皇。秦始皇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在他執政為相期間，秦國出兵滅東周，攻取韓、趙、衛三國土地，建立三川、太原東郡，為統一中國作出了積極貢獻。秦始皇親理政務後，將他免職，並遷去蜀，後憂懼飲鴆而亡。呂不韋為相期間，門下食客三千人，家僮萬人。他命門客“人人著所聞”，著書立說，為建立統一的封建中央集權制尋找理論根據，這些著作最終彙編成了《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共分為十二紀、八覽、六論，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餘萬字。

內容駁雜，有儒、道、墨、法、兵、農、縱橫、陰陽家等各家思想，所以《漢書·藝文志》等將其列入雜家。在內容上雖然雜，但在組織上並非沒有系統，編著上並非沒有理論，內容上也並非沒有體系。正如該書《用眾》篇所說：“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眾白也。”《呂氏春秋》的編著目的顯然也是為了集各家之精華，成一家之思想，那就是以道家思想為主幹，融合各家學說。據呂不韋說，此書對各家思想的去取完全是從客觀出發，對各家都抱公正的態度，並一視同仁的。因為“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沒精，則智無由公。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呂氏春秋·序意》）

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入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以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救劍若此，不亦惑乎！荊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荊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這兩則寓言都見於《察今》。前一則就是我們很熟悉的“刻舟求劍”。這兩則寓言故事都是諷刺那種泥古不知變的人。

《呂氏春秋》的注釋本有清朝人畢沅的《呂氏春秋新校正》，近代以來，陳奇猷的《呂氏春秋校釋》可以作為參考。

2、秦代的《長城歌》

楊泉《物理論》：“秦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屍骸相支拄。’”

3、李斯

“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文心雕龍·詮賦》

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曾多次巡遊各地並刻石表功。現存刻石共有７篇，這些刻石大都出自李斯之手，以四字為句的韻文寫成。其中除琅邪台刻石為兩句一韻外，其餘嶧山刻石等６篇皆三句一韻，文辭整飭簡潔，讀來朗朗上口，是秦文學的獨創。李斯改變了以往頌贊體作品雍容華貴的風格，而貫以法家辭氣。秦刻石文堪稱碑銘之祖，漢魏碑銘，莫不被其遺則。 李斯，出生於戰國末期，楚國上蔡(今河南省上蔡縣西)人，是荀子的徒弟、秦國的丞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們集大學者、大權謀家、大政治家于一身的人。

李斯在身為秦國丞相的大紅大紫時期，多次想起老師荀子教誨的“物忌太盛”的話，也多次想和他的兒子一起回到故鄉上蔡過那種牽著黃狗、優遊自在的生活，但由於功利之心太重，權勢之欲太盛，未能抽身離去，最終落個父子均被腰斬的下場。 司馬遷在《史記·李斯列傳》中插敍了一件小事，形象地勾勒出李斯的性格為人。據說，在李斯當小官時，曾到廁所裏方便，看到老鼠偷糞便吃，人和狗一來，老鼠就慌忙逃走了。過了不久，他在國家的糧倉裏又看到了老鼠，這些老鼠整日裏大搖大擺地吃糧食，長得肥肥胖胖的，而且安安穩穩，不用擔驚受怕。他兩相比較，十分感慨地說：人之不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意思是說，人有能與無能，就好像老鼠一樣，全靠自己想辦法，有能耐就能做官倉裏的老鼠，無能就只能做廁所裏的老鼠。這個小故事，形象地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徵，也預示了他未來的結局。

為了能做官倉裏的老鼠，求得榮華富貴，他勤奮求學，到齊國拜當時著名的儒學大師荀子為師，同荀子一起研究“帝五之術”（怎麼治理國家、怎樣當官的學問）。學成之後，他審時度勢，洞察時局，辭別荀子，來到秦國。先投到極受太后倚重的丞相呂不韋的門下，待機接近秦王。為了引起秦王的注意，儘快嶄露頭角，他潛心揣摸秦王心理，在分析當時形勢的基礎上，上書秦王，力諫秦王抓住機會，建立帝業，統一天下，深得秦王的賞識和器重，遂在秦國立足並開始崛起。正當李斯躊躇滿志，準備幹一番事業時，秦國因韓國派間諜幫秦國修渠引起了一場反對外國人的運動。在這種情況下，秦王下了一道“逐客令”，李斯也在被逐之列。情急之下，李斯給秦王寫了歷史上著名的《諫逐客書》，其言辭之懇切，情意之真誠，理據之服人，令秦王大為感動，秦王不但撤銷了“逐客令”，派人追回李斯，還封李

斯為廷尉。經過一番“諫逐客”的接觸，李斯更受秦王的信任和推崇。就在這時，李斯的同學，戰國末期大思想家韓非也來到了秦國，這位無論是學術能力還是政治外交能力都遠在李斯之上的人，無疑對李斯是個巨大的威脅和挑戰。為了個人的功名利祿，李斯在秦王面前以“韓非是韓王的親族，自然愛韓不愛秦”為說詞，歷數韓非留下對秦國的不利影響，並慫恿秦王殺掉韓非，秦王聽信李斯的話，後來，韓非在李斯的操縱下，飲毒自殺。

秦始皇出遊北歸鹹陽病死沙丘後，為了權力之爭，李斯、秦始皇的小兒子胡亥、胡亥的老師趙高之間便展開了一場明爭暗鬥，他們互相利用、互相勾結、互相算計、互相提防，為了獲得一己私利，在他們的操縱下，本該由秦始皇的長子扶蘇繼承的皇位，最後落到了昏庸無能的胡亥手中。後來，趙高為排除李斯這個異己，設計陷害李斯，當李斯落入圈套，發現被人陷害時，已回天無力，等待他的只有被罷官、論罪的份了。胡亥令李斯受五刑，誅三族。李斯的子弟族黨一併逮至市曹。這時的李斯哭著對次子說：“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第二節 基本知識點

【閱讀】《諫秦逐客書》

1．本文的寫作緣起是因韓國人鄭國說秦開鑿水渠以消耗秦國國力，事發而驅逐客卿引起的。李斯上書陳述秦國不該驅逐客卿的道理。

2．本文最突出的寫作特點是論證方法的高超。文章主要採用了以事實說理的方法。（1）以歷史史實論證。（2）以秦國的現實來論證。（3）以陳說利害關係來論證。（4）以正反對比來論證。

3．文章辭采華美，氣勢宏放，善用排比對偶句式進行鋪排渲染。排偶句與散句有機地組織在一起，整齊而又富於變化，流利暢達而又富於氣勢，被後人稱為駢文初祖。文章頗具戰國縱橫家的論辯技巧和語言風格。 【參考書目】

呂氏春秋新校釋. 陳奇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呂氏春秋集釋.許維遹.中國書店.1985.

第二章 漢賦 第一节 概說

漢賦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巨大的價值和不可替代的地位。清人焦循在其《易餘龠錄》卷十五裏說：“夫一代有一代之所勝„ „ 餘嘗欲自楚騷以下至明八股撰為一集，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其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詩，宋專錄其詞，元專錄其曲，明專錄其八股，一代還其一代之所勝。”近人王國維對此稍加刪改，但漢賦的地位依然高居其中，他在《 宋元戲曲考·序》裏說：“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朝之驕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漢賦確為“一代之文學”，她真實地表現了大漢帝國的氣勢，傳達了大漢帝國的精神面貌，她是我國古代文學自覺時代的起點，她為我國古代文學的發展、繁榮積累了經驗，創造了豐富多采的藝術表現手法。 一、賦體源流

1、辭。

是楚辭的簡稱。楚辭興起於戰國中期的楚國，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屈原的《離騷》，所以，六朝人將辭稱作“騷”。“騷賦”，或連稱“辭賦”，《文心雕龍》、《文選》就這樣稱呼。楚辭作者還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楚辭的代表作還有屈原的《九歌》、《九章》、《天問》，宋玉的《九辨》等。楚辭的風格特徵，宋代黃伯思曾作過概括：“屈宋諸騷，皆書楚

語、作楚聲、記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楚辭,漢初已用這一名稱，但漢人又稱為“辭”，“賦”或“辭賦”。

2、賦的起源及涵義。

賦產生於戰國末期，是在詩經、楚辭、縱橫家說辭等影響下最後形成的。班孟堅稱：“賦者，古詩之流也” （《文選·兩都賦序》）。 楊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左思《三都賦》序）曹丕《典論·論文》：“詩賦欲麗”。劉勰說：“然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于楚辭也”，又曰：“賦，鋪也，鋪采辭文，體物寫志。”（均見《文心雕龍·詮賦篇》）。晉摯虞“賦者，敷陳之稱”；（《文章流別論》）。同時代的皇甫謐亦曰：“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三都賦》序）蕭統說：“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荀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自滋以降，源流實繁” （《文選序》）。朱熹《詩集傳》：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劉熙載說：“賦起於情事雜遝，詩不能馭，故為賦以鋪陳之”。章炳麟說：“縱橫者，賦之本”（《國故論衡，辨詩》）.日本·青木正兒著《中國文學概論》認為：賦為《楚辭》之流。《辭源》“賦”釋：鋪敍其事曰賦。

孫靜編著《中國文學》稱：“賦，介於詩與文之間的一種文體，基本趨向是跳出詩向散文靠近，體物問答散文化、鋪排。”

青木正兒言：賦與詩的區別是：《詩》是為供歌唱的樂歌，而至屈原之賦，則除《九歌》以外，都是讀式詩。故《漢書·藝文志》說賦之由來曰：“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

總而言之，賦遠源於《詩》，為古詩之流，以荀子之散文體賦及屈宋之楚辭體賦為胚胎；並以縱橫家之流的論辯之學為養分，在漢代完成了成長。

3、賦之流變

明徐師曾的《文體明辨》也把賦分為古賦、俳賦、律賦、文賦四種。 （1）、古賦：賦體的一類。指先秦兩漢時的賦。其特點是產生的時代早，相對於後代講求對仗、聲律的俳賦、律賦。古賦產生於春秋戰國時期，今存最早以賦名篇的是《荀子·賦篇》。楚國宋玉發展了賦體文學，到漢代賦體進入成熟階段。風格形式多樣。包括詠物兼用韻文、散文的散體大賦，直接詠物抒情的小賦。兩漢仿《離騷》體例而作的騷體賦。句子比楚辭進一步散文化。運用關聯語。字數靈活，以四言、六言為主，雜以三言、五言、七言、八言。不講究對仗、聲律，大賦多採用主客對話形式成文。

漢賦有三個特點：其一往往採用虛設的人物對話形式結構成篇，人物誇說所賦事物的大段獨白構成賦文的主要內容。其二以體物為基本傾向，重點在張揚物色，力求對所賦事物做詳盡的鋪排描寫，使別人無以復加。其三就作賦用意說，仍在進行諷諭。 （2）、俳賦：在齊梁之間成立，當時叫“今體”。梁簡文帝《與湘東王論文書》曰：“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俳賦又叫駢賦、駢四儷六、儷體、駢儷文、駢文，《辭源》：謂①二馬並駕一車。②並列，對偶。儷：兩人相匹為儷，比喻文字講究對稱整齊。駢儷文：即指兩兩相並而成對偶之文。駢儷文又稱四六文。

“駢四儷文”：唐柳宗元《柳先生集四十八·乞巧文》：“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宋人稱對句為俳句，因稱注重對仗的賦為俳賦。

這種文，是與散句古文相對立而言。駢文根據日本青木正兒總結，至少有五個特點：其一，多對句；其二，四六字為基本；其三，音調諧和；其四，繁典故；其五，文辭華美。 清人孫梅（《四六從話·賦敘三》）論賦體演變時說：“左陸以下，漸趨整煉，齊梁以降，益事妍華，古賦一變而為駢賦。江、鮑虎步于前，金聲玉振；徐、庾鴻騫於後，繡錯綺文。固非古旨之洋洋，亦未如律體之靡靡也。”典型的駢賦盛行於南北朝時期，李斯《諫逐客書》，則通篇用駢語儷句，清李兆洛將此文選入《駢體文鈔》。評曰：“是駢體初祖”。《月賦》、《雪賦》、《蕪城賦》、《別賦》、《恨賦》、《小園賦》、《枯樹賦》、《哀江南賦》等都是膾炙人口的駢賦佳作。

（3）、律賦：元代祝堯說：“迨沈休文等出，四聲八病起，而俳體又入於律矣。”可見是沈約等永明體文人開了唐宋律賦的先河。

律賦是由駢賦演變來的。《辭海》釋“律賦”：文體名。賦的一種形式，為唐宋科舉考試所採用。對偶工整，於音律、押韻有嚴格規定。有的於題目之外，另出數字（通常為八字）為韻腳。如唐·顏真卿《象魏賦》，即以“象懸國章道崇政理”為韻。

律賦與駢賦的主要區別在於限韻。唐宋時期的律賦作者有李程、徐寅、田錫、文彥博、范仲淹、歐陽修等。明代，則律賦與八股文大興，實為駢文支流與變體，而傑作實為罕見。

（4）、文賦：文賦具有散文的特點。長於議論，敍事、寫景、抒情融為一體。語言清新，行文自由奔放。唐宋時期文賦的繁盛與唐宋古文運動的深入是相輔相成的。《捫虱新語》：“以文體為詩，自退之始；以文體為四六，自歐陽公始。”其後，王、曾、二蘇無不效仿之。杜牧的《阿房宮賦》，歐陽修的《秋聲賦》、蘇軾的前後《赤壁賦》等都是文賦的名作。

（5）、“七”體賦：文體名，為賦的另一形式。西漢枚乘著文。設吳客說七事以啟發楚太子，題作《七發》。後人仿效其體，以作諷勸之文。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曹植《七啟》，王粲《七釋》，左思《七諷》等。《昭明文選》列“七”為一門。《隋書·經籍志》曾錄《七林》十卷，似專收“七體”的文集。

（6）、連珠：文體名，明徐師曾《文體明辨》說是“借物陳義，以通諷喻之詞”，大多駢偶有韻。起於漢代。晉傅玄謂其“辭麗而言約”。“歷歷如貫珠”，故名。今所見以漢揚雄《連珠》為最早。繼作者有演連珠，擬連珠、暢連珠、廣連珠等稱。《魏書·李先傳》有“韓馬連珠二十三篇”之說，當指《韓非子·內外儲說》中詞義連貫的文辭，並非文體之稱。

（7）、“移文”“書”“序”等亦屬駢文之列，如《與陳伯之書》、《北山移文》、《送孟東野序》、至於歷代公文文書、司法判詞也多以駢文行之，帝王詔令直至清末一直以駢文行之。

二、漢賦略說

1、定義

漢賦是一種鋪排華美詞藻，盡情描繪事物，半詩半文，韻散兼用，能抒情寫志更能體物敍事的特殊文學體裁。

2、漢賦分期

漢賦是兩漢極盛的文體，它的發展，按時間先後，大致可分三個時期：

漢初(高祖至武帝初年)騷體賦時期：騷體賦是以騷體句式寫成的賦。漢初賦體尚未大盛，文人多依傍楚辭體制寫作。這一時期的作家有陸賈、賈誼、枚乘、嚴忌、淮南王劉安及其門客。

西漢中後期，漢大賦全盛時期：西漢中後期是漢賦的全盛時期，又稱漢大賦時期。這一時期著名的賦作家有數十人，其中成就尤為突出的是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王褒、揚雄等。漢代大賦的突出特點是，散文化傾向嚴重，尚鋪排、敍述，辭藻華麗。

東漢抒情小賦時期：東漢是抒情小賦初起並逐漸發展成熟的時期。張衡、蔡邕、趙壹、禰衡、王粲等。抒情小賦的特點是以抒情為主，篇幅短小

3、漢賦興衰

賦體在兩漢時代興盛之因有三： （1）時代政治的背景：

在漢代開國前期，由於漢高祖好楚辭，而時人陸賈亦能作賦（其賦散佚），具有縱橫家的色彩；文景二帝政治清平，並走向中央集權，說客轉到文學發展，並投君王所好而創作。時下樑王之園苑多辭客及淮南王劉安亦好辭賦，其門下辭客淮南小山就有名篇《招隱士》被王逸收在《楚辭章句》中；賦深獲武帝的重視，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之所以提倡的原因是，賦體善於鋪張誇飾，藉以滿足帝王虛榮之心；武帝的曾孫宣帝亦酷好文學，於是賦始為風尚。

（2）文學形態的發展：文學走向韻散融合，賦就是介在詩文之間的一種文學體裁。 （3）儒者支持的理念：

精神上：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雖宗經重道，反對無用之文，但漢賦則被認為有諷諭作用而得到精神上的支持；

理論上：西漢司馬遷曰：“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東漢班固亦曰：“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此為儒者在理論上支持漢賦。

行動上：司馬遷、揚雄、班固等兩漢大儒均有賦作，此為儒者在行動上支持漢賦。 實際情形：但揚雄上四大賦後，覺悟賦事實上無甚諷諭作用，《法言·吾子篇》：“諷乎，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

漢賦衰退的原因：

大賦的興盛和衰退與帝王本人愛好的變化和對它的利用程度有著直接的關係；賦家的地位問題沒有解決，使得作家企圖以文幹政的目的難於實現，必然影響他們的創作情緒和作品走向，從司馬相如那裏就開始出現了苗頭，他常常稱病不去待詔；隨著王朝的日益沒落，皇帝本人多無所作為，他們沒有什麼可以讓賦家用宏辭麗句去讚揚的東西，大賦自然喪失了它賴以存在的土壤。所以東漢中葉以後，再沒有氣勢恢宏的大賦出現。

第二节 基本知識點

一、先秦兩漢賦體發展演變及賦體創作大家、名篇

1、先秦時期：賦體的草創期

（1）戰國末期北方的賦：散文體賦（荀賦為代表）。

從我國文學史考察，最早寫賦並以賦名篇的是戰國末期著名學者─荀子，據《漢書·藝文志》記載，荀子的賦原有十篇，今存五篇，即《禮》、《知》、《雲》、《蠶》、《箴》，收在《荀子》裏，題作《賦篇》，其中《蠶》為詠物賦之祖。荀子以四言韻文的形式、鋪陳寫物的手法、“詩言志”的思想內涵，以《賦篇》托物言志，開寫賦之先河。

（2）戰國末期南方的賦：楚辭體賦（屈賦、宋賦為代表）。

繼荀子之後進一步完善賦體文學的是楚辭家兼賦作家─宋玉，另外尚有唐勒及景差。司馬遷說：“屈既死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這句話不僅指出當時寫賦的名家，更說明了楚國是賦體的發祥地，而宋玉所留下的作品，仍為後人所推崇，如《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笛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釣賦》、《舞賦》，宋玉繼承荀賦的傳統，吸收發揮楚辭的特長，擴大了賦體的規模，使賦更富有瑰麗的文采。

（3）秦代的文中之賦：雜賦。

劉勰在《文思雕龍·詮賦》中提到：“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泛指秦代的賦，散見於簡冊、石鼓文等，是戰國末年秦國到秦王朝之遺文。秦代的竹簡文獻中，《為吏之道》的部分“興吏治害”段，文體頗似荀賦及石鼓文中字句排比整齊。秦統一之前一些縱橫家的作品及言論，也帶有賦的色彩，如李斯的《諫逐客書》這一篇文章之中就用到整齊排比的句法及地理奇瑰異物，並且漢代留有“秦時雜賦九篇”（《漢書·藝文志》著錄）也帶有荀賦的色彩。

2、兩漢時期：古賦、大賦的代表期

漢代為賦的全盛時期，賦家人才輩出，佳作如林。漢賦就其代表內容，約略分為四類：漢大賦，描寫帝王貴族游獵、宮苑、京都為內容的賦作，延續荀子、宋玉的賦作發展、變化而來，因留有古代賦體的特色，又稱為古賦。述志言情賦，著重于作者個人情感的抒發，而

這類作品較多借鑒楚辭的表現手法和語言特色，故又名“騷體賦”。散文賦，就其內容來說，也是述志言情的，但由於它與騷體賦不同，純用散體，且多不以賦名篇，故以散文賦名之以別述志言情賦。詠物賦，以現存作品而論，多為托物言志之作，可視其內容主要方面，分別屬於以上另三類。由於漢代是賦的時代，針對漢代各時期，分期討論賦體的發展演變。 （一）西漢初期之騷體賦（漢賦的形成期）：

高祖時代：

（１） 形式：陸賈賦之屬。

（２） 特點：縱橫家的色彩。章太炎：“屈原言情，孫卿效物，陸賈賦不可見，其屬有朱建、嚴助、朱買臣諸家，蓋縱橫家之變也。”

文景時代：

（１） 形式：屈原賦之屬。

（２） 特點：漢初文人創作承繼楚辭的餘緒，以屈原的作品為模式，抒寫個人情志體賦由此產生，明顯表現由辭轉變為賦的過渡痕跡並融合荀賦及屈賦。 （３）名家：賈誼《吊屈原賦》、《鵩鳥賦》。梁王園苑多辭客，如鄒陽《酒賦》。中山王《文木賦》淮南王劉安喜作賦，其門下客小山有《招隱士》。枚乘《七發》。 （二）西漢中期之漢大賦及散文賦（漢賦的全盛期）：

漢武帝至漢宣帝時期是漢賦發展鼎盛期，由於大漢帝國在此期國勢強盛，君王貴族及至地主豪商，常誇飾鬥奇，大興土木，建造宮室苑囿，遊獵其中，因此君王貴族喜歡文士以鋪張誇大的文字來頌揚他們的生活環境，並描寫他們游獵、宮苑、京都生活。

武宣昭成時代： （１）形式：大賦。

（２） 特點：對話與戰國辯士之風相近；鋪陳、推砌的手法；鋪排事典，歌功頌德。 （３）名家：

Ａ．武帝時：

ａ．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敍述楚子虛先生、齊烏有先生及漢亡是公之對話，描寫天子上林苑的壯麗及田獵規模的盛大及皇帝和貴族的享樂生活，為寫物之作。《大人賦》：對於帝王權力的極度誇張和炫耀，為寫物之作。《哀秦二世賦》：賦體較短，為抒情之作，指責秦二世“持身不謹”、“信讒不寤”。《長門賦》：宮怨之賦，為抒情之作，概括反應失寵後妃、宮女的苦悶心情，為後世宮怨題材之先河。 ｂ．東方朔《七諫》：文體上仿屈原《九章》，為哀悼屈原之作。《答客難》：文體較《七諫》散文化，生動描寫漢代士人難於得志的原因。 ｃ．枚皋。

Ｂ．宣帝時： ａ．王褒《洞簫賦》：較早的音樂辭賦創作，描寫竹子生長、竹林景色及簫聲感人的力量。

Ｃ．元成時： ａ．劉向《九歎》：類比屈宋的作品，表為吟詠屈原，實是自歎身世。 ｂ．揚雄《甘泉賦》、《河東賦》：將人世和神界的成分結合，並有深寓諷諭之意。《羽獵賦》：同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長楊賦》：有較深的諷諭之意。《解嘲》：針對西漢末年政治體系的觀察。《逐貧賦》：假託對貧的責難並爭辯，最後認同。 ｃ．劉歆《遂初賦》：藉敘晉國史事來暗喻當時的現實。 （4）價值：此期賦的價值著重于文學藝術方面的表現。 （三）西漢末年至東漢中期之漢大賦（漢賦的模擬期）：

此期是漢賦發展的模擬期，在先前漢大賦的體制、格調已成定型，而此期的賦家，大都在模擬之中討生活，缺乏創新與改革，沒有自己的特色，而這些賦家主要成就不是賦的寫作，

而是在他們的經驗和教訓，表明出藝術創作活動中，獨創的重要性。而此期的大家及名作有揚雄的《甘泉賦》、《羽獵賦》、《太玄賦》、《蜀都賦》、班固的《兩都賦》、《幽通賦》。 （四）東漢中期以後之抒情小賦（漢賦的轉變期）：

東漢中期以後，外戚及宦官相互鬥爭，漢朝國勢日衰，政治黑暗，一些有識之士，將其憤懣的感情投入自己的創作中，使賦的內容有了轉變，出現了比較清麗通暢的語言，表達個人對時代、社會變化感受的賦體，這就是抒情小賦，雖然作品的數量不多，但對後世賦的創作和發展有著一定的影響力。如張衡的《兩京賦》、《歸田賦》、《玄思賦》、趙壹的《刺世疾邪賦》、《窮鳥賦》、蔡邕的《述行賦》、禰衡《鸚鵡賦》、王仲宣《登樓賦》。 二、閱讀篇目

1、賈誼《吊屈原賦》、《鵩鳥賦》 賈誼（西元前200 一前168 年），雒陽（今河南洛陽市東）人。漢初著名的政論家和賦家。賈誼十八歲時，即“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下同）。二十出頭被漢文帝召為博士。由於他博學多才，“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因而一年中，被破格升為太中大夫。當時“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髮之”。賈誼益得文帝的愛重，擬把他提拔到“公卿”的位置上來。賈誼提升得太快了，他的改革也推行得太快了，他的言行引起了老臣的妒恨，他們一起指責賈誼“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文帝聽信讒言，貶賈誼為長沙王太傅。後改遷為梁懷王太傅。賈誼的才能抱負得不到施展，鬱鬱寡歡，隨後死去，死時才三十三歲。《史記》、《漢書》有傳，明人輯有《賈長沙集》 。

《吊屈原賦》

《吊屈原賦》是賈誼赴長沙王太傅之職時，路過湘水憑弔屈原，寫下的一篇騷體賦。詩人借憑弔屈原抒發自己心中的悲憤，抨擊了美醜不分、黑白顛倒的社會現實。此賦是漢初具有代表性的騷體賦。

這是一篇文字簡潔、篇幅短小的騷體抒情賦。此賦前有小序，賦的結構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賦的正文，描寫了屈原所處的黑白顛倒、善惡不分的社會環境，揭示出造成屈原悲劇命運的社會原因。第二部分是賦的“訊”辭，即結語，分析了屈原悲劇命運的自身原因。

此賦實是借憑弔屈原來抒發自己的憤世嫉俗和悲憤鬱悶的情懷。這篇賦在寫作上主要採用了鋪敍與議論並用的手法：正文部分主要以鋪排的手法來描寫種種被顛倒了的社會現象，並適時地發出感歎和議論；“訊”辭部分主要以議論的手法抱怨屈原不能遠離濁世以自保。全賦無論是鋪敍，還是議論，都熔鑄了作者的激憤情感，帶有強烈的抒情色彩。同時此賦繼承了楚辭的比興傳統，表現手法多用比喻、象徵，形象鮮明而內蘊豐富。此外，也運用了對比的手段法使善惡顛倒的社會現象更加鮮明。此賦的句式，第一部分以四言句為主，第二部分以六言句為主，也用“兮”字。此賦從藝術表現形式到手法乃至風格，都有模擬楚騷的跡象，體現了漢賦早期創作的由楚辭向漢賦的過渡狀態。

《鵩鳥賦》

《鵩鳥賦是賈誼謫居長沙，任長沙王太傅時所作。《鵩鳥賦》主要以道家思想談論人生的哲理，是一篇哲理賦。他表述了天道人事變化無窮，難以參透，企圖以道家生死齊一、縱軀委命的達觀態度，來排譴人生的苦悶，以獲得精神是的解脫。

《鵩鳥賦》的藝術特點： 《鵩鳥賦》的形式十分奇特，它以人鳥對話而展開。這種形式顯然受到莊子寓言的影響，同時也開漢賦主客問答體式之先河；

《鵩鳥賦》最突出的特點是以議論為主，以議論來抒寫對生命憂患的思考，來闡發人生的哲理。議論之中也常運用一些貼切的比喻，來增強議論的形象性，也常用感歎語氣來加強議論的情感性；

《鵩鳥賦》的語言因以表達哲理為主，所以顯得凝煉精警。形式上以整齊的四言句為主，也有散文化的傾向，體現著向漢大賦的過渡。

2、枚乘《七發》

枚乘（？一前140 年），西漢早期的著名辭賦家，淮陰（今江蘇淮陰市）人，文帝時為吳王濞郎中（管理車、騎、門戶小官）。吳王濞謀反，枚乘上書勸阻，吳王不納，枚乘即離開吳王改投梁孝王。景帝時，晃錯提出削諸侯王勢力，強化中央集權，吳、楚七國即以誅晃錯為名舉兵叛亂，枚乘又上書勸吳王罷兵，但吳王還是不納，終於招致殺身之禍。七國亂平，枚乘因而知名，景帝召枚乘為弘農郡都尉。枚乘因做慣大諸侯國上賓，樂於與諸名士交遊，不願當郡吏，遂託病辭官，再奔梁孝王。當時，梁孝王門下聚集一大批賦家，但枚乘的辭賦寫得最好。孝王死後，枚乘回故鄉淮陰家居。

漢武帝劉徹當太子時，即聞枚乘名，及即位，枚乘已年老，便用安車蒲輪徵召枚乘，不幸死於道中。

據《漢書·藝文志》記載，枚乘有賦九篇，但現在保存在《西京雜記》、《文選》、《藝文類聚》、《古文苑》裏的，卻只有《七發》、《梁王菟園賦》、《忘憂館柳賦》等三篇，餘皆散失，而且後兩篇的真偽尚有待今後確定。傳在《漢書》卷五十一。

說明： 《七發》是一篇名作，在賦史上、在文學史上都享有盛名。毛澤東主席很欣賞它。他說：此賦“是騷體流裔，又有所創發。‘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一開頭就痛哭上流統治階級的腐化。‘且夫出輿入輩，命曰蹶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這些話一萬年還將是真理”。“客曰：‘今太子之疾，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指出了要言妙道，這是本文的主題思想。此文前段是序言，下分七段，說些不務正業而又新奇可喜之事，是作者主題的反面。文好，廣陵觀潮一段，達到了高峰。第九段結論，歸到要言妙道，於是太子高興起來，‘涊然汗出，霍然病已。’ „„首尾兩段是主題，必讀。”（引自《 毛澤東談文說藝實錄》，長江文藝出版社，1992 年5 月版）這也即說，此賦的主旨是說明享樂腐朽的生活方式是得病的根源，而聽取“要言妙道”，清除雜念，提高思想認識是治病的良方。

毛澤東這種觀點帶有普遍性，如劉勰在《 文心雕龍• 雜文》 裏就說：“及枚乘摭豔，首制《七發》，„ „ 蓋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

從字面上來看，這個觀點是符合實際的，是可以成立的。當然，此賦也不排除帶有政治目的，即勸阻吳王漠謀反事，參龔克昌《 漢賦研究• 散賦作家枚乘》。

辨析：

這篇賦的題旨多有不同看法。唐大學者李善說：“（枚）乘事梁孝王，恐孝王反，故作《七發》 以諫之。”（《五臣注文選》）即認為此賦是勸阻梁孝王謀反。清人朱綬則說：“《七發》之作，疑在吳澳時。揚州本楚境，故曰楚太子。若梁孝王，豈能觀濤曲江哉？” （清• 梁章钜《文選旁證》 引）認為此賦是諫吳王濞止叛。李、朱之意，以為賦中所發乃弦外之音，即借七事以影射政治，前六事為非分之舉，最後要言妙道，才歸於正。這種觀點並不是空穴來風，因枚乘是一位極具政治眼光，極講究仁德，講究封建君權主義，反對諸侯王犯上作亂的政治家、賦家，這從他數次上書勸吳王澳止叛即可看出。所以，他彈精竭慮去構築一篇洋洋數千言的巨賦，勸楚太子止淫，似當另有他意。

我們從枚乘《上書諫吳王》中也可隱約得到印證。諫書為諫止吳王叛亂而作，但文中不提吳王叛亂事，見出他是頗善於運用旁敲側擊的手法來表達他的旨意的。《七發》也可能運用這種手法， 聯繫到吳王濞、梁孝王政治生活的背景，《 七發》 一勸吳、梁王止亂是可能的，是有現實性的。

又，《七發》所列七事，或以為前六事為反面之事，最後要言妙道才歸於正。也有人一

以為前六事並非都是反面之事，在描述過程中，楚太子眉額間漸漸露出喜色，病也有所減輕，即可證明。當然，此六事未能擊中要言，所以病無法根除。

3、司馬相如《子虛賦》

司馬相如（前172 年一前118 年），蜀郡成都人。他是我國最著名的賦家，漢賦的奠基者。相如小名犬子，少有大志，喜讀書擊劍，慕趙國藺相如之為人，改名相如。相如大約二十歲時，離開成都到京都長安做官。景帝讓他充任武騎常侍，但相如不喜歡任武職。西元前150 年，景帝胞弟梁孝王來朝，隨同人員有著名賦家枚乘、鄒陽、莊忌等等，相如很喜歡他們，即托疾辭去武騎常侍一職，到梁孝王門下去做游士。他的名作《子虛賦》 就是在那裏寫出來的。西元前144 年，梁孝王疾逝，梁國被瓜分，相如只好回成都老家。稍後，在臨邛縣令的謀劃下，才女卓文君私奔相如。相如文君相攜回成都暫避。不久，為生活所迫，相如文君回臨邛開設酒店。文君當滬賣酒，相如市中滌器。隨後，得到卓文君父卓王孫的賞賜，相如與文君回成都買田置宅，度過五六年的富裕優遊生活。

大約是西元前135 年，漢武帝讀到《子虛賦》 十分感歎，得知為相如所作，即召相如進京。相如廢寢忘食百日，又寫出冠絕一代的《天子游獵賦》 。隨後又寫作名篇《大人賦》，並出使巴蜀，作《喻巴蜀檄》。

西元前129 年，相如以中郎將身份，出使西南夷，作《難蜀父老文》 ，這是相如仕途的高峰時期。翌年，相如因受金被免官，閒居長安。

西元前127 年，相如複被召為郎。翌年，改拜孝文園令，也即充當漢文帝陵墓的守護人。相如的政治生涯從此結束。

西元前120 年，武帝立樂府，相如參與賦詩作歌。

西元前119 年，相如辭官，回茂陵養病。西元前118 年，相如死於糖尿病，遺書《 封禪文》。在最後的十年裏，相如一直是在抑抑不得志中度過的。傳在《史記》卷一百一十七，《漢書》卷五十七。 葛洪《西京雜記》：“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渙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

《藝苑巵言》：“《子虛》、《上林》材極富，辭極麗，而運筆極古雅，精神極流動，意極高，所以不可及也。”

司馬相如《答盛覽作賦書》：“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

司馬相如賦的藝術特色： （1）．司馬相如的賦在藝術構思上，採用了虛構的手法。《子虛賦》、《上林賦》不僅“子虛”、“烏有”、“亡是”的人物是虛構，而且一些事物描寫中的誇張本身也包含了虛構的成分。整個文章都是在虛構中完成的。文章結構完全採用了虛構的主客問答形式，通過主客互相誇耀詰難展開描寫，力求展現巨大的時空。整個賦作顯得氣象闊大，結構宏偉，想像豐富。這種巨集闊的氣象與結構，正是漢帝國的盛世氣象在文人心理結構上的反映，正如作者所雲：“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攬人物。”（葛洪《西京雜記》）

（2）．在藝術表現手法上，主要以鋪排誇張、描摩渲染的手段來敍事寫物。其賦以“體物”為主，集中筆力來描繪物類、物象、物態，並追求辭藻的博富和絢麗。正如劉勰所說：“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文心雕龍·詮賦》）誇張的描寫，細膩的描摩，層層的渲染，以及色彩絢麗的文辭，大有窮形盡貌之勢。可以說是達到“寫物圖貌，蔚為雕畫”（同上）的境地。

（3）．在語言形式上，大量運用排比、對偶，形成較強的節奏感和韻律感。在字型的排列上，也注意形式美。同時句式長短相間，靈活自如。總之，其賦對辭藻美和形式美的刻意追求，都達到了極至的地步。作品描寫形象和運用辭采的能力，的確超越了前人。但也有堆

砌辭藻、好用奇詞僻字之嫌，一味追求“寫物圖貌”而缺少動人的意境和內在神韻。

4、班固《兩都賦》 班固（32 年一92 年），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人，著名歷史學家、辭賦家。班固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博覽群書，窮究九流百家之言。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父班彪曾依《 史記》 作後傳六十五篇。父死後，班固繼承父志，續修後傳，欲竟其業，但不幸被人告發私改國史，下獄。弟班超上書申辯，乃得釋。召為蘭台令史，後遷為郎，典校秘書。永平中奉詔續修國史，前後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至建初中終於修成，這就是我國歷史上著名的斷代史《 漢書》 。此書有班固父妹等人參與，但主要作者卻是班固。永元元年，班固隨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任中護軍，參與軍事。漢軍大勝，登燕然山，班固即寫了那篇史學家樂道的“振大漢之天聲”的《封燕然山銘》，刻石立于燕然山上。

班固是一位正統文人，待人行事循規蹈矩，但“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陽令種兢嘗行，固奴幹其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竇憲，當時是班固的保護人）不敢發，心銜之。及竇氏賓客皆逮考，兢因而捕系固，遂死獄中。”（《後漢書•班固傳》）《後漢書》本傳說：“固所著《典引一》 、《賓戲》、《應譏》 、詩、賦、銘、味、頌、書、文、記、論、議、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現存有明人編的《 班蘭台集》 ，收作品五十來篇。清人嚴可均在《 全後漢文》 裏，收有其作品三十兒篇（包括殘篇）。班固的詩質木無文。賦以《兩都賦》最負盛名。傳附《後漢書》卷四O《班彪傳》，又見《漢書》卷一百《敘傳》。

《兩都賦》 （1）《兩都賦》分為《東都賦》和《西都賦》，實際上是一篇的上下章。作品虛設了西都賓和東都主人，賓主相互誇耀，西都賓盛稱西都“長安舊制”，代表的是西土耆老的觀點，抒發的是“懷舊之蓄念”、“思古之幽情”；東都主人則誇耀東都洛邑制度盛美，體現的班固本人的觀點，意在頌美當朝的制度，也體現了重禮樂教化、尚節儉的儒家政治理想。

（2）《兩都賦》在體制和藝術上都是模仿司馬相如的《子虛賦》和《上林賦》，如宏大的結構、假設主客問答的方式及鋪排、渲染、誇張的描寫手法等。《西都賦》的表現手法和藝術風格更近司馬相如，汪洋恣肆、富麗詳贍，具有較強的藝術表現力；《東都賦》的手法則較為平實，語言風格也較趨典雅，是受作者儒家風範的薰染。劉勰曾評論說：“孟堅《兩都》，明絢以雅贍。”（《文心雕龍·詮賦》）概括了《兩都賦》的基本特點。

（3）《兩都賦》較前人有所發展和進步的是：一、在題材上擴大了描寫範圍，由描寫林苑擴大到京都；二、在表現手法上採用虛構、誇張的同時，也融合了征實的表現手法。三、加強了作品的理性因素的透入，較深刻地體現了作者的政治觀念和歷史觀念，使內容顯得比較深厚。

5、張衡《二京賦》、《歸田賦》

張衡是我國古代著名的文學家和科學家。張衡字平子，南陽郡西鄂縣（治所在今河南南陽市北）人，生於東漢章帝建初三年（78 年），卒於順帝永和四年（139 年）o 張衡家為著姓，祖父堪當過幾任太守，為官清廉，多有政績。張衡少善屬文，十七歲開始遊學，到過西漢舊都長安和當時國都洛陽，就教於太學，因而學識水準提高很快，通《五經》，貫六藝。但他淡薄功名，擔任太史令達十四年之久。人們以為他仕途上不得志，他即寫《應間》來回答。在此期間，他寫作了天文巨著《靈憲》，製作了著名的候風儀和地動儀。陽嘉中（133 年一135 年），張衡被升為侍中，做皇帝的高級顧問。但他處處受到讒言攻擊，內心十分憂憤，就寫了《 思玄賦》 寄託自己的情志。永和元年（136 年），張衡出任河間王相。河間王劉政胡作非為，與國中豪右大族上下勾結，欺壓百姓。張衡到任所，即“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奸黨名姓，一時收禽”，國中大治。但漢王朝至此已百孔千瘡，難於醫治，張衡心情十分沉重，就寫了著名的《四愁詩》 和《歸田賦》，要求退居田間。但順帝不允，把他調回京師，

讓他當尚書，協助處理政務。可惜到任不到漏年，就與世長辭了。他的好友崔援稱頌他“道德漫流，文章雲浮；數術窮天地，創作伴造化”。（《河間相張平子碑》）。對他的道德、文章、科學技術，都給了極高的評價。張衡的賦較多，現在還保存完整的賦有《溫泉賦》、《南都賦》、《二京賦》、《思玄賦》、《歸田賦》、《周天大象賦》 等七篇和《羽獵賦》等五個片斷。另外還有不以賦名而實為賦體的《應間》、《七辯》兩篇。其中的《二京賦》 和《 歸田賦》最負盛名，前者創兩漢長篇的極軌，後者開後代抒情的先河。在賦史上的影響極大。傳在《後漢書》 卷五十九。

《二京賦》

（1）張衡的《二京賦》是繼班固的《兩都賦》後的又一篇以京都為題材的力作。其寫作起因和創作目的是諷諫奢侈的世風。《後漢書·張衡傳》說：“永元中，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傅會，十年乃成。”《二京賦》分為《西京賦》和《東京賦》兩篇，《西京賦》中的憑虛公子先對西京長安的繁榮奢華的景象進行了一番描寫，憑虛公子的觀點是統治者的享樂奢華是應該的，是繁榮富足的表現。然後《東京賦》中的安處先生否定和批判了他的觀點，警告憑虛公子“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又對東都洛陽的盛況進行了一番描繪，意在稱頌東京的興盛而不流於奢侈。

（2）《二京賦》在體制結構、謀篇佈局、藝術手法都是模擬班固的《兩都賦》，然而張衡“精思傅會，十年乃成”，其精心琢磨的程度還是超過了《兩都賦》。《二京賦》的體制更宏大、篇幅更長，鋪陳描寫更細膩，題材的範圍也更寬。《二京賦》也有一些新的變化和進展：在題材上於京都生活中加入了市井風情的描寫；在藝術上於鋪排誇飾外，增加了說理議論的因素和抒情的色彩，有些景物描寫還體現了清麗自然的特點，筆法類似於他的抒情小賦《歸田賦》；在思想主題上，加強了諷喻和批判的成分。

（3）此外，東漢後期，隨著政治經濟的衰落，以鋪陳誇飾和頌揚功德為主的大賦也相應地失去了存在的基礎。代之而起的是那種以抒情述志為主的、詩意化更濃的抒情小賦。張衡的《歸田賦》篇制短小，寫得清新明麗，抒情性很強，是標誌漢代大賦向抒情小賦轉變的重要作品。繼而有趙壹的《刺世疾邪賦》、蔡邕的《述行賦》、禰衡的《鸚鵡賦》等眾多作品出現。這些作品或直抒胸臆，或托物言志，或寫景詠物，或針砭現實，而走向了個人的情感與精神世界，也更貼近了現實生活。

《歸田賦》

《歸田賦》作于張衡的晚年，宦海浮塵，世路艱難，壯志難酬，於是產生了歸田隱居的念頭。《歸田賦》可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寫思想歸田的動因。第二部分從不同的角度描寫了設想的歸田之樂。

《歸田賦》是一篇抒情小賦，主要藝術特點是：

（1）在寫作手法上，一是把自己的心境、情緒融合到環境、景物的描寫之中，渾然一體，造成了意與境的結合，形成了詩意化的和諧優美的意境。二是以議論、用典、用事、鋪敍等手法來述志和抒情。寫景狀物主以抒情，敍事議論主以表志。在作者的內在心理上，現實的幽暗與壓抑和憧憬的美好與自由形成了鮮明的比照。

（2）《歸田賦》的語言清新明麗，工致典雅。寫景狀物細膩形象，鋪敍議論意蘊深厚。 （3）《歸田賦》篇制短小，全用四、六句式，且多用排偶，形式整齊，韻律和諧。此賦在形式上正體現了“駢四儷六”的駢體文特徵，可以說是漢代最早出現的比較成熟的駢體賦。同時也是最早以田園生活樂趣為題材的作品。 【附錄】中外賦學研究書目

賦史.馬積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賦史大要.鈴木虎雄著.殷石臞譯.正中書局.1967.

賦史述略.高光復.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 辭賦流變史.李曰剛.文津出版社.1987.6 辭賦學綱要.陳去病.文海出版社.1971. 賦學.張正體 張婷婷.臺灣學生書局.1982. 賦選注.傅隸樸.正中書局.1977.

中國的辭賦家.蔡義忠.漢威出版社.1988.

中國辭賦與韓國歌辭之比較研究.金星洙.文化大學中文碩士論文.1985. 先秦辭賦原論.薑書閣.齊魯書社.1983.

屈荀辭賦論稿.李金錫.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6. 漢賦研究.張清鐘.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漢賦研究.李兆蘭.書恒出版社.1980.

漢賦研究.龔克昌.山東文藝出版社.1984. 漢賦研究.許建章.崇德出版社.1985.

漢代文賦之研究.林達琪.新文豐出版公司.1974. 漢賦之史的研究.陶秋英.新文豐出版公司.1980. 漢賦通義.薑書閣。齊魯書社.1989. 漢賦通論.萬光治.巴蜀書社.1989.

楚辭到漢賦的衍變.張書文.正中書局.1983.

漢賦體裁與理論之研究.樸現圭.台師大國文碩士論文.1983. 漢賦源流與價值之商榷.簡宗梧.文史哲出版社.1980. 論漢賦之寫物言志傳統.曹淑娟.文津出版社.1987. 漢賦：唯美文學之潮.劉斯翰.廣州文化出版社.1989.

司馬相如、揚雄及其賦之研究.簡宗梧.政大中文所博士論文.1976. 王褒及其賦之研究.白承錫.東海大學中文碩士論文.1983. 全漢賦評注.龔克昌，等.花山文藝出版社.2003. 全漢賦校注. 費振剛，等. 廣東教育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