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研究方法

民族志研究方法

摘要：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y）是最典型的解释性研究方法，得益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推动。传播的民族志（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是从文化人类学及社会语言学中演化而来的传播学的一门新分支，在此，阐释者试图理解的是某一文化或群体成员所采用的传播方式。总体说来，民族志研究方法虽然已经受到包括新闻传播学界的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民族志研究方法未来有何转变，目前还没有一下定论，不过一部“好”的民族志应该有如下特点：首先，它应该通过描写田野工作环境，解说日常生活的意义，关注微观过程来暗示人类学者“曾身历其境”；其次，它应该通过对异乡他族的文化和语言进行跨越界限的翻译，显示民族志作者的语言功底，并表现他对土著文化的意义和主体性的掌握；第三，它应该赋予文化以整体观的意义。

关键词：民族志 文化人类学 传播民族志 研究方法

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y）[1] 大概是最典型的解释性研究方法。其中ethno意指“一个民族”、“一群人”或“一个文化群体”[2] ；而graphy是绘图、画像的意思，所以，Ethnography的意涵便是“人类画像”，并且是一种同一族群当中人们“方向或生活”画像。也就是说，民族志研究是在描述一个种族或一个团体中的人的生活方式，并解析其与文化中的人、事、时、地、物各因素之交互影响过程。研究者必须“长时间参与”或以“一对一的访谈”方式搜集数据。重视他们原本的真面目，叙述他们如何行动、如何交互作用、如何建构意义、如何加以诠释等问题。其目的在发现他们的信念、价值、观点和动机等，而且要从团体中的成员观点，来了解这些信念和价值如何发展和改变。

Wolcott分析民族志而发现民族志中心要素有如下几方面的内容：1.作者使用描述并具有高层次的细节;2.作者非正式的叙说故事，宛如一个说书者;3.作者探究角色的文化事件

及团体中的行为;4.作者描述每一个人日常生活;5.全面的格式是描述的、分析的和解释的;6.文章包含问题。[3]

要提醒的是，民族志研究重视结构的动态过程之整体分析，而非游离的个别事实，是一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间的互动性研究，研究者需要实地参与、观察、纪录、描述，这有助于了解社会过程的内容及形式，也与化约式的实证主义研究切入点不同。所以有学者认为,综合而言，民族志研究是一项产品，也是一个过程 [4]。就产品而言，它是研究的产物，典型的以一本书长度呈现；就过程而言，它是在团体中长期的观察，经研究者日复一日地观察人们的生活或与团体成员进行一对一的访谈，研究行为的意图和文化共享团体的互动关系。

文化人类学催动的民族志研究

谈到民族志时，我们必须谈文化人类学家们。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民族志研究方法才这样广受关注。在20世纪初，里弗斯(Rivers)对民族志的初步论述已经有了一定的思考，他说：“强化的研究工作，必须对研究的规模有所限定,还必须使研究深化。其最典型的做法是让(人类学者)在某个社区或四至五百人的社群中生活一年以上，同时研究他们的生活和文化所有方面。在此社区或社群中，研究者能够对当地的所有人有所认识，能够研究当地生活习俗具体的体察，能够用当地话来进行调查，而超越一般的印象。”[5]

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vski,1884-1942）对民族志研究方法更具有示范性的作用。他在西太平洋中的一群平坦的珊瑚岛——“特洛布里安德”(Trobriand)进行了为期两年(1915-6,1917-8)的田野调查。马氏常问一些十分无聊的问题，比如“你们在栽种的时候是把种子的芽端向上还是向下掩埋?”或者，“你们放棺材时是把它竖放还是倒放?”马氏显然不只令当地人不安，而且还令住在当地的其它白种人

(传教士和殖民地)不安。为什么他问这么多细节？更“无聊”的是，马先生还满热衷于观察人们的言谈举止，而且常参与特洛布里安德人的生产和社会实践、观看当地的仪式，他常和当地人去打鱼、下田、参加巫术的表演。有时马先生还当场把看到的事件画成图表，展示它们的组织。[6] 不过，也许此时，马氏对他的调查研究方法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念。如他写道：“我看土著的生活离我自己的生活很远，对我来说没什么意思，他们的生活好像狗的生活一样无聊。不过，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得出一个结论，我想我在做的事是令人荣耀的……我对他们的生活和语言很了解，如果我能把这些东西‘记载’下来的话，就会拥有很有价值的材料。我必须用心实现我的雄心，必须把语言和记录的材料搜集、整理出来，找寻研究当地妇女生活、社会表象等等方面的方法……”[7]

他在1922年出版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一书中，马氏归纳了民族志方法的三条原则，即：“首先，学者理所当然必须怀有科学的目标，明了现代民族志的价值与准则；其次，他应当具备良好的工作条件，主要是指完全生活在土著人当中无须白人介入；最后，他得使用一些特殊的方法来搜索、处理和核实他的证据”[8] 。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调查经验告诉我们，要达到民族志田野工作的目标，有三条路径：1．部落组织及其文化构成必须以翔实明确的大纲记录下来。这一大纲必须以具体的、统计性资料的方式提供。2．这一框架应以实际生活的不可测度方面以及行为来充实。这方面的资料必须通过精细的观察，以某种民族志日记的形式来收集，而这只有密切接触土著人的生活才有可能。3．应当提供对民族志陈述、特殊叙事、典型说法、风俗项目和巫术程式的汇集，作为语言材料集成和土著人精神的资料。[9]

多娜尔·卡堡（Donal Carbaugh）和萨莉·海斯廷斯（Sally Hastings）把民族志研究归纳为四个阶段：[10]

第一个阶段是确立研究主题及其基本取向。在此，研究者要评估自己对于文化及其表

现形式所做的假设。例如，从事传播的民族志研究的学者，首先要确定传播在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并且值得进行人种志的研究，并且确定该项研究应该聚焦于传播当中哪些方面。比方说，他们会进一步假设衣服是意义最主要的表达方式之一，因此也是一种传播的形式。

第二个阶段是确定所观察的行为的层次和种类。在上述的例子中，研究者应当确定衣服的穿着方式是最主要的研究对象。

下一步，研究者应对其所研究的具体文化现象进行理论化。在此，应该在文化本身所处的特殊语境内对具体的行为进行读解。例如，当你发现许多青少年爱穿肥大的裤子，你就会把它理解为群体内从众和接受意识的一种符号。

最后一个阶段，研究者回头再看看他所运用的整体性的理论框架，用具体的个案来检验它。例如，研究者可以得出结论，肥大的裤子提供了又一个例子，证明文化群体中的成员会用穿着来建立一种共同的联系。

民族志作为研究方法的弹性

民族志方法研究资料搜集的途径相当丰富。常用的方法有参与观察、无结构性的访问和文件分析等，文件包括会议纪录、课表、日记、书信等；其它可用照片、录音（影）带，以纪录参与者的语言、交谈、行动和姿态等。因此民族志方法的数据来源包括说、问、视、听、感觉方面的，以搜集一般被认为是“主观的”、“印象的”、“轶事记录”的数据。马凌诺斯基曾主张民族志的调查必须包容三大类的素材：第一类是有关制度(institutions)和风俗的整貌概观，他通过所谓的“具体证据的统计法”加以研究。研究这一类素材的目的，在于建构一系列的图表，用以使研究者更方便进入社会中与习俗有关的活动。这种图表包含两个内容，它一方面概述社会活动的元素，另一方面指明这些元素之间的关系。图

表的基础是当地人讲述的情况和人类学者的观察。第二类资料则是对观察到的社会行动的现实情况的记录，马林诺夫斯基把后者称为“日常生活的非思索性素材”。它实际上指的就是人类学者的民族志田野工作笔记，或者是人类学者对被研究者的实际行为与理想规范的比较观察。第二类是第一类资料的补充，因为第一类资料局限于对人们认识中的制度、风俗与活动。第三类素材是一系列的民族志说明，以及对被研究社区的人们的叙说风格、典型的口语表述、民俗、巫术模式等的说明。马氏把这一类东西当成对被研究的“土著”的思维方式的描述。马林诺夫斯基强调，这三方面素材的搜集，有助于证明文化对活动的影响和个人对规则的操纵，以及这两个不可分隔的方面在被研究者思维中的位置。[11]

民族志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质化研究，具有质化研究的许多特征，如搜集数据以软件数据为主，详细地记述人、地、物或谈话的内容，而不以统计的程序来处理。研究的主题不是操作变项，或验证假设、回答问题，而是探讨问题在脉络中的复杂性。从研究对象本身的架构来了解行为，外在的因素是次要的，质的研究者多用参与观察、深度访问等方法，先进入研究对象的世界，系统地纪录所看到的、所听到的，然后加以分析，并以其它的数据如学校的记事、纪录、校刊、照片等来补充，因此研究方法上是相当有弹性的。[12]

如威利斯（Willis）整整花费三年时间，完成《向劳工学习：劳动阶级青年如何得到劳动阶级工作》(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1977)一书，专门关注逃学的劳动阶级青年。威利斯集中焦点研究一群大约有十二个男孩子的团体，而且他们都“不喜欢念书”、出身自劳动阶级、彼此关系密切、在他们学校中具有叛逆的文化色彩。

威利斯采取参与观察、小组讨论、非正式面谈、日记等研究方法，可以将研究主体当作一个团体，可以视为各自的个体。威利斯从他们再两年就要毕业时岔入，从整个在

校最後一年的时间，再跟随他们进入社会工作的前六个月时间。他的一部份研究方法，就是和这些男孩一起进入他们的班级及工作场所；当男孩在校读书时，威利斯访谈他们的父母、中学老师、高中老师、就业辅导员；当男孩们进入社会工作时，他则访谈他们的领班、经理、管理员。另外，威利斯找到其它五组年轻人群体作为对照组，分别是从同个学校、其他学校、混合不同阶级和学术的群体选取出来。整个研究也对该城镇和当地情况进行详尽了解。《向劳工学习》除了告诉我们书中的研究主体之外，也分析他们学校中的训练和控制结构、以及意识形态系统，了解这些主体的建构过程。这种方式和陪某个家庭一起看电视，也许一同相处一个半小时，基本上是非常不同的操作方式。[13]

传播的民族志研究

传播的民族志（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是从文化人类学及社会语言学中演化而来的传播学的一门新分支，在此，阐释者试图理解的是某一文化或群体成员所采用的传播方式。德尔·海默思（Dell Hymes）被誉为该学派的创始人 [14]，他认为传播民族志学包含了两大特征：其一，它让我们注意到需要新鲜的第一手资料，需要直接考察语言在情境背景中的使用，以揭示适合于语言活动的模式，这些模式在单独的对语法、对人格、对宗教、对亲属关系及其他类似物的研究中是无法被揭示的。其二，它必须把一个社区（community）作为语境（context），把传播习惯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这样，任何特定的传播渠道及符码（code）的使用都是作为社区成员所依赖的共享资源的一部分而发挥作用的。

为了进一步指导民族志传播学的实践，海默思还提出了一个SPEAKING框架，用来考察和分析一个语言社区所采用的语言模式。SPEAKING是由八个英语词汇的首字母组合而成，而这八个词是海默思归纳出来的调查研究者在从事民族志传播学研究中应该关注的八个方面。它们是：1、背景（S，setting），包括物质的和心理的；2、人物（P，people），

指的是参与者；3、目的（E，ends）；4、行动次序（A，act sequences）；5、基调（K，key）；6、工具（I，instrumentality），指传播渠道；7、规范（N，norms），包括行动规范和解释规范；8、类型（G，genre），指传播的种类。 [15]

盖瑞·菲利浦森（Gerry Philipsen）归纳了传播的民族志研究的四条假设。第一是同一文化群体的成员创造了共享的意义。他们所采用的符码具有一定程度的共性。第二，任何一个文化群体内的传播者必须协调他们之间的行为。换言之，传播行为必须具有一定的秩序或者休系。第三，对单个的群体来说，意义和行为具有特殊性。换言之，它们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第四，不同群体的行为和符码模式各不相同。不仅如此，每个群体在理解特定符码和行为时所采用的方式也不同。 [16]菲利浦森在对芝加哥南部一个叫做Teamsterville的工人阶级语言社区进行长期的考察后发现，那儿的人在进行说服他人的传播活动中，人们相互之间最重要的传播手段——谈话——并不是在所有的场景或语言社区中都会起同等的作用，或者具备同等的价值。比如在该语言社区，普通成年男子相互之间多通过谈话来进行沟通、理解与说服，因为他们之间的地位相近。不过，对于那些地位低于他们的人，如妇女、孩子以及一些从贫困地区来的经济地位不如他们的人，他们则较少采用谈话方式来进行说服，相反，他们更多地是通过一些动作之类的非语言传播方式来传递信息或命令。而对于那些地位高于他们的人，如自己的上司或从一些富裕地区来的经济地位高的人，他们也同样很少直接通过谈话来进行说服，较多的是通过第三者来传递相关的说服信息。该研究说明，同样的传播实践在不同的场景、对不同的群体意义并不完全相同，而这种意义上的差异可以说明传播实践所具有的独特性。[17]

哈默斯利和阿特金森认为，民族志研究“只是一种社会研究的方法——尽管是一种不平常的方法。这种方法利用了广泛的信息资源。民族志学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参与人们的生活，他们观察发生了什么事情，倾听人们说了些什么，并且提出问题，实际上，他们是在收集一切可以收集到的数据来解释他们所关心的问题。”[18] 采用传播的民族志研究

方法的学者们往往得花上一年甚至是数载的时间，追踪一个选定的观察群体，同他们一起生活。例如，和他们一起看电视，讨论节目内容，讨论他们看电视的方式，以及电视在家庭中的作用等等。研究者将以尽可以在不干扰甚至尽可以不让对方觉察的情况下，记录研究对象的一言一行。这些采访的记录副本是以后进行分析的原始数据，并往往在公布的研究成果中会附带摘录。

霍格特的《文化的用途》就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早期的民族志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民族志的研究将目光聚集于电视受众，成为一种典型的受众研究。布伦斯登(Charlotte Brunsdon)和莫利(David Morley)在1978年在早期对英国电视新闻杂志节目《举国上下》（Nationwide）的研究有一定的代表性。[19]

1975年至1979年，莫利完成了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项目——“举国上下”的电视观众研究。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检验受众对电视讯息特定的诠释和其社会阶级或阶层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依据霍尔的观点，莫利通过“举国上下”的电视观众研究试图证明：意义产生的过程，有赖于电视讯息和观众的社会结构。

莫利把研究分成两个步骤进行：

首先，为了勾画出主导性阅读的“首选”意义是如何受提供者所使用的编码、习俗以及节目中的声音、图像的影响，在夏洛特·布伦斯登的协助下，他根据霍尔的编译模型，对抽样的文本进行了分析。

第二，一旦确定了喜欢阅读的文本，他就向被试验者播放这些录像带，并让他们对观看的节目进行讨论，这两个部分的目的是为了证实阅读的变化有它的社会基础。

通过研究，莫利发现，多数电视观众对“举国上下”电视节目的解读证实了霍尔模式的假设，即阶级立场决定解读。比如文科大学生和师范院校学生组，其解码处于“支配立场”和“协商立场”之间，而店员组则为“对立立场”。但是也有一些观众组的解读无法用霍尔模式解释，例如黑人继续教育群体和工会管事都使用了对抗性的思维方式，认为“举国上下”节目对工人阶级持有偏见。黑人学生非常内向，认为节目与他们关心的事情不相干；而工会管事则积极地评论，以工人阶级激进的眼光看待该节目。同样，在那些采取支配性方式的观众中，也有很大差异。如中产阶级的银行经理组与工人阶级的学徒组，他们的解码立场都处于“支配立场”，这种完全一致性的解码立场出人意料之外。莫利对此的解释是：受众的解码立场虽然由社会和阶级背景的结构性因素决定，但这种决定不是直截了当的。莫利认为银行经理组之所以采用“支配立场”来解读是与他们的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正好和“举国上下”电视话语的保守立场不谋而合；而学徒组也采用了“支配立场”进行解读，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受到毫无批判、全盘接受的“民粹主义”思维的支配。

美国学者柯克·约翰逊的博士论文《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

约翰逊在印度进行了两个村庄的民族志研究（一个离那个小镇较近，另一个相对遥远）,他采用了适合田野情况和本主题的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这种方法能让他深入地洞察乡村的生活。他的研究探讨的是印度乡村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电视在不断变化的景观中所起的作用。它探究了村民们的生活并研究了电视对他们的抱负、理想、亲情和传统的影响。它试图了解电视在这些乡村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由于重视的是真实人物的生活和他们的意见而不是一连串的数字和资料，村庄是在它们与电视的正在演变的关系以及电视在社会变迁中所起的作用这样的语境下加以描述的。[20]

1982年《人类学年鉴》发表马尔库思(George Marcus)和库什曼(Dick Cushman)名

为“民族志作为文本”的文章，他们运用文学批评对故事的梗概(plot)、观点(point of view)、性格化(characterization)、内容(content)和风格(style)的划分和分析法，对民族志的写作法进行全面的研究。他们作为一种现实主义的作品的民族志,具有如下九个方面的特点:

1.叙述结构。传统民族志(现实主义民族志)中最典型的叙述结构的特点是“全观性”(totality),其写法是:先把文化或社会作横切面的切割,然后用功能关系的理论把它们联系起来。

2.民族志作者在文本中的角色。为求客观，早期的民族志作者常不用第一人称来讲述，他们不说“我看见某人做了某事”，而是说“某人作了某事”。这种做法产生两种互相矛盾的效果：一方面作者让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使读者不知到在田野作业中人类学者的知识与他们获得知识的方法之间的关系。

3.被研究者的共性。因为以前的人类学者十分关心把社会—文化当成整体的研究对象,所以研究者个人的性格和特色总是被压制或消除，好像他们只有集体的特同特点或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这一做法旨在彰显科学性和现实性，但也减少了民族志的可信度。

4.田野作业经验的构成。为求研究成果权威性，现实主义民族志一开始就重视对田野作业的条件和经验作出交代。有时,为了使人觉得民族志很反映现实，人类学者故意说自己的研究有局限性等等或这在前言、后记、脚注中提及作者如何经历某事等等，他们大部分还喜欢制作一些图表、照片、地图，以便表现他们“去过调查地点”。不过，由于他们偏向把他们的作品看成“科学论述”，因此在书中田野工作者的经历所占的篇幅极少。

5.日常生活情景。现实主义民族志作者对日常生活的情景十分重视，他们常花很大篇

幅去描写某个事件。这种做法间接地表现人类学者与他们的被研究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它也是人类学者把自己的概念贯穿到描述中的途径。

6.当地人的观念的表述。写游记的作家在描述文化的时候，会较直接地把自己的观感写出来。相比之下，人类学者不愿意说他们写的是自己的看法，而总是说某看法是被调查社区的人的想法。在马林诺夫斯基时代此做法的表现是主张当地人的观念即为功能的观念的看法。后来,弗思(Raymon Firth)十分强调“让当地人讲话”。到列维—斯特劳斯那里，“当地人的观点”成为他的思维结构论的一部分。

7.具体素材的推知法。虽然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是在时空上十分局限的社会中展开的，但是人类学者总是强调把具体的事例推向具有理论意义的结论，对具体事例的描述停留在它们所能代表某种“典型性”(typicality)上，而并不进入所研究的具体事例的细节。这种做法不仅使作者从现实中分离出来，而且还使被研究的社区游离到理论的相关性之外，使民族志成为与作者和社区无关的论述。

8.术语的润饰。在处理学术术语与描述的关系时，传统民族志作者用一些特别的术语来表现他们是“专家”以及与一般的作家的差异，同时又试图避免采用太多术语而使他们的描述显得不现实。因此，他们不得不在术语和描述之间找寻平衡点，但有时常常力不从心。

9.被研究者的概念和言论的注解。民族志作者对被研究者所用的方言不一定有深入的了解，有的甚至并不掌握足够的词汇。在民族志中，作者往往避而不谈自己的语言能力。他们在文本中对被研究者用的概念加以注释，以体现自己的作品的“现实性”，但他们闭口不提自己对被研究者的语言掌握程度，这使人怀疑他们的解释是否符合实际。[21]

与对现实主义民族志的重新思考同时，人类学界出现一股对民族志作出新实验的潮流。正如马尔库思和库什曼所言，这一潮流的基本特点有三：一是把人类学者和他们的田野作业的经历当作民族志实验的焦点和阐述的中心；二是对文本组织的有意识的组织和艺术性的讲究；三是把研究者当成文化的“翻译者”，对文化事象进行阐释。换言之，民族志实验不仅是关心人类学者的“自白”，而且更重要的是有意识地对自身所处的文化场合和文化碰撞进行阐述。这种有意识的文化反映，以吉尔茨的解释人类学(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为先导，并主要采用三种表述形式：(1)传达异文化的经验：个人、自我与情感；(2)叙说世界历史的政治经济过程：大体系里的可知社区；(3)人类学回归于文化批评。[22]

“实验民族志”这一概念的出现，为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认识论的本体提出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那就是，人类学的描述(即民族志)到底是有关“真理”的探讨还是一种文学或“故事”的讲述?实验民族志作者和评论者认为，不仅民族志的描述的对象受制度的制约，民族志的写作本身也受各种社会—文化力量的影响。用实验民族志的提倡者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的话说：“民族志的写作至少受如下六个方面的决定：(1)从场合上讲，民族志是社会场景的产物并创造社会意义；(2)从修辞角度看，民族志使用表述的惯例并为表述的惯例所利用；(3)从文体发生学看，民族志一般与小说和旅行记有差异；(4)从政治上讲，(民族志作者的)表述文化事实的权威是不平等分配的，而且不时受到反驳；(5)从历史的角度看，上述的惯例和制约因素是不断变化的。”[23]

克利福德认为，由于民族志的创作受上述惯例的影响，因此它只是一种“部分真理”(partial truth)，或甚至是一种民族志故事(ethnographic fictions)。可以认为，实验民族志的产生的基础就是对民族志的“部分真理”的认识。实验民族志作者因为看到民族志受社会氛围的制约颇深，所以主张人类学者在进行社会—文化描述中主动地反映社会氛围，并主动地利用民族志表现人类学者对意识形态的批评和对文本艺术和诗学的讲究。传

统的社会人类学者到远方去实施田野作业，为的是在那里寻找有关人类社会和文化的科学理解，而实验民族志作家却偏重视从远方文化中寻求本文化所缺少的文化形式；前者把非西方文化当成人类文化的基本形态(elementary forms)加以研究，而后者则把它们当成西方文化的替代形态加以尊重；前者是一种分析(analysis)，而后者重在“文化展示”(cultural display)。因此，有人在民族志和实验民族志之间划一条分界线，把前者当成追求“科学”的人类学，把后者看成追求“艺术”的人类学。 [24]

总体说来，民族志研究方法虽然已经受到包括新闻传播学界的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但这一研究方法尚无法解决长期以来十分困扰的人类学者的问题，[25] 那就是：

其一，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全部真实地反映社会—文化现实和？研究者集各种角色于一身，这种专业素养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具备的，而且研究者如何去除偏见和预设，摒除前概念、事先了解，以客观来解释主观的经验和感受，都有待继续研究。

其二，反映了真实的现象以后又可以作什么？能不能建立一种具有通识性的理论体系？民族志重在观察自然的情境，浸润其中，忙于描述和分类，捕捉情境的立即性和瞬间性，容易忽视过去和未来的因素，而且偏于“小宇宙世界”的分析，昧于研究结果的脉络，陷于非历史和非结构的弊端。民族志研究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工作，研究者集观察者、访谈者、记录者、分析者的角色于一身，个人就是全部的研究工具，缺少团体的共同评价，研究结果多属地方化的个案研究，使用自己的参照架构，偶尔研究共同的研究主题，也大部分是内省的，这些特质都阻碍了理论的建立。

民族志研究方法未来有何转变，目前还没有一下定论，不过一部“好”的民族志应该有如下特点：首先，它应该通过描写田野工作环境，解说日常生活的意义，关注微观过程来暗示人类学者“曾身历其境”；其次，它应该通过对异乡他族的文化和语言进行跨越界

限的翻译，显示民族志作者的语言功底，并表现他对土著文化的意义和主体性的掌握；第三，它应该赋予文化以整体观的意义。[26]

注释：

[1] Ethnography国内学者有多种不同的译法，如“民族志学”、“民族志方法”、“田野志”、“人种志方”或者“民俗学方”。

[2] 陈向明著：《社会科学质的研究》，台北：五南图书公司2002年版，第33页。

[3] Wolcott, F.（1997）Ethnography Research in Education. R.M. Jaeger（Ed）Complementary Method for Research in Education. Washington，DC：AERA pp.328.

[4] Wolcott, F.（1997）Ethnography Research in Education. R.M. Jaeger（Ed）Complementary Method for Research in Education. Washington，DC：AERA pp.328.

[5] H.Rivers, “Report on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our side America”,The Present Condition and Future Needs of the Science of Anthropology, Washington, (1913) P6.

[6] 王铭铭文：远方文化的迷——民族志与实验民族志，《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第125-139页。

[7] Bronislow Malinowski, 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London (1967) pp.158-159.

[8] [英]马凌诺斯基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9] [英]马凌诺斯基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10] 转引自[美]斯蒂芬·李特约翰著：《人类传播理论》，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228页。

[11] 参见[英]马凌诺斯基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之引论部分。

[12]

http://rec.htps.tp.edu.tw/edumaker/3%AA%C0%B7|/91.03.20%ABU%A5%C1%BBx1.doc 王碧晖文：俗民志研究。

[13] [澳]Graeme Turner著：《英国文化研究导论》，唐维敏译，亚太图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页。

[14] 19年，在《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的一期特刊上，海默思指出，当时已存在的诸如“民族志语言学”（ethnolinguistics）及“社会语言学”（socioliguistics）等名称已经无法表达这一新领域的全部内涵，于是提出了“传播民族志学”这一新名称。

[15] 转引自常燕荣、蔡骐论文：民族志方法与传播研究，《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2005年第2

人种志(ethnography) 田野研究的一种方法，主要从人类学发展而来，指的是研究者

努力深入某个特殊群体的文化之中，“从内部”提供有关意义体系与行为习惯的报告。这种方法凸显了研究者不得不缩短的文化距离，如果他们欲使被研究的群落或群体容易让人理解的话。人种志学者广泛搜集用来描绘一个社会群体之状貌的素材，“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介人人们的日常生活，观察发生的事情，倾听人们所说的一切，询问各种问题”(Hammers lev and Atkinson)。这么做的时候，人种志特别诊视语言的共同性——以至于这种方法也同交谈分析连在一起。人种志一般与人类学或社会学的分支相连，特别典型的例子就是主张符号互动论的芝加哥学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注意它与心理学里参与式观察的重叠。训练有素的人种志研究者旨在理解各种团体与群落之内的文化价值观，这些内容对涉及其间的人们来说具有必不可少的意义。将这种观察所得加以详细记述就可获得深一层的交流，因为人种志的著述会以独特的方式提供原味的引语、生活的历史与个案的研究：这些出版物常常对各种各样的读者都是可用的，因为其作者注重对实际发生的事件进行如实的、详尽的描述。

人种志研究的典型包括Beynon(1985)对南威尔士中学班级的研究，Barbera—Stein(1979)对照料学龄前儿童的日托中心的研究，Saunders与Turner(1987)对赌场(betting offices)的观察。不管研究的目的究竟何在，其职责都在于进入现场，获得对那些被定义为共享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群体所做的定性分析。尽管这种方法得到许多支持，对于那种没有什么成效的实验研究方法，或是肤浅的、定量的问卷调查方法来说，它是一种替代性的选择，但是，我们应该注意人种志里隐含的潜在含意——“外部存在一个真实的世界”，而它有别于社会研究者的学术框架。其实，人种志的著述有时反映的是研究者对种族身份的寻求，而不是对种族价值观的阐释。

虽然这种方法在具体阐明理论与引发实际的研究工作两个方面都有许多优势，但某些批评还是应该留意。观察可以是公开的或隐蔽的——后者意味着研究者对观察群体进行渗透的程度，以及对某些方面可能歪曲或伤害群体成员的信息进行公开的可能性。与这种道

德问题相伴的，还有研究者为取得支持其预设假说或理论的证据而对各种文化的“打劫”——定性材料是那么容易被操纵，又是那么容易得到选择性的删节。但是，即使假定研究者为人正派为学严谨，也还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真实的可能性，即人种志研究者提供的是关于群体如何行事与如何感知其世界的一种功能性的叙述，没有包括关于该群体在某种社会等级里的经济与政治关系方面更具结构意味的视角。基本上，人种志研究里可能有大量的描述性内容，而缺少解释或理论建构。

另一层顾虑针对的是，研究者难于真正达到对另外群体的观念与／或语言的理解——特别是当诸如阶级这样的屏障存在之时(注意中产阶级几乎不大可能成为人种志研究的考察对象)。最后，即使研究者与被研究群体达到融合的程度，我们还是应该问一下，当研究者完成项目而又去进行新的研究时，那些被留在其身后的人们又怎么着呢?

实验(expriment) 一种按科学程序进行控制的状态或过程，其间，经过选择的变量被孤立，然后进行经验观察式的详细研究，以便验证某种假设。比如，一个经过设计用来验证某个广告有效程度的实验项目，可能将受众是否选择广告所说的产品作为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因变量会受到诸如产品包装的颜色与质量、接受实验的是男性还是女性等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的影响。这一系列操纵每个变量(或变量合成)而排除其他变量(与其他变量合成)的实验，被精心设计以确认究竟广告里的哪些构成因素在说服购买者方面最有效果。

体现于实验设计与实施中的偏误，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实验数据的解释等问题，不断受到人们的着重强调(比如，参阅荣格1971)。实验室常常作为人为的设置而用于实验过程，虽然并非总是如此。这是因为在自然环境下变量总是不能得到控制，而在真实的“外部”世界内也不能观察这种控制的效果。这里的问题在于实验所设计的是一种高度人为化的状态，它有利于获得自信的推断而排除与非实验室情景的冲突。因此，实验就面临两个需要

考虑的主要事项第一，实验室的实验能够代表“真正的生活”环境到什么程度。第二，实验样本能够代表全部人口到什么程度。这两个要点提出了一个普遍的问题，即在实验室里用观察实验法而产生的数据是否具有可靠性与普遍性。

实验性的研究方法在效果研究的传统里比较通行，它与传播学里皮下注射模式的研究关系密切。一个典型的研究方案，会涉及一种控制的状态与一种实验的状态。就像让实验组接触“异常”状态，而由控制组以“正常”的事态提供某些平行比较的内容。受到观察的行为模式所显示的任何差异，据称都可归于实验的控制问题。比如，我们可能对电视上的暴力内容影响儿童的问题感兴趣。我们的研究就不得不尽力把观看非暴力节目，同观看暴力节目与从不观看任何电视节目的不同效果区别开来。于是，就有下列三组人员会得到详细考察：

A组：观看暴力节目

B组：观看非暴力节目

C组：从不看电视节目

C组构成一个控制组，因为它的作用是作为一个基准，我们可以以此来检测观看电视的效果，不管节目的内容是什么。这些小组里的所有儿童都按照某种方式接受检测——在观看节目之前与之后(A组与B组)，或者某些其他行为(C组)。然后将他们的不同表现进行对比。不过，人们难于控制所有在研究这种传播活动时可能起作用的干扰性变量。比如，仅仅是处于实验室的条件下，作为某些人为状态的受骗者，控制对象的行为就可能轻易受到影响。对那种有关实验设计里包含控制组一类的经验论与客观性的主张保持批判性颇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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