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 读后感(7)

对于一个对儒学有研究，白手起家的马上皇帝来说，对儒家思想可能会造成的一些问题，刘秀未必不清楚，但是他除了尽可能控制局面以外，根本没有扭转大势的机会。

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他之所以能获得称帝的机会，靠的就是儒家崇尚正统的思想，而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也实有赖于亲族、外戚和昔日同学的支持。这些人多是地方实力派，是他得以在事业上成功的根基，刘秀最多只能做到不让他们影响宏观局势，但在微观上，刘秀仍无力对抗他们在地方上的影响。比如刘秀曾经试过用“度田”来抑制地方势力，但矛盾的激化使他不得不选择不了了之，它说明，刘秀无法用单纯的法令来摧毁地方大家族的力量，而如果他坚持打击豪族右姓，恐怕没多久也会面临王莽同样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刘秀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儒学的“仁德”教育来顺势利导，再辅以各类诏书，以使社会不至于差距拉得太大、矛盾冲突不可收拾。

黄仁宇说刘秀“虽是超级政客，军事天才，仍不是大思想家”，这种批评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刘秀身处的环境使他无法单靠个人的力量来扭转整个社会崇儒的客观状况。他既然无力去堵，就只有想办法去疏。实际上，在表面的宽柔后面，刘秀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对执法的重视。祭遵斩杀刘秀犯纪的亲兵、董宣将杀人的湖阳公主家奴就地正法，刘秀对他们都表现出了相当宽容的态度，这说明，刘秀明里大兴儒学，用儒学来引导大族贵戚谦抑，暗地里也还在用法家思想来尽可能去堵住他们乱纪的可能性。史称汉明帝刘庄“善刑理，法令分明”，这很有可能是刘秀所教。刘秀对自己的这位太子显然是十分满意的，12岁的刘庄居然知道下面官吏欺下瞒上的伎俩，这自然会令刘秀对问题的最终解决抱有一丝成功的希望。

但明帝仍没有解决这一问题，他虽不失为一代明君，可惜仍是单匹马在作战。他可以利用前汉的影响，把王朝的触角重新伸回到汉廷曾经到过的领域，但在思想上，他仍无力打开一个新局面，因为当时的社会并没有提供其它适合的哲学思想作为王朝支持的力量。明帝的法令分明，已经使儒臣们颇有微辞，而他对中下层官吏的格外“关照”，也给了地方不少压力。有鉴于此，章帝又逐渐走向放任，前面两代皇帝坚持的儒法并用，最终还是以儒家取得完全的胜利而告终。

刘秀的崇儒，原本是希望顺势而导，通过“引”来使豪族自抑，通过“堵”来防范豪族的不法行为，以维护社会整体稳定。他不愿派兵向外，当然也是出于安定内部局势的考虑。可是事情的发展往往不随人意，他的柔道治国，在几世后使“堵”的一面完全失去了效果，而“引”则日渐走向极端。社会不均已是越演越烈，法律慢慢作为掌权者手中的工具来随意听从自己的喜好而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开始不可避免的走向行为极端化，最终引发大范围的流血冲突，使国家滑入了灾难的深渊。

有一种看法认为，后汉在儒家兴盛的背后，同样埋下了的隐患。《剑桥中国秦汉史》一书中就将后汉的儒家划分为“儒家中的法家”、“儒家的守旧派”、“儒家中的道家”三大类型，并认为它们分别对应着“”、“文人学士”、“地方精英”，然而这种划分很难找到客观的辨别标准。因为某人很有可能既是“儒家中的法家”，又是“儒家的守旧派”，或者既是“儒家的守旧派”，又是“儒家中的道家”。实际上，他们的共同意识更远大于彼此之间的分歧，他们顽固的理想主义和实现儒家理想的努力，造成了与外戚、宦官长期的冲突，党人主要就是由他们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