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

《传习录》目录[ 隐藏]1作者介绍 2内容概述 3版本介绍

4“心即理”的本体论 5心学思想的影响 6《传习录》的教育思想 6.1关于教育哲学 6.2关于知识教学 6.3关于道德教育 6.4关于儿童教育 7评价 《传习录》

《传习录》是中国明代王守仁的心学著作。由其门人徐爱、钱德洪等根据平时记录辑成。包括王守仁与门人的问答和论学书信。分为上、中、下三卷。收入《王文成公全书》。全书包括了王守仁的主要哲学思想。该书在传播王守仁的思想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传习录》流行版本有商务印书馆影印隆庆六年《王文成公全书》四部丛刊本，商务印务馆1927年出版叶圣陶校注本等。

编辑本段作者介绍 王守仁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明代余姚(今浙江绍兴)人。是宋明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地位仅次于朱熹，为明代阳明学派(又称姚江学派)的创始人，其学说思想在明中叶以后影响深广且久远，且流播于海外。

王守仁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封建官僚家庭。相传他幼

年语音器官不发达，但智力颇高，5岁时开始启蒙。少年时不满师教，豪迈不羁，常以“读书学圣贤”为志向。18岁时曾师事广信(今江西上饶)著名理学家娄谅，2l岁举乡试后，两次春闱落笫，直至28岁

方登进士第。在仕途中屡不得意，苦恼于求师友之不可得，又深感“我才不救时，匡扶志空大”，故精神无所寄托，时而泛滥于辞章，时而是非朱学，时而出入佛老，年30辞职回乡筑阳明洞，习道引术，久之悔悟，遂绝出世之念。年33岁时主考山东乡试，改兵部选清吏司主事。次年与湛若水联讲席于京师，从此专志授徒讲学，讲学内容主要是“格物之说”。

正德元年冬，王守仁因上疏相救以言得罪的戴铣等言官，引起了宦官刘瑾的愤怒和报复。被廷杖后发配到贵州龙场驿任驿丞。在这里他居夷处困，冥思苦想。顿悟“格物致知之旨”，因此他提出了与程朱理学大相异趣的“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教育哲学命题，并开始在书院讲学实践中宣传他的这一思想主张和建构他的学说思想体系。

正德五年(1510)，王守仁离开龙场，出任庐陵知县历七月，于次年初回京调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此后历任吏部郎

中、南京太仆寺少卿、南京鸿胪寺卿等职。后因受命农民，升任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和左都御史等职，因其江西、福建等地的农民、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和广西思、田等地少数农民有功，授予南京兵部尚书，封为新建伯，死后谥文成。王守仁在地方从政和治军时，大办书院，广授门徒，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他的教育学说，提出了继“心即理”、“知行合一”说之后的“致良知之教”，并创立了“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的阳明学派。

王守仁的教育思想自成体系，内容丰富，在学术观点上标新立异，独树一帜，故开一代学术风气。总体说来，他的教育思想是为了矫正程朱理学流弊以“整治人心”而为挽救明王朝政治、道德、教育危机而因时阐发的，他自称其学说主张是救时救弊的。他认为程朱理学的教育哲学，“析心与理为二”，“外心以求理”；在教育实践上只是“空口讲说”的章句支离末学，故“以学术杀天下”，是造成明王朝士风衰薄，使“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导致政治、道德和教育危机的根源。针对程朱理学教育的流弊，他提出要重振孔孟之道，突出伦理本位，扭转空疏学风为实德实行的“实学”，重建新儒

家教育学说，以维护封建纲常名教和明

王朝封建统治秩序。 阳明先生

王守仁的教育学说，其主要命题有“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其核心命题是“知行合一”。所谓“心即理”，作为“知行合一”的理论基础，主要是讲人的心性即人的本质与伦理道德关系的。认为人的本质是由天赋的道德理性来体现的，这种理性即是“心”，“心”的本体和作用只要顺其自然发用流行就是“天理”，外在的客观的道德规范与行为等，都是“心”作用和表现的结果。由此他提出了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动机与效果、知识与德行、心理与伦理等在道德实践主体身上完全得到有机统一的“知行合一”说。所谓“知”，在这里强调的是对道德理性和道德价值与作用的认识，它包涵道德实践主体的道德意识、选择、判断和自我良心(良知)的觉醒，所以王守仁所讲的这种“知”，他称其为有别于朱熹所讲的对儒家经典和对道德规范等外在知识

的认知，换句话说，王守仁所指的“知”是一种超经验超知识的内心体认，而非通常所言的感性认识，因此他称这种内心德性体认为“真知”或“良知”。“知行合一”的“行”，在王守仁这里也不是指的对知识技术的运用，更不是指生产

实践和社会实践，而是指个人的道德实行。他认为“真行”应当以“真知”为起点，它包括道德实践主体的“一念之发”到由良知支配下的一切心理活动与由这种心理向外延伸的

一切道德实践。王守仁依据上述理论，提出了旨在伸张个性的道德修养的“致良知之教”。致良知即要求道德实践主体按照“知行合一”的逻辑路线，由内向外地将“良知”“良能”引伸到现实道德生活领域，在道德实践(包括主观道德实践)中不断地完善和发展自己，以致达到内在与外在完全统一的“心即理”境界，成为内圣外王的表里一致的“圣人”、“君子”。在对待知识学习和道德修养的矛盾问题上，王守仁要求打破儒家传统的“先知后行”和朱熹强调的“读书穷理”等为学原则与为学步骤，使“尊德性”与“道问学”完全统一在

“致良知’的全过程中，在道德实践层次把知识学习和道德修养完全成为发展与完善道德实践主体个性的方法。由此他指出“经学即心学”，要求千经万典均要为我所用，不要把知识学习和道德修养割裂开来，以知代行，因为以知代行的结果是“析心与理为二”，最终造就的只是空口讲说的“道学模样”的功名利禄之徒。

王守仁的著作，多由其门人徐爱、王畿、钱德洪、欧阳德、邹守益等人记录、搜集和整理印行。嘉靖四十五年(1566)

基本整理完毕。隆庆六年(1572)，浙江巡抚谢廷杰汇集阳明学派弟子整理的王守仁著作，刊刻成《王文成公全书》，共38卷。其中《传习录》3卷，《文录》、《别录》、《外集》、《续编》等共28卷，《年谱》与《世德纪》共7卷。自此以后，王守仁的著作在明中后期至清末，乃至今天，随着社会思想和文化建设的需要，屡有印行。在明末传至日本，印有日文版本。本世纪在欧美，尤其在美国也广为流播，1916年由雷德里克·古德里奇·享克翻译的《王阳明年谱》、《传习录》、《大学问》以及书札51篇、杂文20篇合辑为《王阳明哲学》在芝加哥出版。50年代美藉华人学者陈荣捷编译有《传习录与其他王阳明理学著述》在美国出版。

编辑本段内容概述 《传习录》

《传习录》分上、中、下三卷，载于《王文成公全书》，为一至三卷，亦有单行本。卷上是王守仁讲学的语录，内容包括他早期讲学时主要讨论的“格物论”、“心即理”，以及有关经学本质与心性问题；卷中主要是王守仁写给时人及门生的七封信，实际上是七封论学书，此外还有《社会教条》等。在卷中最有影响的是《答顾东桥书》(又名《答人论学书》)

和《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着重阐述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理论；卷下一部分是讲学语录，另一部分是《朱子晚年定论》。

《朱子晚年定论》包括王守仁写的序和由他辑录的朱熹遗文中三十四条“大悟旧说之非”的自责文字，旨在让朱熹作自我批评与自我

否定，证明朱熹晚年确有“返本求真”的“心学”倾向。卷下收录的王守仁讲学语录主要是讨论“良知”与“致良知”的。《传习录》是由王门弟子徐爱和钱德洪等编辑的，它包括了王守仁学说的主要观点，历来被视作阳明学派的“教典”，是研究王守仁教育思想的重要资料。其中的语录是王门弟子分别记录的，编辑者只作了汇编工作，注明哪些条是由谁记录的，未作进一步地整理，因此各条之间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7封书信出自王守仁的手笔，是王守仁论学书的代表作，但阅读这些书信时，如果与其他有关论学书信联系起来看，它们更多的反映了王守仁晚年比较成熟的教育思想，但由于编者的取舍，如《稽山书院尊经阁记》、《大学问》等重要著作未予收录其中，它对于了解和研究王守仁的教育思想，明显有不足之感。所以在评介《传习录》一书时，有必要联系《全书》中的其他篇章。

编辑本段版本介绍 《传习录》

王阳明的学生徐爱自正德七年（1512年）开始，陆续记录下王阳明论学的谈话，取名《传习录》。正德十三年（1518年），另一学生薛侃将徐爱所录残稿及陆澄与他新录的部分一起出版，仍名为《传习录》。嘉靖三年（1524年），南大吉增收王阳明论学书信若干篇，以原名出版。

嘉靖三十三年（15年），王阳明的学生钱德洪将陈九川等人所录的《遗言录》加以删削，与他和王畿所录编成《传习续录》出版。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钱德洪又增收黄直所录。隆庆六年（1572年），谢廷杰在浙江出版《王文成公全书》，以薛侃所编《传习录》为上卷，以钱德洪增删南大吉所编书信部分的8篇为中卷，以《传习续录》为下卷，附入王阳明所编《朱子晚年定论》。这就是《王文成公全书》本的《传习录》。

上海商务印书馆曾影印隆庆六年《王文成公全书》作为四部丛刊本，日本东京昭和五十年松雲书院影印17年佐藤一斋《传习录栏外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叶绍钧的校注本等。

编辑本段“心即理”的本体论

在《传习录》中，王守仁对程朱理学以外在于主体的“理”为本体的思路进行了抨击，指出：“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而为二矣。”（《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这种“心”与“理”的割裂，不仅使“理”失去了主体性，失去了生命的创造力，而且使人们很难真正把握住“理”。首先，天下事物，不胜其烦，要格尽天下之物而穷其“理”，是不可能做到的。其次，这造成了道德主体与道德观念的分离，妨碍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贯彻。

因此，王守仁提出“心即理”的本体论。他认为，只有主体之“心”，才是本体；而所谓的“理”，不是外在于“心”的，而正在“心”之中。他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

之事、心外之理乎？”（《传习录上》）“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个，更有何可思虑得？”（《传习录中·启问道通书》）这种“心即理”之“心”，又可称为“良知”。他进而认为，世界万物都是“心”的产物。他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知之所在便是物。”（《传习录上》）。心产生知觉、意识，知觉、意识产生各种事物。总之，“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传习录下》）有人问王守仁：你说心外无物，那么花在山间自开自落，与我的心又有何关系呢？王守仁回答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传习录下》）眼开则花明，眼闭则花寂，花色完全随着视觉变现运转，纯粹是主体的产物。由于世界万物都是“心”的产物，都是“良知”流行的显现，因而王守仁强调，“天地间活泼泼地”（《传习录下》），充满了生命活力。在他看来，“人心与天地一体，故上下与天地同流”（《传习录下》）。这就把一种“活泼泼”的自我意识和主体精神充溢于宇宙之中。

《传习录》

王守仁从“心即理”的本体论出发，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知行

观。他指出，朱熹在本体论上将“心”与“理”割裂开来，导致了他在知行观上将“知”与“行”分离为二，提出“论先后，知为先”的“知先行后”说。这不能对知行关系作出正确的说明。反之，如果承认“心即理”，那么就会发现“知”与“行”原是不可分开的，只是一个工夫。人们如果只重“行”，不重“知”，就只会“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这种“行”只是“冥行”；如果只讲“知”，不讲“行”，也只能“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这种“知”只是“妄想”。因此，只有用“知”指导“行”，“方才行得是”；只有用“行”实现“知”，“方才知得真”。总之，“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他进一步认为，“知”与“行”不仅相互依赖，而且相互蕴含，“只说一个知，以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以自有知在”（《传习录上》），甚至得出“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传习录下》）的结论。例如，看到好看的东西，闻到难闻的气味，这些属于“知”；对好看的东西表示好感，对难闻的气味表示恶感，这些则属于“行”。从这种知行观出发，王守仁十分重视那些不利于封建统治的“不善之念”，认为这种念头一旦产生，就不仅是“知”的问题，而且还带有了“行”的意味，必须防于未萌之先，克于方萌之际，在最初发动时即彻底清除掉。

他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下》）

在“心即理”的本体论基础上，王守仁又提出“致良知”的认识论。在他看来，由于“心即理”，作为认识对象的“天理”也就存在于作为认识主体的“良知”之中，“合心与理而为一”。因此，对于“天理”的认识和把握，不是“即物穷理”，而是“致知格物”。“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即将具有“天理”的“良知”推扩到各种事物中，使各种事物皆得其“理”。“良知”的推扩即“致知”，事物各得其“理”即“格物”。这种“致良知”，显示了人的认识活动，不是静态的反映过程，而是主体建构对象世界的能动的创造过程。

可以说，“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传习录下》）。

这种“致良知”，又带有强烈的伦理化倾向。由于“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传习录下》），因而“良知”的推扩，实质上是封建伦理的推扩，是为了“去人欲，存天理”。“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传习录中·答聂文蔚》）这实际上是把认识活动变为封建伦理道德的自觉。

王守仁所提出的“心即理”的本体论，肯定了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存有“天理”，因而肯定了“良知人人皆有”（《传习录下》），只是圣人没有障蔽，“良知”完全得以昭显；众人则多有障蔽，“良知”不易显现，但也难泯息。由于人人都有“良知”，因此人人都能成为圣人。他说：“圣人气象何由认得？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传习录中·启问道通书》）在他眼里，“见满街人都是圣人”（《传习录下》）。他甚至主张与愚夫愚妇、劳动群众打成一片：“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传习录下》）。这就构成了王守仁心学在以后发展中走向宋明道学的反面、成为异端思想的契机。

编辑本段心学思想的影响 《传习录》

王守仁的《传习录》所阐发的心学思想，对于把人们的思想从程朱理学的长期束缚中出来，起了很大的作用，因而流传广泛，影响深远。

首先承继和发展王守仁心学的是泰州学派。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出身盐工，当过商贩，自学成材，后从学于王守仁8 年之久。他从王学出发，提出“百姓日用之学”，认为自然界和人都是“良知之体”，鸢飞鱼跃，万紫千红，活泼泼的。因此，所谓“良知”、“天理”、“圣人之道”，不是神圣的、不可捉摸的，而是通过“百姓日用”体现出来的。他说：“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愚夫愚

妇，与知能行便是道”：“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条理处”（《王心斋先生全集·语录》）。泰州学派的著名学者，还有王艮之子王襞及徐樾、颜钧、何心隐、罗汝芳等。颜钧、何心隐都是具有鲜明异端性格的思想家，用黄宗羲的话说，他们“能以赤手搏龙蛇”，“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明儒学案·泰州

学案》）。

明代后期的异端思想家李贽，对王守仁其人其书其学甚为推崇，更拜王艮之子王襞为师。他承继并改造了王学传统，提出“童心说”，认为人们一生下来，都具有“童心”，“绝假纯真”，但由于理学家们不断宣扬封建伦理，使之进入人心，“以为主于其内”，结果造成了“童心”的丧失、人性的扭曲，因此，应当摒弃封建伦理，恢复“童心”。李贽与王守仁都高扬人的自我意识和主体精神，但他们言“心”又有所不同：王守仁主张“心即理”，力图将封建伦理置于人的主体之中，成为主体的自觉的活动；李贽则主张“心非理”，反对用封建伦理来规范人的主体，而保持主体的纯真、自由的本性。

在这里，心学已走向了宋明道学的反面，成为了异端思想的理论旗帜。

中国近代的一些进步思想家，也从王守仁心学中吸取思想资料，熔铸成自己的启蒙思想。龚自珍就对“众人”、“自

我”、“心力”尤为重视，说：“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王癸之际胎现第七》）：“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壬癸之际胎现第四》）。谭嗣同更利用近代科学知识来阐释、宣扬“心之力量”，说：“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以太也，电也，粗浅之具也，借其名以质心力”：“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仁学》）。梁启超也对王守仁的学术地位作了相当高的评价，说：“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学术界本身，本来就像贫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怜。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的学术像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学结束，吐很

大光芒。”（《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至20 世纪，王守仁心学对中国的思想、学术的发展，仍有很强烈的影响。例如，青年郭沫若走上反封建的道路，就曾受到王学反传统倾向的启迪，后来他还写了《王阳明礼赞》一文。又如，贺麟早期在创立“新心学”哲学体系时，重视吸取王守仁的“心即理”的本体论思路，认为自己的哲学是“注重心与理一，心负荷真理，理自觉于心”的“唯心论”。

编辑本段《传习录》的教育思想

《传习录》所包含的教育思想十分丰富，概括说来，有如下几个方面值得重点介绍。

关于教育哲学 《传习录》

王守仁在其教育哲学的理论基础上，强调“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学”，由此突出道德的主观性。他指出“明德”、即“天理”，是“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照不昧者也”。也就是说，道德是人心良知的实质内容，至于仁义礼智不过是“表德”而已，是人心良知见诸于外在道德实践的作用表现。《传习录》在充分肯定道德的主观性同时，把有关道德心理因素如志向、动机、情感、意志以及道德主体的性格等，都说成是既源于心又影响心之良知的东西，或者说成是“心之本体”的“用”。如何进行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呢？这要从“知行合一”、“心即理”前提来考虑它的逻辑起点。《传习录》下讲：“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意之灵明处谓之知”，“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便谓之欲”。这就是说，

心作为道德心理诸因素的主宰，主要是通过“心之体”的“用”来体现的，所以道德教育重在“良知之用”上“正心诚意”。“正心诚意”是《礼记·大学》所提出的德育命题，但王守仁反对宋明理学家把“正心诚意”只看作内心修养的方法，而是看作使心理伦理化并使伦理化心理由内向外无限延伸

的一种主观道德实践过程。因为“意之所在便是物”，意不是空洞抽象的意念，而是包含了意念指涉的客观事物，意念往往作为道德行为的动机，它对支配和影响人的道德认识、判断、选择以及道德实践，都有导向性的作用。

所以，《传习录》在“诚意”问题上着重阐述它作为德育过程起点的重要性，认为“一念之发”处正是“诚意”的功夫，也正是“致良知”的切紧处。王守仁说：“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所谓“诚意”，就是正念头，使每一意念的萌发都本着“良知”的发用流行，也就是说每一意念都应当是符合道德的。这叫做“功夫不离本体”，或叫做“本体功夫”。王守仁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即便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总的说来，王守仁在道德教育方面，更突出的是强调端正道德动机对道德实践的支配乃至决定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