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考古

秦汉考古：

秦汉遗址：城址和宫殿址：（咸阳秦宫殿遗址（阿房宫遗址）、汉长安城遗址(未央宫遗址、长乐宫遗址、汉长安武库遗址、汉长安南郊礼制建筑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汉魏洛阳灵台遗址、汉魏洛阳明堂遗址、汉魏洛阳辟雍遗址、汉魏洛阳太学遗址、永宁寺遗址）、汉河南县城遗址、汉西海郡城遗址）、汉代冶铁遗址（铁生沟冶铁遗址、古荥镇冶铁遗址、瓦房庄冶铁遗址、利国驿冶铁遗址）、其他遗址（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三道壕遗址、秦汉长城遗址、秦汉长城沿线城址、居延烽燧遗址、尼雅遗址）

秦汉墓葬：皇陵：秦始皇陵（秦兵马俑坑）、汉代帝陵(茂陵、霍去病墓)、汉壁画墓（洛阳西汉壁画墓、平陆汉壁画墓、梁山汉壁画墓、望都汉壁画墓、和林格尔汉壁画墓、辽阳汉壁画墓、密县打虎亭汉墓）、汉画像石墓（徐州画像石墓、安丘画像石墓、南阳画像石墓、陕北画像石墓、沂南画像石墓、武氏石祠、孝堂山石祠）、汉画像砖墓、其他墓葬（江陵秦汉墓（江陵凤凰山汉墓）、云梦秦墓、烧沟汉墓、长沙汉墓（象鼻嘴汉墓）、马王堆汉墓、大葆台汉墓、满城汉墓、杨家湾汉墓、九龙山汉墓、银雀山汉墓、潼关吊桥杨氏墓、武威汉墓、雷台汉墓、阜阳汉墓、亳县曹氏墓、广州汉墓、贵县汉墓、合浦汉墓、晋宁石寨山滇墓、贵州西部汉墓、西丰西岔沟墓地、札赉诺尔墓地、汉代崖墓、洛阳东汉刑徒墓地）

秦汉遗物:汉代铁器、汉代铜器(汉代铜镜)、汉代陶瓷器、汉代漆器、汉代纺织品、汉代玉器、秦汉瓦当、秦汉量器、衡器（秦量、秦权、新莽嘉量、大司农平斛）、秦诏版、秦汉简牍（云梦秦简、银雀山汉简、武威汉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汉代帛书（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及佚书八篇、战国纵横家书、五星占、病方五十二种、汉初长沙国南部地形图；汉代帛画）、汉魏石经（熹平石经、正始石经）、秦刻石（琅琊刻石）、汉代碑刻（裴岑纪功碑、刘平国刻石、张景碑、鲜于璜碑、曹全碑、褒斜道石刻）、汉阙

秦汉考古

秦汉时代起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迄于东汉灭亡，前后共约440 年，其间包括秦、西汉、新、东汉4个朝代。从公元前3 世纪后期到公元3 世纪初期的这一时代，是中国铁器时代的发展期。当时中国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国势相当强盛，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发达，文化艺术繁荣，与周围少数民族的关系密切，

与外国的交往频繁。秦汉时代文献记载详细，各种遗迹和遗物十分丰富。研究工作在调查发掘的基础上，以遗迹和遗物为主要依据，并结合文献的记载，这使得秦汉考古不仅有广泛的课题，而且有充实的内容，是中国历史时代考古学的典型。

简史和现状 秦汉考古的前身可追溯到宋代的金石学。当时的许多金石学书籍，已广泛地著录了秦汉的铜器、镜鉴、度量衡器、货币、印章、玉器、碑刻和石经等。明代的学者，又著录了汉代的砖瓦。到了清代，秦汉的镜鉴、印章、封泥、简牍、瓦当等大量出土，更丰富了金石学研究的内容。在此之前，元代的学者还对汉代的古迹进行实地的调查。以调查发掘为基础的秦汉考古，到20 世纪才开始。从20 世纪的初期到30 年代，英国、瑞典等国有人在甘肃、内蒙古、新疆各地对汉代的各种遗址进行掠夺式的调查发掘；30 年代和40 年代前期，日本人又趁军国主义侵略之机，在辽宁省和山西省的各地挖掘了不少汉墓。中国学者从20 年代到40 年代，对河南省洛阳附近汉魏故城遗址出土的石经加以收集、整理，在甘肃、新疆各地对汉代遗址和墓葬进行了调查发掘，还在陕西省宝鸡，山东省滕县，广东省广州，四川省彭山和重庆，河南省安阳、浚县和辉县等地发掘了许多汉墓。系统的、有计划的调查发掘工作，则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才全面开展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博物馆、文物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单位，对秦汉时代的各种遗址和墓葬进行了广泛的、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出土的遗物数量很大，种类甚多。这使得秦汉考古的研究具备了丰富、可靠的资料。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成果，除了以简报、中型报告和论文的形式在《考古》、《文物》、《考古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外，重要的专著则有《辉县发掘报告》、《洛阳烧沟汉墓》、《长沙发掘报告》、《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沂南古画像石墓》、《望都汉墓壁画》、《广州汉墓》、《巩县铁生沟》、《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云梦睡虎地秦墓》、《武威汉简》、《银雀山汉墓竹简》、《居延汉简甲乙编》、《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汉代画像全集》、《江苏徐州汉画像石》、《山东汉画像石研究》、《汉代的玉器和丝绸》和《汉代考古学概说》等。

断代和分期 秦和两汉，盛行在器物上作铭纪年。特别是从汉武帝开始采用年号，使得各种纪年的器物更不断增多。汉墓的墓砖有时也有纪年文字，而各种铜钱则都有明确的铸造年代可查。这些都使得秦汉考古的断代有可靠的依据。由于《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各种史书对秦和两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详细的记载，调查发掘所得的实物资料可以与文献记载相对照。按照政治历史发展的阶段，结合物质文化的特点，秦汉考古可以从时代上划分为6 期。

秦和西汉前期 从秦始皇统一到西汉的景帝，共约80 年。和战国时代一样，普遍流行木椁墓，但中原地区已多空心砖墓；日用的陶器仍有圜底带绳纹的；关中地区已出现仓、灶等陶质明器；瓦当除圆形的以外，仍有不少“半瓦当”；通行各种“半两钱”；铜镜主要是“蟠螭纹镜”。

西汉中期 从汉武帝到昭帝，共约70 年。除流行木椁墓以外，中原地区盛行空心砖墓，并开始出现砖室墓；陶器上的绳纹基本消失；棕黄色和绿色的铅釉陶器开始出现；仓、灶、井等陶质明器逐渐增多；通行五铢钱；铜镜主要是“草叶纹镜”和“星云纹镜”。

西汉后期 从汉宣帝到平帝，共约70 年。除长江流域和南方、北方的边远地区继续使用木椁墓以外，黄河流域普遍流行空心砖墓和砖室墓，墓内出现彩色壁画；半瓦当基本上绝迹；铅釉陶器显著增多；仓、灶、井、猪圈等陶质明器进一步普及；五铢钱继续通行；铜镜主要是“四螭镜”、“日光镜”和“昭明镜”。

新莽时期 包括此前孺子婴的居摄年间和此后刘玄的更始年间，并可将重新发行五铢钱的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公元40）以前的东汉初期也包括在内，前后共约35 年。砖室墓已在全国普及，其墓室顶部有隆起呈穹窿状的；画像石墓在中原地区兴起；某些建筑物上使用青龙、白虎等“四神”纹瓦当；铅釉陶器和各种陶质明器继续增多；通行“大泉五十”、“货泉”、“货布”等各种王莽钱；铜镜主要是“方格规矩镜”。

东汉前期 从汉光武帝到和帝，共约70 年。边远地区残留的木椁墓也已开始消失；中原地区的空心砖墓突然绝迹；砖室墓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画像石墓的分布范围扩大到陕北、晋西和川中；壁画进一步盛行；陶质明器除仓、灶、井、猪圈、楼阁等模型外，还普遍流行犬、羊、鸡等各种动物的偶像；开始用买地券随葬；重新通行五铢钱，其形制又略有新变化；铜镜主要是“方格规矩镜”和“连弧纹镜”。

东汉后期 从汉安帝到献帝的初平年间，共约90 年。献帝建安年间基本上已进入三国时代，应除外。流行砖室墓和画像石墓；除买地券外，还盛行用镇墓瓶随葬；各种陶质明器和铅釉陶器继续流行；青瓷器开始在江南地区出现；五铢钱中有“四出五铢”、“剪轮钱”和“环钱”；铜镜除“方格规矩镜”和“连弧纹镜”外，流行“兽首镜”、“夔凤镜”、“双头龙凤纹镜”，在南方的长江流域还流行“神兽镜”和“画像镜”。

各地区的文化面貌 秦汉时代中国的版图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基本上奠定了此后历代的疆域。随着全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的巩固和发展，在文化艺术方面也渐趋统一。因此，秦汉的遗迹和遗物在全国范围内有相当大的共同

性。但是，由于气候、地理、产业、民俗和民族等的差异，各地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地方性。从考古资料的特征出发，可将全国划分为9 个地区。

关中和广义的中原地区 包括陕西省中部、河南省、山东省、山西省中南部、河北省中南部、安徽省北部和江苏省北部。这一地区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所在。从秦、西汉到东汉前期，许多新兴的事物，如空心砖墓的盛行，砖室墓和画像石墓的兴起，彩色壁画的出现，陶质明器的流行，铅釉陶器的发明等，都首先在这里开始，然后影响到各地。

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 包括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浙江省、安徽省南部和江苏省南部。与中原地区相比，木椁墓延续较久，砖室墓出现较迟，画像石墓罕见，空心砖墓绝无；印纹硬陶始终流行，青瓷器出现较早；铜矿丰富，铜镜铸造业发达。

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 包括四川省中部的成都平原和东南部的沱江、涪江、嘉陵江流域。这一地区开发较早，从秦代起就受关中和中原文化的影响甚多；西汉和东汉前期，铜器和漆器制造业发达，其产品远销各地；东汉中后期，崖墓盛行，砖室墓中使用画像砖。

长城沿线和北方草原地带 主要是内蒙古自治区，也包括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陕西省北部、山西省北部和河北省的西北部。这一带是当时主要的国防前线，长城、鄣塞和烽燧等是最具特色的遗迹。长城内侧早置郡县，治所附近的木椁墓、砖室墓、画像石墓的形制与中原地区近似；长城内外属于北方游牧民族的陶器和铜器等则与汉族有明显的区别。

以辽河流域为主的东北地区 这里是秦汉辽东郡的辖境，为中原文化影响所及，而周围的匈奴、东胡等族则有其自身的文化面貌。东汉后期，公孙氏在此割据，郡治襄平附近的许多砖室墓和石室墓施彩色壁画，对

此后高句丽的墓制颇有影响。

岭南的珠江流域 主要是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西汉前期的墓葬有明显的特点；西汉中期广设郡县以后，中原文化进一步传入，但陶器仍流行印纹硬陶，器形、纹饰与中原相异；铜器多施细线镂刻花纹，亦与黄河流域有别；海外交通发达，琥珀、玻璃质的珠玑等外贸品甚多。

川黔滇高原地区 包括四川省西南部、贵州省、云南省东北部。这一地区为西南夷各族所聚居，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都有浓厚的少数民族特色，尤以铜鼓、铜钺等青铜器为突出。西汉中期设郡县以后，中原文化影响渐深；东汉中期以后，流行砖室墓，与内地相似；铜矿丰富，东汉时所铸铜器远销各地。

甘青地区 主要是甘肃省的河西走廊，也包括青海省东北部。 这里是西汉中期所置武威、张掖等河西4 郡及王莽时所置西海郡的所在地。郡县治所及其附近，文化面貌与中原大体相同；由于气候干燥，纺织品及漆器、木器得以保存，其中包括许多木制简牍。

新疆地区 由于地区广大，民族复杂，各处土著文化的面貌互不相同。西汉中期通西域以后，中原器物如丝织品、漆器、铜镜、铜钱等颇多传入。另一方面，由于中西交通的开展，中亚、西亚的文化艺术对这里也有影响。

遗址的调查和发掘 秦汉时代的遗址，种类多，数量大，在地域上分布范围广。它们可分为都城、县邑、聚落、长城、鄣塞、工矿、作坊等类，而各类遗址中又包含许多不同的遗迹。经过调查发掘的遗迹，有城墙、城门、沟渠、池沼、街道、宫殿、衙署、武库、礼制建筑物、住房、仓囷、窖穴、水井、矿井、工场、炼铁炉、陶窑等等。这些遗址及其所包含的各种遗迹，反映了当时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设施和规制，体现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具体情形。

都城 都城遗址的调查发掘，是秦汉考古的一项重大课题。秦的咸阳城、西汉的长安城和东汉的雒阳城是统一大帝国的都城，是当时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特别是长安城和雒阳城为汉代所新建，其设计除适应作为大城市的经济生活上的需要以外，还充分显示了政治上和礼制上的规格，对此后中国历代都城

的营建有深远的影响。

咸阳城 遗址在陕西省咸阳市东。1959 年开始勘察，1974 年以后发掘。城址南部被渭河冲毁，城的全貌不明。宫殿区在城的北部，许多大型的殿址保存良好。咸阳的宫殿都建立在夯土台基上。每座建筑物自成一独立体，但相互之间又以甬道、复道等连接，成为一个组合体。从每座建筑物的间次、门道的设计，到一个建筑群的整体设计，都采用对称式的布局。有的殿内用方砖铺地，墙壁经粉刷，有时还有彩色的壁画。秦宫的形制和构造，对汉代的宫殿建筑有直接的影响。

长安城 汉长安城遗址在陕西省西安市西北。1956 年以来，已究明了全城的平面形状、城墙和城壕的结构、城门的形制、城内主要街道的分布、市的位置、宫殿的范围。武库遗迹已全面发掘，究明了它的规模和结构。南郊的明堂辟雍和王莽九庙及西南郊的昆明池和上林苑的部分宫观的遗迹，也经勘探或发掘。调查发掘证明，长安城的形制、布局基本上与《周礼·考工记》的规制相符合。城的平面形状大体近于方形；城的四面各有3 个城门；每个城门有3 个门道，经由城门的主要大街都分成平行的3股；长乐宫和未央宫在城南部，东市和西市在城北部。

雒阳城 遗址在河南省洛阳市东约15 公里。1957 年以来，经过长期的调查发掘，究明了全城的平面形状、城墙的规模、城门和城内主要街道的分布、武库和太仓的位置，并根据城门和街道的分布情形推定南宫和北宫的范围。城南的明堂、辟雍和灵台，是中国古代都城特有的礼制建筑物，自两汉以降，一直为历代所沿袭，灵台又是当时的天文台。太学的遗迹也经勘察和发掘，出土了许多石经的残片（见汉魏洛阳城遗址）。

县邑 指都城以外的各地的县城，有的是郡国的治所。据历史记载，从西汉初年开始，全国的县邑普遍筑城墙。由于所在地域的不同，可分为内地的县邑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邑。

内地的县邑 在陕西、河南、山西、山东、河北、北京、天津、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福建、辽宁等省、市的各地，发现秦汉时代的城址达80 余处，它们都有用夯土筑成的城墙遗迹。结合文献记载，可以推定陕西省临潼的城址为栎阳县城，河南省洛阳的城址为河南县城，山西省夏县的城址为安邑县城，山东省淄博的城址为临淄县城，北京市房山的城址为广阳县城，天津市武清的城址为泉州县城，河北省易县的城址为

故安县城，江苏省扬州的城址为广陵县城，湖北省江陵的城址为郢县城，湖南省宁远的城址为冷道县城等。经过发掘的城址，以河南省洛阳的汉河南县城遗址为例，城墙宽约6 米，周围全长约5 公里，城的平面近方形。城内房屋多为半地穴式，屋顶铺瓦。粮库有方形的仓和圆形的囷。窖穴中出土“河南太守章”封泥，陶器上有“河亭”、“河市”的戳记。福建省崇安的城址，不见于文献记载，从出土的遗物看来，其兴建年代也许较早，而汉武帝灭东海王余善以后则可能在此设屯戍据点，

但不是县邑。

北方边境地区的县邑 汉代在长城沿线的内侧广建城邑，以充实边境，支援边防。在西起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东至辽宁省丹东市的地段内，已发现汉代城址近百处。城址平面多为方形，面积比中原地区的县城为小。城的中部或一隅往往另筑内城，官署设在内城中。其中，结合文献记载，可以考定内蒙古磴口市布隆淖古城为朔方郡临戎县城，同市陶升井古城为朔方郡三封县城，乌拉特前旗三顶帐房古城为五原郡九原县城，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为云中郡云中县城，同县哈拉板申北古城为云中郡沙陵县城，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为定襄郡成乐县城，呼和浩特市美岱二十家子古城为定襄郡安陶县城，杭锦旗霍洛柴登古城为西河郡富昌县城，准格尔旗纳林北镇古城为西河郡美稷县城，凉城双古城西古城为雁门郡沃阳县城，辽宁省黑城子外罗城古城为右北平平刚县城，丹东市瑗河尖古城为辽东郡西安平县城，等等。

聚落 指县城郊外的市镇和村落，其数量远比县城为多。由于遗址面积小，堆积薄，周围又无城墙，所以发现甚少。经过正式发掘的，仅有辽宁省辽阳三道壕遗址和江苏省高邮邵家沟遗址2 处。三道壕遗址面积将近1 平方公里。房屋内部设炉灶，屋顶铺瓦。屋外有窖穴和水井，并有畜栏和厕所。道路用河光石铺砌。附近有烧砖的窑场。房址中除出土农具、工具以外，还有不少兵器。陶片有的印“军厨”戳记，有的刻“昌平”字样。从各方面的情形看来，这里不是一般的农村，而是西汉后期以降辽东郡治所襄平附近的一个屯戍的市镇。邵家沟遗址面积甚小。在窑穴、灰坑和水井的遗迹中出土铁犁、铁锤、陶纺轮、陶网坠和日用陶器、青瓷器、竹编什物、麻布的碎片，并有牛、狗、鱼的骸骨和核桃、瓜子等的残余，证明这里是江淮地区的水乡农村。

长城、鄣塞和烽燧 秦汉时代，为了在北方和西北边境防御以匈奴为主的游牧民族入侵，修筑了长城，并

在沿线建鄣塞，设烽燧，以加强守卫。因此，对长城、鄣塞和烽燧遗址的调查发掘，是秦汉考古的一项特殊任务。其成果主要在于究明当时的国防和军备。

秦代长城 秦始皇时修建的长城，主要是利用战国时代秦国、赵国、燕国的长城而加以连接，有的地段则为当时所新建。秦代长城起自甘肃省岷县，经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北上，穿越乌兰布和沙漠北边的鸡鹿塞。进入内蒙古自治区后，逶迤在狼山北面的岗峦间，由石兰计北口东经固阳县北部，又经武川县南，沿大青山北，过集宁市境，由兴和县北部进入河北省围场县境。然后，又往东至内蒙古的赤峰市、敖汉旗、奈曼旗和辽宁省的阜新县一带。

汉代长城 西汉时，主要是沿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至辽宁省辽河以西的秦代长城而加以修缮。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实地勘察，可以说明汉武帝时在辽东又直接利用战国时代燕国长城的东段，而加以恢复。其线路是自辽宁省阜新市一带往东，经障武、法库、开源各县，然后折而向南，经新宾、宽甸县境，直至当时的傉水。另一方面，汉武帝以后又新筑了从内蒙古居延海附近到甘肃、新疆交界处的长城，其走向是沿额济纳河南下，然后沿疏勒河向西；在敦煌以西，长城的城墙基本上与当时通往西域的大道并行。汉代和秦代一样，城墙的修建因地制宜，平地用土夯筑，山间用石块垒砌，有的地段则是土石混合。汉代新筑的极西长城，多在夯土中夹芦苇。

鄣塞和烽燧 汉代在长城沿线普遍设鄣塞和烽燧。从新疆的罗布泊、甘肃的敦煌至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到西起内蒙古潮格旗、东至奈曼旗的漫长地带上，已发现鄣塞和烽燧的遗迹达数百处之多。其中以内蒙古居延地区的发现为最重要。从居延海附近的索果诺尔沿额济纳河向南，至于金塔、毛目附近，在长近300 公里的地段上，至少分布着鄣塞遗址十余处，烽燧遗址一百数十处。从1931 年到1976年，先后发现木简达3 万余枚。根据木简的记录，鄣塞和烽燧的组织体制是将大群的烽燧分为若干部分，由都尉管理。都尉以下设候官、候长和燧长，有时在候官与候长之间设鄣尉。每一鄣塞都筑有围墙，平面成方形。肩水都尉所在的大湾鄣塞面积较大，约为350 米×250 米。肩水候官所在的地湾鄣塞面积较小，约为50 米×50 米。甲渠候官所在的破城子鄣塞面积最小，约为23 米×23 米。鄣塞外筑土台，便是烽燧，由燧长主管，附近往往遗有执举的竹竿和燃火的苇束。

墓葬的调查和发掘 秦汉墓葬的特点是墓的种类复杂，墓主人的身份各异，等级甚多，而墓的形制和构造等又因时期、地区的不同而有显著的差别。统治阶级实行厚葬的墓设施讲究，随葬品十分丰富，而贫民和刑徒的埋葬

则极为草率。因此对墓葬的调查发掘，不仅能为研究秦汉时代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提供大量的资料，而且可以充分揭露当时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情况。

帝陵 在中国古代的丧葬制度中，帝陵有其特殊的规格。秦始皇陵是中国第一座帝陵，两汉帝陵继承秦陵的制度而又有新的演变。它们对此后历代的陵制有长远的影响。

秦始皇陵 在陕西省临潼县，南靠骊山，北临渭水。现已进行全面勘察。陵园平面呈长方形，有内外两重围墙。坟丘在陵园的南部，寝殿在陵园的北部。墓室在坟丘之下，已探明东西两面设墓道。陵园内外，有许多陪葬墓和殉葬坑，有的已经发掘。坟丘西侧的车马坑埋置铜质的车马模型，制作异常精致。陵园东门外有规模巨大的秦兵马俑坑，埋置大量的陶质兵马俑，其形体大小与真人真马相等。

西汉帝陵 除文帝的霸陵在陕西省西安市东郊、宣帝的杜陵在西安市东南郊以外，其余9 帝的陵都在渭水以北咸阳市至兴平县的境内。1962 年以来，进行了调查。除霸陵“因山为藏”以外，其余10陵都有坟丘。陵园以坟丘为中心，周围筑墙垣，平面呈方形；四面各设一门，门外立双阙。皇后陵在帝陵之旁，一般是在帝陵的东侧。汉承秦制，设寝殿于陵园。惠帝时在长陵设原庙，以后成为定制。各陵都有许多臣僚的陪葬墓（见汉代帝陵）。

东汉帝陵 除献帝的禅陵以外，其余11 陵都在河南省洛阳市的附近地区。光武帝的原陵被认定在洛阳东北的孟津，尚待证实。其余诸陵，虽经多次调查，都未能确定。据文献记载，从明帝的显节陵开始，陵园周围不筑墙垣而改用“行马”。坟丘之前建石殿，以供祭享。从显节陵开始，陵园附近不再建庙。各陵都有许多臣僚的陪葬墓。

贵族、官僚和地主的墓 秦汉时代贵族、官僚和一般地主的墓，从墓的构造上可以分为木椁墓、土洞墓、

空心砖墓、崖墓、砖室墓、石室墓等不同的种类，它们又各有规模大小的差别。各类的墓，有的流行于不同的时期，有的则同时并存。由于墓主人的身份和财富的差异，他们的墓在种类和规模方面亦各不相同。（见秦汉墓葬）。

木椁墓 主要流行于秦和西汉前期到中期，在长江流域及边远地区则延续至西汉后期和东汉。从高级贵族、大官僚到一般地方官和乡吏等人都使用。墓室为长方形竖穴式土坑，坑内筑木椁。墓的规模因人而异，往往大小悬殊，所用棺椁有一定的等级制度。地面上都有坟丘，大墓还有墓域，设祠堂。已经发掘的重要的墓有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秦墓、江陵秦汉墓，湖南省长沙马王堆汉墓、咸家湖汉墓、象鼻山汉墓，陕西省咸阳杨家湾汉墓，安徽省阜阳汉墓，山东省临沂银雀山汉墓，北京市大葆台汉墓，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贵县汉墓和合浦汉墓等。

土洞墓 从秦、西汉到东汉始终流行，但地域上只限于黄河流域及北方和西北地区。墓的规模都不大，墓室为横穴式土洞，往往设耳室。在已经发掘的大量的墓中，甘肃省武威磨嘴子汉墓和旱滩坡汉墓甚为重要。

空心砖墓 流行于秦和西汉，东汉时已告绝迹。在地区上只限于中原和关中一带。在竖穴式的土坑或横穴式的土洞内用空心砖堆砌墓室，砖上印有各种花纹，少数的墓施彩色壁画。这种墓与木椁墓同时并存，墓主人一般多为中下层地主。比较重要的有河南省洛阳西汉壁画墓。

崖墓 开始出现于西汉，在河北、山东、江苏等省的少数地点有发现。东汉时四川省境内特别流行。在山崖和岩层中开凿横穴式洞穴，以为墓室。墓的规模大小不一，从大贵族到一般的地主都有使用。已经发掘的重要的墓有河北省满城汉墓、山东省曲阜九龙山汉墓和四川省成都天迴山汉墓等。满城汉墓在地面上还有祠堂的遗迹。

砖室墓 西汉中后期开始出现于关中和中原地区，不久便迅速普及，东汉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盛行。墓室用小型长方砖砌成，有时有彩色壁画。四川境内的墓，流行在墓壁另嵌画像砖。从高级贵族、大官僚到一般官吏和地主都使用。墓的规模因人而异，大小悬殊，地面上多有坟丘。大墓有墓域，建墓阙，设祠堂，立墓碑，置人物和动物的立体石雕像。已经发掘的重要的墓有山西省平陆汉壁画墓，河南省密县打虎亭汉墓，陕

西省潼关吊桥杨氏墓，河北省望都汉壁画墓、定县汉墓，安徽省亳县曹氏墓，江苏省邗江甘泉汉墓，甘肃省武威雷台汉墓、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汉壁画墓，辽宁省辽阳汉壁画墓，等等。

石室墓 开始出现于西汉后期至王莽时期，主要流行于东汉。其分布以山东省到江苏省北部、河南省到湖北省北部、陕西省北部和山西省西部、四川省中部等地区为最多。墓室用石材构筑，有的为砖石混合结构。因大多数有石刻画像，故称画像石墓。墓的规模一般都很大。地面上除坟丘以外，在墓域内立石阙，设祠堂，树墓碑，并有人物和动物的立体石雕像。墓主多为大贵族、大官僚。已经发掘的墓，以河南省密县打虎亭汉墓、唐河汉墓，山东省沂南汉墓、安丘汉墓、苍山汉墓，江苏省徐州汉墓，陕西省米脂汉墓等为重要。

贫民墓和刑徒墓 贫民墓 多为小而浅的土坑，易受破坏，故甚少发现。1955 年在河南省洛阳涧西发掘一批贫民墓。葬具都很简陋，有的使用陶棺，有的则用瓦片覆盖尸体，有的根本没有葬具。随葬品极为贫乏。

刑徒墓 迄今发现的秦汉刑徒墓共有 3 批。1979 年在临潼秦始皇陵附近发现的秦代刑徒墓共有100 余座，发掘了其中的30 座。墓坑都为长方形竖穴，大的埋十余人，小的埋一、二人。尸体上盖瓦片，所刻文字记明死者的籍贯或原监狱所在地、刑名、爵名和姓名，可以判定他们是被征调来修筑骊山的陵寝的。1972 年在咸阳汉景帝阳陵附近发现的西汉刑徒墓地，面积达8 万平方米，估计埋葬刑徒在万人以上。从已经发掘的一小部分来看，墓坑形状不规则，排列无序。坑内或埋多人，或埋1 人，尸骨上遗有铁制的刑具。参照文献记载，这些刑徒都是被征调来修建阳陵的。1964 年在汉雒阳城遗址附近发现的洛阳东汉刑徒墓地，面积在5 万平方米以上，发掘了其中的2000 平方米，计刑徒墓500 余座。墓坑都为长方形竖穴，排列十分整齐，每坑埋1 人。尸体上置砖块，上刻文字，记明刑徒的姓名、监管机构、来自何处监狱、刑名、编制组织和死亡日期等。这批刑徒是被征调来参加与雒阳城的建设工程有关的各种劳役的。

农业、手工业及其产品 从各类遗址和墓葬中发掘出来的大量的遗迹和遗物，是研究秦汉时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的重要资料。遗物的种类有农作物、纺织品、铁器、铜器、漆器、玉器、陶器、砖瓦、舟车等，它们绝大多数为实物或实物的残迹，有的则为模型。遗迹有与农业有关的沟渠、与采铜有关的矿井、与冶铁有关的作坊和炼炉、与制陶有关的窑、与造船有关的工场，等等。汉墓中的壁画、石刻画像和随葬的陶质模型类明器等，又从生产手段和生产关系等方面为研究当时的农业和各种手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形象资料。

农业 根据出土的农作物、铁农具等实物，参考陶明器模型和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等的图像，并结合经过调查发掘的有关遗迹，可以从农作物的品类、农具和耕作技术、水利灌溉、谷物加工、农副业以及庄园和屯田制度等方面加以阐明。农作物的品类有粟（小米）、稻（粳、籼、糯）、小麦、大麦、黍（黄米）、大豆、赤豆等谷物，芋、薏米、葵（冬苋菜）、芥菜、甜瓜、葫芦、笋、藕、生姜等瓜菜，栗、枣、梨、桃、李、杏、梅、杨梅、橄榄等果品，还有作为纺织材料的大麻和苎麻等。农具有犁、锸、铲、双齿或三齿耙、锄、镰，都是铁制的。犁上的铁铧多加铧冠，并配有犁。播种用耧车，平土保墒用带有排齿的大耙和用竹木编成的耱，和耕犁一样，可以用牛牵引。农民用桔槔或辘轳汲取河水、井水以灌溉，有的筑陂塘以蓄水。郑国渠、白渠、都江堰和芍陂等大型水利工程由官府经营，其规模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对谷物的处理，有的用风车箱扇除秕糠，用践碓舂捣，或用转盘式的双扇石磨盘磨研而制成粉面。农副业主要是豢养犬、猪、羊、牛、马等家畜和鸡、鸭、鹅等家禽，并利用各种水面养殖或捞取鱼鳖、荷藕和菱角等动植物。植桑育蚕已普及到全国许多地方。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郑里廪簿”等简文说明，当时自耕农土地少，产量小，而租税、徭役繁重。豪强地主兼并土地，建立庄园，农民们因破产沦为佃户和奴婢。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的庄园图，详细地描绘了东汉庄园中的各种情形。汉代实行屯田制，以解决军粮问题。据居延汉简记载，边防部队中从事耕作和兴修水利的士兵分别称为\"田卒\"和“河渠卒”。罗布泊出土的木简，也有关于戍卒从事农作的记录。在时代略晚的甘肃嘉峪关魏晋墓的壁画中有“军垒图”和“屯田图”，形象地显示了军队屯田的情形。

纺织 汉代纺织品有丝、麻、毛、棉四大类。丝织品主要发现于长沙马王堆汉墓、江陵凤凰山汉墓、满城汉墓和新疆民丰尼雅汉墓等处。织品的种类，可分为平纹组织的绢、缣、纱，绞经组织的素罗和花罗，以斜纹显花的绮，多彩的锦和绒圈锦，编织的绦带等。除素地无纹的以外，花纹大体上有织成的、刺绣的、印染的和彩绘的，织锦和刺绣用染色的丝线。花纹的纹样有动物纹、植物纹、云气纹和几何纹等，有时还有“延年益寿”、“万世如意”等吉祥文字。麻织品可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为代表，其原料为大麻和苎麻。毛织品主要是罗布泊和尼雅墓中出土的，品种有缂毛、斑罽和斜褐等。缂毛是用染色的线缂成花纹，绚丽多彩；斑罽是提花织制的，所用毛纱也是先经染色再织出花纹；斜褐是斜纹织物，所用毛纱也染色，并有蜡缬的花纹。棉织品出土于尼雅墓，其品种有蓝白蜡染棉布、白布裤及手帕等，前者有各种花纹。汉墓石刻画像中的许多纺织图表明，当时的织机已普遍装置踏脚板，织工用双足踏板以提综，而以一手投梭，一手打筘，加速了效率。根据锦、绮、花罗等丝织品实物的组织和花纹，可以推测当时已有简易的提花机。汉代除民间普遍从事纺织以外，首都少府属官织室令丞主管御用品和官用品的织造。陈留郡的襄邑和齐郡的临淄都设服官，大量

制造各种丝织品。

铁器 各地遗址和墓葬出土的铁器数量大，种类多，而作坊遗址的发现更为研究当时的冶铁业提供了重要的材料（见汉代冶铁遗址）。近年来， 考古学研究与冶金史研究相配合，对秦汉冶铁业的技术发展水平有了新的认识。

发掘出土的铁器有犁、、锸、铲、锄、耙、镰等农具，斧、锛、锤、凿、锯、锥等工具，刀、剑、矛、戟、镞、铠甲等兵器，炉、釜、镊、火钳、剪、带钩、镜、尺、缝衣针等生活用具，说明了铁器的使用已普及到农业、手工业、军备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经鉴定，当时的铁器可分锻件和铸件两大类。以块炼铁为材料的锻件有许多已达到钢的标准，而且在“块炼渗碳钢”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已经能用反复锻打的方法制成早期的“百炼钢”。以生铁为材料的铸件，除了“展性铸铁”以外，已开始有了性能更佳的“灰口铁”。西汉中期发明了用热处理的方法使铸铁在固态下脱炭成钢，西汉后期更出现了用生铁炒炼而成的“炒钢”。汉武帝以后，在全国设铁官40 余处，由国家垄断冶铁业。铁官所属的作坊遗址在各地多有发现，其中河南省巩县铁生沟和南阳瓦房庄等遗址经过大面积的发掘。铁生沟作坊在矿山附近，遗址中炼炉多，而锻炉、熔炉和铸范甚少，说明是以冶炼铁料为主，锻铸器物为次。瓦房庄作坊在当时的宛县城内，远离矿区，主要是从别处运来铁料以锻铸器物。

铜器 和前代相比，秦汉铜器的特点是礼器的比重减小，日常生活用具的种类大增。兵器除弩机和矢镞外，多为铁器所取代。容器包括鼎、锺、壶、钫、樽、匜、卮、杯、鉴、、洗等食器、酒器和水器；烹饪器有甗、釜、甑、鍪、斗等炊具和温器。用具的种类如灯、熏炉、博山炉、案、熨斗、漏壶等，有的在前代的基础上加以发展，有的则为汉代所创制。铜镜的制作甚盛，其形制、花纹不断演变。秦和西汉前期流行蟠螭纹镜，西汉中期流行草叶纹镜和星云纹镜，西汉后期流行四螭镜、日光镜和昭明镜，王莽和东汉前期流行方格规矩镜和连弧纹镜，东汉后期流行兽首镜、夔凤镜、盘龙镜，在长江流域还流行神兽镜和画像镜。汉代开发的铜矿甚多。据文献记载，参照器物上的铭文，当时著名的铜矿有丹阳郡的丹阳、蜀郡的严道、犍为郡的朱提和堂狼、越嶲郡的邛都和青蛉等处。1953 年在河北省兴隆县寿王坟，1961 年在山西省运城洞沟，分别勘查了西汉前期和东汉后期的铜矿遗址，发现了矿井、冶炼工场的遗迹和冶炼出来的铜锭。汉代在首都负责铸造铜器的工官是少府属下的尚方令和考工令（东汉属太仆），其产品供御用或官用。河东郡和丹阳郡设铜

官，其产品除供官用外，也作为商品出售。私营作坊所造的铜器，往往在铭文中标明卖价。

漆器 秦汉是中国古代漆器制造业的全盛时代，所制漆器种类多，数量大，质量精美。特别是各种饮食器皿，由于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青铜器。漆器的种类有鼎、壶、钫、樽、盂、卮、杯、盘等饮食器，奁、盒等化妆用具，几、案、屏风等家具。其胎质主要有木胎和夹纻胎两种，也有竹胎的，但很少。漆器上的纹饰可分漆绘、针刻、贴金银箔、嵌水晶和玻璃珠等几种。花纹有龙凤纹、云气纹、花草纹、动物纹和几何图案等。少数器物，也有画神话传说和人物故事图的。盘、盒、奁等器物在口沿上镶镀银的铜箍，杯的双耳镶镀金的铜壳，称为“银口黄耳”或“釦器”（见汉代漆器）。秦和西汉前期漆器上有“咸亭”、“许市”、“蕃禺”、“布山”、“莒市”、“成市”、“女阴”等烙印，说明它们是咸阳、许县、蕃禺、布山、营县、成都、汝阴等地官营作坊的产品。西汉中期以后，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最重要的作坊在成都、广汉和长安，其产品供御用或官用，但也广泛流传到全国各地。成都和广汉工官所产的漆器，有详细的铭文，记载着工场中的工人分素工、髹工、上工、黄涂工、画工、工、清工和造工等工种，监督和管理的官员除长、丞、掾、令史以外，还有少府派来的护工卒史。长安的工官为少府所属的“考工”和“右工”，官吏有令、右丞、掾、令史和啬夫，但没有护工卒史。

玉器 秦和汉初的玉器，主要是继承战国时代的传统。西汉中期以后，玉器的种类、花纹和治玉技术都出现了新的变化，与战国时代有显著的不同。作为礼器的玉器，种类减少，仅有璧和圭两种。用于死者身上的玉衣、玉琀、玉塞、玉瑱等所谓“葬玉”，显然增多。玉笄、玉带钩等日常装身具及铁剑柄端和鞘上的玉具相当普遍。此外，玉印、玉刚卯等亦为前代少见或未见。与前代相比，除了在扁平的玉片上施浅浮雕的玉器以外，还流行高浮雕和圆雕的玉器，而镂孔透雕和细线雕刻的花纹也颇有增加。玉器表面的抛光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除了与战国时代相同的绿色和黄褐色的玉料外，乳白色的羊脂玉大量增多。玉料主要来自新疆的和田。汉代少府属官尚方令，主管御用玉器的制作。另一方面，东园匠专为皇帝制造丧葬用品，其种类包括玉衣和其他各种“葬玉”。诸侯王等贵族死后所用的玉衣之类，也多属“东园秘器”，由朝廷发给。

陶瓷器 秦汉的陶器，除了实用的以外，还包括大量专为随葬而作的明器。铅釉陶器的盛行，是汉代陶业的特点之一。东汉后期出现的青瓷，更是陶瓷史上的重要创新。秦汉的灰陶，火候较高，陶质较坚实；西汉中期以后，绳纹基本上绝迹，一般器物大体上是素面的。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除灰陶外，还流行硬陶，

烧制火候比灰陶高，器形和纹饰也与灰陶有异。专为随葬而作的明器，可分模型和偶像两大类。秦和汉初首先出现的是模型类的仓和灶。从西汉中期以降，迄于东汉后期，除仓、灶以外，井、磨盘、猪圈、楼阁、碓房、农田、陂塘等模型及猪、羊、狗、鸡、鸭等动物偶像相继出现，时代愈晚，种类和数量愈多。铅釉陶开始出现于西汉中期，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釉药中含氧化铅，呈色剂是氧化铜或氧化铁，烧成后呈棕黄色或绿色。器物的种类除容器以外，还包括各种明器。铅釉陶器的出现，可能是受西亚的影响。青瓷器用石灰釉，由于含有少量氧化铁，釉呈淡青色。器形多为广口、平底的四系罐。东汉后期开始出现于浙江省绍兴、上虞一带，以后普及到江淮各地。除浙江、江苏各地东汉后期墓以外，安徽省亳县曹氏墓中也有多量的发现。北方烧制灰陶的窑筑在平地上，窑室较宽、较高，火道不长。南方烧制硬陶和青瓷器的窑筑在山脚坡面上，窑身细长，倾斜度较大。后者便于通风，使温度提得更高。秦汉陶器往往有“咸亭”、“河亭”、“河市”、“陕市”、“邯亭”、“安亭”和“市府”等的戳记，说明各地制陶作坊往往是由当地政府中主管工商业的“市府”管理的。

砖瓦 制砖造瓦是秦汉陶业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和前代相比，瓦的制作有了改进，除了战国时代以来的空心砖以外，还发明了以长方砖为主的小型砖，使得当时的建筑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砖有长方砖、正方砖、楔形砖、榫卯砖等类，多用于造墓，也用于造屋，其形状、尺寸都有一定的规格。瓦有板瓦和筒瓦两种。板瓦断面约为四分之一圆周，筒瓦断面为二分之一圆周，制作都已相当规格化。筒瓦前端的瓦当有半圆形和圆形的，半圆形瓦当主要限于秦和西汉前期。瓦当上的花纹多为各种云纹，也流行用“长乐未央”、“千秋万岁”等吉祥文字作装饰。王莽时用于礼制建筑物上的瓦当多为青龙、白虎等“四神”纹样。北方边境城邑所用瓦当有饰“单于和亲”、“单于天降”等文字的，西海郡所用瓦当则饰“西海安定”的文字，显示了地方的特色。西汉都城长安及三辅地区宫殿、官署的瓦当，所饰文字如“上林”、“兰池宫当”、“宗正官当”等都为宫殿和官署的名称，说明当时政府设有专为宫廷、官府造瓦的作坊。长安城遗址出土瓦片多印有“都司空”、“右空”等戳记，说明造瓦的作坊为“都司空”等机构所主管，作坊中的工匠多为被判罪的刑徒。

舟车 秦汉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车和船。车的实物遗迹，发现于临潼秦陵的兵马俑坑、满城汉墓、曲阜九龙山汉墓和北京大葆台汉墓；作为明器的车的模型，则有秦陵和武威雷台汉墓的铜车，云梦秦墓、长沙汉墓和武威磨嘴子汉墓的木车，广州汉墓和成都扬子山汉墓的陶车等，各地汉墓的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的车马图，也是研究车制的好材料。秦陵的铜车，为皇帝的专车，有其特殊的规格，但大体上是继承战国时代的车

制。兵马俑坑中的木车，则为用于战争的兵车。汉代最常见的车为轺车，又有辎车、骈车、安车和高车，多为双辕，辕木多弯曲。各种车辆都用马驾引，运输货物则多用牛车。东汉后朝，统治阶级所乘的车亦常用牛驾引，影响及于后代，竟成长期的风尚。秦汉船舶的实物，至今未有发现。和林格尔汉墓的壁画、四川德阳汉墓的画像砖及沂南汉墓等许多汉墓的画像石上都有一些船的图形，但不甚清晰。江陵汉墓、长沙汉墓和广州汉墓中作为明器随葬的木船和陶船模型，制作得相当细致，由此可了解当时船舶的形制和结构。长沙西汉墓的木船，船身细长，船舱不高，两舷共置16 支棹，船尾另有一支大棹，其特点在于轻捷。广州东汉墓的陶船，设前、中、后3 舱，尾部又有望楼，两舷各设3 个棹架，船首悬锚，船尾置舵，其特点在于稳重。1976 年在广州发现了一处秦至汉初的造船工场的遗址，发掘出3 个造船台及其附近的木料加工场的遗迹。从造船台的规模估计，可以制造长约20～30 米、宽约6～8 米、载重量约10 吨的大型木船。

货币、度量衡及印章 货币和度量衡器代表秦汉时代国家在经济方面所建立的最基本的制度。各时期所铸钱币质量的优劣，往往反映当时政局是否稳定，经济秩序是否正常。印章体现了当时的官制，而印章及封泥上的地名则又为研究各时期的行政区划提供材料。

货币 秦汉的铜铸币，主要可分“半两钱”、“五铢钱”和“新莽钱”三大类。前两类都是圆形方孔。后一类品名繁多，形状不一。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曾铸“三铢钱”，但不久作罢，故发现甚少。

半两钱 根据发掘出土品，秦始皇统一后流行的半两钱直径约2.5～2.7 厘米，重约3～3.5 克，比战国时代秦国的半两钱小而轻；文献记载说“重如其文”，与实际不尽相符。据记载，西汉吕后时所铸半两钱重八铢，文帝时所铸半两钱重四铢。就出土的实物而言，西汉前期的半两钱直径约2.2～2.5厘米，重约2.5～2.8 克，多为文帝时所铸。当时诸侯王和郡国豪强往往自行铸钱，钱文亦为“半两”，但极为轻薄，直径仅1 厘米左右，后世称为“榆荚钱”。

五铢钱 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始铸五铢钱，直径2.3 厘米，重为五铢，合今约3.5 克。从元鼎五年（前 112）起，禁郡国铸钱，五铢钱的铸造集中在首都长安。从武帝到平帝，铸造量达280亿枚。根据纪年的钱范和发掘出土的钱币实物，可以辨认所铸五铢钱在细节上的特征。经过王莽时期的间断，东汉光武帝于建武十六年（公元40）重新发行五铢钱，铸工精良，但重量稍减，一般约为3 克，其文字细节与西汉五铢钱

又稍有差别。东汉中期以后，币制渐混乱，所铸五铢钱较粗陋，重量往往只有2～2.5 克。至东汉后期，甚至将五铢钱凿开，成为“剪轮钱”和“环钱”。 灵帝中平三年（186）新铸五铢钱，质量较好，重3.6 克，背面自方孔四角铸出四道斜线，故称“四出五铢”，但发行量小，发现不多。

新莽钱 王莽摄政和称帝期间所铸的铜币，按形状可分为“泉”、“布”、“刀”3 种，每种又各有等级。计有“小泉直一”、“么泉一十”、“幼泉二十”、“中泉三十”、“壮泉四十”、“大泉五十”、“小布一百”、“么布二百”、“幼布三百”、“序布四百”、“差布五百”、“中布六百”、“壮布七百”、“第布八百”、“次布九百”、“大布黄千”，“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后者“一刀”二字用黄金错出，故称“错刀”。在各种铜币之中，以居摄二年（公元7）始铸的“大泉五十”、始建国元年（公元9）始铸的“小泉直一”和地黄元年（公元20）始铸的“货布”、“货泉”以及文献失载的“布泉”为常见。

度量衡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是以战国时代商鞅变法以后的秦国度量衡制为标准。汉因秦制，基本上保持不变。王莽改变汉朝各种制度，但未改动度量衡制。东汉建武年间，整顿度量衡，由大司农颁发标准器，其标准仍与前代大致相同。长度 据商鞅量的实物和铭文核算， 秦一尺应为23.1 厘米。据满城汉墓的铁尺和曲阜九龙山汉墓残铜尺测定，西汉一尺约为23.2～23.5 厘米。新莽时一尺的长度，据传世的始建国元年的嘉量测算，应为23.1 厘米。东汉前期一尺的长度，根据传世的建初铜尺，为23.5 厘米。东汉后期，按照各地发掘出土的铜尺和骨尺，一尺约为23.8 厘米，似有增长的趋向。汉代长度单位为十进位的分、寸、尺、丈、引，而以六尺为步，三百步为里。 容量 根据商鞅量和传世的其他秦代方升测算，当时的一斗为2000 毫升。西汉的一斗，据江苏省铜山崖墓出土的铜量及各地汉墓出土有铭铜器的容积计算，亦为2000 毫升左右。新莽嘉量经测定，一斗约为2000 毫升不变。东汉的容量，据建武平斛和光和铜斛测算，一斗为2000±40 毫升。汉代容量单位是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亦称石）。其实，当时容量有大小两种制度。据居延汉简记载，小石（斛）为大石（斛）的六斗。 重量 据高奴权实测，秦一石（一百二十斤）重为30.75 公斤，一斤应为256.26 克。西汉的重量，以满城汉墓的“三钧”铁权测算，一斤应为249.9 克（此权钮部略有损缺，原重应稍增）。从各地出土有铭铜器测计，西汉单位重量的数值颇有出入，但以一斤合今250～254 克的为多。以嘉量计算，新莽的一斤为226.6 克；但据传世的天凤元年傆仓平斛及各种圜权的重量测算，一斤应为240～246.97 克。东汉的重量单位，据传世的光和二年（179）铜权测定，一斤为250 克。汉代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印章（附封泥） 秦汉的印章，可分官印和私印两大类。前者包括从皇帝、诸侯王到各级官员的印章，印文为称号和官职，不具姓名。后者不论是官是民，印文为姓名，不加职称。由于当时公文、书信都用竹简和木牍，所以印章多盖在简牍检木的封泥上。一般说来，封泥上的印文多为官印。 官印 秦代唯皇帝之印称“玺”。汉代则皇帝、皇后、诸侯王、王太后等人的印都称“玺”。皇帝玺虽未发现，但传世有“皇帝行玺”的封泥。据记载，皇帝六玺皆用白玉、螭虎钮，皇后的玺亦如此。1968 年在咸阳汉长陵附近发现的“皇后之玺”为白玉质、螭虎钮，与记载相符。但是，1983 年广州出土的南越王僭用的“文帝行玺”为金质、龙钮。诸侯王的玺，传世的“淮阳王玺”为玉质、龟钮，1981年江苏省邗江出土的“广陵王玺”，为金质、龟钮，1954 年陕西省阳平关出土的“朔宁王太后玺”亦为金质、龟钮。丞相、太尉等最高级大官用金印，其他秩比二千石以上的大官用银印，它们都为龟钮，印文称“章”。秩六百石以下的中下级官吏用铜印，多为瓦钮或鼻钮，印文称“印”。少数民族首领被汉朝封为“王”的，如云南省晋宁出土的“滇王之印”为金印；其他职位较高的官佐用银印，一般的僚属用铜印。为了区别于汉朝的官印，它们多为驼钮或羊钮，滇王的印用蛇钮。印章的大小，亦与等级有关。南越王的“文帝行玺”方3.1 厘米，咸阳的“皇后之玺”方2.8 厘米，各为当时的一寸三分和一寸二分见方；西汉的官印多为方2.5 厘米，新莽和东汉时官印多为方2.3 厘米，大体上都是当时的一寸见方。官印是行政权力的凭证，官吏调迁或死亡时，必须缴还。因此，墓中随葬的官印，即使铸造工整，也未必是实用的原物。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长沙丞相”印和“轪侯之印”，文字草率，可判定是死后为随葬而仿制的。满城汉墓出土的中山靖王的玉玺，螭虎钮，2.7 厘米见方，但不刻文字，显然是随葬品。传世的少数铜印和发掘出土的木印，既署官职，又加姓名，也是专为随葬而作的。 私印 私印没有严格的制度。印的形状除方形以外，有长方形、圆形、椭圆形，东汉还有柿蒂形等。除铜印以外，还有玉印和银印，东汉更有琥珀印和玛瑙印。印钮有鼻钮、桥钮、坛钮和龟钮，东汉还有虎钮和兽钮。有的印两面有字，没有钮。印的大小各异。印文除姓名以外，有时还加上籍贯和表字。所有差别并不代表等级。除多为男子使用外，女子亦有用印的，满城2 号汉墓出土的窦绾铜印即是一例。

绘画、雕刻、书籍和碑碣 广义的绘画包括各种器物的图纹，但狭义的绘画在秦汉时代主要是帛画和壁画。帛画易朽，出土甚少，而壁画在坟墓中遗留，有大量的发现。秦汉雕刻艺术种类甚多，而以汉代画像石最具特色，它与壁画一样，是汉代考古的重要资料。汉代虽已发明造纸，但应用远未普及，所以秦汉的书籍主要是简册和帛书。中国古代的碑碣，开始于战国而盛行于秦汉，它们和石经相似，是刻于石材上的文献，可以补书籍记述的不足。

壁画 秦汉的壁画，主要绘描于宫殿和陵墓。宫殿的壁画，迄今仅发现于咸阳秦宫殿遗址。陵墓的壁画则大量地发现于各地从西汉后期到东汉后期的空心砖墓、砖室墓和石室墓中。壁画的题材大体上可分4 大类。第1 类包括车骑出行图，燕居、田猎、庖厨宴饮、乐舞百戏等享乐生活图，城郭、衙署、仓库、楼阁等建筑物图，以及农耕、畜牧和庄园图等，都是绘描当时的现实。第2 类是古代圣贤、忠臣义士、孝子列女等历史人物故事图，但仍多按汉代的衣冠服饰绘描。第 3 类是东王父、西王母、伏羲、女娲之类的神话传说图及麒麟、白象、青龙、朱雀等祥瑞动物图，所画神人、奇禽和异兽等出于虚构，但反映了当时的宗教意识。第 4 类主要是日、月、星宿、云气等天象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的天文观念。绘描以毛笔为工具，用矿物质颜料着色。绘描方法包括线描、平涂和渲染，已能讲求大小比例和远近透视的效果。

画像石 汉代的石刻画像，主要施于河南、山东、苏北、陕北等地区的许多石室墓或砖石混合结构墓的石材上，称为“画像石”。墓域地面上的石祠和石阙，如山东长清县孝堂山石祠和嘉祥县武氏石祠和阙，也由画像石构成。四川成都平原的崖墓也有刻画像的。石刻画像的题材，与壁画相似，大体上可分5 大类：第1 类是表现当时的现实生活，如车马出行图，庖厨宴饮、乐舞百戏图，农耕、纺织、炼铁等劳动图，城郭、庭院等建筑物等。第2 类是历史人物故事图，如忠臣义士、孝子列女等。第 3 类是伏羲、女娲、东王父、西王母、佛像以及各种仙禽、神兽等的宗教神话图。第 4 类是日、月、星宿、云气等的天象图。第 5 类是作为陪衬装饰的垂幛纹、流云纹、菱形纹、三角形纹等各种图案花纹。石刻画像的制作，是先构图，后雕刻，当初还使用了彩色。雕刻的技法主要有阴纹线刻、减地平鈒、减地肉雕和透雕等。在同一画像上，有时是两种技法并用，如在减地平鈒或浮雕的图像轮廓上又用阴线

刻出细纹。

简册 秦汉时代最常用的书写材料是竹简和木简。前者称“简”，后者称“牍”和“札”等。将简编联起来，便成为册。在罗布泊、尼雅、敦煌及居延地区的遗址中，发现过汉和魏晋的木简和竹简。在云梦睡虎地秦墓、江陵凤凰山汉墓、长沙马王堆汉墓、阜阳双古堆汉墓、临沂银雀山汉墓、武威磨嘴子汉墓和旱滩坡汉墓等墓葬中，也发现秦汉的竹简和木简。简的长度大约有69 厘米左右、56 厘米左右、28 厘米左右、23 厘米左右、18 厘米左右、13.5 厘米左右等几种，分别相当于当时的三尺、二尺四寸、一尺二寸、一尺、八寸、六寸。每简所写的字数因简的长短而不等，但大体上有所规定。将零散的简编成册，用的是丝纶或麻绳。从

简册的实物观察，都是先编联，后书写，纶绳所过之处空而不写。简册的内容极广，有经典、书籍、诏书、律令、公文、名籍、帐簿、历谱、药方、日忌、杂占、书

信，以及用于随葬的“遣策”等类。云梦秦简有《语书》、《效律》、《封诊式》、《秦律杂抄》、《法律问答》、《为吏之道》和《日书》等书籍。阜阳双古堆汉简为《诗经》、《刑德》、《苍颉篇》等书籍。临沂银雀山汉简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元光元年历谱》等书籍和历谱。武威磨嘴子汉简为《仪礼》经，并有日忌、杂占以及关于王杖授受的律令等。武威旱滩坡汉简为药方。江陵凤凰山汉简为乡里名籍及关于赋税、徭役、贷粮、钱财收支等的帐簿。长沙马王堆汉简为列举随葬品名目的“遣策”。居延和敦煌汉简则有诏书、律令、牒书、品约、劾状、爰书、符传等公文，以及《尚书》、《论语》等经书和《急就篇》、《苍颉篇》等启蒙读物。

帛书 缣帛也是秦汉时代的重要书写材料。用缣帛写成的书籍，称为帛书。当时帛书的数量甚大，只是不易保存，迄今发现的，仅限于长沙马王堆3 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帛书的幅度，大的用整幅的帛，宽48 厘米；小的用半幅帛，宽24 厘米。书写前，先用朱砂或墨在帛上均等地画出界线，每行宽各7 厘米左右。书的篇题都写在末行的空白处。帛书的内容有《老子》甲乙本及附写的佚书各4 篇，乙本所附佚书有《经法》、《十六经》、《称》、《道原》的篇名；有《战国策》及其他史籍；有天文书、相马书、医书；还有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长沙国南部驻军图2 幅地图（见马王堆帛书）。

石经 东汉立石经于太学，是文化事业上的一大创举。通过石经，可以考订儒家经典，研究古代书法，还可了解当时学术的繁荣和太学规模的盛大。汉灵帝熹平四年（175），为正定经本文字，决定刊刻于碑石。自当年至光和六年（183），凡9 年才完成。共有46 碑，立于太学讲堂东侧。其内容为《鲁诗》、《尚书》、《周易》、《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7 经，称“熹平石经”。魏文帝黄初元年（220），重建太学。正始二年（241），又新刻石经，立于太学讲堂西侧，称“正始石经”。20 世纪20 年代以来，加强了对石经的研究。其成果在于石经碎片的收集、碑的形制和行款的复原，并确定了正始石经共有27 碑。1957 年以来对太学遗址的发掘，使得对石经置立的地点及其排列次序等都有了新的认识。

碑碣 秦汉的刻石，主要可分3 类：第1 类称“碣”，其形状大体上是方而近圆，上小下大，但没有严

格的规则。第2 类为“摩崖”，是利用天然的崖壁。第3 类是“碑”，完全由人工雕治而成，碑身长方，顶部成圭形或圆弧形，趺座多为长方形。秦始皇刻石纪功，开树立碑碣的风气。到了东汉，碑刻大盛，其影响及于后世。

秦刻石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进一步巩固统治，先后五次巡视全国，并刻石纪功。据记载，共有峄山、泰山、琅琊、芝罘、东观、碣石、会稽等7 石，字体为小篆。秦二世巡行各地，又加刻诏书及从臣姓名。琅琊残石至今犹存，泰山刻石仅存数字，其他都已湮没，但有重摹本流传。除碣石刻石外，秦刻石都是立石而刻，应该是碣。

东汉的碑刻 按内容不同，可分颂功记事的刻石和墓碑2 种。颂功记事的刻石，如“西狭颂”、“石门颂”、“刘平国刻石”、“礼器碑”、“张迁碑”等，有的为摩崖，有的为碑，而“裴岑纪功碑”则不同于一般的碑，应属碣的一类。墓碑都为长方形的碑，见于著录的甚多，有的保存至今。发掘出土的墓碑有天津市武清县的雁门太守鲜于璜碑。东汉摩崖及碑刻多用隶书， 但碑额往往用篆体。

少数民族的遗址和墓葬 对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的研究，是秦汉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有各自的社会制度和文化面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汉族的影响。特别是西汉中叶以后，随着汉朝政府在各边境地区增置郡县，在西域设都护府，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关系更趋密切。

匈奴和东胡 秦汉时代，北方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主要是匈奴和东胡，后者分乌桓、鲜卑两部。就中国境内而言，匈奴活动范围在内蒙古大部和新疆北部，乌桓活动范围在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省北部，鲜卑活动范围在内蒙古东北部。东汉时，南匈奴入居塞内，北匈奴西迁，鲜卑遂据其故地。

二兰虎沟墓地 在内蒙古集宁市北察右后旗寒乌拉山。墓地面积约1 万平方米，密集地排列着许多土坑墓。1956 年前往调查，收集到许多器物。陶器有汉式的和土著的两种，后者为手制的灰褐色夹砂粗陶，器形为附有单耳、双耳或三耳的罐。铜釜也附双耳。许多透雕的铜牌铸成动物形，也有少数为几何图案形。这里应是匈奴的墓地，年代相当于西汉。

西岔沟墓地 在辽宁省西丰县西，地当汉辽东郡境内长城以北。墓地面积约8000 平方米，共有500 多座墓。1956 年发掘了其中的60 余座，都是长方形土坑墓，单身葬。出土的铜制和铁制的刀、剑和矛，具有北方民族的特征。透雕铜牌的纹样多为各种动物，也有佩剑武士。汉式的刀剑、马具和工具等也很多。墓地的年代约在西汉中期到后期。有人认为是匈奴的墓地，但也有人主张应属于东胡族的乌桓。

札赉诺尔墓地 在内蒙古满洲里木图那雅河东岸。墓地上共有长方形土坑墓约300 余座，排列甚密。1959 年发掘了其中的30 余座。均为单身葬，葬具为桦木棺。出土的陶器为灰褐色夹砂粗陶，器形以大口平底罐和单耳罐最具特色。铜器主要是透雕的动物纹铜牌。铁器有刀、矛和镞等兵器。木弓及其两端所附的骨弭遗留甚多。汉式物品有方格规矩镜和织锦。墓的年代属东汉。一般认为这里是鲜卑的墓地，但不能排除属于匈奴的可能性。

客省庄匈奴墓 在陕西省长安县客省庄，是一座长方形的土坑墓。随葬品如透雕铜牌、铜环、金环和铁饰等属匈奴的制品。墓的年代约在西汉前期，墓主人可能是死在长安的匈奴使者。

上孙家寨匈奴墓 在青海省大通县大通河西岸。这里是一处东汉的墓地。该墓为砖室墓，墓的形制和随葬品与其他东汉墓无异。其中的一枚“匈奴归义亲汉长”的驼钮铜印，证明墓主为匈奴的酋长，说明南匈奴入居内地后，已完全与汉族融合。

西南夷 秦汉时代的西南地区聚居着许多少数民族。今贵州省西部有夜郎、且兰，云南省滇池周围有滇，四川省西南部有邛都、西北部有冉等。汉代统称之为西南夷。

黔西的夜郎墓 1977～1978 年，在贵州省赫章、威宁境内发掘土坑墓近200 座。有些墓采用二次葬，以纺织物或草席包裹人头，置于铜鼓、铜釜或铁釜内，不用棺木，不葬死者的躯肢。随葬品以当地所产的陶器为主。铜器分两类，一类有土著特色，一类为中原的产物。墓的年代属西汉。这里汉初属夜郎，汉武帝以后为犍为郡的汉阳县，故推测为夜郎的遗存。

滇池周围的滇墓 1955～1960 年，在云南省晋宁石寨山发掘了数十座土坑墓，其中6 号墓有金质的“滇

王之印”随葬，确定了它们是滇墓。1964 年在安宁太极山，1972 年在江川李家山，又发掘了数十座相似的墓。墓的年代约从战国后期到东汉初期。墓坑形状不甚规整，葬具为木棺，除个别的墓为合葬以外，多为单身葬。随葬品因墓的年代不同而有变化。战国后期至西汉前期多为铜鼓、贮贝器、尖头锄、粗茎剑、空首钺、透雕动物纹饰牌等具有浓厚土著文化特征的铜器，货币全为海贝，铁器稀少。西汉中期至后期，上述各种土著铜器减少，洗、熏炉、镜、弩机等从中原地区输入的汉式铜器大增，半两钱和五铢钱代替了海贝。到了东汉，土著器物近于绝迹，汉式器物占绝对优势，铁器增多，还出现了陶质明器。

川西南的“大石墓” 1975 年以来，在四川省西昌、冕宁、喜德、德昌等县境内发掘了数十座“大石墓”。其构造是在地面上用巨石砌成墓室，有的在墓门外立大石，有的在墓室上加封土。墓内埋葬人数甚多，年龄、性别各有不同，尸骨零乱，系分多次葬入。早期的墓年代在西汉之前，随葬品除大量的粗质陶器外，有剑、镯和环等少量铜器，也有刀、镞等石器。晚期的墓年代相当于西汉，随葬品中铜器增多，出现了铁器，而石器不再存在，个别的墓还有汉式的铜印。从文献记载看来，这些“大石墓”可能属当时的邛都等族。

川西北的“石棺墓” 1963 年和1978 年在四川省汶川、理县和茂汶县境内发掘数十座“石棺墓”。其构造是在长方形土坑内砌石成壁，形状略如棺。一般多为单身葬，少数为二次葬或火葬。随葬品只有少数陶器，个别的墓有许多铜器和铁器，它们都有显著的地方性特征，但也有从中原输入的半两钱等。墓的年代在西汉。对照文献记载，推测上述的“石棺墓”可能属于当地的冉

等族。

西域 新疆地区汉代属西域。据记载，南疆有楼兰（鄯善）、焉耆、龟兹、于阗等国，北疆有车师，乌孙等国，西汉初期共有36 国，西汉后期增至50 余国，统称为“西域诸国”。

罗布淖尔遗址 在新疆罗布泊之西。1930～1934 年中国学者在此参加调查发掘工作，1949年以后又继续进行。这里本属楼兰，西汉昭帝时出兵占领，改称鄯善。孔雀河两岸的墓葬，可分早晚两期。早期为船棺葬，年代在西汉前期，随葬品以别针、梳等木制品为多，也有石镞和骨镞，陶器甚少，铜制品仅有少量饰物，羊毛织品以素地的为多。晚期的墓在葬具和随葬品方面保留早期的若干习俗，但有许多丝织品、漆器和“日光镜”等中原器物，陶器和木质器皿也与中原的相似，铁器也已出现，其年代在西汉后期之后。在孔雀河南岸，发现西汉后期至东汉的居住址。其中最重要的一处在周围用夯土筑围墙，形如城堡。从出土的汉文木简

看来，这里应是汉代经营西域的据点，魏晋时继续沿用。遗址中出土许多中原器物，也有不少当地产品，包括织有精美图纹的毛织品和经过染缬的棉织品。

尼雅遗址 在新疆民丰县北尼雅河沿岸，年代约从东汉前期到魏晋。这里本属精绝国，东汉时为鄯善所并。出土简牍上的“鄯善郡印”封泥、采集的“司禾府印”和许多汉文木简，说明了汉朝在这里的经营。据1954 和1959 年的调查发掘，房屋的结构与罗布泊的相同。出土的器物以瓢、勺、桶、槌和捕鼠器等木制品为多，陶器甚少。铜制品有顶针和戒指。附近有炼铁遗迹，斧、刀、铲等铁器为本地所产。农作物有小麦、青稞、糜谷等类。从中原输入的物品有丝织品、漆器和铜镜，五铢钱已成为通用的货币。大量的佉卢文简牍是重要的发现。墓地在遗址的北部，多为船棺葬。1959 年发掘的一具木棺则为长方箱形，夫妻合葬。尸体保存甚好，除所穿衣物外，还覆盖整幅的丝绸。随葬的“君宜高官”铭连弧纹镜，可证墓的年代在东汉后期。

买力克阿瓦提遗址 在新疆和田县南，玉珑喀什河西岸。1958、1977 和1979 年曾3 次调查。遗址是一座方形的城堡，城内西南部有许多土台，似为官衙或贵族的住宅。中部有陶窑，烧制各种夹砂粗陶器。北部居住址内发现一口大陶缸，内存大量西汉五铢钱。东北部有寺庙，遗有壁画和佛像的残块。从各方面来看，这里可能是汉代于阗国的一处城府。

阿拉沟的“石垣木椁墓” 在新疆乌鲁木齐市的南山。1976～1978 年发掘了80 余座古墓，其中4 座是“石垣木椁墓”。石垣用卵石堆砌，围成长方形的墓域。竖穴式的墓坑在墓域中部，地面上用石块堆封。墓坑内筑木椁，内置木棺。每墓葬1 人或2 人。随葬品以各种虎纹、狮形的金牌、金箔带及兽面金饰为最突出，也有银牌、珍珠和玛瑙等。铜器有高足方盘，铁器有刀和镞，陶器为细泥红陶。漆器的花纹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相似。墓的年代相当于战国至西汉，墓主人应为当地的统治阶级。

伊犁河流域的“土墩墓” 分布在新疆昭苏、特克斯、新源、尼勒克、巩留、察布查尔等县的境内。地面上有圆形的坟丘，形如土墩。据1961 年以来的发掘，墓室为竖穴式土坑，坑内筑木椁。在一个土墩之下，往往有2 个或4 个墓室。夫妻合葬有同室或异室两种方式。一般的墓，随葬品甚少。大墓不仅有丝织品、毛织品、金器、铜器和漆器等随葬品，而且还有殉葬人。墓内的铁农具说明当地已有农业。有些陶器和铁器，形制与中原地区的相似。从遗物并结合文献记载看来，可能是西汉乌孙人的墓。

秦汉遗址：城址和宫殿址：（咸阳秦宫殿遗址（阿房宫遗址）、汉长安城遗址(未央宫遗址、长乐宫遗址、汉长安武库遗址、汉长安南郊礼制建筑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汉魏洛阳灵台遗址、汉魏洛阳明堂遗址、汉魏洛阳辟雍遗址、汉魏洛阳太学遗址、永宁寺遗址）、汉河南县城遗址、汉西海郡城遗址）、汉代冶铁遗址（铁生沟冶铁遗址、古荥镇冶铁遗址、瓦房庄冶铁遗址、利国驿冶铁遗址）、其他遗址（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三道壕遗址、秦汉长城遗址、秦汉长城沿线城址、居延烽燧遗址、尼雅遗址）

城址和宫殿址：咸阳秦宫殿遗址（阿房宫遗址（见咸阳秦宫殿遗址））

咸阳秦宫殿遗址

秦都咸阳的皇宫及其他宫殿建筑遗址。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东15 公里的咸阳塬上。秦咸阳城的地势北高南低，全城由北原向渭河逐渐低下，城市最北部是作阶梯状陡起的形势。宫殿建筑群遗址，就分布在北部阶地即所谓“北陵”或“北坂”的上下一带。公元前 350 年秦孝公迁都咸阳后，商鞅首先于此营筑了冀阙（宫外的门阙），以后历代秦王在咸阳又建筑了许多宫殿。秦始皇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在咸阳塬上仿建了关东六国宫殿的六国宫室，又扩建了皇宫咸阳宫。秦末，项羽入关中，火烧秦宫室，咸阳秦宫殿被夷为废墟。1959 年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文管会等单位对咸阳秦宫殿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

咸阳宫遗址 在秦咸阳城址北部阶地上，至今遗存有许多突出于地面的战国时期列国盛行的高台宫观遗址。其间多有狭长的夯土基址连接，并有许多是与跨越上原的谷道相接的。在北部阶地上，约当秦咸阳城中轴线附近的一组高台宫观遗址，应是战国时期秦咸阳宫旧有的建筑遗存。它座落在秦时就存在的一条上原谷道（今名“牛羊沟”）的东西两侧，分为跨沟对峙的两部分，西侧为第1 号遗址，东侧为第2 号遗址。西侧遗址保存较好，1974～1975 年进行了发掘。根据遗址复原，这是一组东西对称的高台宫观，由跨越谷道的飞阁连成一体，是富有艺术魅力的台榭复合体。第1 号遗址东西60 米，南北45 米，一层台高6 米，平面略呈L 形，南北内含若干室。南部西段一列5 室，西边4 室为卧室，出土有壁画残片，伴出陶纺轮，当年可能是宫嫔居住的地方；最东 1 室，内有取暖的壁炉及大型陶制地漏及排水管，可知是浴室。浴室的一角有贮存食物的窖穴。大台周围有回廊环绕，它既是联系各房间的通道，又起到保护土台的作用。大台的中央有版筑厚墙围护的主体宫室，东西13.4 米，南北12 米。南北墙各开二门，东墙居中一门（门道有壁画痕迹）。

中央有直径60 厘米的都柱遗迹；地表为朱红色，即当时的“丹地”。它表明这里是最高统治者所使用的厅堂。厅堂东侧接连卧室，内有设壁炉备。厅堂西侧，有慢道通至厅的楼层。大台的西侧还有大卧室、大浴室和贮藏室，也应是妃嫔、宫女居住使用的。朝北有宽敞的厅堂，朝南有宽阔的大露台，由此可以俯瞰全城，并可远眺渭河与南山风景。第3 号宫殿遗址，在第1 号遗址的西南方，其间有夯土互相连接。已发掘的西阁道长32.4 米，宽5米，左右两残壁满饰壁画，题材为秦王出行车马仪仗之属，其中有车马、人物、花木、建筑等形象。这些秦代宫室壁画，在中国建筑史及美术史上，都有重要价值。

“六国宫殿”遗址 秦陆续灭六国而统一天下，据记载每灭一国，即在首都咸阳北坂上仿建一座该国宫殿。经勘察，在城北阶地上宫殿群遗址的西端，毛王沟附近的宫殿遗址曾出土楚国形制的瓦当；东端柏家嘴发现了燕国形制的瓦当。这说明咸阳宫东西两端为战国末期统一过程中所扩展的部分，恰与史书中关于仿建六国宫殿的记载相符。

阿房宫遗址 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在周都丰、镐之地，亦即秦的上林苑内，建新宫城──阿房宫。阿房前殿至今尚有高大的夯土台遗存，东西1200 米，南北450 米。现存台面南部略低，北部略高，最高处约7～8 米。阿房宫范围内还有其他遗址。

遗物 以建筑材料为主，其中以砖瓦最具特色。砖有铺地砖和空心砖，有的素面，有的有方格纹、几何纹等。瓦有板瓦、筒瓦和瓦当。砖瓦上多印有陶文。其他建筑材料还有陶管、陶弯头、陶圈等。宫殿遗址内还出土磨石、铁刀等工具以及铜器、陶器等生活用具和战国货币。

汉长安城遗址(未央宫遗址（见汉长安城遗址）、长乐宫遗址（见汉长安城遗址）、汉长安武库遗址（见汉长安城遗址）、汉长安南郊礼制建筑遗址)

汉长安城遗址

西汉都城遗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约3 公里。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置长安县，在秦兴乐宫的基础上建长乐宫；七年又兴建未央宫，自栎阳迁都于长安。汉惠帝元年（前194）开始筑城墙，五年完成；

六年建西市。汉武帝时，在城内修北宫，建桂宫和明光宫，在西面城外建建章宫，并扩充上林苑，开凿昆明池。随着年代的推移，住宅区也不断发展。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长安人口达24.6万余。新莽时，仍为都城，改名常安。作为统一的大帝国的首都，长安城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该遗址1961 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6 年以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期在这里进行勘探发掘，究明了全城的平面形状、城墙和城壕的结构、城门的形制、城内主要街道的分布、市的位置和宫殿的范围，并全面发掘了武库。南郊的明堂辟雍和王莽九庙，以及西南郊的昆明池和上林苑的部分宫观的遗迹，也经勘探或发掘。调查发掘工作证明，长安城的形制、布局基本上与《周礼·考工记》的规制相符。城的平面形状虽不甚规整，但大体上近于方形，经纬相等，12 个城门平均分布在四面；每个城门有3 个门道，经由城门的主要大街都分成平行的3 股；长乐宫和未央宫在城的南部，东市和西市在城的北部。

城墙、城门和街道 城墙全部用黄土夯筑。根据遗存，高度在12 米以上，基部宽度为12～16 米。墙外有壕沟，经发掘，宽约8 米，深约3 米。由于城墙建于长乐宫和未央宫建成之后，必须迁就两宫的位置，所以南面城墙有多处曲折。北面城墙因河道的关系，更有许多曲折、偏斜之处。因此，后世有所谓“城南为南斗形、城北为北斗形”的附会。经实测，其长度东面城墙约6000 米，南面城墙约7600 米，西面城墙约4900 米，北面城墙约7200 米。四面总长合汉代六十二里强。城内总面积约为36平方公里。全城四面各 3 个城门。东面自北而南为宣平门、清明门、霸城门；南面自东而西为覆盎门、安门、西安门；西面自南而北为章城门、直城门、雍门；北面自西而东为横门、厨城门、洛城门。发掘工作证明，每个城门都有3 个门道，各宽6 米，恰好等于当时4 个车轨的宽度。这就是文献记载的所谓“三涂洞开”，“方轨十二”。除霸城门、覆盎门、西安门、章城门因入门不远便是长乐宫和未央宫而外，其余8 个城门都有1 条大街通入城内，全城共8 条大街。名称可考的，有章台街、香室街、夕阴街、华阳街、槀街、尚冠前街等。大街均成直线，互相交叉，会合，形成许多十字路口和丁字路口。最长的是安门大街，长5500 米。其次是宣平门大街，长3800 米。最短的是洛城门大街，长850 米。其余多在3000米左右。各条大街的宽度均在45 米左右，其间有两条排水沟，将全街分为平行的3 股。中间的一股宽约20 米，两侧的两股宽各约12 米。据记载，中间的称“驰道”，是专供皇帝行走的。

宫殿和武库 长乐宫在城的东南部，又称东宫。汉初皇帝在此视朝，惠帝以后改为太后所居。系由秦代的离宫改建而成，平面形状不甚规整。据勘探，周围筑墙，全长在1 万米以上，合汉代二十余里；面积约6 平方公里，约占全城总面积六分之一。据记载，四面各设一门，称司马门。东面和西面的司马门外有阙，称东阙和西阙。宫中主要建筑物有前殿、临华殿、长信宫、长秋殿、永寿殿、神仙殿、永昌殿和钟室等。未央宫在城的西南部，又称西宫。为皇帝朝会之处。据勘探，平面呈方形。四面筑围墙。东、西两墙各长2150 米，南北两墙各长2250 米，周长合汉代二十一里。全宫面积约5 平方公里，约占城内总面积七分之一。据记载，四面各有一司马门。东面和北面门外有阙，称东阙和北阙。诸侯来朝，入自东阙；士民上书，则诣北阙。宫内主要建筑物有前殿、宣室殿、温室殿、清凉殿、麒麟殿、金华殿、承明殿、高门殿、白虎殿、玉堂殿、宣

德殿、椒房殿、昭阳殿、柏梁台、天禄阁、石渠阁等。据勘测，前殿居全宫的正中，基坛南北长约350 米，东西宽约200 米，北端最高处高约15 米，是利用龙首山的丘陵造成的。武库在长乐、未央两宫之间，安门大街的西侧。平面呈长方形，四周筑围墙，东、西墙各长320 米，南、北墙各长880 米。共有7 个仓库。最大的1 个长230 米，宽46 米，分隔为4 个库房。库房中原设有放置兵器的木架，木架本身已朽坏，排列有序的础石尚存。桂宫在未央宫之北，西面靠近城墙。经勘探，平面呈长方形，东西约880 米，南北约1800 米，四面筑围墙。据记载，北宫和明光宫各在未央宫和长乐宫之北，但迄今尚未究明其范围。建章宫在西城外，已勘察其位置和范围。据记载，宫的正门在南面，称阊阖门，门内有别凤阙。北门外和东门外亦有阙，各称北阙和凤阙，后者至今尚遗留在地面上。宫中主要建筑物有前殿、骀荡宫、馺娑宫、枍诣宫、天梁宫、承光殿、奇华殿、鼓簧宫、广中殿、函德殿、神明台、井干楼等。北部有太液池，形迹可辨；池北有石鱼，已发现。

民里和商市 住宅区以“里”为单位，有“闾里一百六十”的记载。名称可考的，有“尚冠里”、“修成里”、“黄棘里”、“宣明里”、“建阳里”、“昌阴里”、“北焕里”、“南平里”、“大昌里”、“戚里”、“宜里”、“当利里”、“棘里”、“南里”、“嚣陵里”、“假阳里”等。它们主要分布在城的北部，靠近宣平门一带。据记载，少数权贵人物的邸宅在未央宫北阙附近，称“北阙甲第”。据记载，长安有九市，其位置在城的西北部，雍门附近，横门大街的两侧。三市在街东，称东市；六市在街西，称西市。调查中发现，地面上散布着许多钱范和陶俑，说明这里有手工业作坊。

南郊礼制建筑、上林苑和昆明池 王莽执政时，在长安建立明堂和辟雍，同时又兴建灵台。建立新朝以后，又大兴土木，建造宗庙，即所谓“九庙”。辟雍和九庙的遗址已在安门和西安门外的南郊发现，并经全面发掘。它们是按照儒家的传统礼制和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的学说设计的（见汉长安南郊礼制建筑遗址）。上林苑为秦都咸阳时所建，汉初荒废。汉武帝时收为宫苑，并大事扩充，其范围包括长安城外东南至西南的广大地区，周围200 多里。苑内有离宫别馆数十处，所遗瓦当往往印有“上林”字样。在长安城的西南约 2 公里，发现了一处宫观遗址，出土许多窖藏的铜器，所刻铭文说明都是上林苑中所用之物。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为了训练水军与昆明国作战，并解决都城水源不足的问题，在长安城西的沣水与潏水之间开凿昆明池。经勘察，昆明池的遗迹是一片洼地，面积约10 余平方公里。北部的一处高地是当时池中的岛屿，应是豫章馆之所在。池址附近至今遗有石雕人像一对，东面的为牵牛，西面的为织女。池址周围发现了许多建筑物的基址，

应为上林苑中宣曲宫、白杨宫、细柳宫等宫观遗址。

东汉及其以后的长安城 东汉建都雒阳（见汉魏洛阳城遗址），但长安称西都或西京，仍是一个重要的城市，献帝时曾一度迁都于此。西晋末年，愍帝亦曾在此建都。此后，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都在这里定都。隋代新建大兴城（唐代复称长安）为都城以后（见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西汉以来的长安城遂废。发掘工作证明，西汉长安城的城门、宫殿、武库及城南的礼制建筑等，都是在新莽末年及其以后的战火中被毁的。有些城门如宣平门，曾经多次重修，在东汉、魏晋、五胡十六国时期及西魏、北周以迄隋初，一直被继续沿用。东汉的五铢钱、东汉末年的“董卓钱”、后赵印有“石安”字样的砖、北周的“五行大布”钱和隋代的五铢钱等，在宣平门的各个时期的堆积层中被发现，说明东汉及其以后长安城的历史，与文献记载相符。

汉长安南郊礼制建筑遗址

西汉时期在都城长安南郊兴修的专供皇帝使用的仪礼性建筑。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郊。中国礼制建筑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宗教信仰。大约到西周时期，礼制建筑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到了西汉时期，经儒家的缘饰附会，礼制建筑更臻完备，并且赋予新的含义。西汉的礼制建筑，名目繁多。有所谓“明正教”的明堂，“宣教化”的辟雍，“观天象”的灵台及祭祀天帝、地祇、祖宗、神明的郊祀、社稷、宗庙。根据《汉书》的《郊祀志》、《王莽传》及有关史籍记载，汉长安城南郊的礼制建筑有平帝元始年间兴建的明堂、辟雍，新莽地皇元年（公元20）兴建的“王莽九庙”。此外，有郊祀用的泰一坛（圜丘）和社稷坛（官社、官稷）。西汉礼制建筑遗址于1956 年由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发现，1957～1961 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发掘后可以确定原来名称的有辟雍和“王莽九庙”。官社、官稷大体上也可以推定。明堂、灵台、泰一坛待考。

辟雍遗址 位于长安城安门南出大道 1.5 公里处的东侧，今西安市大土门村的北边。根据《汉书·平帝纪》应劭注、蔡邕《明堂·月令论》和古地理书《三辅黄图》的记载，对照本遗址的建筑形制和建造地点，推定为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创建。平面呈“外圆内方”，方位平正。正中是中心建筑，建于圆形夯土台上。台面直径62 米，高出地面0.3 米。台上的中心建筑平面似“亞”字形，四面对称，每边长42 米。正中是一个方形的夯土台，每边长约17 米。发掘时残高1.5 米，台面已毁没。推测台面上原有高大的主体建筑（太

室）。在中心台的四角，各有方形的小夯土台两个，大小相同，台面也已毁没。紧邻中心台的小夯土台应是为加固中心台上的主体建筑而设的；外面四角的小夯土台应是衬托主体建筑的4 个“夹室”的建筑台基。中心台的四边有4 个厅堂，各长24 米，应即所谓“明堂”、“总章”、“青阳”、“玄堂\"。堂内两侧又各有小房间，应即所谓“左个”、“右个”。四堂前面围绕敞厅。中心建筑的四周有围墙，呈正方形，四边各长235 米，距中心建筑各96 米。夯土筑造，残高0.15～0.30 米，基宽 1.8 米。围墙内外侧有方形柱础石，排列有序。墙基内外有防水坡。坡下有砖砌的滴水沟。从现存的现象观察，围墙顶上应有板瓦覆盖的小坡顶。围墙每边的正中各有完全相同的一座大门，门道宽4.5 米，长12.5 米。门道中央有木质门槛和门框柱。门道两侧有夯土台。复原后，门道上方应有楼观式的两层门楼建筑，门楼下部应是木架构造的门阙。围墙内的四隅有曲尺形配房，每边长47 米。房后紧靠围墙，房前未见门、墙的遗迹。从发掘现状推测，应是单坡顶的敞廊建筑。环绕围墙外侧有圜水沟，直径360 米左右，宽约2 米，深1.8 米，沟壁砖砌。正对四门的水沟上又各有长方形小圜水沟，北边的小水沟与西来的昆明故渠相通。有些古建筑学家根据遗址出土现状，结合古籍记载，对这组建筑的原状作了多种推测，至今未有定论。

“王莽九庙”遗址 位于汉长安城安门和西安门南出的平行线之内。共有12 座建筑，出土的石础上有“始建国”年号，还有王莽改易的地名“节砀”等题记。椐《汉书·王莽传》记载，“九庙”似应包括王莽的三个远祖──帝嚳、田和、田建，由于庙数应指常数，故以“九庙”称之。也有人认为，多出的三个是新庙，即王莽自留庙及其子孙有功德而为祖、宗者。12 座建筑形式完全相同。 1～11 号建筑的四周有方形大围墙，围墙每边长约1400 米。12 号建筑在南边大围墙外的正中，两者的围墙相距10 米。每座建筑都由中心建筑、围墙、四门和曲尺形配房所组成。中心建筑和围墙的平面作方形，轮廓如“回”字形，规矩方正。1～11 号建筑，大小相仿，间距相等，分三排，东西并列。北排的1～4 号遗址与南排的8～11 号遗址，方位一致，南北对应；中排的5～7 号遗址错落于南北排之间。12 号建筑的围墙与1～11 号建筑的围墙无别，但12 号的中心建筑比1～11 号的中心建筑约大一倍，细部结构也稍有区别。中心建筑方形，每边长约55 米（12 号中心建筑每边长约100 米），四面对称。中央为“主室”，四隅有“夹室”，平面如“亞”字形。台基夯土筑造，高出周围地面。出土时，台基面上的主室、夹室建筑，已经毁没，残存少数铺草泥的台基地面，上涂朱红色。“主室”的四面各有一厅堂，内部构筑完全相同。厅堂内的右边有一“厢房”，左边有一“隔墙”。四堂之间有绕过夹室的回廊相通。4 个厅堂的前面各对着3 个方形土台。方台外侧有砖砌路面，正对四门。整个中心建筑还环绕着河卵石铺砌的散水。每座建筑的四周都有夯土围墙。每边长260～280 米。围墙每边

正中的大门和四隅的曲尺形配房，形制与辟雍的全同。

其他遗址 有官社和官稷遗址。官社遗址在“王莽九庙”围墙外西南边，现存夯土台基高4.3米，东西残长240 米，南北宽70 米。主体建筑已毁没，仅存四周廊庑建筑。发掘证明，遗址始建于秦或汉初，西汉中期重修扩建，西汉末年废弃。官稷遗址在官社的西南边，现存两重围墙，平面呈“回”字形。外围墙每边长约600 米，内围墙每边长273 米。内外围墙正中各有一门。门道建筑与“王莽九庙”的门道相同。未发现中心建筑，估计是未及修建而王莽政权已迅速覆灭的原故。

汉魏洛阳城遗址（汉魏洛阳灵台遗址（见汉魏洛阳城遗址）、汉魏洛阳明堂遗址（见汉魏洛阳城遗址）、汉魏洛阳辟雍遗址（见汉魏洛阳城遗址）、汉魏洛阳太学遗址（见汉魏洛阳城遗址）、永宁寺遗址）

汉魏洛阳城遗址

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的都城遗址。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约15 公里。西周初在此筑城，称成周。因在雒水之北，战国时称雒阳，两汉因之，曹魏以后改为洛阳。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在此建都。献帝初平元年（190）迁长安时，雒阳宫庙、民居被焚毁。魏文帝黄初元年 （220）在汉代旧址上建都，西晋继之，至永嘉五年（331）后，洛阳又在战乱中遭破坏。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自平城迁都于此，经大规模改建，都城形制为之一变。孝静帝天平元年（534）迁都邺城，元象元年（538）洛阳城又一次在战火中被毁。随唐洛阳城往西移至今洛阳市区一带，汉魏洛阳城遂废弃。1961 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1962 年开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期在这里进行全面的调查发掘，究明了城的平面形状、城墙的规模、城门和城内主要街道的分布、武库和太仓的位置，并根据城门和街道的分布情形，推定东汉南宫和北宫的范围，发现了北魏宫城的主要遗迹。发掘工作的重点，在于城南的明堂、辟雍和灵台，它们是中国古代都城特有的礼制建筑，灵台则是当时的天文台。最高学府太学的遗址也经勘察和部分发掘，出土许多石经的残块。

东汉雒阳城 全城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约汉代九里，东西约汉代六里，故称“九六城”。城墙用土夯筑，厚约14～25 米。东、西、北三面城墙，遗迹尚存；南面城墙因洛河改道被冲毁，但仍可复原其位置。经实

测并复原，东城墙长约4200 米，南城墙长约2460 米，西城墙长约3700 米，北城墙长约2700 米，总长合汉代约三十一里。全城共设12 个城门。东面 3 个自北而南为上东门、中东门、秏门，西面3 个自北而南为上西门、雍门、广阳门，南面4 个自东而西为开阳门、平城门、小苑门、津门，北面2 个自东至西为谷门、夏门。夏门遗迹保存较好，经钻探，有3 个门道，推测其他城门亦如此。城内主要大街，都通自城门。大街互相交叉，分隔成24 段，这可能便是文献记载中所说的“洛阳二十四街”。据钻探，大街的宽度约20～40 米不等。据记载，每条大街都分成3 股，唯公卿、尚书等大臣行中道，一般行人皆行左右。城中主要宫殿为南宫和北宫。据记载，南宫在西汉时已有一定的规模。建武元年光武帝定都洛阳，先居住在南宫却非殿。以后不断扩建，于建武十四年在南宫建成规模最大的前殿。南宫的遗迹虽未发掘，但从街道的分布情形可以判断其位置在中东门大街之南，秏门-广阳门大街之北，开阳门大街之西，小苑门大街之东；平面呈长方形，南北约1300 米，东西约1000 米。北宫始建于明帝永平三年（公元60），至永平八年建成。据记载，北宫中的德阳殿，“周旋容万人，陛高二丈”，规模宏伟。北宫的位置，亦可从街道的分布情形判断在中东门大街之北，津门大街之东，谷门大街之西，北面接近城墙，平面呈长方形，其范围较南宫为大。据记载，南北两宫相距七里，有复道相连。据实际的勘察看来，“七里”应为“一里”之误。勘察工作证实，太仓和武库都在城的东北隅。据记载，工商业区有南市、马市和金市。南市在南郊，马市在东郊，金市在城内南宫的西北。西晋潘岳的《闲居赋》说“面郊后市”，就是指金市的位置在南宫之北而言的。

魏晋洛阳城 曹魏在东汉雒阳城的废墟上重建都城，其规模不超过东汉。西晋时城的形制和布局亦无多大的改变。但是，魏明帝曹叡仿效其祖父曹操在邺城西北部筑铜雀台等“三台”（见邺城遗址）的经验，在洛阳城的西北角也建筑了金镛城。据勘探，金镛城南北约1080 米，东西约250 米，分隔为三部分，各有门道相通。它实际上是军事性的城堡，由于北依邙山，地势高亢，可俯瞰洛阳全城，具有制高点的作用，在西晋末年“永嘉之乱”的洛阳争夺战中，是双方必争之地，当时称为“洛阳垒”。勘探和研究证明，由于魏晋时战乱频仍，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在洛阳城的西北城墙外壁和金镛城的外壁设置了许多墩台，其形制和效用如同后世的“马面”，这是中国古代城制上的一个创举。

北魏洛阳城 北魏在洛阳建都，仍利用东汉、魏晋的城墙。东汉以来的12 个城门，除开阳门以外，都在魏晋或北魏时改了名。上东门改称建春门，中东门改称东阳门，秏门改称青阳门；上西门改称阊阖门，雍门改称西阳门，广阳门改称西明门；平城门改称平昌门，小苑门改称宣阳门，津门改称津阳门；谷门改称广莫门，夏门改称大夏门。11 个城门都在汉代的旧址上重建，仅西阳门从汉代的雍门旧址北移约500 米。此外，孝文帝初到洛阳时，在西城墙北端靠近金镛城处新开了承明门，从而使城门增为13 个。北魏洛阳城最重要的改变是废除了东汉以来南北两宫的制度，建立了单一的宫城。据勘探，宫城的位置在全城的北部略为偏西，是在汉魏北宫的基础上兴建的。平面呈长方形，四面筑墙，东墙和西墙各长1400 米，南墙和北墙各长660 米。在南墙近西端处，有一巨大的门址，便是宫城的正门──阊阖门的遗址。正殿太极殿在宫城的前部，与阊阖门对直，其基坛南北长约60 米，东西宽约100 米，规模甚大。由于宫城的范围和个别城门位置的改变，城内的街道也有许多变更。南宫已废弃，在广莫门和平昌门之间有了条纵贯全城的南北向大街。雍门已废绝，雍门大街亦不存在。新开了承明门，增添了由此门通入城内的大街。建春门和阊阖门之间有了一条横贯全城的东西向大街，将宫城分为南北两半，南半部是朝会之处，北半部为寝宫所在。由于新建的西阳门正好与东阳门对直，所以东汉以来的中东门大街被延长而贯通于西阳门和东阳门之间，它在宫城南墙外通过，成为全城的一条分界线，北面主要是皇家的宫殿和园囿，南面则分布着官署、寺院和贵族的邸宅。由于宫城的南门──阊阖门与南城的宣阳门对直，所以自阊阖门至宣阳门的南北向大街──铜驼街就成了全城的中轴线。宗庙、社稷和太尉府、司徒府等高级官署分布在铜驼街的两侧，有名的永宁寺遗址即在街的西侧。据记载，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在洛阳兴建外郭城，“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范围极广。在整个外郭城以内，划分

为三百二十个方形的坊，每坊均四周筑墙，每边长三百步，即当时的一里。东汉以来的旧城成为北魏洛阳的内城。“大市”、“小市”、和“四通市”等工商业区都设在内城以外，位置在宫城以南，完全改变了《周礼·考工记》所记“面朝后市”的传统。综上所述，北魏洛阳城的形制和布局，和两汉以来的都城相比，出现了划时代的变革，为隋代的大兴城、唐代的长安城和洛阳城（见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见隋唐洛阳城遗址）开创了先例。

南郊的礼制建筑和太学 东汉的辟雍、明堂和灵台，都建于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辟雍在开阳门外大路的东侧，平面呈方形，每边长170 米，四面筑围墙。据记载，辟雍四面门外有水沟，其上架桥。曹魏和西晋在东汉的旧址上重建辟雍，曾出土晋武帝三临辟雍碑及其碑座。北魏修辟雍，但未完成。明堂在开阳门外大路的西侧，平城门外大路的东侧，东距辟雍约150 米。遗址平面呈方形，每边长约240 米，其中有一直径为62 米的圆形台基，为主体建筑之所在。明堂的这种形制，正与《水经注》“寻其基构，上圆下方”的记载相符。西晋和北魏都曾重建明堂，应在东汉明堂的旧址之上。灵台在平城门外大路的西侧，东距明堂约80 米。遗址平面基本上呈方形，东西220 米，南北200 米，四面筑围墙，中央有一座高台，基部约50 米见方，残高约8 米。房屋建在高台的四周，分上下两层。下层是回廊，廊外有用河卵石铺砌的“散水”。上层比下层高出1.86 米，有坡道可以升登，房屋每面各5间，用长方砖铺地。东面房屋壁面涂青色，西面涂白色，南面涂红色，北面涂黑色，是按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分主四方的学说设计的。曹魏和西晋，都沿用东汉的灵台。西晋末年的战乱，使灵台受到严重破坏，北魏时遂废弃不用。太学遗址范围很大。经勘探和试掘，主要遗迹有两部分：一部分在辟雍之北，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约200 米，南北约100 米，附近曾发现石经碎片，可以认为是东汉太学主要部分之所在；另一部分在它的东北约100 米处，遗迹保存较好，平面亦成长方形，南北约200 米，东西约150 米，四周筑墙。据记载，东汉的太学始建于光武帝建武五年，以后屡经扩建，至顺帝阳嘉元年（132）才全部竣工，太学生多达3 万余人。灵帝熹平四年（175），立石经于太学，称“熹平石经”。汉末董卓烧洛阳宫庙，殃及太学。魏文帝黄初五年，在东汉的旧址上重建太学，正始中又新立石经，称“正始石经”。西晋初年，依汉魏之制兴太学，而咸宁二年（276）又另立国子学，与太学并存。

永宁寺遗址

北魏后期都城洛阳的重要佛寺故址。位于今洛阳市东15 公里的汉魏洛阳城遗址内，座落于北魏宫城的西南侧，占地面积达9 万平方米。它是一座以佛塔为中心的佛寺，是专供皇帝、太后礼佛的场所。寺建于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为灵太后胡氏所建，永熙三年（534）被大火焚毁。永宁寺遗址中央，迄今尚存塔基遗迹，为高大的土台，当地俗称木宁寺或木塔寺，清代误定为陵冢，树“汉质帝静陵”碑，至今碑石犹存。遗址于1963 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勘察，1979～1981 年发掘。

建筑遗迹 寺院围墙经勘察，平面长方形，南北305 米、东西260 米。塔基位于围墙内正中部位，平面呈方形。塔北有一片较大的夯土台基遗迹，东西60 余米，建筑面积达1300 平方米以上，为正殿基址，据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载，该殿豪华绚丽，可与宫廷中的太极殿相比，两侧向南延伸，连接东西廊檐。围墙内正南又有一处殿基，建筑面积约1000 平方米。围墙南壁正中是寺院的山门，面阔7 间，进深2 间，正对着佛塔。据《洛阳伽蓝记》记载，门上原有门楼三层，通三阁道，去地二十丈。又记围墙的东、西、北三壁亦各有一门，均直对佛塔，东西两门各有门楼二层，北门无楼，似乌头门，遗迹今已不明。永宁寺遗址的山门、佛塔及正殿均位于中轴线上，而以塔为中心，殿在塔后，这是中国早期佛寺建筑的典型布局。

佛塔塔基 永宁寺塔为木塔，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原为九级，举高九十丈（《水经注·穀水》条又记为四十九丈），今仅留塔基。塔基夯筑，平面略呈方形，分上下两层。下层基座东西101 米，南北98 米，高度超过2.5 米。在下层基座正中筑上层基座，平面方形，边长38.2 米，高2.2 米。台基四边用青石垒砌压边，基座四面均设踏道。原来基座四周应绕置石栏，现仅在其附近散见一些石栏构件。木塔建于上层基座上，现尚存方形础石124 个，分内外5 圈，排列整齐有序，皆呈正方形的网格式。除外圈檐柱每柱下只置一石外，其余诸圈础石皆用上下三重平石叠砌而成，包砌在夯土层中，最上重的平石刻有榫槽以使立柱固定。在第四圈础石内，筑成土坯垒砌的方形实心体，为木塔的中心柱，边长20米，残高3.6 米。在其东、西、南三面各开5 龛，每龛都设在两柱之间，宽约1.8 米，进深20～30 厘米，呈弧形。龛内原有塑像，今仅存残块。中心柱北面没有壁龛，只见方形柱槽，原应为支架木梯的登塔之处。檐墙外涂丹硃，内绘彩色壁画。壁画内容有菩提树、背光和莲花化生等佛教题材。塔基地面铺有一层较厚的白灰硬面。在檐墙残基与白灰地面处，保存有门窗的遗痕，按门窗遗痕及每面10 个檐柱推算，木塔底层外檐每面应面阔9 间，与“三窗六门”的记载相吻合。

塔基遗物 有大量佛教泥塑残像，还有石雕、瓦、瓦当等建筑材料。佛教泥塑残像有大小两种，大像较少，有佛和菩萨造像。小像出土约300 余件，多为贴置墙壁上的“影塑”，包括飞天、菩萨、比丘以及世俗供养人像，有高冠大履褒衣博带的上层人物及其侍从、文吏和武士等。这批泥塑造型精致，形态生动，超出同时期石窟中泥塑的艺术水平，是北朝雕塑艺术的精品。建筑材料中，有饰狮子纹的贴砖，瓦当多为宝装莲花纹、变体莲纹和莲花化生等图案，其题材均与佛教艺术有关。

汉河南县城遗址

汉代河南郡所属的河南县城遗址。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西郊涧河东岸小屯村。它的前身是西周王城，平王东迁洛阳以后，王城成为东周都城。汉河南县城是在周王城故址上修建的，位于周王城中部。它的修建和使用年代，应在两汉400 年间。1954 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现，1955 年在城址中部进行小规模发掘。重要发现有西汉的房址、东汉的居住区和战国时的制石场遗迹。城址平面接近方形，只有西城墙北段有曲折。城墙用夯土筑造，已全部埋在现地面下。经钻探得知，城墙东西约1460 米，南北约1400 米，墙基宽6 米以上，残存高度0.4～2.4 米。城址内外有仰韶文化、商、西周、春秋、战国、西汉、东汉等不同时期的文化层。西汉房址两座，发现于城内中部，皆为半地穴式建筑，即先挖深约2 米的方坑，再在坑内四周筑夯土墙。房内堆积瓦当、筒瓦、板瓦和残陶器。在残陶器上发现有“河南”、“河市”、“河亭”的戳印。房址附近发现“河南太守章”、“雒阳丞印”封泥。表明这两座建筑有可能是官廨所在地。东汉居住区发现于城内中部偏东。有砖砌房基 4 座。房基附近有石子路、水井、水道、粮仓以及石磨、杵臼等粮食加工工具。井壁砌砖，使用辘轳汲水。粮仓有砖砌的圆囷、方仓，皆为半地穴式，圆囷一般直径3 米左右。此外，有铁农具、铁手工具、纺轮、车器以及用煤的遗迹。推测是一处以农民、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居住区。

汉西海郡城遗址

两汉时期西海郡治城址。在今青海省海晏县城西约半华里，青海湖东北侧。西汉平帝时始建，王莽败后，郡废。东汉时曾复郡，缮治故城。为湟水流域发现的汉代城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因地面保存的文字石刻与古史记载相合，久为人知。20 世纪40 年代曾遭军阀掘掠，出土“西海”铭文瓦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文管会等单位曾多次调查。城的平面略呈方形，西北角稍有曲折，东西长约

650 米，南北宽600 米。现存城墙最高处距地面约4 米。城墙四面有门址。城内有几处地面略为隆起，隐约可辨是方形院落。城内原有一花岗岩方形石座，每面宽1 米，其上雕刻一石虎，座的前面刻有“西海郡始建国工河南”9 字铭文。调查中曾发现钱范残块，以及“半两”、“五铢”、“货泉”、“大泉五十”等铜钱，还发现饰云纹或有“长乐未央”字样的瓦当，有的瓦当并有“西海安定元兴元年作当”的铭文。

汉代冶铁遗址（铁生沟冶铁遗址（见汉代冶铁遗址）、古荥镇冶铁遗址（见汉代冶铁遗址）、瓦房庄冶铁遗址（见汉代冶铁遗址）、利国驿冶铁遗址（见汉代冶铁遗址））

汉代冶铁遗址

西汉和东汉冶铁和制造铁器的遗址，共发现30 余处，地点遍及今河南、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江苏、内蒙古等省区。其中发现于河南省的约占半数。遗址面积一般在1 万平方米以上，有的达10 余万平方米。出土铁器有的还带有铁官和所属的多处作坊标志的铭文，据以考证的汉代铁官有河南郡、颖川郡、南阳郡、河东郡、渔阳郡、山阳郡（王莽时改称巨野郡）、临淮郡（王葬时改称淮平郡）、卢江郡、蜀郡临邛、中山国北平县、弘农郡宜阳县等10 余处。从发掘中证实，汉代冶炼工场与原料产地多在一起，从选矿、配料、入炉、熔炼到出铁等一套冶炼工序，设备已相当齐全。炼炉（高炉）形式多样，入炉矿石要经击碎筛选，以石灰石作助熔剂，以木炭为炼铁能源和还原剂的燃料。沿用革橐鼓风。使用化铁炉浇注铸件。此外，还有供铸铁柔化处理和炒钢锻造的锻炉、炒钢炉、退火脱碳炉，以及供烘烤和浇铸的烘范窑。铸范采用泥范叠铸和金属范。产品以农具、工具为主。铸铁脱钢和生铁炒钢是汉代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两种生铁制钢工艺。中国古代主要的钢铁冶炼技术，绝大部分在汉代已经达到了成熟的程度。

主要遗址 在已发现的冶铁遗址中，河南省的巩县铁生沟遗址、郑州古荥镇遗址、南阳瓦房庄遗址、温县招贤村遗址和江苏省徐州利国驿遗址是具有代表性的 5 处遗址。

铁生沟遗址 位于河南省巩县城（孝义）南20 公里处。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1958 年发现和发掘。1962 年出版了《巩县铁生沟》。遗址总面积 2 万多平方米。共发掘出炼炉8 座，锻炉1 座，炒铜炉1 座，退火脱碳炉1 座，烘范窑11 座，多种用途的长方形排窑5 座，大量的熔炉耐火砖、各种耐火材料残块和建

筑材料1000 多件。此外有废铁坑8 个，配料池1 个，房基4 座。大量的炼渣、陶鼓风管残段、铁范、泥范、燃料（木炭、木柴、煤），冶铸工具（石杆、石砧、铁锤、铁锲），生铁铸成的梯形铁板，以及凿、锛、锥、削、釜、钩、、双齿、锄、V 形铧冠，铲、剑、镞等铁产品160 多件，是已知的汉代冶铁遗址中，发现最丰富的一处。遗址西南的罗汉寺，西边的金牛山，东北边的青龙山，都是铁矿石的产地，并有多处古矿坑道遗存。发掘和研究表明，这里是一处冶炼生铁、铸铁、退火脱碳的综合性工场，它的整个生产过程基本上可以复原。除了采矿以及矿石加工、燃料和耐火材料的准备以外，基本环节是：炼铁、铸造、脱碳退火（柔化处理）；或炼铁、铸锭、炒钢、锻造。而关键是脱碳退火和炒钢。从出土的铁器上的铁官标志铭文推定，铁生沟遗址属汉代河南郡所辖的第3 号制铁作坊，其使用年代约自西汉中晚期至东汉，主要生产期在东汉初期。

古荥镇遗址 位于河南省郑州西北20 多公里的汉荥阳县城西墙外。郑州市博物馆1975 年发现和发掘。遗址面积约12 万平方米，从出土铁器上的铁官标志铭文推定，这里属汉河南郡所辖的第 1号制铁作坊。使用年代约自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在遗址中发现炼炉炉基2 座，断面吴椭圆形，其中1 号炉是已知的汉代炼炉中保存最好又是最大的

一座。炉基周围有20 余吨炼炉积铁块，成堆的矿石、炼渣，还有耐火砖、陶风管残段、煤饼、栎木炭、铸铁范用的陶模（母范）、生铁铸成的梯形铁板。与冶炼有关的附属设备有水井、水池、“船形坑”、四角柱坑，以及供烘范和其他用途的窑13 座。产品有铧、 V 形铧冠、、双齿、锄、臿、铲、锛、凿、齿轮、六角承和矛等 300 多件。

瓦房庄遗址 位于河南省南阳北关外瓦房庄汉宛城内。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1959 年发现和发掘。遗址面积约12 万平方米，是一处以铸锻铁器为主的作坊，使用年代，大约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晚期。在遗址内发现熔炉炉基5 座、锻炉9 座、炒钢炉数座和烘范窑残迹。炉基附近有水井2 座、火烧槽4 座、范坑3 座，大量的铁渣、 渣坑、耐火砖、 陶风管残段、泥范、木炭、梯形铁板。铸制的铁器有砧、锤、 V 形铧冠、铧、、锄、臿、斧、锛、齿轮、六角承、鼎、釜、炉、灯等，锻制铁器有矛、剑、镞、镰、凿、削、钩、各种车马器饰。

招贤村遗址 位于河南省温县招贤村汉河内郡温县故城外。河南省博物馆1974 年发现。遗址面积约 1 万

平方米，遗址北部有东汉前期的烘范窑一座。窑内整齐放置叠铸泥范500 余套，以车马器泥范为主，有革带扣、车軎、马衔、连接链、各种轴承等36 种器形。铸范都用金属模盒翻制成范块或范片，然后叠合成套。由一个垂直的总浇口把各层空腔串连起来，金属液自上而下逐层流灌型腔。一般一次可铸6～10 层，每层2～6 件。最多的是革带扣，有14 层，每层6 件，一次可铸84 件。

利国驿遗址 位于江苏省徐州北部利国驿铁矿场。南京博物院等单位1954 年发现，1959 年复查。遗址内有东汉炼炉1 座，作半地穴式，炉身用石英砂与粘土混合夯筑。炉基用粘土夯筑。以石灰石作熔剂。炼炉附近有铁钎、铁锤、铁三齿耙等炼铁工具。距遗址 400 米处的峒山顶上有矿井和露天矿坑遗迹各一处。

复原研究和金相检定 由于大量的考古发现，在炼炉、熔炉的复原研究及金相检定等方面，也出现了可喜的成果。

炼炉 在铁生沟、古荥镇、利国驿和鹤壁鹤鹿村、鲁山望城岗、西平冶炉城等遗址都有发现。炉形有断面圆形和椭圆形两种。铁生沟发现的 6 座圆炉、炉缸直径0.8～1.8 米，容积较小。椭圆炉应是圆炉发展而来。椭圆炉容积增大，结构严密，最大的一座是古荥镇遗址1 号炉。炉缸长轴4 米，短轴2.8 米，面积约8.5 平方米，复原高5.6 米。炉身呈直筒状，有效容积约50 立方米左右。长轴两侧各设2 个风口。鼓风器虽未发现，但陶风管发现不少。据山东滕县宏道院出土画像石上的冶铁图，可知汉代仍沿用革橐鼓风，每个风口设一个革橐，每分钟风量约8 立方米左右。燃料用木炭。炼渣经检定分析，证实用石灰石作助熔剂。推测当时已经知道按比例配料。根据对古荥镇遗址的调查研究，古荥 1 号炼炉每生产一吨生铁，约需铁矿石2 吨，石灰石130 公斤，木炭7 吨左右，渣量600 多公斤，日产生铁约0.5～1 吨。这在2000 年前，是很杰出的技术成就。比美英等国迟至1850 年才出现椭圆形高炉，提早约2000年。

熔炉 在铁生沟、古荥镇、瓦房庄、鲁山望城岗、登封告成等遗址中都有发现。根据对瓦房庄熔炉的复原研究，汉代熔炉是建筑在地面上的竖炉。高约3～4 米，炉内径约1.5 米左右。炉壁分3 层，从炉内壁的熔融程度看，自上至下分为预热区、还原区、氧化区。进风管和鼓风器相接，使用人力鼓风。以栗木为燃料。从已发现的熔炉结构和筑炉材料看，它与炼炉显然有别，说明炼铁与化铁的分工已明确。早期以炼铁炉的铁水直接浇注铸件的做法，到汉代已被专用的熔炉所取代。

烘范窑和铸范 与熔炉直接相关的是烘范窑。烘范窑作半地穴式，平面略呈前部半圆形、后部方形，并在前面挖出窑道（工作场面），再在地面上砌出窑室。窑体分窑门、火膛、窑室、烟囟 4 部分。窑门拱顶。门内为火膛，比窑室面低0.5 米，火膛内有砖砌的炉箅。窑室方形，底部铺砖，四壁用土坯砌成，向上逐渐收拢成密封券顶。窑室后壁设烟囱。从温县烘范窑和其他遗址中发现的泥范可以看出，用泥范浇注铸铁件，在合范后浇注前要经过一道烘范（预热）工序。使用预热型浇注，能减低金属液在型腔中的冷却速度，有利于铁水畅流注满型腔，保证铸件有较高的精确度。对汉代铁器的金相检定表明，汉代使用金属范（主要是铁范），似乎比泥范更多更普及。铁范可多次使用，生产率高，铸造质量也较好。

退火脱碳炉和铸铁柔化 退火脱碳炉在汉代冶铁遗址中时有发现，以铁生沟遗址所见最为科学。整体作长方形，内部结构似陶窑，周壁分内外两层。这种空壁式的炉型，可使炉内热空气分布均匀，通过加热速度和空气的调节，获得韧性铸铁、铸铁脱碳钢等优质钢铁器件。古荥镇、瓦房庄等遗址中，发现数以百计的梯形薄铁板，经检定，含碳量在0.1～0.7%之间，个别器件已具有球墨铸铁的组织。由此证明，汉代的铸铁脱碳钢件，不仅采用退火脱碳成钢，而且可以利用生铁铸成的板材直接进行固态脱碳成钢。以铁生沟退火脱碳炉现存炉内容积约1 立方米计算，可容脱碳退火铁铲2000 件左右，脱碳一炉约需3 天，生产效率是比较高的。

锻炉、炒钢炉和生铁炒钢 锻炉、炒钢炉在铁生沟、瓦房庄等遗址中都有发现，各地炉形基本相同。铁生沟锻炉用白色铝土夯筑炉基，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实例。炉基每层厚8 厘米，并用红色耐火砖和土坯建炉墙。炒钢炉系在地面下挖成缶状坑作炉膛，膛内壁涂耐火泥。经检验的高碳钢和熟铁块，证明是就地用生铁炒炼的。有些熟铁器，即以炒钢为原料锻成。汉代发明的炒钢法，以生铁为原料，既可炒炼出纯净的熟铁（低碳钢），再经锻打渗碳成钢，又可有控制地把生铁炒到需要的含碳量，生产出适用的高碳钢或中碳钢。

其他遗址（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三道壕遗址、秦汉长城遗址、秦汉长城沿线城址（见秦汉长城遗址）、居延烽燧遗址、尼雅遗址）

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

秦始皇统一岭南至西汉初文、景期间的造船工场遗址。位于广州市区中心的中山四路西段，旧称“禺山”，

是汉代以来堆积形成的一片东西长约 300 米的坡地。遗址埋在坡地下5 米深处，南距今珠江北岸1300 米。1974 年发现，1975 年广州市文物管理处作了试掘，揭出一部分船台区和木料加工场地。1 号船台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为距今2190±90 年（即公元前 240±90）。遗址上层出有秦半两、汉初半两钱，秦汉瓦当及西汉初年陶器等物。造船工场规模巨大，船台结构较先进，充分表明2000 多年前中国造船技术设备和生产能力已达到很高水平。造船工场建造在灰黑色的沉积粘土层上（初步鉴定属海相地层）。船台区有 3 个呈东西走向平行排列的造船台，其中两个船台各揭出一段，结构相同。1 号船台在南，由两行平行的大木板组成滑道，下面用大小两种枕木垫承，滑板上竖置架承船体的木墩，两两相对，间距不等，构成一个造船台。船台中宽1.8 米，船台滑板与枕木没有用钉或榫卯固定，故宽窄可随需要调整。已揭露出长29 米，呈水平状，东端已到尽头。往西88 米处钻探仍见滑板，估计船台的长度在100 米以上。2 号船台居中，中宽2.8 米，仅揭露出一小段。北面第3 号船台未揭露。船台木料经鉴定，木墩用格木，滑板用樟木（香樟）和格木，大枕木用杉木，小枕木用蕈树（阿丁枫）。格木质坚可承重压，樟木耐腐，杉木有弹性，宜作垫枕。按船台现存的宽度推算，两船台可分别建造身宽5～8 米，载重25～30 吨的木船。在1 号船台南侧揭露出一部分造船木料加工场地，场地上有造船的剩板余木，靠西边有一个由木桩、横木构成的“弯木地牛”（井字形木架，用来烤弯造船木料的设备）。船台区及加工场地上散落着大量炭屑和小木片。另外，在 1 号船台还出土有铁凿、铁锛、铁挣凿、木垂球、磨刀石等造船工具。

三道壕遗址

西汉时期居住遗址。年代约当汉武帝至王莽前后。位于辽宁省辽阳市北郊，西汉时属辽东郡治襄平（王莽时改为昌平）。遗址面积约 100 万平方米。1955 年东北博物馆发掘。发现居住址、水井、砖窑、铺石道路，以及各种遗物19 万件。这些发现为研究西汉时期东北地区的农业、手工业提供了实物资料。居住址共6 座，都已残破，难以了解全貌，应是各不相连的6 座宅院。各宅院间距约15～30 米。 房门朝南或略偏东或偏西。室内有炉灶。室外有土窖、水井、厕所、畜圈。厕所与畜圈相连，便于积肥。宅院的附近有砖窑，窑室较小，每窑约可烧砖坯1800 块。居住址北面有两段铺河卵石的道路，路面宽7米，卵石层厚0.35 米，路面上有两排并列的车辙。各宅院出土一批铁制的农具、工具、兵器和车附件，有犁铧、耧足、镰、锛、凿、刀、镞、剑和车

、臿、锄、

等，证明当时铁器已在这个地区广泛使用。特别是铁犁铧、铁耧足的发现，

表明这个地区已有牛耕并使用耧车播种，这对于提高农业生产力有巨大作用。铜器有剑、镞、镜、带钩、指

环、扣等兵器和日用品。钱币有半两、五铢、货泉、大泉五十等。陶器多为日用器皿。还发现了砖瓦，瓦当上有“千秋万岁”字样。装饰品有琉璃珠、琉璃耳珰等。 在1号居住址还发现有炭化高梁和牛、马的骨骼。关于遗址的性质，有人认为是西汉时期的村落遗址，反映了当时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的生产状况，烧砖只是农村的副业生产。另有人则认为，这些居住者不但从事农耕、饲养、烧砖等劳动，而且居住在有瓦当的房舍里，并拥有车、马和剑、刀、弓箭等兵器，不同于一般农户，遗址面积又较大，也不似一般村落，应是屯戍兵卒的驻地。

秦汉长城遗址

秦汉长城开始是在战国秦、赵、燕三国北边长城旧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秦汉时代，战国的长城部分被衔接，部分被利用，部分被废弃，并另修筑新的长城。在以后的百余年时间，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这条防御线的建设陆续有许多发展，位置也有所变化。秦汉长城西起甘肃敦煌，东至辽东碣石，直线距离达6000 公里以上。这是自秦统一以后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约120 年间陆续营建的军事防线。这条横贯中国北方的长城及其沿线的烽燧、城障等建筑设施，既是代表当时军事建筑工程技术水平的杰作，也是秦、汉帝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的反映。在当时曾经有效地控制了长城南北居民之间的往来接触，对以后长城南北互有差别的历史进程也有深远的影响。20 世纪初，英国的A.斯坦因曾多次往来于新疆与河西走廊之间，对沿途的汉、晋烽燧、城障做过记述。1930 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至内蒙古的额济纳河流域，对汉代长城、烽燧、城障做过较多的调查发掘。1942 年中央研究院组织的西北史地考察团，曾对甘肃境内的汉代玉门、阳关及以东的长城、烽燧、城障做过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内蒙古自治区和甘肃省的文物考古机构，曾先后在额济纳河流域做过调查发掘，对额济纳河流域以东至内蒙古东南部的长城及有关的建筑遗迹，也做过多次调查。

位置与沿革 秦汉长城及沿线烽燧、城障的设置，历经百余年，在不同的时期，各段的位置有所不同。东段历秦汉两代位置稳定。中段位置变化较大，由黄河以南移至阴山山脉以北，并与汉武帝时始建的西段长城相连接，形成一条统一的防御线。东段自东经113°30′内蒙古化德与商都县之间，沿北纬42°往东经过河北康保县南，内蒙古太仆寺旗、多伦县南，河北丰宁、围场县北，内蒙古的赤峰市及奈曼、库伦旗南端，辽宁阜新县以北，至东经122°之间。这一段长城据调查与发掘得知，是经秦、汉两代陆续沿用的战国时期的燕长城。

由此以东，据文献记载尚延至“辽东碣石”。中段自东经114°以西至102°之间有3 条长城，南北位置不同。一条自甘肃经宁夏、陕北至内蒙古黄河南岸。第二条位置稍北，在河套以北、阴山南麓。第三条位置在最北，西接居延，横在阴山山脉以北。第二、三两条长城的东端都在呼和浩特东北与东段长城相联络。这三条防线建置的年代先后不同。第一条自甘肃岷县，经渭源县，宁夏固原县，陕西靖边、榆林、神木县，毛乌素沙漠东南侧，循窑野河上游入内蒙古准格尔旗，并经伊金霍洛旗抵黄河南岸的十二连城。这原为战国时秦长城，秦灭六国以后，蒙恬修长城以此为西段，汉初仍沿用。汉武帝时西翼防线北移，这一条长城遂失去原有的作用。第二条自内蒙古集宁市东南，经黄旗海北岸，沿北纬41°往西，经呼和浩特市北、武川、固阳县，北依阴山，南括河套地区，西抵乌兰布和沙漠边缘，是秦灭六国以后，蒙恬北逐阴山与黄河之间的游牧人，修缮利用的战国时的赵长城。 第三条自东经110°20′达茂联合旗的百灵庙西南往西，沿北纬42°，于东经105°30′～106°之间伸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于东经102°30′入内蒙古自治区境内，至东经102°20′额济纳旗的苏古诺尔湖东北。这是汉武帝大举征伐匈奴以后，于太初年间建立的，与新建的西翼防线相联络，其位置在上述第二条长城以北，即著名的“武帝外城”。西段自东经101°30′、北纬 41°30′内蒙古额济纳旗的苏古诺尔湖畔起，沿额济纳河至甘肃金塔县的北大河畔，西循北山山地南麓与敦煌疏勒河畔，至东经94°稍西、北纬40°30′稍南，为汉长城的西端──玉门关。往西仍有烽燧发现，直至罗布泊湖畔。

建筑遗迹和遗物 秦汉长城所经过地带自然环境差别甚大，防线各段的建筑因地制宜，在利用地形、选取建筑材料等方面并不完全相同。东段的赤峰、围场、丰宁一带的长城，经过山地，建筑多选在山岭上，建筑材料则就地取自然石块垒砌。敖汉以东多黄土丘陵，则多以土夯筑。在防御线需要穿越河谷的地段，有以沟堑代替墙壁的，也有在河谷一侧增筑一段平行的墙壁，如赤峰的老哈河西岸，自美丽河越宁城县境至喀喇沁旗的一段，呈双重防御线以控制南北循河交通。在东段沿线已发现有大面积建筑遗址的地点有：奈曼与敖汉旗境内的努鲁儿虎山隘；赤峰市英金河与老哈河的汇流处；围场、丰宁县内的滦河上游等都发现有夯土筑造或石块垒砌的城障、烽燧遗址。发现围墙周长达1500 米的城址有十余座。经过发掘的有：赤峰蜘蛛山、香炉山，奈曼旗沙巴营子等地点。上述地点都发现战国时燕和秦、汉时期的生活用具、武器和钱币等。中段的第一条长城所经过之处皆为黄土地带，故长城及沿线的有关建筑物都是夯土筑成。在内蒙古准格尔旗南部，长城东南侧约20 公里处发现一座夯土城址，经发掘证明是秦蒙恬收河南地以后所建的广衍城址，沿用至汉代。城内有建筑台基和铸造场，城外有墓地，发现有“广衍”地名的器物多件。第二条长城自内蒙古集宁黄镇海北岸往西联接阴山南麓的塞墙，在乌拉特中旗南部发现用石块垒砌的墙面有多次修缮的痕迹。包头市以

北的大青山，烽燧相望，长城基址蜿蜒其间，皆石块垒砌。山间有两条南北相通的峡谷，至今仍为北上草原的重要通道。一在东经 107°30′、北纬41°30′稍北的地方，长约5公里，今名石计兰山口，形势如《水经注》中描写的高阙塞道。 另一在东经106°30′、北纬41°稍南的地方，长约10 公里，南端有两个出口，东侧今名大坝口，西侧今名哈隆格乃山口，可能是鸡鹿塞道。在峡谷间都曾构筑过头隘设施。如哈隆格乃山口两侧阶地上，有用石块垒砌的方形小堡，面积约70 平方米，墙高约8 米，堡墙四角有向外凸出的平台。堡的南墙有一宽3 米的门道，堡内有循墙而上的坡道，堡中有方形房基。由此石砌小堡以南，至乌兰布和沙漠之间，于黄河岸边还发现夯土城址3 处。 在乌拉特前旗至固阳县境内的一段长城南侧，发现两座城垣周长1500 米以上的城址，皆夯土筑成围墙，只有南门，无北门。第三条长城是复线，两条墙南北相距3 至10 公里不等，即“武帝外城”。在乌拉特后旗乌力吉至巴彦诺洛的一段，沿线发现东西并列的小堡7 座。小堡之间相距约十余公里，各堡围墙周长50米，皆只有一个东门或南门，门有瓮城，堡墙四角有向外凸出的平台。小堡之间有夯土筑成或石块垒砌的、相距1～5 公里的烽燧多处。西段长城及沿线的城障与烽燧，凡是夯土筑成或土坯垒砌的常间夹着苇草层，以增强其抗风蚀的能力。个别烽燧也有就地取材，以自然石块垒砌的。在东经100°稍西，北纬40°30′稍北发现了金关遗址（见居延烽燧遗址）。由此以西，沿天山东南麓山地至敦煌疏勒河沿岸，保存着断续的长城和烽燧遗址。在东经94°稍西，北纬40°30′稍南，有座夯土筑成的方形小堡，面积约30 平方米，墙高7 米，今名小方盘城，城有西、北两门。在这里曾发现写有“玉门都尉”的木简，故推测这可能是玉门关所在。在小方盘城以东20 公里处另有一较大的土堡，今名大方盘城，是另一个曾经被推测为玉门关址的地点。于东经94°、北纬40°的南湖西北岸有一处较大的遗址，地面上散布着许多汉代遗物，今名古董滩。这里地处红山口以南，至今仍是东西往来必经的路口，有人认为这里应是汉代阳关遗址。

居延烽燧遗址

汉代张掖郡居延、肩水两都尉所辖边塞上的烽燧和塞墙等遗址。分布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和甘肃省金塔县境内，北起居延泽之西，自苏古诺尔以南的额济纳河（弱水）两岸，至毛目以南，在东经100°～101°30′、北纬40°～41°30′之间。边塞遗迹自东北斜向西南，全长约为250 公里。始建于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废弃于东汉末年。这条防线是汉通西域的交通要道河西走廊的屏障，也起了切断匈奴与羌联系的作用，在汉对匈奴的战略上有特殊的意义。1930 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曾作过调查，出现了1 万余枚汉简。1972～1976 年，甘肃省居延考古队又作了复查，并发掘了甲渠候官治所（西北科学考察团编号为A8，下同）、甲

渠第四遂（P1）和肩水金关（A32）3 处遗址，出土汉简近2 万枚（见居延汉简）。

遗址分布情况 汉代张掖郡肩水都尉的治所在大湾（A35），所辖烽燧塞墙分布在今查科尔帖至毛目之间。金关东北属橐他和广地候官，金关及其西南则属肩水候官，肩水候官的治所在地湾 （A33）。居延都尉所辖烽燧塞墙分属3 个候官，三十井候官塞自布肯托尼（A22）至博罗松治，塞墙大部分存在。甲渠候官塞从察汗松治（A2）至T21，候官治所在破城子（A8）。殄北候官塞在居延都尉防区的最北端，从宗间阿玛（A1）到T29 之间，成为一弧形地带，候官治所在宗间阿玛。在殄北塞以南、甲渠塞之东、居延泽以西、三十井塞之北的地区，为汉代居延县和居延都尉府所在，也是当时的主要屯田区。

甲渠候官治所 城堡由鄣、坞两部分筑成。鄣在西北部，是一个平面23.3 米见方的小堡，鄣墙厚4～4.5 米，用土坯垒成，今残高4.6 米。鄣门在南。鄣南为坞，坞平面略近方形（47.5 米×45.5米），坞墙厚1.8～2 米，用夯土筑成。坞门在东墙南端，门外有类似瓮城的曲壁。坞3 米以内的地带埋有4 排尖木桩，木桩高出地面0.33 米，这种防御设施即文献上所记的“虎落”。鄣坞内建有房屋、灶和牲畜圈等。出土遗物有弓箭、铜镞、铁甲片及安装在坞上射箭用的木制“转射”（即射箭孔）等，还有铁农具、工具和各种生活用品。

肩水金关遗址 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关门遗址，门洞宽5 米，门两侧有夯土筑的长方形墩台，台内辟有居室和通向门楼的阶梯。门外建阙柱、设“虎落”，门两侧接夯土塞墙。另一部分是鄣坞，在关门内西南方。鄣在坞的西南角上，约13 米见方，鄣的西北角上还建一个7.8 米见方的土台。坞约35米见方，规模比候官治所的鄣坞要小一些。出土遗物很多，有刀、剑、箭镞等武器，有各种农具、工具及各类陶、木、漆、竹制作的生活用具，有大量的丝、麻、毛、革制成的衣物鞋帽残片，还有点燃烽火用的草苣。这些反映了当时的屯戍活动。

亭燧遗址 一般的亭燧遗址规模要小一些。如甲渠塞第四燧的鄣约8 米见方，鄣南的坞东西长21 米，南北最宽处15.2 米。而在瓦因托尼的殄北第二亭 （A10）的鄣仅有6.5 米见方，可能是最小的亭鄣了。

塞墙结构 筑法有两种：一是内外两侧都用粗石板垒起，中间填以砾石；另一种是用砾石压紧柴枝垒起。一般基宽约2.5～2.8 米，高度可达3 米。有些地段的塞墙已堙没不见，可能是由于采用砾石夹柴枝的筑法，

易于朽坏。尼雅遗址

两汉魏晋时期西域诸国之一的遗址。位于昆仑山北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丰县尼雅河北端以北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东经82°45′稍西，北纬38°。学者大都认为，这里是《汉书·西域传》记载的精绝国，《大唐西域记》记载的尼壤遗址。 5 世纪吐谷浑人入据罗布泊地带后，由于战乱与经济破坏，导致河流阻塞、居民离散。至7 世纪中玄奘返唐经过时，此地已荒芜。20 世纪初被发现后，曾遭A.斯坦因等外国探险家的掠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多次进行调查和发掘。尼雅属汉晋时期中西交通南路经过的西域诸国之一。它的发现，对精绝国的研究，对塔里木盆地南缘诸国之间以及诸国与汉晋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等的了解和研究，都提供了条件。

居住遗址 分为南北两部，相距约5 公里。南部范围较小，有房屋数十幢。分布在一条干涸河道的东西两侧。北部范围较大，有房屋数百幢，分布于东西长10 公里，南北宽约 2 公里的地带。南北两部分边缘都未见围墙。最宽敞的房屋与寺院建筑都在北部。房屋通常以木材作梁架，两三间或三五间为一幢。墙壁以土坯垒砌，或以树枝编扎为骨，表面涂灰泥。柱头、檐枋等露在外面的木构件上刻有美丽的图案。每幢建筑物的中央大厅均一面设门，其余各面往往沿墙砌造狭窄的土炕。房中有壁炉，房外有牲畜棚舍和栽种的果树。北部最宽敞的一幢房屋，中央大厅长约12 米、宽约10 米，墙面上画有彩色图案装饰。在北部发现的一幢寺院建筑中，有一座土坯砌造的圆锥形塔。寺院南约2 公里处，有一排简陋的房舍，其南地面上散布着铁矿石、烧结物及残炉，应是冶铸的场地。在住址的堆积中，发现有雕刻装饰的木质家具，木质和陶质容器，木柄铁镰等工具，“五铢”铜钱和“长宜子孙”铭的连弧纹铜镜。还有染色的丝、毛织物，食剩的牛、羊骨骼以及麦、燕麦、糜谷等粮食。尤以房屋中发现的数以百计的木质简牍引人注意。简牍上书写着汉文或佉卢文。内容有公文、指令、书信、契约、帐簿记录等。发现有敦煌太守等官吏传递到这里的公文指令，有的写有晋朝纪年。一些简牍封泥上印有希腊化人物图像和“鄯善都尉”的印文。还发现“司禾府印”汉文方印。

墓葬 在北部住址以北约2 公里处是一片墓地。墓葬多用一段树干挖长槽储尸，上覆木板，浅埋在沙中。有一座贵族合葬墓，是长方形浅圹，圹内壁面墁泥，葬具为木板制的长方形箱。男女均着丝织衣服。随葬有木质杯、碗、案等，男性还有弓、箭；女性则有奁具，奁内盛粉袋、木梳和“君宜高官”铭文铜镜。

秦汉墓葬：皇陵：（秦始皇陵（秦兵马俑坑）、汉代帝陵(茂陵、霍去病墓)、汉壁画墓（洛阳西汉壁画墓、平陆汉壁画墓、梁山汉壁画墓、望都汉壁画墓、和林格尔汉壁画墓、辽阳汉壁画墓、密县打虎亭汉墓）、汉画像石墓（徐州画像石墓、安丘画像石墓、南阳画像石墓、陕北画像石墓、沂南画像石墓、武氏石祠、孝堂山石祠；汉画像砖墓）、其他墓葬:（江陵秦汉墓、江陵凤凰山汉墓、云梦秦墓、烧沟汉墓、长沙汉墓、象鼻嘴汉墓、马王堆汉墓、大葆台汉墓、满城汉墓、杨家湾汉墓、九龙山汉墓、银雀山汉墓、潼关吊桥杨氏墓、武威汉墓、雷台汉墓、阜阳汉墓、亳县曹氏墓、广州汉墓、贵县汉墓、合浦汉墓、晋宁石寨山滇墓、贵州西部汉墓、西丰西岔沟墓地、札赉诺尔墓地、汉代崖墓、洛阳东汉刑徒墓地）

秦汉墓葬

秦、西汉、新莽和东汉时代的墓葬。在考古工作中大量调查发掘的，主要是统治阶级的墓。在墓的构造方面，除秦和西汉前期继续流行战国时代以来的竖穴式土坑木椁墓以外，从西汉中期以后，主要采用横穴式的洞穴作墓圹，用砖和石料筑墓室，其特点在于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房屋。在地面上普遍筑坟丘，并建祠堂，树墓碑，立墓阙，置人物和动物的立体石雕像。从西汉中期以后，盛行夫妻同墓合葬。在随葬品方面，除了各种实用的器物以外，还使用大量的专为随葬而作的模型类陶质明器。以人殉葬的制度，到汉代基本上已告终止。从秦始皇陵开始，最高统治者的坟墓有特殊的规制，开创了中国历代皇帝的陵寝制度。贫民和刑徒的墓，构造简陋，随葬品贫乏，与统治阶级的陵墓形成鲜明的对比。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墓葬，在墓制、葬俗和随葬品方面有各自的特点，但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原的影响（见贵州西部汉墓、晋宁石寨山滇墓、西丰西岔沟墓地、札赉诺尔墓地）。秦汉墓葬的考古调查发掘，开始于20 世纪前期，但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工作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展的。据不完全统计，已经发掘的墓总数约在万座以上。大量墓葬的调查发掘，为全面地研究秦汉时代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见秦汉考古），同时具体地究明了当时的丧葬制度及其发展、演变的情形。

墓的种类 秦汉时代的墓葬与前代相比，其特点之一，是墓的形制和构造富于变化，种类较多。统治阶级的墓，主要有木椁墓、土洞墓、空心砖墓、砖室墓、石室墓和崖墓等。除木椁墓的墓室是竖穴式的以外，其余各类都是横穴式的，为先秦少见或不见。

木椁墓 其形制继承商周以来的木椁墓。主要流行于秦和西汉前期至中期，在长江流域以及南方和北方的边远地区则延续到西汉后期，甚至东汉前期。墓室一般都是长方形的竖穴式土坑，坑内筑木椁。规模较大的墓往往设一斜坡式或阶梯式墓道。陕西省咸阳杨家湾汉墓的墓道成曲尺形，是罕见的例子。湖北省和湖南省境内的秦和西汉前期的木椁墓，继承战国时代楚地的传统，用一种密度很大的白色或青灰色的膏泥填在棺椁周围，有很好的防腐作用，使尸体和随葬品保持不朽。棺椁承袭周代的礼制，有一定的等级制度。例如：湖北省江陵凤凰山168 号墓墓主为“五大夫”遂少言，其爵位在汉代二十等爵中属九等，略高于八等“公乘”以下的民爵，身份相当于县令，用二棺一椁。湖南省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1 号墓所葬为轪侯利苍的夫人，其棺椁按诸侯的规格，用四棺一椁。北京大葆台1 号墓所葬为燕王或广阳王，用五棺二椁，比列侯高了一等，与“天子棺椁七重”之制相同。但有时也并不严格，如长沙马王堆2 号墓所葬为轪侯利苍本人，却只用二棺一椁。高级贵族的棺椁有所谓“梓宫、便房、黄肠题凑”之制，其实例见于北京大葆台墓和长沙咸家湖曹墓等（见大葆台汉墓、长沙汉墓）。

土洞墓 又称洞室墓。战国中晚期已开始出现，但很少。到秦汉，在黄河流域和北方大量流行，并延续到以后各代。其墓室是横穴式的土洞，前部一侧或两侧往往设耳室。墓道多为长方形竖井，也有狭长斜坡式的。这种墓构造较简单，规模不大，墓主属于下层地主阶级。

空心砖墓 战国中晚期开始出现，西汉在中原和关中一带大量流行，到东汉即告绝迹。在横穴式的土洞内，用空心砖堆砌墓室。墓道多为竖井式。西汉前期，墓室呈长方形，形状象木椁。到了西汉中后期，顶部往往砌成屋顶状，前壁作成门的样子，显得象房屋。墓室内的砖面上印有花纹和图像。河南省洛阳西汉后期的个别墓里还绘有彩色的壁画，题材有天象、“四神”、神话人物及历史故事等。这种墓的墓主多属中下层地主阶级。

砖室墓 西汉中后期开始出现于中原和关中地区，不久便迅速普及，到东汉已流行全国，并盛行于以后各个时代。墓室用小型长方砖砌筑，有时局部使用楔形砖和榫卯砖。顶部或券筑成圆弧形，或叠涩成穹窿状。墓的大小不一，往往附有耳室。贵族和大官僚的墓，规模宏大，除后部的主室外，多设前室、中室或侧室，在布局上模仿他们的府第。诸侯王等大贵族的墓，沿袭西汉木椁墓中黄肠题凑之制，但用方石代替柏木，如河北省定县的中山简王刘焉墓。东汉贵族官僚的砖室墓，往往施彩色壁画，其题材主要是显示墓主人的身份、

经历、日常生活和产业财富等。（见彩图）例如：河北省望都1 号墓多绘墓主人的属吏和侍从，将墓室布置得有如他的府署。河南省密县打虎亭2 号墓绘车骑出行和宴会百戏图等，表现了墓主人生前的显赫威势和豪奢生活。当时壁画的题材，还包括古代圣贤、忠臣义士、孝子列女故事以及神仙、祥瑞、天象和“四神”的图像等（见汉壁画墓）。东汉时，四川省境内的砖室墓，有时在砖壁上另嵌一种模印着画像的砖，称为“画像砖墓”。画像的题材有讲经、宴饮、乐舞、车骑等地主官僚阶级的生活场面，也有收获、渔猎、采桑、舂米、酿酒、煮盐等各种社会生产活动的情景（见汉画像砖墓）。

石室墓 开始出现于西汉后期，主要盛行于东汉一代。其分布以山东省到江苏省北部、河南省到湖北省北部、陕西省北部和山西省西部、四川省中部为最多。墓室用石材构筑，有的则为砖石并用，绝大部分在石材上雕刻各种画像，故称画像石墓。墓的规模往往甚大，墓主多属贵族官僚。除主室外，还有前室、左右侧室，顶部除用石材平铺以外，还多有叠涩成覆斗状的。墓门有用石材制成的门额和门扉。画像的内容和题材，与砖室墓中的壁画相似，亦以墓主人的生平事迹为主题。 山东省沂南画像石墓，全部用石材建成，规模大，构筑整齐，画像内容丰富，雕刻精致，是画像石墓的典型。有的石室墓和砖石混合结构的墓，除石刻画像以外，还绘有彩色壁画。辽宁省辽阳附近的汉末、魏晋石室墓，施彩色壁画而无雕刻（见汉画像石墓）。

崖墓 开始出现于西汉，在河北、山东、江苏等省均有发现。东汉时，四川境内特别流行，并延续到三国和六朝时期。这类墓在山崖或岩层中开凿横穴式墓室，形制、规模大小不一。墓道有的为狭长的横穴，有的则为小型的竖井。大贵族的墓，如河北省满城汉墓和山东省九龙山汉墓，在山崖间穿凿巨大的洞穴，全墓可分耳室、前室和后室等部分。四川省境内的汉代崖墓，往往几十个墓聚集在一处，形成一片很大的墓地。有的大墓在岩壁上雕刻画像，其题材与石室墓中的画像亦有相似的。

地面上的设施 主要有坟丘、墓碑、祠堂、墓阙、人物和动物的立体石雕像等。除坟丘系继承战国时代的旧制而加以发展以外，其余都是汉代新兴的。一般的情形是，墓域最前方是一对墓阙，由此往后，神道两侧置动物和人物的石雕像，然后是祠堂，其后是墓碑，最后是坟丘。有的大墓，以坟丘为中心，墓域周围筑墙垣。汉代墓域的这种设施，对后世有很长远的影响。

坟丘 秦汉时在墓上筑坟丘，比战国时代更为普遍。除崖墓以外，各类墓上都有。现存较大的坟丘，多是

属于大型的木椁墓、砖室墓或石室墓的。坟丘都用夯土筑成，规格因墓主人的身份，财富不同而有差别。汉律规定，列侯坟丘高4 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等差，但实际上不一定都严格按照规定。一般的坟丘，多呈截尖方锥状。陕西省兴平县卫青墓和霍去病墓的坟丘，分别象庐山和祁连山，则是特例。

墓碑 主要流行于东汉。用石材制成。碑身长方，上端顶部成圆弧状或等腰尖角状，碑额穿一圆孔。碑文记述墓主人的家世、经历，多作颂扬之词，并记明其死亡日期。碑阴一般刻立碑的门生、故吏等的姓名，有时并刻其所资助的钱数等。汉代墓碑见于著录的甚多，有的墓碑保存至今。天津市武清县东汉雁门太守鲜于璜墓，其墓碑完好无损，并附有长方形覆斗状碑座。

祠堂 又称祠室，或称冢舍，诸侯王的祠堂则称祠庙。墓前建祠堂始于西汉，东汉时进一步流行，系供祭祀之用，其渊源或可上溯到商周时代的墓上建筑物。西汉中期的满城汉墓，近处有祠堂遗迹，推测为木构建筑，屋顶铺瓦。东汉时祠堂多有用石料建成的，壁间往往雕刻各种画像，现存的实例有山东省长清县的孝堂山石祠和嘉祥县的武氏石祠。

墓阙 墓域设门，门外立阙，开始于西汉。东汉时进一步流行，多用石料作成，往往雕刻各种画像，并勒题额，或标官职、姓名，或记营造年月。现存石阙如山东省嘉祥县的武氏阙、四川省新都县的王稚子阙和雅安县的高颐阙，都属东汉时代的墓阙。

人物和动物石雕像 西汉时已出现，霍去病墓前即有石人与石兽，但仅为个别特例，而且形象不够规格化。普遍流行并成为定制，则在东汉。人物雕像主要为亭长或门卒等，以示守卫墓域。动物雕像有狮、虎、马、羊等类，前两者多附双翼，或刻文字，标明为天禄、辟邪，含有镇墓之意。

葬具和葬俗 秦汉时代（主要是西汉以后）与战国时代相比，在葬具形制、尸体处理方式和合葬方式等方面，都有新的变化。

棺椁 木椁墓中的棺椁，承袭周代“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的礼制，按墓主人的身份不同，其规格从一棺一椁到五棺二椁，有再重、三重、五重、七重的区别。中国古代棺、椁并称，两者

同属葬具，但木椁墓中的木椁其实是墓室内的构造，故称椁室。在砖室墓和石室墓等横穴式墓中，墓室本身就起了椁的作用，有时可称砖椁和石椁，而墓内的葬具则有棺无椁，而且，除个别例外，棺也不再是双重或多重的了，因此，周代棺椁的旧制在这里已不存在。西汉棺的制作是以榫卯拼接，有时用“细腰”合盖。东汉则普遍使用铁钉。贵族官僚的棺材，常髹漆施彩绘，十分精致。

非衣和铭旌 按照周代以来的丧礼，汉代出殡时张举一种旌幡，入葬时覆盖在棺上。长沙马王堆1 号墓、3 号墓和山东省临沂金雀山 9 号墓中都发现了这种旌幡。它们都用绢帛制成，绘有彩色图画，故称帛画（见彩图）。据马王堆1 号墓中的竹简记录，这种旌幡或可称为“非衣”。类似的旌幡，在甘肃省武威东汉墓中也有发现，往往没有图画，但都书写着墓主人的籍贯姓名，代替了非衣中的肖像，这便是“铭旌”。

葬式 战国时代盛行的屈肢葬，到西汉前期即告绝迹。从西汉到东汉，仰身直肢的葬式遂成定制。

玉塞和玉琀 大概是为了使尸体保持不朽，出于对玉的迷信，从西汉到东汉，流行用各种形状的小玉具遮盖死者的双目，充塞死者的耳、鼻、口等孔穴。含在口中的称琀，往往制作成蝉形。

玉衣 又称玉匣，为皇帝和高级贵族所使用。系用许多四角穿有小孔的玉片，用金丝、银丝或铜丝缕编而成。始于西汉前期，其流行仅限于两汉，曹魏时即被禁止。 死后身穿玉衣入葬，目的在于使尸体不朽。从出土的实物并结合文献记载看，西汉的玉衣多为金缕，东汉则按等级，皇帝用金缕，诸侯王和始封的列侯用银缕，其他多用铜缕。合葬与家族墓地 西汉前期和中期，夫妻合葬与以前一样，采取异穴合葬的方式，即两人分别葬在两个并排紧靠的墓中，马王堆汉墓和满城汉墓即如此。西汉中期以后，制度一变，除帝陵以外，一般都采取夫妻同墓合葬。横穴式的墓室，为同墓合葬提供了方便。汉代的庄园经济，使地主阶级的家族关系十分紧密。表现在丧葬制度上，家族的墓地往往被长期延续使用，一家数世，父子兄弟并葬。死在异乡的人，也必须归葬于故乡的家族墓地，即所谓“归旧茔”。陕西省华阴的弘农杨氏家族墓地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见潼关吊桥杨氏墓）。

随葬品 汉代地主官僚阶级的丧礼和葬俗，其中心思想之一，是把死人当作生人看待，即所谓“谓死如生”。所以，在墓室的形制和结构上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房屋，并尽量将生人所用的器具、物品纳入墓中，甚

至将房屋、田地和牲畜之类也制作成模型和偶像，以供随葬。总之，汉墓中的随葬品，要比前代更为复杂、多样化。湖南省长沙马王堆汉墓、湖北省江陵凤凰山汉墓等许多西汉前期的墓中，与战国时代的墓一样，存放着用竹简编成的簿册，记录各种随葬品的名称和数量，称为“遣策”。湖北省云梦大坟头汉墓、江苏省海州汉墓等西汉前期和中期的墓中则有长方形木版，书写着随葬品的名称和数量，可称“賵方”。

食物 食物是汉墓中的主要随葬品，但不易保存。马王堆1 号墓因有严密的防腐设施，发现甚多，计有稻米、大麦、小麦、黍、粟、大豆、赤豆等粮食，甜瓜、枣、梨、梅、杨梅、葵（冬苋菜）、芥菜、藕、笋等瓜果和蔬菜，猪、牛、羊、狗、鹿、兔等兽类，鸡、鸭、鹤、斑鸠、鸮、雁、喜鹊、麻雀、鸳鸯、竹鸡、雉等禽类，鲤鱼、鲫鱼、鳜鱼、银锢、鳡鱼等鱼类。它们多被作成饭、饼，烹调成各种羹肴，加上糖、蜜、酱、盐等调味品和各种酒类，其名称见于墓中的“遣策”。满城1 号墓和2 号墓中有30 余个大陶缸，有的写着“黍上尊酒十五石”、“甘醪十五石”、“稻酒十一石”等字样，缸内都有酒的痕迹，估计所装的酒共达5000 多公斤。

衣物 各种衣物和衣料，也是重要的随葬品。马王堆1 号墓中随葬的衣物，计有绵袍、夹袍、单衣、单裙、鞋、袜和手套等类，并有大量成幅的绢、纱、罗、绮、锦和刺绣等丝织品放置在竹笥中。江苏省海州霍贺墓和侍其繇墓的賵方中都记录着随葬的各种衣物的名称和数量。

器皿 随葬的器皿有铜、漆、陶等类。主要是容器，盛放各种食品，也有酒器和盛水器。铜器有鼎、钫、锺、壶、樽、盘、匜、

斗等，与前代相比，数量已相对地减少，而且多已失去了礼器的性质。漆器有鼎、

钫、壶、盘、匜、杯等，在随葬品中所占的比重增加。特别是在长江流域，有的墓内用大量的漆器随葬而不用铜器。陶制的容器如鼎、钫、壶、瓮、罐、盆、盘等，种类较多，数量尤大，这与汉墓中盛行用大量食物随葬有关。铁器有釜和甑等炊器。

生活用具、武器和装饰品 生活用具有灯、熏炉、博山炉、火炉、熨斗、尺、镜、漏壶等铜器，带钩、剪刀、缝衣针等铁器，奁、盒、案、几、屏风等漆器。武器主要是刀、剑，有时亦有矛、戟、弓弩及甲胄等，多为男性墓主人所有。装饰品有各种珠佩、环璧，其质料包括玉石、玛瑙、琥珀、水晶、玻璃和金银等，男女皆用，女性尤多。

书籍 官僚地主的墓中往往有书籍随葬。例如：马王堆汉墓中有《老子》、《易经》、《战国策》等帛书，安徽省阜阳汉墓中有《诗经》、《苍颉篇》等竹书，山东省临沂银雀山汉墓中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晏子春秋》等竹书，武威汉墓中有《仪礼》及有关医药的木书，等等。汉代用书籍随葬之风甚盛，只是大多数墓由于缺乏保存条件，未能遗留而已。

钱币 汉代对货币的重视已日益加深，汉墓中用铜钱随葬也成为风气。有大量随葬品的贵族官僚的大墓中，也仍然要添上一些铜钱，以作为财富的象征。西汉已盛行用铜钱随葬，但往往数量不多。东汉则逐渐增加。以甘肃省武威东汉后期的雷台汉墓为例，随葬的铜钱竟达2.8 万余枚。除半两钱、五铢钱和新莽钱等铜钱之外，有的还用金饼随葬。在湖南省的长沙一带，还盛行用仿制的泥质冥币随葬。

印章 与其他各代相比，汉代最流行用印章随葬。有官印，也有私印，质料有铜、银、金、玉石等类。一般多为男性所用，但亦有例外。满城中山靖王刘胜之妻墓中，出土铸有“窦绾”、“窦君须”字样的铜印，即为一例。

陶质明器 在秦和西汉前期，贵族、官僚主要是以实用的各种珍贵器物随葬。西汉中期以后风气一变，专为随葬而作的陶质明器显著地增多。秦和西汉前期即已存在的陶仓和陶灶，到西汉中期即大量流行。以后，诸如井、磨、杵臼、风箱、碓房、猪圈、楼阁、田地等模型，以及猪、狗、羊、鸡、鸭等家畜和家禽的偶像，也陆续出现，时代愈晚，特别是到了东汉，种类和数量愈多。东汉的墓中，随葬品主要是各种陶制容器和陶质明器，而比较贵重的实用品如铜器和漆器等则反而逐渐减少。这是中国古代墓葬在随葬品方面的一次大变革。这一变革说明，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对随葬品的观念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变。他们认为，将庄园中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都制作成象征性的陶质明器纳入墓中，比那些数量有限的珍贵器物显得更有意义。

车马和船的模型 直到西汉中期，贵族墓仍然有用车、马殉葬的，满城的中山靖王墓、曲阜的鲁王墓和北京大葆台的燕王或广阳王墓即为例证。但是，车和马都埋在墓室或墓道内，而不是象商周的大墓那样在墓外另设车马坑。西汉后期以后，不再用真车、马殉葬，而用木制或陶制的马车模型代替，据记载，即使是帝陵亦不例外。在南方的江陵、长沙、广州等地的汉墓中，还有用木船或陶船的模型随葬的。

俑 在汉代，人殉是非法的。因此，在考古发掘中，除个别例外，已经看不到有人殉的情形。作为替身，木俑和陶俑被多量地放置在统治阶级的墓中，多属男女侍者，有时亦有杂技和乐舞人等。咸阳杨家湾4 号墓和5 号墓，年代在西汉前期，墓主人是当时的重要将领，墓南设有10 个坑穴，埋藏着大量的陶俑。其中步兵俑共1800 余，骑兵俑共580 余，士兵们手执武器，身披铠甲，行列整齐有序，应是军伍的模拟。有的墓里还有铜俑。雷台汉墓随葬着一批铜质的车马模型和兵士、奴婢的偶像，共计武士17 人，奴婢28 人，马39 匹，车14 辆，应是身份为边郡大吏和将领的墓主人出行仪卫的模拟。

买地券 在东汉墓中，有时还随葬购买墓地的契约，多数是刻在长条状的铅板上，称为“买地券”。它是一种象征性的证券，放在墓内，使死者对墓地的所有权不被侵犯。券上所刻文字，有时还强调要将墓地范围内所埋葬的其他死者都变成他的奴婢，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土地兼并和广大农民因破产而沦为奴婢的实情。

镇墓瓶 东汉中期，特别是后期，还流行在墓中放置一种陶质的“镇墓瓶”。瓶上朱书文字表明，镇墓瓶的作用在于使生人家宅安宁，使死者冢墓稳定，以“天帝使者”之类的名义为生人解罪，为死者求福，安慰并约束亡灵，使其认识死生有别，勿事纠缠。东汉后期巫道流行，镇墓瓶应与当时的巫术有关。

帝陵 秦始皇统一中国，始称皇帝，其坟墓成为中国古代的第一个帝陵，规模宏大，有其特殊的规制。汉代的帝陵继承秦始皇陵而有所改变。汉代皇帝和秦始皇一样，生前便开始建陵，称为寿陵。为了建陵和筹备各种珍贵的随葬器物，耗费极大。少府属官中有东园匠，专为皇帝制作丧葬用品，诸如棺椁、金缕玉衣和各种明器之类，称为东园秘器。

秦始皇陵 在陕西省临潼县，陵园平面成长方形，筑有内外两重围墙。坟丘在陵园的南部，系用夯土筑成，略呈方锥状。推测墓室为巨大的竖穴式土坑，筑木椁，并已判明东西两面设有墓道。据记载，椁室用铜加固，构造复杂，顶部绘有天象图，底部灌水银以象征江河大海。陵园的北部为寝殿之所在。在陵园内外，有许多陪葬墓和陪葬坑。著名的秦兵马俑坑就在陵园东门外约 1 公里处。

西汉的帝陵 除文帝的霸陵在陕西省西安市东郊，宣帝的杜陵在西安市东南郊以外，其余9帝的陵都在渭水北岸咸阳市至兴平县境内。霸陵是一个大型的崖墓，不筑坟丘，其余10 个帝陵都有用夯土筑成的方形覆

斗状坟丘，其中茂陵的坟丘最大。陵园都以坟丘为中心，周围筑墙垣，平面成正方形，四面各开一门，称司马门，门外立双阙。推测墓室均为设有墓道的大型竖穴式土坑，坑内棺椁用所谓“梓宫、便房、黄肠题凑”之制。皇后与皇帝合葬，同茔而不同陵，后陵一般是在帝陵的东面，其陵园和坟丘较帝陵为小。只有吕后的坟丘几乎与长陵同大。汉承秦制，设寝殿于陵园。据记载，殿内陈列皇帝的“衣冠、几仗、象生之具”，并有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严具”，侍奉如生前。寝殿之旁又设便殿，以象“休息闲晏”之处。以惠帝时在长陵设原庙为起始，西汉诸陵都在陵园的附近设庙，庙中藏主。帝陵附近都有许多臣僚的陪葬墓，位置往往在陵的东面。例如，长陵的陪葬墓在陵东，至今尚有高大的坟丘70 余个，排列有序，萧何、曹参的墓在陵园东司马门外大道之北。茂陵的陪葬墓，如卫青、霍去病和金日的墓，也都在陵的东面。

东汉的帝陵 据记载，除献帝的禅陵以外，其余11 个陵都在河南省洛阳附近。光武帝的原陵被认定在洛阳东北的孟津，但尚未证实。其余诸陵，更难于确定。东汉的帝陵虽系继承西汉的制度，但推测地下的墓室为砖筑或砖石混合建筑，其棺椁亦用“梓宫、便房、黄肠题凑”之制，但除木棺以外，应也采用砖和石料，可称“黄肠石”。从明帝的显节陵开始，陵园附近不再建庙，周围不筑墙垣而改用“行马”。此外，在坟丘之前建石殿以供祭享，这也是东汉的新制。据后世文献记载，原陵神道前置石象和石马，但有待证实。明帝时在原陵举行盛大的祭祀典礼，称为“上陵”，以后成为定制。与西汉一样，陵园附近亦有许多臣僚的陪葬墓（见汉代帝陵）。

刑徒墓和贫民墓 与统治阶级的陵墓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刑徒墓与贫民墓。它们反映了秦汉时代的阶级对立和贫富悬殊的情形。

秦始皇陵附近的秦代刑徒墓 位于秦始皇陵园西边，共探出100 多座，发掘了其中的30座。墓穴为长方形土坑，分大小2 种。大坑埋10 余人，小坑埋1～2 人，都为屈肢葬，没有随葬品。尸体上覆盖瓦片，所刻文字记明死者的籍贯或原监狱所在地、刑名、爵名和姓名，可以确认他们是被征调来修建骊山陵寝的。

阳陵附近的西汉刑徒墓 墓地在陕西省咸阳市景帝阳陵西北约1 公里处，面积达8 万平方米，所埋筑陵刑徒，估计在万人以上。墓坑排列无序，有的略呈长方形，有的不成形状，坑内或埋1 人，或埋多人。尸体有在颈上带铁钳的，也有脚上带铁的。这一发现，与《史记·景帝本纪》和《汉书·景帝纪》的记载相符。

洛阳附近的东汉刑徒墓 在河南省偃师县，离东汉都城雒阳约3 公里，时代属东汉中期。发现刑徒墓500 余座。都是长方形竖穴式土坑，大小仅能容身。墓坑紧相排列，间隔极少余地。绝大多数是男性青壮年，尸骨上多有明显的劳损痕迹。除少数墓内有一、二枚铜钱外，大多没有随葬品。墓中放置一、二块残缺的砖，上刻文字，记明刑徒所属的监管机构、有无技能、是否戴刑具、来自何处监狱、刑罚的名称、编制组织、死亡日期。对砖文的研究说明，刑徒中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监狱，被强迫从事各种劳役。这些墓的年代，自安帝永初元年（107）到永宁二年（121），前后不到14 年。这说明，繁重的劳动和恶劣的生活条件使得刑徒们不断死亡，有的墓是将先死者的尸骨从墓坑中挖出来，另埋新死的刑徒。

贫民墓 在河南省洛阳市发掘了一批西汉后期至东汉后期的贫民墓。墓地离当时河南县城较远，处在低洼地带。葬具都很简陋，有的用陶棺，有的用砖块稍加垒砌，有的仅用瓦片覆盖尸体，也有的根本没有葬具。随葬品极为贫乏，仅有几件粗陋的陶器或几枚铜钱。

皇陵：（秦始皇陵（秦兵马俑坑）

秦始皇陵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的陵园。位于今陕西省临潼县城东5 公里处。秦始皇开创的陵园制度，对此后历代帝王陵园建筑影响很大。1962 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开始勘察。1974 年以来陕西省的文物考古部门联合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复查。1961 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即位以后，便开始在骊山营建他的陵墓，统一中国之后，建陵工程更加扩大，征调劳力达70 余万人，前后延续30 年，直到秦亡，陵园尚未全部竣工。秦始皇陵园平面呈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有内外两重夯土筑造的垣墙。内垣墙南北1300 米，东西578 米。外垣墙南北2513 米，东西974 米，内外垣墙每边都设有门。坟丘在内垣墙的南半部。夯土筑造，底部方形，每边长约350 米，现存高43 米。坟丘的原来形状，因年久塌毁，已不甚明显，估计应为覆斗形。坟丘的东西北3 边都发现墓道。在西道的过洞中发现彩绘铜车两乘，每乘驾铜马四匹，车上各有一铜御官俑。铜车马俑约为真车、真马、真人的二分之一。车马的系驾鞁挽具齐全，装饰华丽，为研究秦代宫廷舆服制度和单辕车系驾方法提供了较为确切的实物例证。内垣墙的北半部，有规模宏大的建筑群遗址，应是秦始皇的寝殿所在。内垣墙的东西南3 面墙外，都有沿墙边建筑的廊

房遗址。在遗址中出土的陶壶上，发现了“丽山园”、“丽山食官”铭文，知为丽山园左右食官居处。陵园东边有始皇诸公子、公主的殉葬墓，有埋置陶俑、活马的从葬坑群，还有模拟军阵送葬的兵马俑坑（见秦兵马俑坑）。陵园西边有埋葬役徒的墓地，还有打制石材、烧制砖瓦和堆放建筑材料的场地。

秦兵马俑坑

秦始皇陵随葬陶兵马俑的地下坑道建筑。位于陕西省临潼县西杨村西南，西边距离秦始皇陵陵园东垣墙1 公里，正当陵园东门大道的北侧。1974 年以来，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单位发掘。1977 年就地建成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兵马俑坑的修建工程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21 年秦统一六国后，到前209 年因农民起义爆发被迫停工。前206 年项羽入关时焚毁。共发现4 个俑坑，总面积25380 平方米。1 号坑平面呈长方形，面积12600 平方米。2 号坑在1 号坑的东北边，平面呈曲尺形，面积约6000平方米。3 号坑在1 号坑的西北边，平面呈凹字形，面积520 平方米。4 号坑在2 号和3 号坑之间，平面呈长方形，面积约4000 平方米。目前只发掘3 号坑的全部和1 号坑、2 号坑的一小部分，共发掘2516平方米。4 号坑是未建成就废弃的空坑。兵马俑坑的发现，对秦代军队编制、作战方式、甲骑步卒装备的研究，是一批最具形象的实物资料；对秦代雕塑艺术的研究，也有重要价值。

坑道建筑与出土的兵马俑 3 个坑都是土木混合结构的坑道建筑。1 号坑深4.5～6.5米，2 号坑深3.2 米，3 号坑深5.2～5.4 米。建筑程序是：先在挖好的土坑内四壁沿边筑起夯土二层台，1 号坑和2 号坑还在坑内加筑多道夯土壁；再在二层台内侧和夯土壁两侧安置相对称的木柱；棚木上覆盖苇席，席上压灰泥，泥上覆土。覆土高出原地面约2 米。 俑坑前后有供出入的斜坡门道。坑底铺砖。放置陶兵马俑以后，门道口用立木封堵，再填土夯实。复原后的1 号俑坑应是面阔9 间、四周环绕回廊、前后各有5 个门道的地下大厅。2 号俑坑分隔成各自独立又互有联系的4 个部分。3 号俑坑是3 个厢房互通的建筑。已发掘部分共出土武士俑800 多个，木质战车18 辆，陶马100 多匹，青铜兵器、车马器9000 余件。如果按照出土的兵马俑排列形式复原，这3 个坑的武士俑应有7000 个，驷马战车100 多辆，战马100多匹。坑内兵马俑的排列方向全部面向东方，这可能与陵园的方向或兵马俑坑位于陵园东边有关。

兵马俑排列、装备的研究 这批兵马俑应是送葬军阵的模拟。兵马俑、战车实物以及实战兵器的出土，形

象地展现了秦始皇时代的军队的兵种、编制和武器装备情况。也有人认为，它们是作为具体的军阵即以一个阵法为内容而排列的。兵马俑坑所见的秦军编制，主力是战车兵和依附于它的步卒。骑兵俑出土于2 号坑中，虽已集中排列，但未自成方阵，可见骑兵仍处于从属的地位。木质战车的形制大小与商周以来的单辕驷马战车没有明显差异。车上一般有甲士3 人，分别配备远射的弓箭、格斗的短剑和护体的盾甲。战车后面跟随步卒。步卒使用长木柄的戈、矛、铍、戟、钺。在军阵前方侧翼和后卫，往往布置弓弩手。骑兵执剑或弓箭，马背铺鞯，鞯上有鞍垫。马具、马蹬尚未出现。战士装备的进攻性武器，除个别铁镞外，都是青铜铸造的。铜兵器表层大多作铬盐氧化处理，以增强合金抗腐蚀的能力，这在世界科技史上是极为罕见的。防护装备，从陶俑身上所披的铠甲看，很多是模拟皮甲雕塑的，有的还保留着仅有前面护胸而背后无甲的原始形制。也有一部分可能是金属铠甲的模拟物。当时铠甲的形制已因兵种和身份的不同而异。骑兵的铠甲较短，无披膊。一般步卒和战车兵的铠甲，甲身较长，两肩有披膊，是秦国军队中普遍装备的铠甲。御手所著铠甲，甲身最长，领部加高呈“盆领”，两肩有长披膊，并附护手甲。（见彩图）

兵马俑的雕塑艺术 陶俑、陶马如同真人、真马，制作程序非常复杂。一般是按俑、马不同部位分别用陶模翻出胎型，然后套合、粘接，再雕塑出五官、须发、铠甲、衣纹等细部。陶俑的制作是根据不同身份、不同年龄来设计的，艺术形象力求与实物相似。将领的装束与一般士兵不同，骑兵的装束与步兵、车兵不同，而将领的官阶又有高中低之别，其服饰随之亦异。革带、发式、行縢、靴履等细部，也都一丝不苟。彩绘色调明快、绚丽，对比强烈。陶马形象准确生动，比例适度。秦兵马俑坑不愧为中国古代的雕塑艺术宝库。

汉代帝陵(茂陵、霍去病墓（见茂陵）)

汉代帝陵

西汉和东汉的皇帝陵墓。分别分布在今陕西省西安市和河南省洛阳市附近。其年代约自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2 世纪。1970 年以后，曾对西汉帝陵的方位和陵园形制作过调查验证，还发掘过西汉帝陵附近的陪葬墓。汉代帝陵的形制为中国古代皇帝的陵墓制度奠定了基础，对后世的帝陵制度有很大的影响。

西汉帝陵 分布 西汉11 个皇帝的陵园，文帝的霸陵在今西安市东郊凤凰嘴，宣帝的杜陵在今西安市三

兆镇之南，其他9 陵都在今西安市北面渭河北岸的咸阳原上。渭北9 陵可以分为3 个区域：第1 区以高祖长陵为中心，西为惠帝安陵，东为景帝阳陵；第2 区是武帝的茂陵和昭帝的平陵，茂陵居9 陵之最西，平陵在其东；第3 区在渭北9 陵的中部，以元帝渭陵为中心，西为成帝延陵，东为喜帝义陵，西北为平帝康陵。

形制 从形式上可分两类：一类是霸陵以山为陵的形式，墓葬开凿于山崖中，不另起坟丘，应属崖墓。其他10 陵则属另一类，都筑有高大的覆斗形夯土坟丘，一般底部约150～170 米见方，高约20～30 余米，以茂陵坟丘最大。汉代帝后合葬同茔而不同陵，后陵皆在帝陵之东，坟丘亦较帝陵为小。惟吕后坟丘大小几乎与高祖长陵坟丘相等。从阳陵开始，在帝后坟丘的四周筑平面方形的夯土垣墙，每面垣墙的中央各辟一门，门外立双阙。这种围坟丘一周的方形陵园，是西汉帝后陵园的通制。陵园之旁建寝殿和庙。寝殿距陵园稍近，殿内陈设皇帝生前起居用具和衣冠，按时供奉。近年在有些陵园之旁发现大面积的建筑遗址，可能就是寝殿遗迹。各陵有庙，内藏皇帝的木主，大都距陵园较远，与寝殿不在一处，并各有名号，如高祖长陵的庙称“原庙”，武帝茂陵的庙称“龙渊”，宣帝杜陵的庙称“乐游”。

陪葬墓 西汉诸陵的陪葬墓都在帝陵之东，是陵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历年入葬，形成了很大的陪葬墓地。长陵陪葬墓在陵园东门外道北，规模最大。现今地面上仍有60 余个坟丘，纵横整齐排列。1970 年发掘了在杨家湾的2 座（见杨家湾汉墓），有人认为可能是周勃、周亚夫父子的墓葬。茂陵陪葬墓中有著名的卫青、霍去病墓。其他如安陵、阳陵、平陵、杜陵、渭陵的陪葬墓，也都很有次序的排列在帝陵之东。

陵邑 从长陵开始置陵邑。汉朝建都长安以后，便将齐、楚诸国的大姓和有功之臣都迁到长陵邑来。自此而后，往往把高官豪富之家迁到各陵邑中去，将有实力的豪族控制在长安，以便巩固汉朝的统治。因此，在各陵置邑移民是西汉初期的一项很重要的巩固政权的措施。长陵邑在长陵之北，长陵陵园的北墙就是长陵邑的南墙，长1245 米，西墙长2200 米，北墙残长200 米，没有发现东墙。保存最好的南墙和西墙，宽约7～8 米，夯筑坚固，有几段尚存 6 米多高。安陵、 霸陵、阳陵、 茂陵、平陵、杜陵皆曾置陵邑。安陵邑在安陵之北，墙垣尚存。汉元帝永光四年（前40），下诏罢置陵邑，因为强迫移民而使百姓破产，引起了社会上的动荡不安，对巩固政权已不起作用。所以，从渭陵开始，废置陵邑，终东汉之世，未再恢复。

东汉帝陵 分布 东汉12 座帝陵，除汉献帝禅陵在山阳（今河南焦作）外，其余11 陵都在洛阳附近。传光武帝的原陵在洛阳东北的孟津，北临黄河，南接邙山，陵西光武庙中有北宋开宝六年（973）修庙碑，说明自唐以来即认定此处为原陵，现存坟丘已经后代培修。另外10 个陵，据《帝王世纪》所载，明帝显节陵在东汉洛阳城东南三十七里；章帝敬陵在东汉洛阳城东南三十九里；和帝慎陵在东汉洛阳城东南四十一里；殇帝康陵附葬慎陵，在东汉洛阳城东南四十八里；安帝恭陵、顺帝宪陵及附葬宪陵的冲帝怀陵，均在东汉洛阳城西北十五里；质帝静陵在东汉洛阳城东三十二里；桓帝宣陵在东汉洛阳城东南三十里；灵帝文陵在东汉洛阳城西北二十里。但是，这些陵的具体位置，目前均不能确定。

形制 从明帝显节陵开始，不置陵邑，不建庙；陵园四周不筑垣墙，改用“行马”（一种临时性的竹木做的屏篱）；寝殿和管理陵园的官府吏舍都建在陵园的东侧；东汉帝陵和西汉帝陵一样，也有很多陪葬墓。陵园内坟丘前建石殿，这种布局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实为唐宋以后的享殿（献殿）和祾恩殿之滥觞。

茂陵

汉武帝刘彻的陵墓。在今陕西省兴平县策村之南。为西汉诸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葬于后元二年（公元前87）。1961 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茂陵坟丘呈覆斗状，底部东西长229 米，南北长231 米，高46.5 米。坟丘四周筑夯土垣墙，东西长430 米，南北长414 米，墙宽5.8 米，每面正中各辟一门，门外立夯土筑的双阙。与武帝合葬的李夫人墓在茂陵西北 500 余米处，其坟丘底部东西长110 米，南北长127 米，高24.5 米，在坟丘中腰处向内平收形成二层台，这种形式的覆斗状坟丘称为“英陵”。在李夫人

坟丘外没有发现垣墙。茂陵东南约1 公里处，有大面积汉代建筑遗址，出土很多有四神图案的空心砖、青玉铺首和饰有谷纹的琉璃壁等。还出土了一枚完整的有12 个篆字的瓦当，外圈8 字为：“与民世世，天地相方”，内圈4 字是“永安中正”。估计这片遗址可能是茂陵的寝殿废墟。茂陵的庙称龙渊庙，在茂陵县以东，相距很远，已接近昭帝的平陵。茂陵的陵邑在陵园东南，尚有遗迹可寻。茂陵的陪葬墓在茂陵之东，今尚存12 座，有卫青、霍去病、 金日

、霍光等人的坟墓。 卫青墓起冢象庐山，霍去病墓起冢象祁连山，冢上

立石，置石人石兽，以表示其生前的武功，这在陪葬墓中是一种特例。霍去病墓的石刻有象、牛、马、鱼、猪、虎、羊、“怪兽食羊”、“人与熊斗”和“马踏匈奴”等16 件，作风浑厚朴素，雕刻手法极为简练传神，是中国现存时代最早而又保存完整的成组石刻，堪称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珍品。霍去病墓1961 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汉壁画墓（洛阳西汉壁画墓、平陆汉壁画墓（见汉壁画墓）、梁山汉壁画墓（见汉壁画墓）、望都汉壁画墓、和林格尔汉壁画墓、辽阳汉壁画墓、密县打虎亭汉墓）

汉壁画墓

西汉晚期兴起，东汉时期流行的以彩绘壁画为装饰的砖石结构墓。墓主多为地方豪强和高官显贵。汉壁画墓的发掘和研究，对了解汉代社会和绘画艺术有重要意义。汉壁画墓的发现，始于东北地区。从20 世纪初到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的考古学者先后挖掘了辽阳北园、迎水寺、玉皇庙、南林子以及旅顺营城子等地点的汉魏时期壁画墓。20 年代末，在洛阳市旧城西的一座西汉晚期空心砖壁画墓也被盗掘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0 年代初发掘了望都汉壁画墓，到1966 年止，通过对洛阳旧城西、平陆枣园村、徐州黄山陇、梁山后银山、密县打虎亭、托克托、辽阳棒台子屯和三道壕等多座壁画墓的发掘及有关问题的探讨，初步了解了汉壁画墓的分布及其大致特点。70年代时，河北安平逯家庄、定县八里店、陕西千阳、内蒙古和林格尔和洛阳卜千秋等墓的发现，进一步增进了对汉壁画墓的分布、产生年代和壁画题材内容等方面的了解。

分期与分区 汉壁画墓可分前、后两期，前期为西汉晚期到东汉初，后期为东汉中、晚期。前期现仅于河南洛阳、山西平陆、陕西千阳等地发现 4 座。西汉中期以后，随着豪强大族厚葬习俗的发展，砖石结构墓葬的流行，在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这些地区便首先出现了壁画墓。后期壁画墓数量增加，分布范围远为

扩大。有 4 个主要分布区域：①河南、苏北、皖北、鲁西南区。主要有河南密县打虎亭、江苏徐州黄山陇、安徽亳县董园村、山东梁山等地点的壁画墓。②冀中至冀南区。主要有望都所药村、安平逯家庄、定县八里店等地点的壁画墓。以上两个区域土地肥沃，河流纵横，是当时经济、文化的中心。③长城沿线区。主要有内蒙古和林格尔、托克托、霍洛柴登以及陕北榆林等地点的壁画墓。这一区地处边陲，是东汉政府北方的边防重地。④辽阳区。集中分布在辽宁省辽阳市北郊太子河两岸地带，主要有北园、棒台子屯、三道壕车骑墓等壁画墓。辽阳为当时辽东郡首府，汉魏之际是公孙氏割据政权统治的中心，也是汉末未经战乱，经济文化继续稳定发展的地区。

区域类型特点 前期洛阳的两座都是带双丁字形耳室的仿券顶空心砖墓（见洛阳西汉壁画墓），平陆枣园村墓为小砖券墓，陕西千阳墓则为拱形顶的土洞墓。墓室规模都较小，长仅4～6 米左右。壁画内容都以天象和神话故事为主，也有少量历史故事和庄园、农耕等内容。以 1959 年发掘的王莽前后的平陆枣园村墓为例， 墓长4.65 米，由一个主室和一个耳室组成。主室内满绘壁画，券顶上为云气和四神图，四壁绘有车马、房屋和人物，其中绘在南壁和西壁的牛耕和耧播图，真实地描绘了当时农业生产场面，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是中国最早的表现农业生产活动的绘画作品。这一期壁画，构图简单，作风质朴，有的甚至还保留着西汉早期帛画的某些特征。后期的 4 个区域各具特点。河南、苏北、皖北、鲁西南区的壁画墓，受本区流行的画像石墓影响，大多是纯石结构或砖石混合结构，而且往往壁画和画像石混用。墓形有两种：①较简单的如东汉中期的山东梁山后银山墓，是后室分为 3 棺室的砖石结构前后室墓，长4.55 米，宽3.17 米，壁画绘于前室，内容主要有淳于

卿出行、曲成侯驿故事和天象等。②东汉晚期的墓结构复杂，规模巨大，有前、中、

后 3 重主室，长达15 米左右。其中徐州黄山陇墓和亳县董园村2 号墓为纯石结构，密县打虎亭汉墓为砖石混合结构。除黄山陇墓外，其余3 墓墓门都有精美石刻画像。墓主车骑出行和乐舞百戏是本区壁画的主要内容。冀中至冀南区全是规模宏伟的多室砖墓，多横券顶，一般有前、中、后三重主室，长达20米左右。其中望都2 号墓具五重主室，全长达32 米（见望都汉壁画墓）。安平逯家庄墓，墓室由前、中、后室以及耳室、侧室共10 个室组成，全长19 米。在前室南耳室、中室、中室南耳室绘有车马出行、鸟瞰建筑群、属吏、乐舞等巨幅壁画；根据出行图的导从制度和墨书题记纪年，墓主当为死于灵帝熹平五年（176）的安平王。在壁画中，人物众多的属吏图是本区最富有特色的内容。长城沿线区的墓形与冀中、冀南区相近，但多穹窿顶。其中托克托县闵氏墓由前、中、后三重主室和5 个耳室组成， 全长13 米多；壁画主要绘于中室及东、西耳室，内容残存有侍女、车马、庖厨等；画像旁的墨书榜题，证明墓主为闵姓豪强。和林格尔汉壁画墓是本区

最大、同时也是迄今所见壁画内容最丰富的汉墓。榆林一带的壁画墓，壁画多用朱、黑色直接在砖壁上绘出，内容主要有车马、人物、建筑等，其年代可能早到东汉中期。辽阳区的壁画墓全为石结构。大型墓平面略呈方形，由前室、后室、回廊、两个耳室和数目不等的小室组成，长、宽一般均在7 米左右，小型墓由前室、后室和1 或2 个耳室组成，后室多分为2 或3 个棺室，一般长5 米左右。壁画直接绘于石面，内容以车骑出行、百戏和宴饮等为主（见辽阳汉壁画墓）。同前期相比，东汉中、晚期壁画墓的特点：①墓室规模宏大，结构复杂；②壁画内容丰富，面积增加，一般在50 平方米以上，有的近200 平方米，而且多情节复杂、幅面宽阔的连壁巨作；③表现墓主经历、身份、生活及其财富的车骑出行、乐舞百戏、属吏、坞壁、农耕等成为主要题材，而且新出现了祥瑞图；④绘画技法多样，壁画艺术水平较高；⑤墨书榜题较多，壁画内容一望可知。目前发现的汉壁画墓，大多早年被盗，残存随葬品与当地同时期墓葬所出风格相近。

壁画的题材内容 大致可归纳为 7 类：①表现墓主庄园中生产活动场面的农耕、桑园、放牧、射猎等。②表现墓主仕宦经历和身份的车骑出行、任职治所、属吏、幕府以及坞壁等。③表现墓主享乐生活的燕居、庖厨、宴饮、乐舞百戏等。④宣扬儒家伦理道德、强调人身依附关系的经史故事，如孔子、老子、周公一类的古代圣贤，荆轲、伍子胥一类的忠臣义士，丁兰、秋胡妻一类的孝子列女等。⑤神话故事类，主要有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一类仙人和表现天上世界的仙禽神兽。⑥在天人感应论影响下产生的祥瑞图，如麒麟、芝草、神鼎等。⑦天象类，如日、月、星宿、云气和象征四方星座的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各类内容在墓中的分布，一般是第1、2、3、4 类内容绘于前、中、后室或耳室，第 5、6、7 类内容绘于墓室顶部和墓门部位。

绘画技法 以毛笔为工具，用化学性质稳定的朱、绿、黄、橙、紫等色调的矿物质颜料为着色剂，因而壁画颜色经久不变，发现时色彩一般都很鲜艳。在创作方法上继承了春秋晚期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在绘制技巧上则发展了战国至西汉早期宫廷壁画和帛画上所见的墨线勾勒轮廓再平涂施色的手法。前期的绘画技法还比较单一，到东汉晚期，出现了大笔涂刷的写意法，施色而不勾轮廓的没骨法和单色线勾的白描法，有的画面如望都 1 号墓的属吏人物还使用了能表现出质感效果的渲染法。在构图上，已摆脱了春秋晚期以来呆板的图案式横向排列的形式，注意讲求比例和透视关系。这些成就，为中国绘画艺术民族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洛阳西汉壁画墓

河南省洛阳市烧沟村附近的两座西汉晚期壁画墓。一座1957 年由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发掘，墓主不明；另一座1976 年由洛阳市博物馆发掘，据出土印章，墓主为卜千秋。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两座早期壁画墓。此外，20 世纪20 年代在洛阳旧城西八里台曾发现一座类似的壁画墓，部分空心砖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两墓均用空心砖和小砖混合构筑。卜千秋墓由长方形主室和左、右两耳室组成，主室全部用特制的空心砖砌筑，顶部仿券顶作成两坡平脊形式，长 4.6 米。另一座墓主室稍大，中部用立柱和隔梁将其分为前、后两室，全长6.1 米。两墓皆为夫妇合葬。出土了陶质的壶、罐、鼎、仓、井和昭明镜、五铢钱等大量具有西汉晚期特征的随葬品。壁画分布在主室脊顶、门额、后壁上部及隔梁的两面。卜千秋墓壁画以绘于脊顶的墓主升仙图为主。在狭长的脊顶上，绘着由日、月和伏羲、女娲以及四神、仙禽神兽构成的天上世界，男女墓主则在仙人引导下，乘仙鸟和龙舟凌云飞升。在门额和后壁上部，绘有仙禽、怪兽及四神等。另一墓脊顶部位绘日月星象图，隔梁下部和后壁绘有“二桃杀三士”、“孔子见老子”等历史故事，隔梁上部则用空心砖雕镂彩绘西王母和各种仙禽神兽形像。壁画的绘制是先在砖面上以白色涂地，再施彩绘，最后以单线勾绘轮廓。风格朴拙而传神，反映了当时绘画艺术的特点。（

望都汉壁画墓

东汉晚期的两座大型砖室壁画墓。位于河北省望都县所药村东。1952、1955 年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先后发掘。1955 年出版了《望都汉墓壁画》，1959 年出版了《望都二号汉墓》。1 号墓的墓主，据壁画内容推测，曾由河南尹升任三公。2 号墓的墓主，据所出朱书买地券和玉衣残片，为中山国蒲阴助所博成里人，姓刘，曾任太原太守，可能是皇族成员，卒于灵帝光和五年（182）。两墓东西并列，相距仅30 米，墓主应为族亲。两墓都有高大的坟丘。西侧的 1 号墓由墓道、甬道、前室、中室、后室、4 个耳室和后室后壁的1个小龛组成，全长20.35 米。2 号墓由墓道、甬道、2 个前室、1 个中室、2 个后室、8 个耳室和后室后壁的1 个小龛组成，全长32.18 米。两墓均早年被盗，除出土楼阁、灶、井、杯、盘等残破陶器外，1号墓尚存完整的石围棋局、石榻等，2 号墓还出有石骑马俑、彩绘石枕和大量鎏金铜车马饰及货币等。墓内均有精美壁画，并附墨书榜题。1 号墓壁画保存较好，分布于前室四壁和前、中两室间的甬道中。画面分两层。上层为属吏图，绘人物肖像25 个：墓门两侧为“门亭长”和“寺门卒”，其他有“仁恕椽”、“贼曹”、

“追槌鼓椽”、“主记史”、“主簿”、“辟车伍佰八人”以及门下五吏等。下层绘祥瑞图，有“羊酒”、“芝草”、“白兔游东山”、“鸳鸯”、 “凤凰”等9 幅。在前、中两室间的甬道顶部，绘有用流动的云气和奔腾的仙禽异兽构成的精美图案。在前室和西耳室间的甬道上有“嗟彼浮阳，人道闲明”、“当轩汉室、天下柱梁”等8 句32 字的朱书铭赞。2 号墓壁画大部分损坏，主要绘在两个前室，内容与1 号墓的相近。两墓壁画以墨线勾勒、平涂施色的传统技法为主，兼用渲染法以表现明暗，洒脱传神，反映出当时绘画艺术达到了新的高度。

和林格尔汉壁画墓

东汉晚期的一座大型砖室壁画墓。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新店子村西。1972～1973 年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等单位发掘。1978 年出版了《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据壁画内容及榜题文字，墓主曾被举为孝廉，再经由郎而出任西河长史、行上郡属国都尉、繁阳令，最后官至使持节护乌桓校尉。这是目前发现的最重要的汉壁画墓。墓中壁画总面积达百余平方米。在一墓之内集中了这样多的画像题材，是汉墓中仅见的，其中有些内容是首次发现，对研究东汉晚期的庄园经济、社会生活、城市规划、意识形态以及边疆地区生产的发展、东汉王朝与乌桓等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等问题，都有重要意义。墓由墓道、前室、中室、后室和3 个耳室组成，各室皆为穹窿顶，全墓通长19.85 米。墓室早年被盗，仍出土罐、鼎、樽、盘、盆、耳杯等71 件陶器、变形四叶四凤纹残铜镜和少量铁器、漆器残件，都与中原同时期墓葬所出器物近似。墓内壁画有46 组以上。在前室四壁和中室东、南两壁及甬道北壁，以墓主仕宦经历为顺序，上部绘举孝廉至任使持节护乌桓校尉各职的车骑出行图，下部绘任西河长史至护乌桓校尉时所居的离石城府舍图，土军城府舍图，繁阳宫寺图等。其中绘在前室至中室甬道北壁和中室东壁的宁城图，生动地描绘了墓主在护乌桓校尉幕府中接见乌桓首领时的巨大场面（见彩图）。在后室、耳室及中室北壁，绘有表现墓主生活和财富的燕居、 乐舞、 宴饮、厨炊、农耕、采桑、放牧以及坞壁等画面。中室西、北两壁，绘有孔子见老子和“七女为父报仇”、二桃杀三士、丁兰孝亲等大量历史故事，还有麒麟、神鼎等36幅以上的祥瑞图。在前室和后室顶部，绘有云气、 仙人、四神等天象和神话图像。前室顶部的“仙人骑白象”图，有的学者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佛教图像之一。各图像旁的墨书题榜近250 条，标明了各幅壁画的内容。

辽阳汉壁画墓

东汉末年和汉魏之际的石室壁画墓。主要分布在辽宁省辽阳市北郊的太子河两岸。20 世纪初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辽宁省博物馆等单位发掘多座。属于东汉末的有北园墓、棒台子1 号墓和三道壕车骑墓等，墓主均为当时割据辽东的公孙氏政权的显贵。1961 年国务院将这片墓地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全部用石板构筑。大型墓如北园墓、 棒台子1 号墓，都由前室、后室、回廊、左右耳室和数目不等的回廊中的小室组成，全墓平面略呈方形，长、宽均在7 米左右。小型墓如车骑墓，由前、后室和左、右耳室组成，长宽一般在4～5 米左右。各墓随葬品早年已被盗一空。墓内的壁画直接绘在墓室石壁上，内容以表现墓主经历和生活的题材为主。分布规律是：墓门两侧为门卒和门犬；前室多绘场面巨大的百戏和乐舞；后室和回廊绘墓主车骑出行图（见彩图），大型墓出行图中往往有黄门鼓吹；后回廊一般绘乐舞百戏、门阙、宅院以及属吏；耳室和小室则绘墓主宴饮和庖厨；各室顶部绘流云。壁画构图严谨，形象生动，色彩鲜艳，在艺术上达到了东汉晚期中原地区墓室壁画的同等水平。这些墓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末的辽东地区，在中原移民和当地居民共同经营下，出现了经济、文化的相对稳定和发展。

密县打虎亭汉墓

东汉晚期的两座大型壁画、画像石墓。位于河南省密县打虎亭村西。1960～1961 年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发掘。两墓东西并列，相距30 米，墓主当为亲族。据墓葬规格，墓主的身份都应是当时的高级官吏。有人根据《水经注》记载，认为西侧的1 号墓墓主为弘农太守张伯雅。两墓均有高大坟丘。1 号墓墓室为砖石混合结构，由两前室、一中室、两后室、一侧室和两耳室组成，各室之间有石门相通，全长26.5 米。2 号墓为石门砖室墓，形制与1 号墓相同，但规模较小，全长19.8 米。两墓早年均被盗，残存少量陶器和铁器残片。两墓均有壁画和画像石。1 号墓以画像石为主，总面积达 200 余平方米。前室两壁为属吏图，中室两壁为侍女图，南耳室四壁分别刻有养老或赈贷图和家畜饲养图，东耳室为庖厨图，东后室则为幔幛高张的墓主家居图和宴饮图。各室顶部，刻有由莲花和菱形图案组成的藻井，其外侧满刻流畅的云气和各种仙禽神兽。各室石门上，饰以由云气和仙禽神兽、仙人、四神等构成的繁缛图案，雕刻技法主要为减地平面线刻，细部饰以准确而流畅的阴线。2 号墓以壁画为主，除西后室和侧室外，均绘彩色壁画，总面积近200 平方米。壁画的题材内容及其分布与1 号墓画像略同。中室壁画保存较好，南、北两壁各以长7.5 米、宽约0.7 米的巨大幅面，分别绘出墓主车骑出行和宴饮百戏图；顶部绘有由芙蕖、方格、卷草组成的藻井，两侧绘有由飘逸的云气和各种神兽组成的象征天上世界的巨幅画面。各室的石门上也刻有与 1 号墓石门相同的图案。

两座墓中的壁画，场面壮阔，构图严谨，色彩鲜艳；而画像石则线条流畅，刀法娴熟，刻工细腻，形象生动，达到了东汉晚期绘画和石刻艺术的第一流水平。

汉画像石墓（徐州画像石墓、安丘画像石墓、南阳画像石墓、陕北画像石墓、沂南画像石墓、武氏石祠、孝堂山石祠）

汉画像石墓

西汉晚期至东汉末以石刻画像为装饰的石结构或砖石混合结构的墓葬。墓主多为强宗豪右和高官显贵。墓中的画像石原来大多施加彩绘，汉代即被称为“画”。汉画像石墓的发掘和研究，是汉代考古和美术考古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汉画像石的研究，是从图像的著录开始的。随着金石学的兴起，南宋时洪适在《隶续》中首开摹录汉墓画像的先例。清代乾嘉以后，摹录之风更盛。但金石学家偏重的只是那些有文字题榜的画像资料。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法国人E.┵.沙畹、日本人大村西崖和关野贞等先后著录了山东等地大量汉画像石的照片和拓本，其中不少出自墓葬。30 年代，中国关百益、孙文青刊布了南阳画像石墓的百余幅图像。50 年代初，傅惜华发表了《汉代画像全集》初编、二编，收录了山东地区大量汉墓画像石的拓本。30～40 年代，经过调查和发掘的汉画像石墓只有南阳草店墓和山东滕县曹王墓。汉画像石墓的大量的考古工作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开始的。1954 年发掘了山东沂南画像石墓，到80 年代初，在山东、苏北、皖北地区已发掘了近50 座墓；在南阳、鄂北地区发掘了20 余座墓；在陕北地区新发现了一大批汉画像石墓；在四川的重庆、合川、成都等地，也有一些重要发现。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清理、发掘的汉画像石墓近百座。从70 年代起，对汉画像石墓的分区分期研究已逐步开始。汉墓中大量的石刻画像，生动地记录了当时社会生活的许多侧面，是了解当时政治、经济、思想和艺术的宝贵资料。

分布区域 有4 个中心分布区：①河南南阳、鄂北区；②山东、苏北、皖北区；③四川地区；④陕北、晋西北区。此外，在河南密县、永城，北京丰台，浙江杭州，陕西邠县，也有零星发现。前3个区域都是当时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心；陕北、晋西北区汉代属上郡，东汉顺帝以前是北方边防重地，其中心绥德又位于通往西方的贸易通道上。在这些地区，都广泛分布着可供开采构筑墓室石材的山丘。因此，当汉代豪富日益重视厚葬时，这些地区便发展起了耗资巨大的画像石墓。

区域类型特点与分期 南阳、鄂北区的画像石墓，大致可分3 期。①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主要为平顶石结构墓，王莽时期开始有砖石混合结构墓。墓型有大、小两种。大型墓如南阳杨官寺墓，墓室由前、后室和回廊组成，长7 米左右；较复杂的新莽天凤五年（公元18）冯孺人墓还设有左右耳室。小型墓一般由前、后室和并列在后室两边的两个侧室组成，长、宽一般均在5 米左右。西汉晚期墓画像仅刻于墓门，内容主要是门阙、楼阁和门吏，也有少量历史故事，技法以阴线刻和凹面刻为主。从王莽时期开始，画像扩展到室内，车骑出行、墓主生活和历史故事成为主要内容，神话故事大量出现，浅浮雕成为主要技法。②东汉早、中期，主要流行石门砖室墓，新出现了前、中、后三重主室的多室墓，小型墓一般长5～7 米，大型墓长达15 米左右。画像数量减少，内容简化，除少量乐舞、仙人图像外，几乎全部是门扉上的铺首衔环，门柱上的门吏和门额上的仙禽神兽。从东汉中期起，仙禽神兽内容的画像加饰了流畅的云气纹。浅浮雕成为唯一技法。③东汉晚期，石结构墓重新出现，并采用了抹角叠涩顶；石门砖室墓的前室顶部添加了应龙形石梁。画像内容新增加了与神话故事结合的天象图。技法以浅浮雕为主，仅在石梁头部用透雕法。第一期画像雕制较粗，显得朴拙呆板。第二、三期画像雕刻精美，具有雄浑豪放的独特风格。山东、苏北、皖北区的画像石墓，可分为两期：①东汉早、中期，多覆斗式或叠涩顶前室、平顶后室的石结构双室墓，规模较大的后室两边并列有左右侧室，一般长5 米左右。画像多刻于墓门和前室，内容以车骑出行、乐舞、宴饮和神话故事类为主。技法主要为浅浮雕和减地平面线刻。画像构图简单，形象呆板。从画像风格看，与苏北、鲁西南地区发现的西汉晚期至东汉初的小型石椁墓的石刻画像有一定渊源关系。这种石椁长仅 2 米左右，由石板扣合而成，画象刻于椁侧板和前后当板，内容多为阴线刻的楼、阙建筑和简单图案，草率而粗陋。②东汉晚期，形制趋于多样化，有带回廊的前、后室石结构墓，有石结构或砖石混合结构的前、中、后三重主室的多室墓，也有砖石混合结构的穹窿顶双室墓；墓顶普遍加高，有券顶、穹窿顶、覆斗式顶、叠涩顶、抹角顶等。画像面积扩大，特别是在石结构墓中，往往满布墓室多处，如沂南画像石墓和安丘画像石墓，画像总面积达四、五百平方米。画像内容也很齐全。各种雕刻技法熟练运用，减地平面线刻作品凝重醒目，浅浮雕作品华丽优美，阴线刻作品细腻传神，高浮雕和透雕作品奇伟瑰丽。陕北、晋西北区的画像石墓，全部是砖石混合结构的前、后室墓，较大的墓前室附有1 个或2 个耳室，一般长6 米左右。画像多刻于墓门，少数嵌于室壁和墓顶。内容以农耕、射猎、车骑和神话故事为主，也有少量历史故事和天象等；作为装饰图案的蔓草状流云纹极为发达。技法主要用减地平面阴刻，细部往往用朱线或墨线勾绘，画像洗练明快，拓片效果宛如剪影。据墓内纪年刻铭和画像风格，其时代均为东汉中期，唯晋西北离石的左表墓可晚到东汉桓帝初年。四川地区的画像石墓，都是有前、中、后3 室的大型墓，墓室一般长12 米左右，重庆附近的合川、江北等地的画像石墓全部为石结构，

画像主要分布在门额和门柱上，少数刻于中室内的小龛中，内容有四神、双龙衔璧、仙人以及“完璧归赵”、“荆轲刺秦王”等历史故事，有关墓主经历和生活的题材基本不见。成都附近的全部是砖石混合结构，往往画像石和画像砖并用。画像石主要分布在墓门、中室和后室，前室多嵌装画像砖。画像的内容主要为农田耕作、射猎、酿酒、墓主车骑出行、宴饮百乐和门吏、四神等。雕刻技法主要为浅浮雕，画像风格与南阳、鄂北区画像石接近，但更为细腻精美。从画像风格和随葬品特征看，其时代均属东汉晚期。另外，在成都平原和嘉陵江流域的东汉中、晚期崖墓中和同时期汉墓所出的一些石棺上，也刻有风格相同的画像。在4 个中心区中，南阳、鄂北区和山东、苏北、皖北区的画像石墓产生最早，画像石艺术水平最高，对周围地区的影响也最大。从西汉末到东汉初，南阳、鄂北区对外影响非常突出，东汉中期以后，则主要是山东、苏北、皖北区的影响。陕北、晋西北区由于材料较少，对其发展和影响尚难作出明确判断。四川区的画像石墓则明显受到南阳、鄂北区的影响。各地所发现的画像石墓，大多早年被盗，所出土的随葬品与当地同时期墓葬相近。

画像的题材内容 可概括为8 类：①生产活动类，主要是表现墓主庄园和手工业作坊内生产劳动场面的耕作、放牧、射猎、纺织等。②墓主仕宦经历和身份类，主要有车骑出行、属吏、谒见、墓府等。③墓主生活类，有燕居、庖厨、宴饮、乐舞百戏、六博等。④历史故事类，主要是宣扬忠教节义，强调人身依附关系的忠臣孝子、节妇烈女和古代圣贤故事。⑤神话故事类，主要有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四神和象征神仙世界的奇禽异兽等。⑥祥瑞类，多是从天人感应论引伸出来表示吉祥的事物，如蓂荚、神鼎等。⑦天象类，主要是象征天空的日月星宿和云气。⑧图案花纹类，一部分为边饰花纹，主要有菱纹、穿环纹、垂幛纹、三角纹、流云纹、龙云纹等。另一部分作为建筑装饰而出现，如藻井中的芙蕖，门扉上的铺首衔环等。一般是前4 类刻于墓室四壁，第5、6、7 类刻于墓门、墓顶，第8类中的边饰花纹部分作为其他类的装饰而散见各处。

画像雕刻技法 主要有6 种。①阴线刻，图像全部用阴刻线条来表现，如山东福山东留公村墓的车骑出行画像。②凹面刻，把物像轮廓内剔成凹入的平面，再以阴线刻划细部，如南阳杨官寺墓门扉画像。③减地平面阴刻，在平滑的石面上，将物像轮廓外减地，使物像呈平面凸起，细部再用阴线刻出或用朱线墨线勾绘，如陕北王得元墓画像。④浅浮雕，将物像轮廓外减地，使物像略呈弧状凸起，如山东安丘汉墓画像。⑤高浮雕，减地后物像弧面浮起较高，细部起伏明显，有较强的立体感，如山东安丘墓门额的卧鹿像。⑥透雕，把物像的某些部分刻透镂空，使之类似立体的圆雕，如安丘墓中柱的人物像。每种技法因时间、地域之别，又

存在着一定差异。不同的技法是决定画像石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

徐州画像石墓

东汉时期的画像石墓。分布于江苏省徐州市及其周围地区。清代以来不断有零散发现，但画像石大半散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南京博物院等单位先后发掘了徐州、铜山、睢宁、邳县、东海、新沂等地的20 余座墓，并收集了包括墓前祠堂构石在内的零散画像石 300 余块。1959 年出版了《江苏徐州汉画像石》。徐州画像石墓可分为前后两期。东汉早、中期多为石结构的前后两室墓，规模较小，墓室一般长5～6 米左右。从画像石的风格看，这期墓与本地区西汉晚期刻简单图像的小型石椁墓有一定渊源关系。东汉晚期的墓构造比较复杂，多为石结构或砖石混合结构的多室墓，一般由前、中、后3 室和1～2 个耳室组成，个别的墓由前、后两室和回廊组成，如邳县燕子埠元嘉元年（151）的缪宇墓。其中灵帝熹平四年（175） 的茅村墓是较晚的一座。徐州画像石墓多早年被盗，随葬品与本地区同时期一般墓葬所出的相近。墓主大多为豪族显贵，如睢宁九女墩墓出土玉衣残片，说明墓主可能有列侯封爵。画像的内容可分4 类：①表现生产活动的纺织、牛耕等画像，如铜山洪楼所出的纺织图，双沟所出的耕耘图，把当时的纺车、织机和二牛抬杠的犁耕状况描绘得非常细致。②反映墓主经历和生活的车骑出行、乐舞百戏、庖厨、饮宴等。③东王公、西王母、仙禽神兽等神话故事。④“孔子见老子”、“周考古学公辅成王”一类的历史故事。早期墓的画像内容一般比较简单，晚期墓的画像则大量增加神话故事等内容。徐州画像石墓的雕刻技法与山东画像石相近。前期多阴线刻、凹面刻，构图简单，线条粗犷。后期发展起浅浮雕、减地平面线刻等多种技法，画像构图复杂，形象生动，许多飞腾嬉戏的仙禽神兽和惊险壮观的百戏场面，充满活力和生活情趣，反映了石刻艺术已经发展到了成熟阶段。

安丘画像石墓

东汉晚期大型画像石墓。位于山东省安丘县董家村北。1959 年发现，1960 年山东省博物馆发掘。墓中画像构图复杂，形象生动，技法多样，集汉画像石艺术之大成。这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大的画像石墓之一。墓主姓名无考，应为当时的高官显贵。墓室全部用预制石材构筑，由甬道和前、中、后三室以及一耳室、一侧室组成，长14 米，宽7.91米。共用石料207 块，其中103 块刻有画像。墓中随葬品已被盗一空。墓内

画像共60 余幅，满布墓门和三个墓室，总面积达400 平方米以上。日月星象和伏羲女娲、雷公出行、仙禽神兽等神话题材的画像，散布于各室顶部和四壁上部。中室和后室是表现墓主经历和生活的车骑出行、乐舞百戏、狩猎等画像，以及传说中的刘道锡捞尉陀鼎等故事的画像。画像分别采用浅浮雕、高浮雕、透雕、凹面雕、阴线刻等不同技法，瑰丽多姿。特别是墓室中轴线上的三根石柱，用高浮雕和透雕技法，刻出众多而奇异的神话人物和各种神兽，是罕见的汉代艺术杰作。

南阳画像石墓

西汉晚期至东汉的画像石墓。分布于河南省南阳地区。20 世纪20 年代开始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南阳博物馆等先后发掘了南阳杨官寺墓、襄城茨沟永建七年（132）墓、天凤五年 （公元18）冯孺人墓等近20 座。此外，南阳汉画馆还收集了零散画像石1000 余块。汉代南阳是当时最繁荣的商业城市之一，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故乡。墓主多为当地豪族显贵，冯孺人就是曾任郁平大尹的高级官吏。墓可分3 期：①西汉晚期到东汉初期的，多为平顶石结构的前、后双室墓，并带左、右侧室或回廊，一般长5～7 米左右。②东汉早、中期的，主要为石门砖室墓，出现了前、中、后3 室，大型墓长15 米以上。③东汉晚期的，带侧室的石门砖室墓使用了透雕的应龙形石梁，石室墓流行抹角叠涩顶。墓大多早年被盗，随葬品与本地区同时期的墓葬相近。在石结构墓中，画像主要分布在室内；石门砖室墓的画像主要分布在墓门和石梁上。画像题材有表现墓主经历和生活的车骑出行、乐舞百戏、田猎、宴饮等；有二桃杀三士、孔子见老子之类的历史故事；有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神荼、郁垒以及仙禽神兽等神话故事；还有日月星辰等天象。各类内容常以简化形式出现。其中与牛郎织女等神话传说相结合的天象图及凌云飞腾的神兽图等，是南阳画像石中最富特色的作品。画像的雕刻技法主要有3 种，西汉晚期流行凹面雕和阴线刻；王莽时期至东汉末则主要采用物像外留有粗犷凿纹的浅浮雕，现存的画像石大都属此类。南阳汉画像在布局上疏朗简洁，重点突出，在造型上不拘细微，但求神似，具有深沉雄大、古朴豪放的独特艺术风格。

陕北画像石墓

东汉时期的画像石墓。分布在陕西省绥德、米脂、榆林等地。20 世纪初发现，但墓中画像石大部散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陕西省博物馆等单位先后发掘了和帝永元十二年（100）的王得元墓和安帝永初元

年（107）的牛文明墓等多座画像石墓，并收集了零散画像石近300 块。这一带东汉时属上郡。顺帝永和五年（140），因南匈奴侵扰，郡治南迁，此地战乱频繁，故画像石墓的下限不会晚于此年。目前发现的画像石，技法风格相近，题材内容雷同，说明时代接近，而纪年墓的材料则证明它们多是和帝、安帝时期的作品。墓主多是土著豪强。王得元墓石左壁门框石刻拓片陕北画像石墓均为砖石混合结构，一般是前室穹窿顶、后室券顶的双室墓，规模较大的往往还在前室附有一个到两个耳室，墓长6 米左右。大多数墓被盗掘破坏，残存的随葬品与中原地区同时期墓葬所出的近似。画像石多用于墓门，少数墓也嵌于室壁，个别墓穹窿顶上也嵌有画像石。画像内容主要有6 种：①反映陕北高原地带生产活动的牛耕、放牧、田猎和农田作物；②表现墓主经历和生活的车骑出行、宴饮、乐舞等；③东王公、西王母以及仙禽神兽等神话故事；④孔子见老子一类的历史故事；⑤日、月等天象内容；⑥由蔓草状卷云纹所组成的二方连续形式的装饰花纹。画像的雕刻技法主要采用减地平面阳刻，物像细部大多不再加刻阴线，而用墨线或朱彩绘出。画像质朴凝重、简洁有力，拓片的效果宛如剪纸。作为边框的装饰性极强的蔓草状卷云纹，在画面上占有很大面积，几乎喧宾夺主。这些都构成了陕北汉墓画像石的独特艺术风格。

沂南画像石墓

东汉晚期大型画像石墓。位于山东省沂南县北寨村内。1954 年华东文物工作队和山东省文管会联合发掘。1956 年出版了《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墓主姓名无考，从墓形及车骑出行画像的导从制度看，应是高级官吏。墓室全部用预制石材筑成，宽7.55 米，长 8.7 米，由前、中、后3 个主室和4 个耳室及 1 个东后侧室组成。占地面积88.2 平方米。画像总面积 442 平方米。墓早年被盗，仅存少量残碎陶器和铜镞。画像主要分布于墓门和前、中、后三室。墓门的门额上所刻的战争图，描绘了胡汉两军在桥上激战的场面。前室和中室的横额上，有场面巨大、刻划入微的祭祀吊唁、车骑出行、乐舞百戏、宴饮庖厨等画像。中室四壁，刻有蔺相如完璧归赵、荆轲刺秦王等18 幅历史故事。在中室的八角柱上刻有两尊带背光的仙人图像，有的学者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佛教图像之一。后室则主要刻墓主家居生活的画面。在墓室各处还有大量东王公、西王母等神话故事和仙禽神兽画像。该墓画像多采用减地平面线刻，少部分为阴线刻，中室八角柱上的曲拱，则用透雕技法刻成应龙形象。全部画像刻工细腻，气魄雄浑。在汉画像石中，沂南画象是具体刻画了当时的豪强大族生活而艺术水平又较高的作品。

武氏石祠

东汉晚期武氏家族墓地的 3 座地面石结构祠堂。位于山东省嘉祥县武宅山村西北。习惯上分别称之为“武梁祠”、武氏“前石室”和武氏“左石室”。原祠宋以后倾圮，祠石现与武氏阙一起保存在原地，是中国最重要的一批汉代祠堂画像石资料。1961 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梁祠”画像的最早记录见于北宋赵明诚的《金石录》，南宋洪适在《隶释》、《隶续》中又分别著录了一部分题榜文字和图像。石祠倾圮后，长期掩埋地下。清乾隆年间将祠石掘出， 并根据所出位置，认为有4 座祠堂，即“武梁祠”、武氏“前石室”、“左石室”和“后石室”。此后，瞿中溶、容庚等分别对画像内容进行了考证。20 世纪40 年代，美国人费慰梅根据画像拓片对祠堂进行了复原，确定这些祠石分属于两座祠堂，“后石室”并不存在。1981 年，中国学者根据原石，并参考孝堂山石祠的结构特点，重新对武氏祠进行复原，确证武氏祠包括“武梁祠”、 “前石室”和“左石室”3 座祠堂。

武梁祠 原祠为单开间悬山顶石结构建筑，面阔2.41 米、进深1.47 米、高2 米余。现存顶石、壁石共5 块。祠主武梁，字绥宗，曾任州从事，桓帝元嘉元年（151）卒，终年74 岁。祠内画像近百幅。其中40 余幅为历史故事画像。内容有从伏羲到夏桀等古代帝王，蔺相如、老莱子一类忠臣孝子，秋胡妻、梁高行一类节妇烈女。东西壁山墙尖部，刻有东王公、西王母等神话故事。在三壁的下部，则是表现祠主经历和生活的车骑出行、家居、庖厨等画像。在屋顶石底面，分布着神鼎、黄龙等40 余幅祥瑞图像。图像旁所刻的近百条隶书榜题，标明了每幅画像的内容。

前石室 原祠为双开间单檐悬山顶石结构建筑，面阔3.52 米、进深2.03 米、高2.55 米左右。后壁下部正中有一小龛。现存祠石16 块。根据祠主经历画像及其榜题，一般认为祠主为武荣。武荣字含和，武梁弟武开明之子，官至执金吾丞，约死于灵帝建宁元年（168）。祠内东、西、南三壁以及挑檐石、顶石和三角隔梁石两侧满刻画像，现存53 幅，估计原来有60 幅以上。在东、西壁的山墙尖部和隔梁石两侧上部，为东王公、西王母等神话故事；其下有表现祠主经历和生活的车骑出行、宴饮、百戏、庖厨等画面，还有孔子见老子、荆轲刺秦王、孝子邢渠等历史故事。西壁下方则有一大幅攻战图。在南壁小龛正面，刻有祠主在楼阁中受人拜谒的场面。在顶石上有仙人出行、风伯、雷公、北斗星君、伏羲、女娲等神话画像。画像中刻有大量隶书榜题，标明画像的内容及主要人物的身份、姓名。

左石室和武氏阙 左石室形制与前石室相同，也为双开间单檐悬山顶建筑。面阔 3.5 米、进深2.12 米、高约2.6 米左右；后壁小龛面阔1.3 米、进深0.74 米、高0.71 米。现存祠石17 块。祠主不明。从建筑特点和画像风格推断，与前石室建造时间相近。祠内现存石刻画像约40 幅，题材内容及其分布与前石室基本相同，但三壁上的周公辅成王、二桃杀三士、管仲射齐桓公和顶石上的海神出行、祠主升仙等内容则为前石室所不见。武氏阙建于桓帝建和元年（147），刻有仙人、仙禽神兽、人物、门吏、车骑、孔子见老子故事等40 余幅画像。

画像的雕刻技法和艺术风格 画像主要采用凿纹减地平面线刻技法，物像外留有细密均匀的平行凿纹。画像的共同风格是凝重醒目、细腻传神。其中武梁祠的画像布局疏朗、简洁明快，前石室和左石室的画像则构图复杂、华丽精美。在汉代石刻艺术中，这是一组年代明确而又有很高艺术价值的作品。在国内外素享盛名。

孝堂山石祠

东汉章帝、 和帝时期（公元76～105）的墓地祠堂。位于山东省长清县孝堂山顶。旧讹传为西汉孝子郭巨祠，最早的记载见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据祠内画像内容，祠主可能是曾任诸侯王傅、相的二千石官吏。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面房屋式建筑物。1961 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祠堂为石结构单檐悬山顶两开间房屋，坐北朝南，面阔4.14 米、进深2.5 米、高2.64 米。祠堂内外壁面，有历代留下的大量刻字和墨书题记，最早的一条为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西山墙外，刻有北齐武平元年（570）陇东王的《感孝颂》。祠内东、西、北三壁和隔梁石上刻36 组画像。主要内容是与祠主经历和生活有关的车骑出行、庖厨饮宴、狩猎、百戏等图像。横贯三壁上部、场面宏伟的“大王出行图”，表明祠主曾参加过诸侯王的卤簿活动；北壁下部的“二千石出行图”，则表示了祠主生前的最高官秩。还有伏羲、女娲、西王母、风伯、雷公等神话内容以及周公辅成王、孔子见老子、胡汉战争等历史故事画面。隔梁石的底面，刻有日月星辰。画像中主要人物之旁，有“大王车”、“令”、“相”、“孔子”、“二千石”、“成王”、“胡王”等7 条榜题。 雕刻技法以阴线刻为主，少数图像兼用凹面刻。线条洗练，形象简朴而生动，是汉面像中少见的精品。

汉画像砖墓

东汉时期的以嵌入墓壁上的画像砖为装饰的墓葬。集中分布在四川省成都平原地区。其他地区也偶有发现。墓主大都是当地豪强。早在清末，这种画像砖已为收藏家所著录，但由于都是非发掘品，对其在墓中的位置及准确涵义并不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通过对成都、新繁、新都等地画像砖墓的发掘，搞清了墓中整组画像砖内容的相互关系，同当地的画像石墓相比，虽然比较简略，但基本相似。这种画像砖，是研究当时四川地区社会面貌和雕塑艺术的重要资料。

墓室结构 可分为砖室墓和砖石混合结构墓两类，规模一般大于当地同时期的普通墓葬。砖室墓内仅嵌入画像砖，以1955 年发掘的新繁清白乡墓为例，墓室全长12.72 米，由前室、中室、后室、侧室和耳室9 室组成，在前、中、后等 5 个室中共嵌入画像砖54 块。砖石混合结构墓多为画像砖与画像石并用，以1953 年发掘的成都扬子山1 号墓为例，墓室全长13.84 米，由前、中、后室组成，在前室两侧壁共嵌入10 块画像砖，画像石则分布在中室，其内容基本一致而又互为补充。墓大多早年被盗，随葬品为大型陶俑、镇墓俑头、钱树、五铢钱等。

画像砖的题材和内容 砖上的画像均模印而成，均施彩绘，出土时色彩已大多剥落。凡成都、新繁、新都一带墓所出画像砖多方形，长、宽一般在40～50 厘米左右，画面复杂，形象生动，制作较精。广汉、德阳、彭县、新津、邛崃、彭山、宜宾等地所出则多为长方形，一般长50 厘米、宽30 厘米左右，图像简单呆板，制作较粗糙。不同墓内所出的同一内容的画像砖，往往同出一模，可见是墓主的家族按死者的社会地位从市集上买来若干类画像砖组合而建成的墓。目前发现的不同画面的画像砖已达50 余种，其题材内容主要有 5 类：①墓主经营的农业、副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如播种、收获与弋射、桑园、采莲、井盐生产、市集交易、践碓舂米、酿造等。②表现墓主身份和经历的车骑出行、尊贤养老、讲学授经等。③表现墓主享乐生活的楼阙、宅院、粮仓、庖厨、宴饮、乐舞百戏等。④神话故事，如伏羲、女娲、西王母、仙人六博等。⑤描绘社会习俗方面的内容，如社日期间树下成群男女相会的高禖图，反映了一种原始风俗的遗痕。各类画像砖在墓室中的排列顺序，一般近门处为门阙画像，向内依次为车骑出行、生产活动、墓主享乐生活方面的内容，西王母等仙人一类画像砖多嵌装在后室或侧室后壁较高的位置上。

其他地区的画像砖 除四川地区外，在陕西、江苏、江西、湖北、云南等地东汉时期一些砖室墓的小砖侧面，也往往有模印的简单图像，内容多为仙禽神兽、车骑、祥瑞图和荆轲刺秦王一类历史故事等。但这些画

像砖，无论从形制、风格，都与四川地区的迥异。

其他墓葬:（江陵秦汉墓（江陵凤凰山汉墓（见江陵秦汉墓））、云梦秦墓（见云梦秦简）、烧沟汉墓、长沙汉墓（象鼻嘴汉墓（见长沙汉墓））、马王堆汉墓、大葆台汉墓、满城汉墓、杨家湾汉墓、九龙山汉墓、银雀山汉墓（见银雀山汉简）、潼关吊桥杨氏墓、武威汉墓、雷台汉墓、阜阳汉墓、亳县曹氏墓、广州汉墓、贵县汉墓、合浦汉墓、晋宁石寨山滇墓、贵州西部汉墓、西丰西岔沟墓地、札赉诺尔墓地、汉代崖墓、洛阳东汉刑徒墓地）

江陵秦汉墓

战国末至西汉文、景时期的一批木椁墓。位于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1973～1975 年湖北省博物馆等单位先后发掘数十座，墓主中有许多是中、下级官吏。这批墓葬，对于研究当时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会关系、赋税徭役制度、手工业生产和尸体保存技术等，具有很重要的价值。凤凰山在楚国郢都“纪南城”内东南隅，公元前278 年秦国白起拔郢后成为墓地，故随葬品以秦文化因素为主，但棺椁及葬式仍继承楚国传统。墓均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夫妇皆并穴合葬，每墓只葬1 人。其形制可分为两类：小型的木椁只有头箱和棺箱，椁为单层；中型的还有左边箱，木棺或为双层。各箱间的隔板上往往做出门户，头箱象征后室，边箱象征东房。由于墓内填充能起密封作用的青膏泥，因而棺、漆木器、丝麻织品、竹简等往往保存完好；葬于汉文帝十三年（前167）的凤凰山168 号汉墓中，甚至保存了一具基本完好的、死亡年龄约55 岁的软体男尸。江陵秦汉墓可分为战国末至秦代和汉初至文景时两期。战国末至秦代的陶器，基本组合为圜底罐、盂、甑、亞字形壶、瓮等。汉初增加了仓、灶。文景时期的中型墓，出有大量成都市府制造的盒、奁、壶、押（扁壶）、樽、 卮、耳杯、盘等漆器。凤凰山8 号汉墓出土的一件漆龟盾，正背两面以朱漆绘神人、神兽和人物，是西汉漆器中少见的艺术佳作。还出有农业劳作、车船运送、家内侍役和武卫等男女木俑。据墓内遣册，男女木桶是奴婢的象征。在这批墓中，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文字资料。从10 号和168号墓内的竹牍可知，这些中型墓主的身份大体为九级爵的“五大夫”。秦和汉初的“五大夫”本是六百石以上官吏的官爵，但10 号墓主仅是百石以下的江陵县西乡有秩或啬夫，说明其爵级是文帝实行卖爵制度后买来的。在10 号墓中，还葬有墓主生前管理过的西乡诸里“算赋簿”、“刍藁簿”、“田租簿”、“贷种簿”、“徭役簿”等竹简。在 168 号墓中还发现了一根记有名称用途的“称钱衡”天平衡杆和一枚衡权。

烧沟汉墓

河南省洛阳市烧沟村的汉墓群。墓葬的时代从西汉中期延续至东汉晚期。墓主人的身份，除东汉晚期几座较大型的墓可能属于当时的豪门贵族外，多数墓葬的墓主应为一般官吏及其眷属。烧沟村位于今洛阳旧城西北邙山南坡，地处汉河南县城近郊，是两汉墓葬密集的地区。墓地面积达27 万多平方米，墓葬总数可能在千座以上，墓葬的排列，大体是自东而西，越往西边时代越晚。1952～195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河南省文化局等单位发掘清理了200 余座墓。 1959 年出版了《洛阳烧沟汉墓》。这批墓葬的发掘和研究，给建立洛阳以及中原地区汉墓年代的序列，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并对研究汉代的社会生活和物质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分期与年代 根据墓葬形制以及墓中所出陶器等主要随葬品的组合和类型的演变情况，可划分为6 期：第一期属西汉武帝时期；第二期属昭帝时期；第三期属宣帝至新莽及其稍后；第四期为东汉早期；第五期为东汉中期；第六期为东汉晚期。

墓葬形制 都是洞室墓，有墓室和墓道。多数为土洞墓，少数在土洞中用砖砌筑成为砖墓。砖墓又可依建筑材料不同，分为空心砖墓和小砖墓两种。砖墓和土洞墓在形制的发展变化上是一致的。第一期墓室为平顶，一般较狭小。部分墓的墓室用空心砖砌筑，其余则为土洞墓。墓室前端的一侧凿有简陋的耳室。墓道为长方形竖井式。墓门多数向南。葬式为直肢，部分墓尚存木棺痕迹。第二期墓室也是平顶的，但一般较宽大。多数为空心砖墓，少数墓的墓室为土洞或用小砖铺地。墓室前端的一侧或两侧凿有简陋的耳室。墓门多数向北。葬式亦为直肢，多数墓尚存木棺痕迹，个别为漆棺。第三期墓室绝大多数为弧形顶，只有少数为平顶或穹窿顶。墓室中有两棺或3 棺以上合葬者，除夫妇合葬外，还有子女祔葬的现象。墓室多用小砖券筑或用小砖铺地，但也有土洞墓。空心砖只用作部分墓的墓门栏额。耳室增多，从1 个至4 个不等，不少耳室平面作丁字形，这期是耳室最发达的时期。部分墓在墓室与墓道之间还有甬道。墓门无一定方向。葬式为直肢。50%的墓中有木棺遗痕，其中少数还有铁棺钉，个别木棺髹漆。第四期墓室可分为前室和后室两部分，前室作穹窿顶，后室仍为弧形顶。前室多数为土洞，后室多用小砖砌筑或用小砖铺地。封门也用小砖。耳室多数为1 对，个别墓有两个以上的耳室。墓道和墓室之间都有甬道，墓道仍为竖井式。部分墓的墓道，在竖井之前，加凿一道斜长的阶梯，这是墓道形制的新发展。葬式为直肢。木棺已普遍使用铁钉，棺内往往铺一层白灰。第五

期墓葬形制多数和第四期相同。个别墓的前室和后室都为穹窿顶，前室附有侧室，个别砖墓的前室加宽成为横室。第六期多为土洞墓，前室平面多数为横长方形。墓室和墓道之间都有甬道。规模较大的墓使用斜坡式墓道，较小的墓仍沿用竖井或竖井附阶梯墓道。墓门以向南、向北者占多数。木棺普遍使用铁钉及白灰垫底。有些墓葬前室的四角还发现染有硃砂的卵石，疑作镇墓用。

随葬品 陶器的数量最多，共4700 余件。还有铜器、铁器、铅器、金银器、漆器、玉石器、琉璃器和骨蚌器等2000 多件，钱币11200 余枚。陶器、铜镜和钱币是墓葬分期的重要依据。第一、二期的墓葬中，陶器有罐、壶、瓮、鼎、敦、仓、灶、井、奁等类，其中以罐为最多。第一期的铜镜有星云纹镜、草叶纹镜等，以星云纹镜最为流行；第二期的铜镜，除星云纹镜外，开始有了日光镜和昭明镜。铜钱皆为西汉五铢。第三期墓葬的随葬品普遍增多。陶器中和前两期相同器类的，器形有所不同。灶、井、奁数量大增；另有炉、釜、方盒、案、耳杯、碗等新器类出现。铜镜除承袭第二期的日光镜、昭明镜外，出现变形四螭纹镜和四乳镜，还有连弧纹镜和规矩镜。钱币仍为西汉五铢，稍后以王莽钱为主。第四期墓葬的随葬品，在陶器组合方面和第三期差别不大，成套鼎、敦、壶的组合形式已消失，而杯、案、盘、勺占了主要地位。铜镜有规矩镜和四乳镜。钱币以东汉五铢为主，还有王莽钱。第五期陶器的种类较前增多，出现了鸡、狗、猪等家禽、家畜的模型。铜镜主要是云雷纹镜。钱币和第四期相同。第六期陶器组合与第五期差别不大，陶仓已很少见，书写镇墓文字的扁腹平底罐是这期的典型器物。铜镜以长宜子孙镜最为流行，新出现神兽镜、四凤镜、变形四叶镜、三兽镜等，此外还有铁镜。铜钱除沿用前期的钱币外，还有东汉晚期所铸半两、五铢，以及剪轮五铢、环五铢等，并有铁钱。从随葬器物的变化可以看出：西汉中期以前基本上还是继承周秦的旧制，随葬的陶器是战国以来习见的鼎、敦、壶等礼器；西汉中期稍后，增添了仓、井、炉、灶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模型器（见秦汉墓葬）；王莽时期及其以后，又增添了一套杯、案、盘、勺等祭奠的陈设，开始了汉晋以来在墓中设奠的习俗。关于烧沟汉墓的墓主，绝大多数已不可考。114 号墓出土印文为“郭躬印信”的铜印，有人认为墓主可能就是东汉时任廷尉的郭躬（字仲孙）。从出土的铜印和陶器上的文字考察，墓主还有张氏、赵氏、商氏、吴氏和肖氏等，说明该墓地可能存在若干家族的茔域。

长沙汉墓

湖南省长沙市郊分布有许多西汉至东汉时期的墓葬。1951～1978 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南省

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湖南省博物馆先后发掘了约1000 座，其中西汉墓约 800 座。1957 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了《长沙发掘报告》。据《史记》、《汉书》记载，汉高祖五年（公元前 202）封吴芮为长沙王，传了四代，到汉文帝后元七年（前157）无后国除；汉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封刘发为长沙王，传至王莽时始绝。长沙国的首府均在临湘（今长沙市）。吴氏长沙国一些高级贵族的墓葬，主要分布在湘江以西、东郊和南效，如长沙丞相轪侯利苍家族的墓地就在东郊马王堆（见马王堆汉墓）。刘氏长沙国一些贵族的墓则散布在北郊伍家岭，东郊五里牌、徐家湾、汤家岭，南郊砂子塘等地。东汉墓散布在市区四郊。长沙地区的中小型汉墓可以分为 5 期：即西汉早期、中期、晚期，东汉前期、后期。其中西汉早期墓保存着许多楚国的葬制，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长沙汉墓数量多，出土文物丰富，对研究长沙国（郡）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墓葬形制 西汉早期墓的墓坑都是长方形竖穴，较大的墓有斜坡墓道，小墓则无墓道。大墓的棺椁往往用木炭和白膏泥密封防腐。如象鼻嘴西汉墓墓坑开掘在一个小山丘上，墓口长20.55 米，宽18.5米，墓口以下深7.9 米。墓道在西边，长17.85 米。西汉中期出现了多室墓和阶梯式墓道。新莽时出现砖室墓。东汉主要是砖室墓，土坑墓很少。砖墓的墓室形状多样，主要有长方形单室、狭长方形前后两室及长方形双室并列等类；有的还带有耳室，少数墓为三室并列。墓砖侧面多印几何纹、钱纹等，有的有吉祥语和年号。西汉早期墓的棺椁仍保留不少楚国风格。砂子塘 1 号墓的棺椁下有垫木、底板，上用8 块杉木板分内外两层侧立形成“井”字形椁室。内外椁板之间留有空间，形成4 个“边箱”。中央是棺室，内置长方形盒状套棺。内棺髹漆，内朱外黑。外棺盖、壁、挡板上漆绘龙凤、云气、璧、璜及双凤穿璧、特钟特磬、羽人伏豹等彩色花纹。西汉晚期墓棺椁没有保存完整的。王莽至东汉时期，流行砖室墓，棺椁多已腐朽。

随葬品 有陶器、铜器、漆木器及滑石、玉、玛瑙、水晶、琥珀、琉璃、金、银、铁器等，其中以陶器为最多，铜器次之。陶器组合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西汉早期基本上为战国晚期以来流行的鼎、盒、壶、钫，还有罐、

、熏炉、壶等。大都是低火候的灰陶，也有印纹硬陶罐和一些褐釉陶器。从西汉中期开始，新

出现了灶、井、仓等模型器及硬陶五联罐等。王莽时期，鼎、盒、壶、钫等已少见，灶、井、猪、狗等模型器增多。东汉时流行用红胎绿釉的低温铅釉陶器随葬，并有大量的建筑模型器。青瓷在东汉后期出现，个别墓中还出土白瓷珠和白釉碗。铜器在西汉早期墓中很少见，仅有少量铜镜，西汉中期开始用大量铜器随葬。器类有鼎、盒、壶、釜、鍪、钫、灯、壶、炉、杵臼、熏炉、盘、洗、熨斗等。西汉晚期的汤家岭张端君墓中的铜器达101件，不少铜器上还刻有容量和器名，如“斗鼎”、“五斗壶”等。铜镜在汉墓中普遍用于

随葬。西汉早期多具有楚镜风格的龙凤纹镜和蟠螭纹镜，西汉中期代之以草叶纹镜、铭文带镜以及连弧百乳、四虺、“日光”、“昭明”等镜。王莽时流行规矩四神镜，东汉前期多“长宜子孙”镜、雀鸟镜，少数铜镜上鎏金、贴金，镜背花纹非常精细。还有一些鎏金铜器和刻满细线花纹的铜器，也很精美。长沙西汉墓中盛行用漆器随葬，一墓少者数件，多者数百件，常见的器形有杯、盘、盒、方壶、卮、案、匜等。胎质有木胎和夹纻胎。纹饰主要是云气、龙、凤、兽、几何纹等。或黑地朱彩，或褐地红彩，或朱地黑彩，色彩鲜艳，对比强烈。装饰方法有笔绘，有锥画，有金箔贴花，还有金涂、釦器（见汉代漆器）。如徐家401 号墓出土的漆盘上书有“杨主家般”字样，应是刘氏长沙国王室的器物。伍家岭203 号墓中出土有木车模型4 辆，其中有大车1 辆，轺车2 辆，栈车1 辆。还出土1 件木船模型，船身用整木雕成，船底作圆弧形，全长154 厘米，最宽处20 厘米。船上有3 个舱房，前部两侧有两块舷板，上各有8 个圆孔，应为设棹之孔，棹16 根，大小一致。船尾有舵。这些车船模型为了解西汉的交通工具提供了形象的资料。墓中出土的货币有金饼、铜钱和陶冥币。西汉早期墓的陶冥币除陶“半两”钱之外，还出土大量的陶“金版”，上面往往印“郢称”、“两”、“金”等文字。西汉中、晚期墓中的冥币为“五铢”和“金饼”。出土5 个真正的黄金饼，除1 个外，其余大概都是按一斤铸制的。墓中出土的官印和私印近百枚。质地有石、玉、玛瑙、铜、银、琉璃等印，以石印为最多，铜、玉印次之。官印都是明器，大多以石为之。私印是实用物，多用铜、玉、玛瑙刻制。官印印文有“宫丞之印”、“长沙仆”、“御府长印”、“长沙司马”、“逃阳令印”、“临湘令印”等。私印一般较小，雕刻甚精。陡壁山西汉墓中出土私印3 颗，一为鸟篆白文“曹”，另二颗为白玛瑙小篆白文“妾”和鸟篆白文“曹”。根据有“黄肠题凑”葬具以及“长沙后丞”封泥的出土等情况，推测墓主人曹很可能是文景之际的长沙王后。装饰品中常见玉、玛瑙、水晶、琥珀、琉璃等珠饰。有的玉珮饰上透雕龙、凤、熊等图案。容园13号西汉墓中出土的首、格、珥、珌全套玉剑饰，其上雕琢有生动的螭纹和云纹。五里牌李家老屋 9 号东汉墓中出土的黄金手镯、戒指、镂孔珠等，制作极为精巧。墓中出土的铁器，有剑、刀、矛、戟等兵器，有铲、锄、锯、斧等工具，有釜、三脚架、火钳、灯、夹子、镜等生活用具。有的西汉早期墓中还出土铁“半两”钱，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铁钱。

马王堆汉墓

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轪侯利仓及其家属的墓葬。位于湖南省长沙市东郊。长沙为汉长沙国首府临湘县所在地。该墓地曾被讹传为五代十国时楚王马殷的墓地，故称马王堆；又曾被附会为长沙王刘发埋葬其母程、

唐二姬的“双女冢”。湖南省博物馆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2 年发掘了1 号墓。1973至1974 年初，发掘了2 号、3 号墓。1973 年出版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据《史记》和《汉书》记载，长沙相利仓于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卒。2 号墓发现“长沙丞相”、“轪侯之印”和“利仓” 3颗印章，表明该墓的墓主即第一代轪侯利仓本人。 1 号墓发现年约50 岁左右的女性尸体，墓内又出“妾辛追（？）”名章，墓主应是利仓的妻子。3 号墓墓主遗骸属30 多岁的男性，可能是利仓儿子的墓葬。3 号墓出土的一件木牍，有“十二年十二月乙巳朔戊辰”等字样，标志着该墓的下葬年代为汉文帝十二年（前168）。1 号墓分别打破2 号墓和3 号墓，则其年代应再晚些。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为研究西汉初期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当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墓葬形制 马王堆汉墓的地面上，原有大小相仿的两个土冢，东西并列，底径各约40 米，顶部圆平，高约16 米。当地原是一片四、五米高的土丘，造墓时先在土丘上挖出墓坑的下半部，再用版筑法夯筑出墓坑的上半部和墓道，入葬后填土夯实，筑起高大的坟丘。3 座墓的墓坑，形式基本相同，都是北侧有墓道的长方形竖穴。1 号墓的墓坑最大、 最深。墓口南北长19.5 米， 东西宽17.8 米，以下有4层台阶，再下则是斗形坑壁，直达墓底。墓底长7.6 米，宽6.7 米，深16 米。另外两座墓的规模略小，墓坑较浅，墓壁只有3 层台阶。2 号墓墓底长7.25 米，宽5.95 米；3 号墓墓底长5.8 米，宽5.05 米。3 座墓的墓底和椁室周围，都塞满木炭和白膏泥，然后层层填土，夯实封固。1 号墓填木炭厚0.4～0.5 米，总重量约达1 万多斤，分布在木炭层外的白膏泥，厚1～1.3 米，粘性甚强，渗透性极低，对于密封起决定性作用。1 号墓的白膏泥堆积既厚又匀，封固严密，使深埋地下10 多米的椁室形成高标准的恒温、恒湿、缺氧、无菌环境，基本排除物理、化学、生物等因素对各种物质的损毁作用，故墓内的多层棺椁、墓主尸体及随葬器物都完好地保存下来。另外两座墓，特别是 2 号墓，则因白膏泥堆积较薄，分布不匀，密封程度不好，墓内的保存情况较差。

棺椁结构 1 号墓和3 号墓的棺椁都保存相当完整，结构大体一致，但规模有一定的差别。1号墓的庞大椁室和4 层套棺，采取扣接、套榫和栓钉接合等方法制作而成，约用木材52 立方米。椁室用厚重的松木大板构筑，长6.73 米，宽4.9 米，高2.8 米，下置垫木和两层底板，再树4 块壁板和4块隔板，便形成居中的棺房和四周的边箱，上部覆盖顶板和两层盖板。4 层套棺用梓属木材制作，内壁均髹朱漆，外表则各不相同。外层的黑漆素棺体积最大，长2.95 米，宽 1.5 米，高1.44 米，未加其他装饰。第2 层为黑地彩绘棺，饰复杂多变的云气纹及形态各异的神怪和禽兽。第3 层为朱地彩绘棺，饰龙、虎、朱雀和仙人等祥瑞图案。第 4

层为直接殓尸的锦饰内棺，盖棺后先横加两道帛束，再满贴以铺绒绣锦为边饰的羽毛贴花锦。3 号墓的椁室南边箱多一纵梁。套棺3 层，外棺和中棺的外表均髹棕黑色素漆，未加其他装饰，内棺则在加帛束之后满贴以绒圈锦为边饰的绣品。 2 号墓从残存的痕迹看来，结构和 1、3 号墓有所不同，椁内置2 层棺。

女尸及其衣衾 1 号墓的女尸经病理解剖表明，虽然经历了2100 年，身体各部位和内脏器官的外形仍相当完整，并且结缔组织、肌肉组织和软骨等细微结构也保存较好，这在世界尸体保存记录中是十分罕见的。临床医学检验表明，死者生前患有冠心病、多发性胆石症，以及全身性动脉粥样硬化症、血吸虫病等多种病变，为研究尸体的保存以及古组织学、古病理学、古代疾病史和中国医学发展史，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资料。女尸身着丝绵袍和麻布单衣，足登青丝履，面盖酱色锦帕，并且用丝带将两臂和两脚系缚起来。然后包裹18 层丝、麻衣衾，捆扎9 道组带，又覆盖两件丝绵袍。女尸出土时，浸泡在约80 公升的无色透明棺液之中（出土不久变成棕黄色）。这种棺液经多种科学分析判明不是防腐剂，而是土壤中的水分通过白膏泥和木炭层渗入墓室，经长时间的凝结而积聚棺内，具有微弱的抑菌、杀菌作用，但不是尸体得以保存的根本原因。

随葬器物 保存较好的1 号墓和3 号墓，随葬品都置于棺房周围的4 个边箱之中，主要有满盛衣物、食品和药材等物的竹笥、漆器、木俑、乐器、竹木器和陶器，以及“遣策”竹简，均达1000 余件。两墓的锦饰内棺上都覆盖彩绘帛画。3 号墓还随葬有帛书和兵器。

“遣策”竹简 详细记载了1 号和3 号两墓随葬品的情况，是目前发现的同类竹简中最完整的两批。1 号墓出土312 枚，3 号墓出土410 枚，内容均为逐件记录随葬物品的名称、 数量和各种物品的分类小计。1 号墓“遣策”竹简所列器物清单的大概顺序是：用漆木制九鼎、七鼎和三鼎、二鼎盛放的各种羹，用竹笥盛放的肉食品（包括禽、蛋和鱼类），用陶器盛放的酱和酒，用布囊盛放的粮食，以及漆木器具、梳妆用品、丝织衣物、乐器、扇、席和土质、木质的明器，但没有提到尸体的衣衾和相当数量的木俑。简文所载与墓内所出实物虽有一定的出入，但两相符合者仍然较多，因而根据简文便可确定某些器物的名称。3 号墓所出“遣策”竹简，除大部分内容与1 号墓相同外，还记载有车骑、乐舞、童仆等侍从，包括所持仪仗、兵器和乐器等物，这些都能同出土的木俑及棺房两壁的帛画大体对照起来。

彩绘帛画 1 号墓和3 号墓内棺上的彩绘帛画，保存完整，色彩鲜艳，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两幅帛

画的构图基本一致，全长2 米许，均作“T”字形，下垂的四角有穗，顶端系带以供张举，应是当时葬仪中必备的旌幡。画面上段绘日、月、升龙和蛇身神人等图形，象征着天上境界；下段绘交龙穿璧图案，以及墓主出行、宴飨等场面。整个主题思想是“引魂升天” （见彩图）。有人认为，“遣策”简文中的“非衣一长丈二尺”，即指这种帛画。两墓帛画的主要差别在于墓主形象，1 号墓为女性，3 号墓为男性。3 号墓棺房悬挂的帛画，西壁保存较好，长2.12 米，宽0.94 米，绘车马仪仗图像，画面尚存一百多人像、几百匹马和数十辆车；东壁的帛画残破严重，所绘似为墓主生活场面。

纺织品和衣物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各种丝织品和衣物，年代早，数量大，品种多，保存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史料。1 号墓边箱出土的织物，大部分放在几个竹笥之中，除15 件相当完整的单、夹绵袍及裙、袜、手套、 香囊和巾、袱外， 还有46 卷单幅的绢、纱、绮、罗、锦和绣品，都以荻茎为骨干卷扎整齐，以象征成匹的缯帛。3 号墓出土的丝织品和衣物，大部分已残破不成形，品种与1 号墓大致相同，但锦的花色较多。最能反映汉代纺织技术发展状况的是素纱和绒圈锦。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重不到1 两，是当时缫纺技术发展程度的标志。用作衣物缘饰的绒圈锦，纹样具立体效果，需要双经轴机构的复杂提花机制织，其发现证明绒类织物是中国最早发明创造的，从而否定了过去误认为唐代以后才有或从国外传入的说法。而印花敷彩纱的发现，表明当时在印染工艺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保存较好的麻布，发现于1 号墓的尸体包裹之中，系用苎麻或大麻织成，仍具相当的韧性（见汉代纺织品）。

帛书和医简 马王堆汉墓发现了大批帛书和两卷医简，均出自3 号墓东边箱的长方形漆盒中。帛书大部分写在宽48 厘米的整幅帛上，折叠成长方形；少部分书写在宽24 厘米的半幅帛上，用木条将其卷起。出土时都已严重破损，经整理，知共有28 件。其中除《周易》和《老子》二书有今本传世外，绝大多数是古佚书，此外还有两幅古地图。这是中国考古学上古代典籍资料的一次重大发现（见马王堆帛书）。医书简两卷200 支，一卷内容与《黄帝内经》相似，讲的是养生之道，另一卷则为房中术。

乐器 马王堆汉墓的乐器，1 号墓出土有二十五弦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完整的西汉初期瑟，还出土二十二管竽和一套竽律。3 号墓除出土瑟、竽外，又有七弦琴和六孔箫。这些都是首次发现的西汉实物。12 支一套的竽律管，分别标明汉初的律名，为探讨中国早期律制增添了物证。

漆器和木俑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共约500 件，计1 号墓184 件，3 号墓316 件。这是各地发现汉代漆器中数量最多、保存最好的一批。器类主要有鼎、匕、盒、壶、钫、卮、耳杯、盘、匜、奁、案、几和屏风等。漆耳杯占漆器总数的一半以上。漆器大部分是木胎，只有少数奁和卮是夹纻胎。装饰花纹多为漆绘的红、黑和灰绿等色。纹样则以几何纹为主，龙凤纹和草纹为辅。一些漆器书有“轪侯家”、“君幸酒”、“君幸食”字样，还有注明器物容量的。不少漆器有“成市□”戳记，说明是由成都官府作坊制造的。此外，1 号、3 号两墓分别出土100 多件木俑和30 多个盛放肉食品、谷物、果品和香料的竹笥。

大葆台汉墓

西汉晚期的两座大型木椁墓。位于北京市丰台区黄土岗。1974～1975 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等单位发掘。两墓东西并列。根据所出汉武帝至宣帝时的五铢钱、四乳四螭铜镜、漆器上“廿四年五月丙辰丞”的针刻记年，以及墓葬形制等考察，东边1 号墓的墓主可能是死于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的广阳顷王刘建；西边的2 号墓，当为其妻之墓。两墓早年遭盗掘破坏。1 号墓保存较好，墓上有南北90 米、东西50.7 米、高 8 米的封土；墓圹底部长23.2 米，宽18 米，圹内用木材筑成甬道、外回廊、黄肠题凑、前室、后室、内回廊诸部分；墓道在墓圹之南，残长34 米。外回廊内置有豹、马、雁等禽兽和陶器、铁器、漆器等，前室放置漆床、六博和陶器，后室有5 层木棺和大量玉器及玉衣残片，内回廊则主要放置陶器，墓道内紧靠墓门处，作成木室状，内置彩绘朱轮马车3 辆和马13 匹。墓中出土有陶器、铜器、铁器、玉器、漆器、丝织品等 400余件，五铢钱百余枚。在内回廊与外回廊间以黄肠题凑隔开，即用长0.9 米、宽厚均约0.1 米的柏木条横向排列，垒成隔墙。使用黄肠题凑是汉代皇帝和诸侯王墓葬的规格。2 号墓的形制与1 号墓相似，但破坏严重，仅出土陶器、铜器、玉器等少量器物和百余斤五铢钱。有的学者认为，这种西汉诸侯王墓的形制，沿袭了先秦穿地为圹，把墓分为“正藏”和“外藏”两大部分的旧制，其中象征“前堂”的前室和象征“后寝”的后室以及文献中称为“便房”的内回廊即为“正藏”，而外回廊和墓道内放置车马的木室即为“外藏椁”。两墓的墓室、棺椁结构是研究西汉诸侯王墓形制的重要材料。 1 号墓所出渔阳郡铁官所铸带有“渔”字标记的铁器和用生铁固态脱碳钢制成的箭铤、工具等，对研究西汉时期的钢铁冶炼史具有重要意义。

满城汉墓

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及其妻窦绾墓。位于河北省满城县陵山上，是中国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196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工作队进行发掘，并于1980 年出版了《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据《史记》和《汉书》记载，刘胜是汉景帝刘启之了，汉武帝刘彻的庶兄，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立为中山王，在位42 年，死于武帝元鼎四年（前113）。窦绾字“君须”，其名未见于史籍，死年稍晚于刘胜。

墓室 这两座墓位于陵山主峰东坡接近山顶处。南北并列，属夫妇并穴合葬，即所谓“同坟异藏”。墓室开凿在山岩中，是规模宏大的崖墓。刘胜墓全长51.7 米，最宽处37.5 米，最高处6.8 米。窦绾墓全长49.7 米，最宽处65 米，最高处7.9 米。两墓的形制和结构大体相同。由墓道、甬道、南耳室、 北耳室、中室和后室6 部分构成。中室和后室有石门相隔。墓道口刘胜墓用土坯、窦绾墓用砖砌筑，再以铁水浇灌封门。刘胜墓的甬道、南北耳室和中室，窦绾墓的中室，原来在岩洞内还建有瓦顶木构房屋，但早已腐朽坍塌。两墓的后室，包括放置棺椁的主室和一个象征浴室的小侧室，均系在岩洞中修建的石屋。刘胜墓内设置了一套完整的排水系统，窦绾墓也有排水设施。两墓各洞室的顶部，均作拱形或穹窿顶，周壁为弧形，符合力学原理，因而历经两千多年，墓洞基本保存完好。另外，在陵山顶上还发现当时用于祭祀的祠庙的遗迹。

棺椁和玉衣 刘胜葬以一棺一椁，窦绾墓有棺而无椁，改变了过去诸侯王使用多层棺椁的旧制。刘胜的髹漆棺椁置于汉白玉石的棺床上。窦绾的镶玉漆棺，装饰颇为特殊，棺内周壁用192 块玉版镶嵌，棺的外壁镶嵌玉璧，棺盖及左右侧壁各镶8 块，前后端均嵌大型玉璧一块，这种内外镶玉的漆棺未见于记载，在考古工作中也属首次发现。刘胜和窦绾均以“金缕玉衣”作为殓服，与以往殓以多层衣衾的习俗迥异。金缕玉衣的外观和人体一样，可分为头部、上衣、裤筒、手套和鞋5 部分，全部由玉片拼成，用金丝加以编缀，刘胜的玉衣由2498 片玉片组成，所用金丝约1100 克。这两套“金镂玉衣”是中国考古工作中第一次发现的保存完整的玉衣，也是有准确年代可考的最早的玉衣。随葬品的布置 墓内各洞室都放置随葬品。以刘胜墓为例：南耳室和甬道是车马房，内有安车、猎车等6 辆，马16 匹，狗11 只，鹿1 只。北耳室代表仓库、磨房，放置大量不同类型的陶器，其中有盛酒的大缸，装盛鱼肉、粮食的壶和瓮，还有鼎、釜、甑、盘、耳杯等炊器和饮食用具。耳室南部有一盘石磨，磨下有承接的铜漏斗，磨旁有一具推磨牲畜的遗骸。中室模拟刘胜生前宴请宾客的宽大厅堂，摆满了蒸煮食物用的鼎、釜、甗，装酒用的鍾、罍、链子壶，日常生活用的

、盆、

灯、熏炉等大量铜器，各种铁器、金银器、漆器和陶器，还有陶、石制作的侍从奴仆俑，以及出行时使用的仪仗。厅堂的中部和南部张设两具帷帐，帷幕和木质帐架已朽烂，只存铜质的帐构。后室是象征卧室的内室，

放置棺椁及许多贵重物品，有装饰华丽的铜器和漆器，有雕琢精美的玉器，有刀、剑、戟、矛、盾、弓箭、铠甲等铜铁兵器，有金饼和大量五铢钱，还有作为奴婢的石俑。在象征浴室的小侧室内，配置了盆、罍、灯、熏炉等铜器，一块搓澡石和一个石男仆俑。窦绾墓随葬品布置的情况，与刘胜墓相似，所不同者只是随葬器物较少，中室的铜器多为明器，车马置于北耳室，陶器放在南耳室。窦绾墓车马房中有一辆小车和两匹小马，可能是当时贵族妇女在宫廷中骑乘取乐的小马车和驾车的所谓“果下马”。

随葬品 两墓共出随葬器物4200 多件，可分为陶器、铜器、铁器、金银器、玉石器、漆器、纺织品以及车马、俑、钱币等类。陶器的数量最多，铜器次之。两墓有不少精美的铜器，如“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错金银鸟篆文壶、鎏金银蟠龙纹壶和鎏金银镶嵌乳丁纹壶等，都是汉代铜器中难得的艺术瑰宝。“长信宫”灯作宫女跪坐持灯状，通体鎏金。灯盘可以转动，灯罩可以开合，因而能随意调整灯光照射的方向和照度的大小。宫女体中空，头部和右臂可以拆卸，右臂与烟道相通，蜡炬的烟炱可以通过右臂容纳于体内，从而保持室内的清洁。其设计之精巧，制作工艺水平之高，在汉代铜灯中是首屈一指的。错金博山炉炉身上部和炉盖铸出层峦叠幛的群山，山间点缀以猎人和野兽，刻划出一幅生意盎然的狩猎图景。全器饰以流畅的错金花纹，色彩绚丽。其制造技术之高超，制作工艺之精湛，外观之华美，远远超过一般常见的博山炉，是汉代能工巧匠的杰作（见汉代铜器）。在经过分析检验的部分铁器中，有一柄刘胜随身的佩剑，是“百炼钢”新工艺的雏形产品；还有中国迄今出土的最早的灰口铁铸件和固体脱碳钢制品（见汉代铁器）。墓中发现的一种三棱状铜镞，表面曾用含铬化合物进行处理，形成一层致密的灰色氧化保护层，使铜镞耐腐、耐磨，至今仍然光洁如新。类似的在金属表面进行铬盐处理的工艺，其他国家直到20 世纪20 年代才出现，而中国早在2000 多年前的汉代就已发明，应是冶金史上的一个奇迹。刘胜墓所出的古代用于针灸的金、银医针和用于计时的铜漏壶，分别为研究中国医学史和天文学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刘胜墓还出土了一领铁铠甲和两套帷帐的铜帐构。铁铠甲属于早期的“鱼鳞甲”，是现已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的西汉铁甲。帐构经修整复原，一具为四角攒尖式顶的方形帐架，一具为四阿式顶的长方形帐架。这是第一次发现的成套的汉代帐构。满城汉墓规模之大，在已发掘的汉墓中是少见的。特别是由于没有经过盗掘，完整地保存了极其丰富的随葬物品，更属难得。这两座墓对研究汉代考古和历史有重要价值。

杨家湾汉墓

西汉文景时期的两座大墓（原编号为4 号墓、5 号墓）。在陕西省咸阳市郊杨家湾村附近，距汉高祖长陵（见汉代帝陵）较近，推测是长陵的陪葬墓。墓主是当时的高级将领。1970～1976 年陕西省文管会、博物馆和咸阳市博物馆发掘。两座墓南北并列，形制相似，都有坟丘，墓道呈曲尺形，墓坑和墓道的边壁有多级台阶。4 号墓墓坑平面近方形，长、宽各约20 米，深24.5 米，墓道长80 余米。墓坑和墓道内有复杂的木构建筑，连同棺、椁全遭焚毁，原貌不明。在墓道填土中和墓道外有陪葬坑7 个，用砖砌或用木材垒成“椁箱”，保存完好。其中1 个坑放置漆器、食品等祭奠物品，3 个坑放车马模型，另3 个坑放陶仓和日用陶器。5号墓规模略小，墓坑长16 米，宽15 米，深17 米许，墓道长65 米。一棺一椁，椁室周围填木炭。墓口四角有柱洞，故推测原来有木构建筑掩埋在坟丘中。两墓各遗有玉衣片200 余枚，在5 号墓的玉衣片上存有银缕。1965 年曾在4 号墓南面约70 米处，清理随葬的兵马俑坑11 座。其中骑俑坑6 座，步俑坑4 座，分左右两列、前后5 排，都是带竖井坑道的洞室，共有骑兵俑580 多件，步兵俑1800 多件，舞乐杂役俑100 多件。战车坑1 座，居于两列之间，已被扰乱。这批模拟送葬军阵的俑群，造型逼真，步伍严整，人马都经彩绘，衣甲、武器以至头巾、发式都描绘得十分细致，表现了汉初军阵的真实形象。车坑居中，表明当时仍旧沿袭把战车放在主要位置上的传统军制。骑俑数量虽不及步俑，但已集中排列，自成方阵，表示骑兵已成为有独立战斗力的兵种。与秦始皇陵东侧的秦兵马俑坑相比，战车数量减少，而骑兵得到加强，反映出秦汉之际在军制、战阵和兵种配合方面的一些变化。从墓中残存的银缕玉衣片和兵马俑陪葬坑看，两墓的主人地位不低于列侯。有人依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所记方位，推测为汉初名将周勃、周亚夫父子的墓葬。

九龙山汉墓

西汉鲁王及其亲属的 5 座墓。位于山东省曲阜县九龙山半山腰处。1970 年山东省博物馆发掘了4座，分别编为2 号、3 号、4 号、5 号墓。《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景帝于前元三年（公元前 154）封其子刘馀为鲁王，治鲁县（今曲阜县）。3 号墓出土“银缕玉衣”和有 “庆忌”字样的铜印，可能是第3 代鲁王刘庆忌的墓。他死于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这4 座墓规模宏大、结构复杂，是研究西汉诸侯王墓葬形制的重要资料。

4 座墓都是开凿在山岩之中的大崖墓（见汉代崖墓），东西并列，墓门向南， 形制大体相同。3 号墓规模最大，全长72.1 米，最宽处24.3 米，最高处18.4 米。容积达2900 立方米。分为墓道、东西车马室、墓门、甬道、东西耳室、前室、东西侧室、后室等部分，并有排水设施，排水沟全长123.8 米。东、 西车马室位于墓道北端靠近墓门处，室内除放置车马外，还有陶器、弩机和箭镞。墓门用19 块长方形巨石堵塞，其中一块刻“王陵塞石广四尺”7 字。 东西耳室为贮存粮食、鱼、肉等食物的仓库。前室是宽大的厅堂，发现石磬、陶埙、半两钱、五铢钱以及铜器残片等。东、西侧室内有玉石管、玛瑙珠、五铢钱以及漆器、陶器的附饰和碎片等。后室为椁室，室内原建有瓦顶木屋，但已坍塌，人骨亦已朽烂，出土银缕玉衣残片、玉璧、玉佩、铜印章、五铢钱以及铜镜残片等。4 座墓均早年被盗，但仍残存随葬品1900 余件。车马室保存较好，共随葬12 辆车，50 匹马，都是“驷马安车”。

潼关吊桥杨氏墓

东汉太尉杨震及其子孙的墓，共7 座。在今陕西省潼关吊桥镇东，是汉代官僚地主阶级家族墓地的一个典型（见秦汉墓葬）。1959 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发掘。7 墓排成一列，自东而西为2 号、7号、3 号、5 号、6 号、1 号和4 号墓，据考证，依次为杨震、杨牧、杨让、杨统、杨著、杨馥、杨彪的墓。东端的杨震墓年代最早，葬于汉顺帝延光四年（125）；西端的杨彪墓年代最晚，葬于魏文帝黄初六年（225）。其余5 人，除杨牧、杨让两墓葬期失考外，杨统、杨著都葬于汉灵帝建宁元年（168），杨馥葬于汉灵帝熹平二年（173）。

墓前立石碑，今已不存。但唐宋时墓地上尚有杨震、杨统、杨著、杨馥4 人之碑各一，在《集古录》、《金石录》、《隶释》等书中均有著录。这7 座墓，墓主人姓名可考，年代明确，是汉墓分期断代的重要资料。这些墓地面上的土筑坟丘多已破坏，有的已夷平，仅杨震墓和杨馥墓坟丘保存较好，现存直径各约15 米和25 米，高约3.5 米。墓室在地下，深4.2～6.4 米。墓门向南。墓道为斜坡式，长13.5～21 米。都属砖室墓。墓室可分甬道、耳室、前室、后室等部分，全长约为8～15 米不等。墓室的平面形制，因墓的年代早晚而有不同。杨震墓分前后两室，无耳室。杨牧墓与杨震墓相似，但前室一侧附有耳室。杨让、杨统、杨著、杨馥墓除前后两室外，前室两侧附耳室。杨彪墓前室两侧附耳室，后室为并列的双室。墓门都仿木构建筑，用砖雕砌房檐、瓦瓴和斗栱等，如楼阙状，并涂有彩色。这在关中和中原地区汉代砖室墓中是极少见的。各墓都经盗掘，残存的随葬品以陶器最多，除壶、盆、罐、碟、匜、勺等容器外，主要是仓、灶、碓房、井、楼阁、猪圈、羊圈等模型及猪、狗、鸡等家畜和家禽的偶像。铁器主要有刀、剑及镜等。铜器有刀、剑、弩机、镜、小型车马饰，以及五铢、货泉、大泉五十等钱币。杨统墓出土的镇墓瓶有朱书文字，其中“建宁元年十一月乙巳朔九日”等字，为考证墓主人的葬期提供了依据。

武威汉墓

西汉晚期至东汉的墓葬。发现于甘肃省武威县城郊磨嘴子、旱滩坡等地。20 世纪50 年代以来。甘肃省博物馆等单位多次进行清理、发掘。据墓中出土的铭旌可知，今武威即汉代武威郡首邑姑臧县故地。武威汉墓的发掘，对汉代开发河西四郡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在磨嘴子墓地发掘的72 座墓，时代从西汉末年到东汉中期，个别的墓属东汉晚期。大多数是带斜坡墓道的单室土洞墓，夫妻合葬；只一座东汉晚期墓是双室土洞墓。葬具多为柏木素棺，有的棺盖上放置铭旌、简册和鸠杖。随葬品除各地习见的樽、杯、盘、壶、罐、几、安及仓、井、灶等模型外，普遍有木制的俑、家畜、家禽、房屋、车辆和耕犁的模型。木制家畜偶像仅见马、牛、羊，没有中原地区常见的猪，表现出明显的地方特点。48 号墓出土的漆樽，绘有车马出行和乐舞彩色图像，堪称西汉晚期的漆工精品。62 号墓出土的两件绥和元年（公元前 8）“考工”款识的纪年铭鎏金铜釦漆耳杯，是少府考工作坊的制品，为中国仅有的发现，对研究汉代漆工和工官制度有重要价值。这两座墓还出土了一批西汉晚期丝织品，22 号墓出土的针黹箧，是东汉时期织锦、刺绣的珍品。旱滩坡墓地的时代、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与磨嘴子十分相似。在一座东汉晚期墓中出土的麻纸，是一种质量优良的单面涂布加工纸，纸质细薄，其上文字墨迹清晰可辨，说明当时的纸张已可取代简帛而成为书写材料。武威

汉墓发掘的重大收获之一，是简本《仪礼》和医药简牍的发现。磨嘴子 6 号墓出土的西汉晚期抄写的《仪礼》木简469 简，对于研究汉代经学和《仪礼》的版本、校勘，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材料。旱滩坡一座东汉早期墓中出土的医药木简92 简，是继马王堆帛书之后又一批研究汉代医学的重要史料（见武威汉简）。

此外，在武威滕家庄、管家坡、丘家小庄、雷台等地，还发掘过一批东汉中、晚期的砖室墓，均有斜坡墓道，多用砂石堆成坟丘，一般合葬3 人，有的多至8 人，其中以雷台汉墓最为著名。

雷台汉墓

东汉末年的砖室墓。在甘肃省武威县北郊，因坟丘叠压在明代建筑“雷台”台基下而得名。1969 年甘肃省博物馆等单位发掘。这是一座带斜坡墓道的多室砖墓，坟丘残高6 米。墓道长20 米，墓门上方砌出 3 米多高的照壁。

墓室长19 米，宽10 米，高4.5 米，包括甬道和前、中、后3 室。前室有左、右耳室，中室有右耳室。3个主室皆作盝顶，顶部正中嵌方砖一块，有彩绘的莲花藻井；四壁用粉、墨涂绘花纹图案。甬道为拱券顶，耳室为四角攒尖顶。因遭多次扰乱，所葬人数不详。墓中出土随葬品230 多件。其中铜器171 件，包括铜车马仪仗俑99 件。这批车马仪仗俑放置在前室及其右耳室内，有武士俑、奴婢俑、车的模型和马、牛的偶像等，部分奴婢和马上有铭刻题记。由于出土时已被扰乱，它们的排列组合关系不甚清楚。其中的一件马踏飞鸟铜像，塑造出奔驰着的骏马，昂首扬尾，三足腾空，右后足踏一展翅回首作惊愕状的飞鸟，无论从艺术构思的巧妙，还是从结构力学角度来说，都不愧是一件罕见的古代艺术珍品（见彩图）。这座墓出土铜钱 2 万多枚，是迄今所知汉墓中瘗钱最多的一座。年代最晚的钱是灵帝中平三年（186）铸行的“四出五铢”，可依其判断墓的绝对年代。有人根据墓中的4 枚龟钮银印，认为墓主应是秩比二千石的张姓将军夫妇。也有人依照随葬铜马胸前的题记，推断墓主张君的最后官职是“守左骑千人张掖长”，入葬人数至少包括墓主及其前、后妻和一个儿子，至于龟钮银印是否属张君遗物，已无法判定。

阜阳汉墓

西汉前期汝阴侯墓及其妻墓。又称双古堆汉墓。位于安徽省阜阳县城西南。1977 年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单位发掘。墓中所出漆器和铜器的铭文中有“汝阴侯”字样，2 号墓还出土“汝阴家丞”封泥。漆器铭文中的年数，最多者为“十一”年，应是汉文帝的纪年。从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等考察，1 号墓可能是第2 代汝阴侯夏侯灶的墓，他死于文帝前元十五年（前165）。2 号墓的墓主应是夏侯灶的妻子。两墓东西并列，墓道向南，墓上有坟丘。两墓的形制、结构基本相同，均为长方形木椁墓。1 号墓的椁室南北长6.2 米，东西宽3.8 米。椁室中部偏南处有一道横隔板，把椁室分为前后两部分，棺床位于椁室的后部。2 号墓的椁室比1 号墓略小。两墓均被盗掘，棺木已朽，尸骨无存。墓内出土竹木简、漆器、铜器、铁器、陶器等共200 多件。简的内容有《诗经》、《刑德》、《苍颉篇》等，其中《苍颉篇》已整理出 360 余字，比过去出土的字数多得多，是研究秦汉文字的珍贵资料。漆器中比较重要的有六壬栻盘、太乙九宫占盘和二十八宿圆盘。六壬栻盘是已发现的最早的一件，太乙九宫占盘在考古发掘中是第一次发现。六壬栻和太乙九宫占都属伪科学之类，但它和古代天文、历法有密切联系，仍然是科学史研究中值得重视的资料。二十八宿圆盘是一件未能定名的古代天文仪器，应是为六壬栻盘定宿度用的。漆器和铜器的铭文，除有“女（汝）阴侯”字样外，还有器物名称、容量、重量、大小尺寸、制造年份和工匠名称等，说明这些器物是汝阴侯国工匠所造，给研究汉代的器物定名、度量衡制以及侯国工官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亳县曹氏墓

东汉后期宦官曹腾宗族墓。位于安徽省亳县城南郊。据《水经注》卷二十三记载，北魏时该地尚有曹氏宗族的墓冢、墓碑等遗迹。1974～1977 年，亳县博物馆在元宝坑、董园村、马园村、袁牌坊等地发掘了5 座。墓的形制基本相同，规模都很大，为砖石结构的多室墓，具有前室、中室、后室以及数量不等的耳室或偏室。董园村2 号墓全部用石块砌成，其余4 座除墓门为石结构外，墓室都用砖砌筑而成。部分墓室残存彩绘壁画，有些墓门的门扉、门框、门额为画象石。墓均被盗，但仍残留有随葬品。元宝坑1 号墓出土的青瓷，釉色光亮，质地纯洁，是中国较早的青瓷器。马园村2 号墓出土有“曹宪”、“曹宪印信”铜印。墓中的300 多块带字墓砖，最引人注目。文字多数为刻文，少数是模印或朱书。内容有的是记录砖的数量、造砖的时间，有的是记曹氏宗族成员或地方官吏的姓名，也有一些反映工匠对当时工作条件和社会现实不满的词句。此外，有人认为刻文中有“倭人”字样，但也有人认为不确。砖文的书体既有隶书、篆书和章草，也有真书、行书和今草，而且真书和行书占了很大的比例，这批砖刻文字，对研究中国古代书体演变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刻字中所见纪年，有延熹七年（164）和建宁三年（170），都属东汉晚期；所见曹氏宗族成员姓名有曹腾、曹褒、曹炽、曹鼎、曹勋、曹鸾等。董园村1 号墓出土银缕玉衣和铜缕玉衣各一套，墓砖刻字有“曹侯”字样，有人认为可能是曹腾夫妇的合葬墓。曹腾字季兴，沛国谯县（今亳县）人，东汉桓帝时封为费亭侯，系魏武帝曹操的祖父。曹氏自曹腾后成为当地的大族，亳县南郊为其宗族墓葬所在地。

广州汉墓

分布在广州市郊区的秦末至东汉的墓葬。1953～1978 年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发掘了 600 多座。1981 年出版了《广州汉墓》。墓葬可分为5 期：西汉前、中、后期，东汉前、后期。西汉前期墓的年代包括南越王国的整个时期。据《史记》、《汉书》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 统一岭南地区，置桂林、南海等3 郡。秦二世时，赵佗继任南海尉，后来据 3 郡建南越国，自立为南越武王。南海郡治和南越的都城在蕃禺，即今之广州。南越王传5 世，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灭南越国，分置 9 郡，广州仍为南海郡治。西汉前期的墓地在北郊和东郊，分布稠密，墓群的年代划一。如东郊的华侨新村西汉墓，东北郊的淘金坑西汉墓，出有“梁奋”、“臣奋”、“赵望之”、“臣望之”等两面铜印，还有官署戳记的陶文，表明这是汉初南越王国官吏的墓地。西汉中期以南越国的灭亡为上限，下限在元帝、成帝之间。这期墓主要分布于东、西两郊，南郊绝少发现。西汉后期 （包括王莽新朝） 的墓多在南郊，有的集中成墓群。东汉的墓葬以建初元年（公元76）为界，分为前、后两期。这时期墓散布四郊，距城区更远。这批墓葬完整而有系统，自成序列，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是研究汉代广州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材料。

墓葬形制 墓室均为竖穴式，分土坑墓、木椁墓和砖室墓 3 种。土坑墓的数量不多，都是小墓，只见于西汉前期和中期，墓型简单，为一长方形竖穴，无墓道。木椁墓数量多，流行的时间长，从西汉前期直到东汉末年。墓型演变较大。西汉前期以中、小型的木椁墓为主，墓室亦为长方竖穴，多数无墓道。少数墓在椁下铺垫一层小石，或挖一个腰坑。还有为数不多的分室木椁墓，规模稍大，墓内分前室和棺室，墓道多数作斜坡式，个别是阶梯式的。西汉中期的木椁墓，墓室都是长方形竖穴，都有斜坡墓道。西汉晚期出现一种平面呈“十”字形的多室木椁墓，底部分成高低两级，主室前端的横堂有的高起，有的低下一级，这种形制延续到东汉后期。砖室墓出现较晚，始见于东汉前期，初以直券顶的小型砖墓为主，后期的规模较大，有横直券顶和穹窿顶合券顶两种，以后者为常见，有建初元年及建宁三年（170）等纪年砖文，年代明确。墓室平

面呈 T 字形、中字形、十字形、廾字形等，内分甬道、前室（或横前堂）、耳室、棺室、后龛等部分。有的墓有双棺室或三棺室，出现了多人合葬的现象。墓砖以素面为主，少数印几何图形花纹或年号。棺椁多已腐朽无存。西汉前期的椁室结构可分为井椁式、封门式、上下双层、前后分室 4 种。北郊马鹏岗1 号墓的木椁结构很特殊，外椁为井椁式构合，椁内正中有一座四面辟门的木构“棺房”，在“棺房”与椁壁之间又用横枋与木板组成上下两层的回廊，两侧有板梯以供登降。西汉中期和后期的木椁墓，仿生人的居处布局，普遍作双层分室结构：前端为前室；后端上层是棺室，下层是器物室。椁室口普遍采用直竖木柱封闭。东汉的木椁简化为假双层分室。木棺多用榫卯接合，少用棺钉，常见半独木舟式木棺，即棺身由整段大木凿出。棺内髹朱漆、外髹黑漆。

随葬品 随葬品中陶器的数量最多，铜器次之，漆、木器仅出于几座保存较好的木椁墓中。西汉前期陶器的组合分两大类：第一类只有瓮、罐、三足罐、联罐、小盒、三足盒、提筒、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器物，30%的墓属于这类组合，墓主可能是当地的少数族人；第二类是以鼎、盒、壶、钫为一组的汉文化的器物，70%的墓出这类组合的陶器或第一、第二两类组合共存。墓主除汉人外，还应有当地的少数族人。西汉前期陶器大部分是高火候的灰白胎硬陶，有的施釉，属南方早期的青釉系统。纹饰以刻划纹和拍打的几何图形戳印纹为主。到西汉中期，前期的主要属地方特色的第一类器形已绝迹，第二类的器形亦明显减少；有半数的墓用屋、仓、囷、井、灶等模型器物随葬。到西汉后期和东汉时期这类模型明器更为普遍，而且陶塑的猪、狗、牛、羊、鸡、鹅等家禽、家畜日见增多。这种变化应是自汉武帝以来庄园经济日益发展的反映。墓中出土的建筑模型，具有岭南地区的特点。在西汉中期的墓中随葬干栏式陶屋，上层楼居，下面是饲养牲畜的圈栏。这种干栏式陶屋一直流行到东汉前期。东汉初年还有曲尺式和楼阁式两种新形式。东汉后期最典型的是三合式陶屋和城堡模型。三合式的前为横堂，后连两室，后院用作圈栏。在曲尺式、楼阁式和三合式的陶屋内，都有陶俑在从事粮食加工，有的持杵对臼而舂，后院则塑有禽畜。由此可以窥见当时农副业的兴旺情景。城堡四周用高墙围绕，四隅有角楼，前后大门上建门楼，门口有执兵武士守卫。城堡内一般布置两组象征宅署的建筑，中有凭几端坐的主人，有拱手弓腰或跪伏朝拜等吏役，反映出当时广州地区的豪宗大姓拥有私部曲的事实。墓中出土的仓、囷同为干栏式结构，均高架在几根支柱上，以利防潮（见干栏式建筑）。木椁墓往往有漆器随葬，但不易保存。西汉前期的漆器大多为木胎，以耳杯、盘、盒为常见，彩绘纹饰与长沙西汉墓出土的漆器类似。有一件长圆形漆盒，盖面有“蕃禺”二字烙印，这是南越国官工业作坊的标记。广州汉墓常出铜镜。西汉前期有素镜、四山字镜、龙凤纹镜、蟠螭纹镜等楚式镜型，西汉中期以后的昭明镜、规矩镜等

与中原地区的基本一样。规模较大的西汉早期墓中出有青铜容器， 器形有鼎、壶、钫、鍪、 盘、勺等，与中原的无异。此外，还有绞索形双耳鍪、盘口鼎、双附耳圈足镂空壶及附耳提筒，后两者所镂刻的纹饰，与西南地区同时期的铜鼓纹饰相一致，这些铜器应为本地所铸。墓中共发现10 多件船模型，保存完好的有两件。西村皇帝岗1 号墓出土的一件木船，长80.4 厘米，中部有两个舱；另一件陶船出于东汉晚期的砖室墓中，长54 厘米，中部两舱，尾部有望楼，两舷设撑篙的走道，船首每舷立3 根桨架。船首系锚，船尾设舵，舱内及走道有10 多个俑。这是一艘比较大型的可作客货混载的内河航船，反映了当时造船技术的先进。西汉中期以后的墓有较多的串珠出土，包括玛瑙、鸡血石、柘榴石、煤精、水晶、玉、琥珀和玻璃等不同质料，还有叠嵌眼圈式玻璃珠和药物蚀花的肉红石髓珠。经过化验的4 个玻璃珠样品，含钾5～13.72%，而铅和钡的成分仅微量或没有，这与中国古代铅钡玻璃系统截然不同，应是从南海输入的。还有一种托灯的陶俑，深目高鼻、裸体，头顶上托灯盘，作跪坐或蹲坐的姿态，似是海外“奴隶”的塑像。这些器物的发现，说明当时广州海路通商贸易的发达。

贵县汉墓

广西贵县在汉代郁林郡郡治布山县境内，汉墓很多。墓上多有坟丘。西汉时期流行土坑墓和木椁墓，东汉出现砖室墓。比较大的墓有墓道。个别大型木椁墓，在椁室下有殉葬坑，并在墓室外另设车马坑。随葬品有陶器、铜器、铁器、金银器、玉石器、竹木器和漆器等。在东汉后期的墓中，还出土不少早期的青瓷器。1976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发掘的罗泊湾 1 号墓，是一座有代表性的西汉前期木椁墓。该墓椁室前接斜坡墓道。椁室结构复杂，用木板分隔成前、中、后3 室，前室和中室又各隔成3 部分，后室隔成6 部分。共有漆棺3 具，尸骨已朽，可能是夫妇或亲子合葬。在椁室底板下，有7 个殉葬坑和两个器物坑。殉葬坑中各置木棺1 具，骸骨保存完好，经鉴定， 1 具为男性，其余都是女性，年龄在13～26岁之间，可能是墓主人生前的乐舞伎或近身侍从。这种殉人现象在当时的中原地区已不存在。椁室早年被盗，而器物坑保存完好。坑内埋藏铜器、铁器等物。另外在墓道东侧有一长方形车马坑，内有铜车马器30 多件。墓内共出随葬品1000 余件。一部分器物如铜钫、铜壶、铜匜、Ⅱ式铜鼎等，形制与中原地区出土的相同，有的可能是从中原来的。另一部分如铜鼓、铜钟、铜桶、Ⅰ式铜鼎等、造型富有地方特色，应是当地所造。陶器纹饰有拍印几何纹、刻划水波纹和锥刺篦纹等，地方色彩浓厚。许多漆耳杯底部烙印“布山”二字，也是当地产品。所出木牍《从器志》，是一份随葬品清单，对研究西汉时期南方的葬制有一定的价值。该墓有些随葬器

物具有战国晚期和秦代的风格，有些陶器和广东地区西汉初期墓所出的同类器物相似，墓主可能是西汉初年岭南割据政权南越的高级官吏。

合浦汉墓

西汉后期地方官吏的墓葬。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城东南望牛岭上的一座，于1971 年冬季发掘；坐落在堂排至口间的4 座，于1975 年秋季发掘。这些墓都是带墓道的土坑木椁墓，墓上有坟丘。墓室除放置棺具的主室外，有的还有耳室或侧室。墓道多数为斜坡式，个别为阶梯式。棺椁和人骨都已腐朽。合浦在汉代属合浦郡，这些墓葬的发掘，对了解当时该地区的经济、文化及海外贸易等情况，具有重要的意义。望牛岭汉墓是这些墓葬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全长25.8 米，最宽处14 米，可分为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和主室等部分。主室长方形，后部中央纵陈漆棺一具，前部及漆棺两旁放置大量铜器和漆器；南耳室存放陶器、陶俑和少量铜器；北耳室埋藏车马器。随葬品有铜器、铁器、 陶器、漆器、金饼、金珠和水晶、 玛瑙、琉璃、琥珀饰品等共240 余件。 铜器的品种多， 数量大，在随葬品中占主要地位。其中如凤鸟灯、提梁壶、长颈壶、三足盘、魁等，都饰以纤细而匀称的细线花纹，在造型、纹饰方面表现了较高的工艺水平和地方特色。还有一件铜屋模型，系干栏式建筑。屋为一大间，正中有门，悬山式顶，屋前有走廊，围以栏杆，屋下有8 根柱子（见彩图）。墓中所出的玛瑙、琉璃、琥珀等装饰品，可能是从海外运来的。这与当时合浦是对外贸易港口有关。还有一件琥珀印章，阴刻篆书“庸母（？）印”三字；两件陶提桶的内壁，有朱书“九真府”字样。该墓可能是曾任九真郡郡守的官吏或其亲属的墓葬。排堂至口间的4 座墓，出土随葬品较少，但规模与望牛岭墓差不多，墓主人可能也是郡守一级的地方官吏或屯戍该地的武官。

晋宁石寨山滇墓

战国至东汉初西南地区滇族的墓葬。分布在云南省晋宁县晋城乡西南的石寨山上。晋宁县汉代为益州郡滇池县地，益州郡置于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 109），为滇王国故地。根据第 6 号墓出土一方金质蛇钮“滇王之印”，证实此处为滇王及其臣仆的墓地；并证实《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滇国之事基本可信。随着同一文化类型的墓葬和器物在滇池周围及邻近地区不断发现，对其文化面貌的特点、发展演变情况的认识日益清楚，以石寨山滇墓为代表的这种青铜文化，可称之为“滇文化”。1955～1960 年，云南省博物馆先后4 次

发掘了50 座墓葬。1959 年出版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

墓葬形制 墓室为长方形或不规则形土坑竖穴，其中第6 号墓有木椁残迹。大墓一般长3～4米，宽2 米左右。小墓长约2 米，宽1 米左右。深0.9～3 米。地表未见坟丘。葬具均为长方形木棺，表里髹以黑、绿、朱三色漆，并绘有纹饰。葬式为仰身直肢。第 9 号墓的骨架自腰部折断，分置为两堆，头颅置于上肢中间，上下肢骨折断的痕迹整齐明显，疑是杀殉者。

随葬品 大件器物多放置墓坑两端及两侧，小件器物有放置于棺盖上或棺内的。各墓的随葬品多寡不等，最多的达600 余件。随葬品中以青铜器为最多，包括生产工具、兵器、生活用具、乐器、装饰品、钱币等；此外还有铁器、金器、珠玉制品和陶器。青铜器类型繁多，制作精美，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在合金技术、“失蜡法”浇铸、鎏金镀锡、线刻及嵌镶工艺方面，都达到了很高水平。铜鼓、铜贮贝器（见彩图）、铜葫芦笙、铜锄、铜柄铁剑、铜枕、铜俑及各种人物、动物形镂孔扣饰等，是最具滇文化特征的器物。许多器物表现了滇人在农业生产、纺织、畜牧、狩猎、战争、乐舞、祭祀等方面的活动情景。经研究，以出土的这批墓葬资料为代表的滇文化，是在本地原始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例如，中原商周时期流行的无胡戈和长胡戈，在这里的早晚期墓中都有发现，并有所发展；编钟的制作，似乎也是从汉文化吸收过来的；圆茎无格短剑和巴蜀文化的扁茎无格柳叶形短剑极为近似；漆器、陶灶、陶豆、陶盆、铜烹炉等物，与长沙楚墓中出土的相同；野兽搏斗镂空扣饰和北方草原文化的扣饰一样等等。除晋宁石寨山外，在昆明、安宁、呈贡、富民、澄江、江川、新平、陆良、曲靖、路南、禄丰等县、市也先后发现大批滇文化的墓葬，其中以江川李家山墓群规模最大，仅次于石寨山。著名的牛虎铜案，就是李家山出土的。

贵州西部汉墓

贵州省西部在汉代属牂柯（牁）郡和犍为郡或犍为属国，是当时西南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在清镇、平坝、安顺、兴义、兴仁、黔西、赫章、毕节、威宁、金沙等县分布有许多汉墓。贵州省博物馆等单位在上述地区进行了大量发掘。多数墓葬有坟丘。较大的墓有墓道。墓室以长方形单室为主，亦有双室或多室的。按结构可分土坑、砖室、石室3 种。土坑墓的时代较早，约为西汉中期至东汉初期，砖、石墓的时代较晚。墓中的

随葬品，有陶器、铜器、铁器、漆器等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和兵器等。方格纹硬陶罐和双耳铜釜是墓中常见的器物。漆器中有的刻有铭文，其中有西汉元始三年（公元3）蜀郡、 广汉郡工官制造的耳杯。铜器中成套的铜车马，是较为重要的发现。规模较大的墓，往往仿效中原地区的埋葬制度，随葬品中汉族风格占主流，但也有带地方色彩的器物，如靴形铜钺、青铜短剑以及具有少数民族人物形象的摇钱树等。这些墓的墓主应属当地郡县官吏、土著大姓或汉族地主。这些墓葬的发现，说明此地在汉武帝设郡后，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另外，在赫章可乐、威宁中水等地，还发现一些别具风格的小墓。墓上无坟丘，墓室为长方形或不规则形的竖穴土坑。有些墓的葬俗特殊，墓坑内不见棺木痕迹，人头骨置于侧放的小型铜鼓或铜釜、铁釜内，不见四肢和躯干遗骸。随葬品中的铜柄铁剑以及锄、戈、釜、鼎、鼓等铜器，具有特殊的地方风格，有些陶器还刻划着当地古代少数民族使用的记事符号。这些墓葬可能属于“西南夷”夜郎的遗存。

西丰西岔沟墓地

西汉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公共墓地。位于辽宁省西丰县的西岔沟小山岗上。1956 年东北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发掘了63 座墓葬。墓地位于当时辽东郡长城之北，所出文物对研究古代汉族文化与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墓地面积约为8000 平方米，推测共有墓葬500 座左右。已发掘的全是长方形土坑墓，为坐西向东、排列有序的单人葬，头向西。位于墓地中心的墓，多随葬长短兵器、马具和较贵重的金银饰；处于墓地东西边缘的墓，大多只有一件粗陶罐、一副铁刀锥和零星的服饰品。从这里可反映出死者的身份和地位的不同。墓中所出的随葬品共13800 余件，有兵器、马具、工具、器皿、服饰以及许多具有汉族风格的文物。在出土的大量铜铁兵器中，有刀、剑、矛、矢镞和鸣镝等。随葬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 多面皮腰带上的一种铰具──透雕铜饰板。这些铜饰板有的表面鎏金，饰有双牛、双马、双羊、双驼、犬马、犬鹿、鹰虎等动物和几何纹图案，有几件铸有骑士出猎和骑马战士执剑捉俘虏的场面，反映了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面貌。具有汉族风格的文物有铁

、铁斧、绳纹陶器、各式刀剑、鎏金马具、铜镜、佩饰、货币

（半两、五铢）等。这些遗物反映了该部族与汉族的密切关系。这批墓葬有人认为可能属于匈奴部族集团，至于是匈奴本族，还是匈奴“属族”，仍待研究；也有人认为可能属于东胡族的乌桓人。

札赉诺尔墓地

东汉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墓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木图那雅河东岸的坡地上。1959 年发现300 余座，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发掘了其中的33 座。这批墓葬为研究东汉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社会和习俗提供了实物资料。墓坑排列密集，均为长方形竖穴，一般长2 米左右，宽0.5～1 米，深1～3 米不等，墓穴内有桦木棺，棺多有盖无底。绝大多数为仰身直肢单人葬。随葬的牛头或马、羊置于棺外，其余随葬品均置于棺内。随葬品有陶器、铜器、铁器、骨器、木器以及丝织品等。陶器主要为手制的夹砂褐色陶，其中大口平底罐和大口单耳罐很有特色。铜器中的装饰品，富有当时北方民族的风格，器类有动物纹牌饰、连珠形饰、螺旋形耳饰等。铁器有环首刀、矛、镞。木器有弓、桦树皮器盖。骨器中发现最多的是弓背上的附件弓弭。随葬品中有当时中原地区的铜镜、“如意”字样的织锦和陶罐，说明了与中原文化的密切关系。关于墓主人的族属问题，目前较多的意见认为应属于拓跋鲜卑族，也有的认为是匈奴族，还有的认为目前尚无足够证据确定其族属，有待今后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

汉代崖墓

汉代在山崖或岩层中开凿洞穴为墓室的墓葬。墓的规模大小不等，墓道多为狭长的横穴，一般都附有排水设施。崖墓在东汉时流行于四川地区，并延续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崖墓中的随葬品与同时期的砖室墓基本相同。四川地区的东汉崖墓，俗称蛮洞。往往是几十座聚集于一处，分布密集，错落有致，应是有计划开凿的。墓室有单室、前后室和多室的，一般规模不大。成都天回山3 号墓，是一座大型崖墓，墓室长19.05米，宽1.75～2 米，高1.86 米，有前、后室和6 个侧室，墓室内放置瓦棺、石棺14 副。有些墓的墓壁上刻有墓表，纪年多为东汉晚期的年号。有的墓在墓门、墓壁以及石棺上，雕刻画像和图案，题材与当地画像砖墓相类似。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崖墓，墓室一般较东汉时期狭小。近年来在河北、山东、江苏等省，发现一些西汉时期的大型洞室墓，墓室都开凿在山岩之中，也应属于崖墓。河北满城汉墓和山东曲阜九龙山汉墓，墓室结构复杂，一般有墓道、前后墓室、耳室和侧室等，并有较为完整的排水系统。江苏铜山龟山汉墓，有的墓道为竖井式，在墓道下部向东、南横凿出两墓室。这类崖墓规模宏大，为诸侯王及其亲属等高级贵族的墓葬。

洛阳东汉刑徒墓地

东汉时期被征调到都城洛阳服役的刑徒的墓地。位于河南省偃师县，东汉雒阳城的南郊。1964 年中国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了 522 座。从墓中所出刑徒砖上的刻文可知，这些死者生前是被各地官府任意判罪后征调来服劳役的，被恶劣的生活条件和无偿的苦役折磨而死，死后集中埋葬在这片墓地上。刑徒墓的发现对研究东汉的刑律和刑徒问题，以及汉代的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情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清朝末年开始，就有人把刑徒墓砖作为文物收集起来。当时收藏家端方，曾将收购的百余方编入《陶斋藏砖记》中；此后罗振玉先后刊行《恒农冢墓遗文》、《恒农专录》二书，著录了墓砖的摹拓铭文200 多种。但当时既未能弄清墓砖的出土地点，也没有进行科学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刑徒砖的出土地点和墓地进行了调查发掘，为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资料。

墓地和墓坑 墓地北距东汉雒阳城遗址约2.5 公里，总面积约为 5 万平方米。发掘时在墓地上挖了一个1600 平方米的大探方和两条探沟，共发现刑徒墓522 座。墓坑东西成行排列。这些墓均系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绝大多数为南北向，东西向的极少。墓坑都很浅，一般长1.8～2.3 米，宽0.4～0.5米。棺木已朽，有的仅存板灰痕迹。棺板用铁棺钉钉合，有些棺板之间的缝隙曾用石灰勾抹。

葬式和随葬品 每个墓坑葬一人，人骨架大部分保存得比较完整。绝大多数为仰身直肢葬，俯身、侧身和屈肢的葬式仅见数例。在南北向的墓坑中，头向南和向北的都有；在东西向的墓坑中，以头向西者居多。根据对骨骼、牙齿等的初步观察，男性约占总数的96%，女性占4%左右；绝大多数为青壮年，老年只占极少数。全部死者的脊椎骨都有明显的劳损痕迹。个别的肢骨有骨折后重新愈合的伤痕。在数十个刑徒的骨骸上，留有被各种器械砍击或刺杀所造成的创伤，多数位于头部，有许多是因穿孔性骨折或粉碎性骨折而致命的，有的死者尸骨上，竟留有多处刀痕。由此可见，刑徒们除由于残酷的劳役折磨而迅速死亡外，有许多是由于酷刑甚至随意屠杀而非正常死亡的。绝大多数的刑徒墓没有随葬品。仅少数墓中有1～2 枚五铢钱，只有一座墓出土9 枚五铢钱。还有三座墓各放一件釉陶碗或小陶罐，均体小质粗。在一座女刑徒墓中，发现一件外径为 2.8 厘米的银圈，这是特殊的一例。

刑徒砖铭及其意义 这批刑徒墓中共出土墓砖820 余块。每墓一般两块，一块在死者上身，另一块在下身。全部墓砖都是利用残缺废砖写刻铭文的。铭文有的仅刻死者姓名，有的在姓名前加刻“无任”或“五任”，有的加刻郡县名、刑名以及死亡日期，完整的砖铭还刻有部属、狱名，并注明其尸体在此下，如“右部无任少府若卢髡钳尹孝永初元年五月四日物故死在此下”；“右部无任南（阳）宛髡钳陈便永初元年五月廿五日物

故死在此下”等。此外，在砖铭中还有附记“勉刑”、“官不负”或注明第×、第×茏等内容的。从砖铭的内容和格式考察，这些刑徒都属于将作大匠下的左校或右校管理。刑徒死亡后，立有专门登记的簿册，这些砖铭很可能是根据簿册上所记的内容而写刻的。砖铭中的“左部”、“右部”，就是“左校”、“右校”，亦有省略作“左”、“右”的。“无任”是指没有技能可供任使的刑徒，在服劳役时要带刑具；“勉（免）刑”的应是不带刑具的“无任”刑徒。“五任”是指有技能可供任使的刑徒，可能不带刑具。所谓“官不负”，大概是指对某些刑徒的死亡和埋葬官方不负任何责任。所谓“第×”或“第×茏”，可能是指在左校或右校管辖下的刑徒的编制组织。砖铭中记刑名的砖共273 块，所见刑名共4 种：一为“髡钳”，是5 岁刑；二为“完城旦”，是4岁刑；三为“鬼新（薪）”，是3 岁刑；四为“司寇”，是2 岁刑。其中以“髡钳”为最多，占半数以上。

墓地的年代 记载刑徒死亡日期的墓砖共229 块，始自永元十五年（103）四月三日，终于延光四年（125）十月廿二日。其中以永初元年 （107）五月至六月和元初六年 （119）闰五月的砖铭为数最多。从墓坑的排列顺序考察，这批刑徒墓的具体年代，应是从永初元年四月廿日至永宁元年年底或二年（即建光元年，121）年初，前后共13 年多的时间。该墓地约在东汉末年就不再专埋刑徒，魏晋以后则完全废弃了。

秦汉遗物:汉代铁器、汉代铜器(汉代铜镜)、汉代陶瓷器、汉代漆器、汉代纺织品、汉代玉器、秦汉瓦当、秦汉量器、衡器（秦量、秦权、新莽嘉量、大司农平斛）、秦诏版、秦汉简牍（云梦秦简、银雀山汉简、武威汉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汉代帛书（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及佚书八篇、战国纵横家书、五星占、病方五十二种、汉初长沙国南部地形图；汉代帛画）、汉魏石经（熹平石经、正始石经）、秦刻石（琅琊刻石）、汉代碑刻（裴岑纪功碑、刘平国刻石、张景碑、鲜于璜碑、曹全碑、褒斜道石刻）、汉阙

汉代铁器

汉代用铁制成的器物，包括各种农具、工具、兵器和生活用具。各地汉代遗址和墓葬中多有出土。按制造方法不同，可分锻件和铸件两大类，分别以块炼铁和生铁作材料。由于冶炼技术进步，许多锻件和铸件已达到钢的标准。汉代铁器的制造和使用量很大，已普及全国，在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铁器关系到国计民生、军备国防，制铁业成为特别重要的经济部门，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西汉初期，各地制铁业多被控制在诸侯王及富商手中。汉武帝时，在各地置铁官，垄断全国的制铁业，并实行专卖政策。

东汉前期，承袭西汉制度，冶铁业仍由国家专营。但豪强地主势力强大，私设工场，自造铁器，官府不能禁止。章和二年（公元88），和帝即位，宣布盐铁开禁。此后，各地冶铁业多为豪强地主私营。

铁器的种类和效用 铁农具有犁、锸、铲、锄、耙、镰等。犁上的铧，一般系全铁制，比战国时代的铁口木铧要进步得多。为了防止铧的口刃磨损，多采用在前端套铧冠的方法。为了提高翻土效率，还在铧上装置土（犁镜）。、锸、铲等和前代相比，也有一定的改进。双齿或三齿的铁耙，用于耙地松土，为前代所未见。铁镰有各种型式，用于刈割禾穗和禾茎。由于铁农具的普遍使用，汉代农业生产有显著提高。铁工具有斧、锛、锤、凿、刀、锯、锥、钉等。铁斧的普遍使用，有利于森林的砍伐，使长江流域和边远地区的开发加速。由于使用了各种铁工具，木工和石工的效率大大提高。汉代造船业突飞猛进，应与铁工具的进一步使用有关。用于谷物加工的转盘式双扇石磨的出现和迅速普及，石室墓、石祠堂、石阙及各种石雕像、石刻画像的流行，都是与铁工具的进步分不开的。在兵器方面，铁器的优越性更为突出。铁制的长剑在西汉前期就取代了战国以来较短的青铜剑。柄首成环状的大铁刀，在西汉时出现，是一种新兴的武器。商周以来长期流行的铜戈，也在西汉中后期被铁制的矛和戟所代替。西汉时矢镞虽然有不少是铜质的，但铤部多已改为铁制，而铁镞也开始流行，到东汉时终于代替了铜镞。由于制铁技术的发展，铠甲的质量和性能有显著的提高。河北省满城汉墓出土的一件铠甲，是由2800 多片细小的铁片编成的鱼鳞甲，制作精致、完善。在防守上也大量使用铁蒺藜。由于汉朝掌握了各种先进的铁兵器，所以能对付北方民族强大的骑兵。景帝时，晁错分析汉朝与匈奴作战的军事形势，就指出优越的武器是克敌制胜的有利条件之一。铁制生活用具有鼎、炉、釜等容器和炊器，还有带钩、镊子、火钳、剪刀、厨刀，以及钓鱼钩和缝衣针等等。铁釜的广泛使用，为炊事提供了方便，在河南省南阳瓦房庄发现的一件大铁锅，直径达2 米左右，可能是煮盐用的。厨刀从别的各种刀类中分化出来，专门按庖厨的需要而制造。汉代的剪刀，和世界各地初期的剪刀一样，是用一根两端具有锋刃的铁条弯曲而成，利用钢铁的弹性而操作。铁制的缝衣针，不仅用于缝制衣物，而且在刺绣方面显示了优越性。度量用的尺子，也有许多是铁制的，其刻度和花纹有的用金丝镶嵌。汉代盛行铜灯，但东汉时铁灯也很流行，洛阳等地汉墓中出土的“十二枝灯”等制作得相当精致。到了东汉中后期，镜子也有许多是铁制的，花纹多属“夔凤纹”。甘肃省武威雷台汉墓中出土的一枚铁镜，用金丝和银丝镶嵌花纹，十分精致。

铁官和作坊 传世的“齐铁官印”、“齐铁官长”、“齐铁官丞”和“临淄铁丞”等封泥，是西汉初期诸侯王自设铁官、经营冶铁业的物证。从汉武帝时开始，中央政府在全国设铁官40 余处，其分布东起山东、江苏，

西到甘肃，东北到辽宁，西南到四川、云南之间。各地铁官所制的铁器，有时有铭文作为标志。例如，河南郡（今河南省洛阳）所制的有“河一”、“河二”、“河三”字样，南阳郡（今河南省南阳）所制的有“阳一”、“阳二”字样，河东郡（今山西省夏县）所制的有“东一”、“东二”、“东三”字样。“河”、“阳”、“东”等是郡名的简称，“一”、“二”、“三”等则是各郡铁官所属作坊和工场的编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过广泛调查，在北京市清河镇、山东省滕县、江苏省徐州市等许多地点发现了制铁工场的遗址。特别是河南省，所发现的制铁工场和作坊遗址已达十余处，其中巩县铁生沟和南阳瓦房庄等遗址已经过大规模的发掘，可以了解当时的冶炼设施、操作过程和技术水平。巩县铁生沟遗址在矿山附近，所发现的炼炉很多，而锻炉、熔炉和铸范都较少，可以认为这个制铁作坊以冶炼铁料为主，锻铸器物为次。南阳瓦房庄遗址在当时南阳郡治所宛县城内，远离矿区，这里的作坊主要是利用从别处运来的生铁锭和废旧铁器作原料，进行熔炼，以制造各种器物。由此可见，汉代的冶铁工场，有时因各种条件不同，在业务上各有侧重。山东省滕县宏道院出土画像石上的冶铁图，形象地显示了东汉时冶铁工场中用皮橐为炼炉鼓风及其他操作的情形。

冶炼的技术水平 汉代铁器中用块炼铁作材料的锻件，有许多已达到钢的标准，而且在战国晚期“块炼渗碳钢”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到西汉中期已能用反复锻打的方法使之成为早期的“百炼钢”。满城汉墓出土的刘胜佩剑，便是这种正在形成的“百炼钢”工艺的早期产品。刘胜佩剑还经过表面渗碳和刃部淬火，使得剑刃坚硬、锋利，而脊部仍保持较好的韧性。另一方面，汉代铁器中用生铁作材料的铸件，除了有许多是经过柔化处理的“展性铸铁”以外，到西汉中期还有了不少“灰口铁”的铸件，后者更具有硬度较低、脆性较小、耐磨、滑润性能良好等特点。满城汉墓出土的铁是“展性铸铁”的制品，而车轴承则为“灰口铁”铸件，说明当时已掌握了不同种类铸铁的性能而加以应用。西汉中期，还发明了利用热处理使铸铁在固体状态下脱碳成钢的技术，满城汉墓出土的铁镞便是用这种工艺制成的钢件。到了西汉后期，随着冶炼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又出现了用生铁炒炼成钢的新方法，主要是将生铁加热成半液体状态，加以不断的搅拌，利用空气中的氧使之脱碳，以获得不同含碳量的钢，可称“炒钢”。山东省苍山汉墓出土有错金铭文的东汉永初六年 （112）的“三十炼大刀”，就是用“炒钢”为材料，经过反复加热锻打而制成的优质钢件。用生产效率很高的生铁大量地作为制钢的材料，这是炼钢史上的一次革命（见汉代冶铁遗址）。

汉代铜器(汉代铜镜（见铜镜）)

汉代铜器

汉代用青铜制成的器物，包括各种容器（食器、酒器和水器）、烹饪器、用具、兵器、乐器、度量衡器，等等。总的说来，和商周时代相比，礼器的比重大减，生活用品的种类和数量增多，而兵器则因被铁器取代而不断减少。匈奴、东胡、西南夷等少数民族的铜器，在种类、形制和纹饰方面都有其特殊的风格，与一般的汉代铜器不同（见西丰西岔沟墓地、札赉诺尔墓地、贵州西部汉墓、晋宁石寨山滇墓）。传世的铜器，在宋代以迄20 世纪前期的许多金石学书籍中，颇有著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考古调查发掘工作中又有了大量的新发现，为研究汉代铜器提供了更为丰富、可靠的资料。

种类和形制 汉代铜制的容器在种类和器形上与前代相比有许多变化。周代流行的簠、、敦等食器已经绝迹，豆在西汉时尚偶有所见。鼎、锺、壶、钫是最主要的食器和酒器，它们继承前代的形制而略有改变。其中钫只流行于西汉。其他盘、杯、樽、卮、鉴、、洗等容器，在形制上都具有汉代的特点。烹饪器如甗、釜、、鍪、斗等，有的继承前代的形制而略有改变，有的为汉代所新创。用具中最常见的是灯和熏炉。铜灯样式甚多，有“高灯”、“行灯”、“雁足灯”、“鹿卢灯”等类。形状特殊、制作精巧的则有河北省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朱雀灯”、“羊灯”、“当户灯”，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汉墓出土的“凤鸟灯”，甘肃省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十二枝灯”，等等。熏炉亦有各种样式，博山炉是主要的一种，为汉代所新创。其他铜制的用具，如案和熨头之类，使用甚普遍。文具有铜书刀，偶尔也有铜砚盒。计时用的铜漏壶亦有发现。到西汉，铜剑逐渐被铁剑所代替，铜戈亦在西汉中后期为铁矛和铁戟所取代。汉代铜制的兵器，主要是弩机和矢镞，弩机始创于战国时代，汉代在设计上颇有改进。矢镞主要流行于西汉，其铤部多改为铁质，到东汉则被铁镞所取代。度量衡器有尺、量和权。铜尺的长度一般都为当时的一尺，甘肃省定西出土的新莽铜丈合当时的十尺。江苏省仪征还出土了东汉的圭表尺。铜量分斛、斗、升、合、龠5 种，而新莽嘉量则集5 者于一体。河南省陕县出土的新莽铜撮，容积为龠的五分之一。有的铜量，特别是小型量，其容积也有不合整数的。量的主体以圆形和椭圆形的为多，方形的甚少。铜权大小不一，重量不等，其形状主要有锤形和环状两种。乐器有钟、钲、铎、铃等。但是，和前代相比，钟的铸造量大减。在考古发掘中，铎和铃等的出土亦不多。汉代有时还用铜制的俑和车马的模型随葬。雷台汉墓出土的铜车、马及骑马武士，在造型和铸造技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造型和纹饰 汉代铜器的造型，已摆脱了商周铜器那种庄严、厚重、古拙的作风，显得比较灵便、轻巧，适应于现实生活的需要。与此相应，纹饰相当简素，除了少数弦纹和铺首以外，各种容器往往都是素面的。但另一方面，在铜器上鎏金、鎏银以及用金银、玻璃、宝石之类镶嵌花纹的技术则相当发达。满城汉墓出土的“楚大官糟锺”、“长乐官锺”、“错金银鸟篆纹壶”、“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徐州汉墓出土的鎏金铜砚盒和故宫博物院所藏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铭鎏金铜酒樽等，代表了这种工艺的最高水平（见彩图）。此外，湖南、广东、广西等南方地区出土的铜器，多有用细线镂刻花纹的，纹样有各种兽类、鸟类及几何图案等，显得甚为细致、流畅。

铜镜 在汉代，铜镜的制作和使用比战国时代更为普遍。西汉前期，铜镜的形制和花纹保留着战国时代的作风，常见的是带有“地纹”的“蟠螭纹镜”。与战国时代不同的是，有些镜上已经有了铭文。西汉中期，开始出现“汉式镜”，主要是“草叶纹镜”和“星云纹镜”，镜上的 “地纹”都已消失。西汉后期有 “四螭镜”、“重圈纹镜”、“日光镜”和“昭明镜”等，其特点是花纹规整而简洁，铭文加长，镜钮普遍成为半球状。到了新莽时期，阴阳五行的思想反映到铜镜上，便大量制作有青龙、 白虎等“四神”纹样和子、丑、 寅、卯等“十二辰”文字的所谓“方格规矩镜”，它们一直流行于东汉的前期乃至中后期。从新莽开始，在铜镜的铭文中出现了纪年。东汉中后期，又开始流行“兽首镜”、“夔凤镜”、“盘龙镜”、“双头龙凤纹镜”等，都以图案化的动物为花纹。长江流域还出现神兽镜和画像镜；前者以东王父、西王母等神像和龙、虎等兽形为主纹，后者除神像和兽形以外，还有车马、歌舞、历史人物和传说故事等图像。汉代铜镜的花纹，纹样的设计多对称于镜面的圆心，可称“心对称”。到了东汉后期，有些铜镜如有“君宜高官”、“位至三公”铭文的“双头龙凤纹镜”和“重列式神兽镜”，其花纹则对称于镜面的直径，可称“轴对称”。

工官、作坊和铜矿 在当时的都城长安、雒阳负责制造御用和官用铜器的工官，是少府的属官尚方令丞和考工令丞，后者东汉时属太仆。根据铜器的铭文，尚方分中、左、右3 部分。中尚方所制器物有鼎、 锺、壶、斗、灯等，种类最多。弩机则为中、左、右3 尚方所共制。考工所制铜器有鼎、锺、钫、灯、弩机等，与中尚方相似。但是，铜镜都为尚方所制，不属考工的制品。度量衡器的制作，多由大司农主管。汉朝政府在丹阳郡和河东郡设铜官，其产品除供官用外，也作为商品出售。蜀郡和广汉郡的工官，除以制作漆器而闻名外，也制造铜器。上述有建武二十一年纪年铭的铜酒樽为蜀郡工官所造，其铭文说明制作铜器的工匠按职务不同可分为“铜涂工”、“雕工”、“凍工”和“造工”等。私营的铜器作坊也很多，其产品有时在铭文中标

明价格。满城汉墓出土的1 件铜钫和1 件铜，分别在铭文中记明购自雒阳和河东，后者买价为八百四十钱。汉代开发的铜矿甚多。据文献记载，并参照铜器上的铭文，当时著名的铜矿有丹阳郡的丹阳、蜀郡的严道、犍为郡的堂琅和犍为属国的朱提、越嶲郡的邛都和青蛉等处。在河北省兴隆县的寿王坟和山西省运城县的洞沟分别勘查到西汉前期和东汉后期的铜矿遗址，发现了矿井、冶炼工场的遗迹和铜锭。

汉代陶瓷器

汉代用泥土为坯胎、经入窑烧制的器物。主要是各种饮食器、贮藏器等容器，也包括其他生活用具，以及专为随葬而制作的明器。因年代和地区的差异，器物的种类形态、制法、纹饰及烧成温度等都有所不同。大体上可分灰陶、硬陶、釉陶和青瓷 4 大类。砖瓦也是陶制品，但系建筑材料，一般不包括在陶器中。

灰陶 灰陶是汉代最主要的陶系，已普及到全国各地。汉代灰陶容器是继承商周以来的传统而进一步发展，在制作技术上达到更高的水平。一般都呈青灰色，火候均匀，烧成温度约在摄氏1000 度以上，质地坚实。凡属圆形的容器，其坯胎多系轮制，形状规整，表面较光滑。除了随着陶轮的旋转而刻划的少许平行的弦纹及一些局部的几何形划纹和印纹以外，基本上是素面的。西汉前期，少数容器如瓮、罐之类，偶尔还带有一些不甚明显的绳纹；西汉中期以后绳纹则基本上绝迹。有些灰陶器绘有彩色的花纹，称“彩绘陶”，其花纹的陶器烧成后才绘描的，易于脱落。这种“彩绘陶”只发现于墓葬中，不见于居住址，可见是专为随葬而作的（见彩图）。有些灰陶器表面涂漆，是模仿当时的漆器。战国时代流行的陶豆在西汉前期还偶有所见，但不久即消失。战国后期开始出现的陶钫，盛行于西汉，东汉时已不见。战国末年出现的造型奇特的“鸭蛋形壶”，流行于秦和西汉前期，西汉中期以后就极为少见。陶鼎和陶锺是汉代最常见的仿铜陶器，流行的时期甚长。其他容器如瓮、罐、盆、樽、盘、碗等，在整个汉代都大量存在，它们的形态随着年代的推移而演变。西汉前期少数带有绳纹的瓮、罐等尚有为圜底的，从西汉中期以后，除了三足器和圈足器以外，几乎所有的器物都为平底。还有一些日常用具如案、灯、熏炉及扑满之类，既非饮食器，亦非一般的贮藏器，为前代所少见或未见。随着丧葬习俗的改变，汉代还盛行制作各种明器，种类甚多，数量很大，主要也属灰陶的系统。最初出现的是仓和灶，在秦代和西汉前期的墓中即有所见，但普遍流行则在西汉中期以后。其他如井、磨、猪圈、楼阁、碓房、农田和陂塘等模型，以及猪、羊、马、狗、鸡、鸭等动物偶像，自西汉中期以后，相继出现，到了东汉，种类和数量均增多。在汉代，有大量各式各样的陶俑用于随葬（见秦汉墓葬）。

硬陶 流行于长江以南，包括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福建、浙江及江苏南部等地区，用当地一种密度较大、粘性较强的粘土制成。与灰陶相比烧成温度更高，陶质更坚硬，故称硬陶。汉代的硬陶是继承华南地区自新石器时代后期以来的“几何印纹硬陶”的传统。一般圆形的容器，主要亦系轮制。器物表面往往拍印细密的方格纹，或刻划有波状纹、锯齿形纹，等等。器物的种类，多属瓮、罐、壶、盒、碗等容器。有些器物，如匏形壶、三足罐、四联罐或五联罐等，在形态上具有显著的地方性特色。

釉陶 汉代制陶业的一项新发明，是浓厚的棕黄色和绿色的釉陶。烧成温度约为摄氏 800 度左右，内胎呈砖红色。釉药中含有多量的氧化铅，故称“铅釉”；由于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所以也称“北方釉陶”。开始出现于西汉中期，先在陕西中部和河南流行，西汉后期，迅速普及到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东汉时，长江流域也有所见。棕黄色的釉陶出现较早，绿色的釉陶出现较晚，但东汉时后者大量流行，较前者更为普遍。器物种类有鼎、锺等仿铜容器，也有仓、灶、井、楼阁等模型及鸡、狗等动物偶象（见彩图）。由于陶质不坚，釉也易于脱落或变质，只存在于墓葬中而不见于居住址，可以认为是专供随葬用的。铅釉陶器在西汉中期突然出现，可能是由于汉通西域以后，受到西亚方面釉陶影响的关系。但也有人认为，虽然西亚的釉陶与汉代的铅釉陶同属低温烧成，但釉的成份不同，两者未必有关。南方各地的硬陶上有时有一层薄釉，或黄或绿，颜色都很浅，烧成温度甚高，是属于商周以来传统的青釉。西汉中后期至东汉前期，有一种附有双耳的陶瓶，胎壁呈紫褐色，甚坚硬，颈部和肩部施较厚的绿色釉，也属青釉系统。

青瓷 东汉后期，首先是在浙江省绍兴、上虞一带，开始出现了青瓷器。釉呈淡青色，质地和火候等都符合瓷器的标准。器形主要是广口、扁圆腹、平底的四系罐。同样的四系罐在安徽省亳县东汉末年的曹氏墓中亦有多量的发现，釉色光亮，质地纯净，说明当时青瓷器的制作技术已经相当成熟。青瓷的出现，是中国古代陶瓷史上的重要创新。

窑和作坊 烧制灰陶的窑，以河北省武安县午汲古城遗址发现的为例，窑筑在平地上，窑室较宽、较高，火道不长。烧制硬陶和青瓷的窑，以浙江省上虞等地发现的为例，窑筑在山脚的坡面上，窑身细长，前低后高，有一定的倾斜度。后者有利于通风，使烧制的温度能提得更高。陶器是最普遍的生活用品，制作又比较容易，所以多为私营的小规模作坊所制造。但汉代各地官营的手工业作坊也制造陶器，它们往往印有戳记，如洛阳汉河南县城遗址出土的陶器印有“河亭”、“河市”字样，河南陕县汉墓中出土的陶器印有“陕亭”、“陕

市”字样等。根据汉河南县城遗址的发掘，可以判断印有“河亭”字样的年代较早，属西汉前期；印有“河市”字样的年代较晚，属西汉后期。戳印中的“亭”和“市”的意义相同，都是指汉代各城市中由官府管理的手工业和商业区。

汉代漆器

汉代的髹漆器物，包括鼎、 壶、钫、樽、盂、 卮、杯、盘等饮食器皿，奁、盒等化妆用具，几、案、屏风等家具，种类和品目甚多，但主要是以饮食器皿为主的容器。各地汉墓中多有出土，一般已腐朽，也有保存较好的。湖南省长沙马王堆、湖北省江陵凤凰山和云梦大坟头等地汉墓出土的漆器，数量大，种类多，保存极好，完美如新，是研究汉代漆器的重要资料（见马王堆汉墓、江陵秦汉墓）。贵州省的清镇、甘肃省的武威及朝鲜的平壤、蒙古的诺彦乌拉等地墓中出土的汉代漆器，有详细的铭文，可据以研究当时的工官制度。汉代漆器制作精巧，色彩鲜艳，花纹优美，装饰精致，是珍贵的器物。所以，《盐铁论·散不足》说“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汉代宫廷多用漆器为饮食器皿。有些漆器上刻有“大官”、“汤官”等字样，系主管皇家膳食的官署所藏之器；书写“上林”字样的，则是上林苑宫观所用之物。据新莽时期的漆盘铭文，当时长乐宫中所用漆器，仅漆盘一种，即达数千件之多。贵族官僚家中亦崇尚使用漆器，往往在器上书写其封爵或姓氏，如“长沙王后家般（盘）”、“轪侯家”、“王氏牢”等，作为标记，以示珍重。作为饮食器皿，漆器比青铜器更具优越性，故为汉代统治阶级所爱好，制作极盛，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青铜容器。

胎质及制法 主要有木胎和夹纻胎两种。也有少数为竹胎。木胎的制法有轮旋、割削和剜凿、卷制3 种，不同器形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夹纻胎是先用木头或泥土制成器型，作为内模，然后用多层麻布或缯帛附于内模上，逐层涂漆，干实以后，去掉内模，便剩下麻布或缯帛的夹纻胎，这便是所谓“脱胎法”。

花纹和装饰 漆器上施花纹，有下列几种方法：①漆绘。用生漆制成半透明的漆液，加上各种颜料，描绘于已经涂漆的器物上，色泽光亮，不易脱落，大多数漆器的花纹都用此法绘描。②油彩。用油汁（可能是桐油）调颜料，绘描于已涂漆的器物上，所绘花纹因油脂年久老化，易于脱落。③针刻。用针尖在已经涂漆的器物上刺刻花纹，称为“锥画”；有的器物在刺刻出来的线缝内填入金彩，产生了类似铜器上金银错的花纹效果。④金银箔贴。用金箔或银箔制成各种图纹，贴在器物的漆面上，呈现了类似“金银平脱”的效果。纹样

的特点是细致而流利，最常见的有图案化的龙凤纹、云气纹、花草纹和各种几何形纹，也有近于写实的兽形、鸟形和鱼形等图纹。西汉前期的漆器，花纹富丽而繁复；东汉的漆器，花纹比较简素。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少数漆器的花纹是神仙、孝子及其他以人物为主的故事画。金银箔贴的花纹则有飞禽、走兽、车马、人物及各种几何图案，等等。西汉中期以后，流行在盘、樽、盒、奁等器物的口沿上镶镀金或镀银的铜箍，在杯的双耳上镶镀金的铜壳，这便是所谓“银口黄耳”或“釦器”。有些漆器如樽、奁和盒的盖上常附有镀金的铜饰，有时还镶嵌水晶或玻璃珠。

作坊和工官 汉代许多地方都出产漆器。西汉前期，制造漆器的手工业作坊，多为地方官营，设在郡国的治所。广东省广州西村、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罗泊湾、山东省临沂银雀山、湖南省长沙马王堆和湖北省江陵凤凰山等地西汉前期墓中出土的漆器，分别有“蕃禺”、“布山”、“莒市”、“成市”的烙印，同时又多有“市府”的烙印，说明它们分别是在南海郡的蕃禺（今广东省广州）、郁林郡的布山（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城阳国的莒县（今山东省莒县）和蜀郡的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制造的，而主管部门则为各该城市中管理工商业的官署──“市府”。四川的漆器制造业最盛，成都的产品大量运销到长沙和江陵等地。安徽省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墓中出土的漆器，有“女阴”烙印，并在铭文中记明负责制造的官吏和工匠的名字，说明诸侯王和列侯也自设手工业作坊，制造各种器物，其中包括漆器。大约在景帝至武帝的前期，汉朝中央政府在各地设工官，其中蜀郡（治所在成都）和广汉郡（治所在梓潼）的工官大量制造漆器。主要供宫廷使用，所以器物铭文中多有“乘舆”字样。当时朝廷也用以赏赐边郡的官吏和少数民族的首领，所以蜀郡和广汉郡工官所制漆器，也多量地在贵州省的清镇、蒙古的诺彦乌拉等地被发现。这些漆器的年代最早为西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最晚为东汉和帝永元十四年（102）。

工匠和工官的组织体制 据铭文，蜀郡和广汉郡工官中制造漆器的工匠，按工种不同，分为“素工”、“髹工”、“上工”、“铜耳黄涂工”或“铜扣黄涂工”、“画工”、“工”、“清工”、“造工”。素工是制木胎的，如系夹纻器，则不用素工。髹工是漆工。上工有时作“工”，可见也是漆工，髹工是初步涂漆，上工则是进一步涂漆。铜耳黄涂工和铜扣黄涂工是在漆杯所镶铜耳和漆盘、漆壶等所镶铜箍上镀金的。画工是在器物上画花纹的。“工”的性质曾有许多争论，但以雕工的可能性为大，其任务不仅雕刻铭文或花纹，主要是在漆器上精心刮磨，使其产生光泽。清工是将制成的漆器加以修整、洗净，实际上是检验工。“造工”是工场主任。在同一工场中，髹工人数最多，上工、黄涂工、画工次之，工又次之，清工和造工人数最少，各仅1 人。在

年代较早的昭帝始元二年的漆器铭文中，工人只有髹工、画工和工，只是在成帝以后的漆器铭文中才增加

了上工、黄涂工与清工。这说明到后来分工越来越细。同一个工匠，有时兼任两种以上的不同任务。工官中的官吏，有护工卒史、长、丞、掾、令史。长主要是行政负责官员，丞是他的副职，他们的地位和待遇相当于县长和县丞。掾是长、丞之下的办事官吏。令史是掌管文书的官吏。护工卒史为中央政府的少府所特派，在工官中居监视、督察的职位，秩位不高，但权力很大。在昭帝始元二年的漆器铭文中，护工卒史之名在长、丞之后，在成帝阳朔二年（前23）的漆器铭文中，才开始将护工卒史的名字列于首位，以后遂成定制。这说明，从成帝以后，中央政府加强了对蜀郡和广汉郡工官的控制权。设在首都长安的工官，亦有制造漆器的，其产品在甘肃省的武威和朝鲜的平壤被发现，工官的名称为“考工”、“右工”和“供工”。“考工”和“右工”都是少府属下的工官；“供工”可能即为“考工”，也可能是另一工官，但亦属少府管辖。这些设在长安的工官，既制造铜器，也制造漆器。所制漆器的铭文表明，作坊中的工人亦有“画工”、“

工”“涂工”等的分工。

官员有“令”、“右丞”、“掾”、“令史”、“啬夫”等。“令”是首官，“左丞”和“右丞”都是其副职，后者主管漆器的制造。从考古发现的情形看来，长安工官的产品在数量上可能不如蜀郡和广汉郡工官的产品多。

汉代纺织品

中国是世界上养蚕、缫丝、织绸的原产地，曾以“丝国”闻名于世。 从山东滕县宏道院、 龙阳店、嘉祥祠、郭巨祠、金雀山，江苏沛县留城镇、铜山洪楼、泗洪曹庄，四川成都百花潭等地出土汉代画象石上所见的纺车、缫车、调丝、并丝、织机、染具等实物图形，充分反映了汉代纺织业的高度成就。它通过“丝绸之路”的传播，对世界纺织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出土的汉代纺织品，是反映汉代纺织手工业技术水平的重要物证。西汉的纺织品主要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和湖北江陵凤凰山168 号汉墓中，发现的丝织品数量多，品种齐，色谱全，技艺精，是考古发掘中的稀世珍品。东汉的纺织品出土于沿“丝绸之路”上，如甘肃居延遗址，新疆的罗布淖尔、古楼兰和民丰尼雅遗址。此外，朝鲜乐浪王旴墓、蒙古诺彦乌拉墓地、苏联巴泽雷克冢墓、叙利亚巴尔米拉古墓等，发现了独特的汉隶铭文丝织品，以及缂毛、斑罽等毛织品，还有敷彩印花和蜡缬、夹缬等印染品。汉代的纺织品生产主要有官府手工业、独立手工业和农村副业3 种方式。汉代的丝绸，为横贯亚欧大陆“丝绸之路”的繁荣昌盛和贸易交往提供了物质基础。

丝织品 汉代出土的丝织品按织物组织分有平纹组织的纱、绢、缣、縠，有绞经组织的素罗和花罗，有斜

纹组织显花的绮、锦、绒圈锦。它充分体现了汉代丝织技术的高度成就。

纱和縠 是一种纤细、稀疏方孔、轻盈的平纹丝织物。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精细的纱和縠（绉纱）。其中一件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长128 厘米，袖长190 厘米，重仅49 克。其经纬密度为每厘米58 根和40 根，每平方米素沙重15.4 克，单根丝的纤度为10.2～11.3 旦。这表明西汉初的蚕丝品种优良，素纱的品质可与现代的乔其纱媲美。马王堆3 号墓出土的4 块浅绛色縠，经测定，经丝密度疏的约每厘米34～36 根，密的约58～60 根。经纬丝的投影宽度纤细，经丝为0.03～0.08 毫米，其拈回角为25°～35°，拈度为14～24 拈／厘米，织物厚度为0.07～0.10 毫米。縠比素纱更稀疏，更轻软。

罗 是质地轻薄透亮，经纱互相绞缠后呈椒孔的丝织物。一般分素罗和花罗两种，花罗是在绞经罗纹地上显花纹效果。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耳杯形菱纹罗，用横式连续排列法分为粗细两档，一个图案循环，纵向为7 厘_______米，横向为 3.7 厘米。粗细花纹组成菱杯相扣、大小套叠、上下对称的图案。经纬密度为88～92 根／厘米，和26～30 根／厘米。每平方米重30～37 克。其一个组织循环的经丝数为332根，纬丝数为204 根。菱形纹需用提花束综装置和绞综装置配合织造。以花罗作地，上绣信期花纹，更显得富丽堂皇。新疆民丰出土的花罗，经纬密度为每厘米66 根和26 根。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花罗，其组织法与民丰的花罗完全相同。地纹是两经错位相绞的罗组织，花纹是地纹绞经相隔脱开而成四经相绞的大孔眼网纹，按图案显花。它的织造工艺比较复杂，是用地综、绞综和花综巧妙地配合织成的。

绮 是平纹地上起斜纹花的丝织品。汉代的绮可分为3 类：①经畦纹显花，新疆民丰尼雅出土的鸟兽纹和树叶纹花绮，其单元组织的地部是一上一下的平纹，中间相隔平纹的二根是三上一下的经斜纹组织，形成直条状畦纹。花纹是大菱形，内部点缀以心形的树叶纹，经纬线密度为每厘米66 根和38根。②阶梯形纹显花，即将地纹平织的改变为三上一下斜纹组织，相邻两根经纬组成阶梯一样的左右斜向，由经线的浮长构成了花纹图案。在新疆的罗布淖尔、甘肃居延遗址均有出土。③变形斜纹组织显花，即在地平纹中起出三上一下的4 枚斜纹的块面花纹。在花地交接处或菱形暗花处，有一上三下或多于4枚斜纹的浮长产生。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对鸟花卉纹绮，就是这种组织结构。

锦 是以彩色丝线织出斜纹重经组织的高级提花织物。它是汉代丝织技术最高水平的标志。其基本组织均

系4 枚纹变化组织，运用一上三下、二上二下、三上一下等基本规律和不同色线提经起花。一般可分为二色、三色和多色锦3 类：①两色锦，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隐花孔雀纹锦，经纬密度为每厘米118 根和48 根。隐花星形花卉纹锦的经纬密度为每厘米 112 根和45 根。纹样设计以线条为主，写意和块面纹较少。花经和地经的色泽相近，要在侧面光照射下才显出花纹来。甘肃居延遗址和新疆罗布淖尔遗址均有出土。②三色锦，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几何纹锦、绀地绛红鸣鸟锦、香色地红茱萸锦等。绀地绛红锦的经纬密度每厘米为 153 根和40 根。纹样设计运用线条、块面和点子相结合。东汉的三色锦出土数量较多，如新疆民丰的“万世如意”锦、“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罗布淖尔的“韩仁”锦。③多色锦，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凸花锦和绒圈锦等。绒圈锦以4 根为一组，环状绒圈高于织物表面一倍以上，它是一种特殊织锦。其经纬密度每厘米为176～224 根和41～50 根。总经数约为8800～11200 根。花纹幅度为13.7 厘米，这种织锦必须用花楼装置和双经轴织成。这种绒圈锦在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河北满城汉墓，以及甘肃武威汉墓均有出土。它是中国发现最早的绒类织物。

绦与 绦是丝带的古称。在战国楚墓中就有出土。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带有3 种：①用于装饰衣

物的丝织狭带，简文称为“缓绦”；②用于手套和棺内包裹尸体的有“千金”两字的丝带和麻带；③有鱼尾纹的捆尸筒状组带。这3 种绦带均属于编织物，只有经线，没有纬线，即用两组经线呈45 度角相互编织。“千金”绦在中国是第一次发现，有篆字“千金”绦的编织密度为每厘米60 根，全幅表层和里层有经线202 根，是丝带中的上乘佳品。是指表面呈网状结构的丝织品。漆

冠就是乌纱帽。马王堆 3 号墓出土了表面涂漆

有透亮网孔的冠。其结构是左经和右经上下交替编织成网状纹，左经右经密度是每厘米10～11×2 根和10.5～12×2根。

毛织品 汉代出土的毛织品，主要在新疆境内的丝绸之路古道上，其品种有缂毛、斜褐和斑罽等。缂毛是以羊毛彩纬用通经回纬的缂法，制织成绚丽多彩的毛织品。英国的A.斯坦因在新疆古楼兰遗址中发现的汉代奔马缂毛，是用深紫色、深绿色、绿色、深黄色、浅棕色、棕黄色和深红色等7 种色线缂织出奔马花卉图案。斑罽是提花织制的精细毛织品。新疆民丰尼雅遗址曾出土人兽葡萄纹罽和龟甲四瓣花纹罽。人兽葡萄纹罽非常精致，经纬密度每厘米为56/2 根和30 根。织物是平纹组织，纬线显花。龟甲四瓣花纹罽比较厚实，经纬密度每厘米为21/3 根和26/2 根，也是平纹地显纬花。斜褐是斜纹粗毛织物的统称。新疆民丰出土的蓝色斜褐，是将毛纱染成蓝色，制成一上二下的三枚斜纹组织。经纬密度每厘米为13 根和16 根。表面匀整，然后

夹缬成点状的大、小花相配。毛罗是新疆民丰汉墓出土最精细的毛织品。经纬密度每厘米为24 根和18 根。毛纱较细，几乎与丝绸相仿。

麻织品 汉代出土的麻织品，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最为精良。有大麻布、苎麻布。苎麻布的经纬密度每厘米为37 根，约合23 升布，它的精细程度已接近现代的细布，其表面有乌亮的光。经鉴定含有无机物质铜、汞、钙等。类似近代经过踹布加工一样，使织物表面具有光泽效果。这说明汉初已掌握了织物的轧光整理技术。

棉织品 汉代出土棉织品的坯布，一般称为白叠（緤）布。新疆民丰汉墓出土的蓝色蜡染棉布、白布裤及手帕等都是白叠布。蓝白棉布的组织为平纹，经纬密度每厘米为18 根和13 根。花纹图案的印制技术有较高的水平。

印染品 汉代的印染品，以丝织品最为丰富多彩，其次是毛织品。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印染的色谱有20 多种，经鉴定，使用的颜料有朱砂（硫化汞）、绢云母、硫化铅和硫化汞等矿物颜料，有茜草、栀子、靛蓝和炭黑等植物染料。并已掌握了浸染、涂染、套染和媒染的一整套染色技术方法。汉代的印花技术，已用镂空版和手工彩绘相结合的工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印花敷彩纱就是物证。另一块泥金银印花纱，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三版套色印花品。甘肃磨嘴子汉墓中3 件草箧裱糊的印花绢，是用3 块镂空版套印成绛、绿、白色的云草纹，艺术效果很好。新疆民丰出土的蓝白蜡染印花棉布是最早采用蜡防印染法的印染品。

汉代玉器

汉代用各种玉料制作的礼器、装饰品和美术品。中国的玉器工艺源远流长，汉代继续有所发展。西汉初年的玉器继承了战国时代的传统，但开始有了变化。西汉中期以后变化更大。根据器形和用途的不同，汉代玉器可分为4 大类：①仪礼上使用的玉器；②葬玉；③玉装饰品；④玉制美术品。商周的6 种“瑞玉”，除璧、圭外，都废弃不用；组成“组玉”的各种玉佩，其种类和数量都已减少。葬玉和随身玉制装饰物的种类增多。表面花纹从以抽象主义为主变成以写实主义为主。圆雕、高浮雕、透雕、刻细线的玉器也增多了。这些变化反映了汉代社会的变化以及风俗和思想（尤其是宗教思想）的变化。在中国玉器史上，汉代实是承前

启后的一个过渡阶段。

玉器材料 汉代玉器中有许多仍是利用绿色或黄褐色的玉料，但是另一方面，乳白色的羊脂玉大量增加。汉代玉料的来源，大部分是由和阗输入的软玉。满城汉墓出土的一些玉器，与和阗玉很相近。

治玉的技术 汉代基本上继承了战国时代的治玉技术，但是已有所改进。汉以前的玉器多是扁平玉片，上加浅浮雕。汉代玉器中高浮雕和圆雕增多了。汉以前的玉器纹饰的制作技术，主要利用细砂研磨成浅浮雕的花饰。汉代由于技术的改进，镂孔花纹和表面细刻线纹增多了。浮雕和素面玉器的表面抛光技术也有所提高，如满城汉墓出土的玉器已是表面磨得象玻璃一样光滑。器物的轮廓线和刻纹，也都显得很流利。

玉器的种类 汉代玉器据器形和用途，可分4 类：①仪礼上使用的玉器。“周礼”中所谓“六瑞”（六种瑞玉）便是属于这一类，“六瑞”包括璧、琮、圭、璋、琥、璜。这实际上是战国晚年至汉初的礼学家们理想化了的礼器系统之一。其中璧和圭在汉代似仍继续用为礼器。璜和琥在汉代都已只作为佩饰之用。琮和璋在汉代似乎已不制作。即使偶有出土，也是当时将古老的旧玉重新利用，并不作为“瑞玉”使用。汉代的玉璧继承了战国时代的传统。除了平素无花纹的素璧和刻有简单花纹的蒲璧和谷璧之外，还盛行着于蒲纹或谷纹的外面另加一周浅刻的鸟纹或兽纹，有的于周缘之外另加一组或几组透雕动物纹。②葬玉，是专门为保存尸体而制造的。它在汉玉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主要有玉衣、九窍塞、玉琀和握玉4 种。满城汉墓发现玉衣 2 件。每件玉衣由头罩、上身、袖子、手套、裤筒和鞋 6 个部分组成。每部分又各有多个部件。各部件都是由许多小玉片用纤细的金线缕编缀成的。所以称为“金缕玉衣”。这种“金缕”的只有皇帝死后可以使用，但有时皇帝特赐给他的亲王或大臣。级别较低的只能使用银、铜线缕或鎏金的铜缕来编缀。一件玉衣所需要的小玉片总数常达2000 多片。这种玉衣从1968～1978 年的10 年间，陆续发现22 件。其时代均不晚于东汉，可能是由于魏文帝黄初三年 （222）下诏禁用玉衣的缘故。九窍塞是填塞或遮盖死者的耳、目、口、鼻、肛门和生殖器等9 个窍孔之用的，目的是防止体内的“精气”由九窍逸出。同时也企图使“死者为之不朽”。一般的死者，口含玉蝉，这在汉代，比较普遍。至于它取形于蝉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蝉的生活史的循环可以象征着变形和复活。汉代的握玉，最初为璜形，如满城汉墓所出，但到了东汉初年，握玉便换为豚形的。这种玉豚在东汉和魏晋南北朝墓中出土不少。这些作为葬玉的玉蝉和玉豚，都是造型粗糙，刻纹简单，主要是为了起巫术的作用。③装饰品。一种是随身装饰物，另一种是玉制的实用品。但加有纹饰，有的是作为附属于

金属实用物的玉制装饰品。装饰物主要是佩玉。汉初继承战国时代佩玉的系统，常把许多件不同的佩玉如璜、璧、琥、珑等和串珠组成了“组佩”。有的还缀上玉刻舞女。后来佩玉的品种减少了。另一方面，西汉墓中出现一种心形玉佩，两侧有突出的透雕花纹，似乎是由玉鞢（扳指）演化而来的。鞢是射箭时钩弦用的，原来是套在右拇指上，也叫做射决（玦），但汉时这种心形玉饰只作佩饰之用。实用品是有纹饰的玉器。汉代玉制容器，发掘出土的不多，只有西汉的2 件高足玉杯，其一有谷纹装饰。传世的汉代玉容器较多，有耳杯、奁、卮、洗等，但未必都可靠。如爪形的佩觿，古人系于腰带上，用以解结，汉时玉觿常刻有花纹，有的在脊部透雕一组鸟兽纹，直达尖端附近，可能已作为纯粹的饰物，不再是实用物了。汉代男女使用的笄，也有用玉制的。中国的带钩始见于春秋时代，早期多为铜制的，后来大型的铜带钩也有镶嵌小玉环或玉玦的。春秋战国之际可能已有了玉带钩。汉代的玉带钩发现不少。带钩中有一种小型的可能是把钮部扣入腰带，而钩部下垂以悬佩玉、刀、剑等。汉代的玉印和玉刚卯也是悬在腰带上的。玉印背上有作盝顶形的，也有刻螭虎或蟠龙钮的，都有横孔可系线。玉刚卯刻有辟邪的铭文，似乎只见于西汉末和东汉时代。把玉饰作为金属实用物的组成部分，最重要的是玉剑饰。长剑在中国始于战国时代，不久便有了玉剑饰。汉代的“玉具剑”，是指 4 种玉剑饰具备的铜剑或铁剑。但是汉代也不是每一把剑都具备四者而无缺。有的只有璏（附着于剑鞘的中部，俗称昭文带）和珌（剑鞘末端的装饰）是玉制的，而剑首和剑格都用铜。汉代的玉剑饰，有许多是高浮雕的。此外，还有铜制的枕头和铺首，其中也有镶嵌雕花的玉版或玉饰的。④浮雕和圆雕的美术品。小件的美术品，有的有孔可系线，是作为佩玉之用；有的仅一面有浮雕，可能是镶嵌在别的东西上面的。汉代玉枕头，有的由整块青玉雕成，有的是以铜为框架，镶嵌以有浮雕的长方形玉版。作为佩玉用的舞女像，是将玉片刻成轮廓，然后以细线刻划出细部。定县北陵头汉墓的玉屏风，全部是由几块透雕并刻细纹的玉版拼成的。圆雕的玉刻，最著名的是汉昭帝陵附近发现的跃马的骑士。咸阳出土的 4 件小玉器，其中有两件辟邪。满城汉墓曾出土过一件凭几而坐的玉人。至于圆雕或高浮雕的题材，汉代玉器继承了商周传统，仍没有后世那种整件玉器以花卉或果实为主题的；便是那种以植物纹作为辅助题材用以衬托主题的，也极罕见。线刻的道教神像只发现过定县东汉墓玉屏风上的西王母和东王公，圆雕的写实的小型动物像较多，有的与东汉及六朝的大型石兽的作风颇相近似。

玉器的花纹 可分为几何纹和动物纹2 类。几何纹以涡纹、卷云纹、谷纹和蒲纹为最常见。后二者主要是刻在玉璧上，谷纹也有作为玉剑饰等表面上的纹饰。涡纹和卷云纹可能是由蟠螭纹的进一步图案化而离析形成的，时常作为动物纹身上的纹饰。动物纹有写实的和图案化的两种。图案化的在商代便已应用于铜器和

玉器上面。这些刻在玉器上的动物纹，到了战国时代，有的兽形全部图案化，几乎认不出原来动物的形象。汉代继承战国这种传统，有的还保留有鸟兽的头部，有的作成钩连涡纹。可以认别出来的动物纹饰有龙纹、兽纹、鸟纹（凤纹）和兽面纹（饕餮纹）。写实的动物纹在汉代增多起来了。许多描刻神话中的动物形象，如飞龙、朱雀之类，也是采用写实的手法，便是图案化的动物，也常较战国时代的易于认别。人物除了舞女像外，东汉时开始有了群像，如前述的一件小屏风，上面所刻的西王母和东王公的两侧各有鸟兽和跪着的侍者。这在东汉石刻中比较常见，但是在玉器中还是很少见的。植物花纹仍未出现。定县东汉墓中一件玉带钩上刻有类似花蕾形的花纹，但是这种疑似植物纹的花纹也极少见。

秦汉瓦当

瓦当即瓦挡，是中国古代建筑檐头筒瓦前端的遮挡。秦汉瓦当纹饰多样，其图案或文字随时代而变化，特别是瓦当上的文字，对当时的地名、宫殿、官署、仓廪、陵墓、祠庙、苑囿等的考订，是很重要的依据。因此，秦汉瓦当历来为学术界所重视。北宋中期初见著录，清乾隆初年已有专著问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大量的考古发掘，为瓦当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秦汉瓦当一般为泥质，烧制温度较高，质地坚硬，呈青灰色，有半圆（简称“半瓦当”）和圆形的两种。半瓦当最早为西周遗存，圆瓦当是从半瓦当发展而来的。圆瓦当始见于战国早期遗址，秦汉瓦当绝大多数为圆瓦当。但在秦和西汉前期仍有半瓦当；西汉中期以后，半瓦当显著减少，东汉时近于绝迹。瓦当的制作方法不一，从只有当心而无边轮的“与天无极”圆瓦当陶范看，可能是先模制当心，后加边轮而构成完整的瓦当；“千秋万岁”范则为带有边轮的完整瓦当形式，说明当坯是一次成型的。早期半瓦当为素面或饰绳纹，至战国时期，各国半瓦当图案各具特色，其中云纹一类，为秦统一后所沿用。秦汉瓦当的纹饰又有新的发展，归纳起来，大体可分为图案和文字（包括文字和图案结合者）两大类。

瓦当图案 有动、植物图案，云纹、葵纹以及动、植物变形图案等。汉代动物纹瓦当，以西汉晚期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造型最为完美（主要用于礼制建筑）；其余如麟、凤、兔、天禄、辟邪、饕餮等，虽然出土数量有限，但品种繁多。植物纹瓦当，以秦咸阳宫1 号遗址出土的八瓣“莲花”纹最为典型，其他多为变形或零星花瓣、茎叶与云纹、葵纹相组合。云纹瓦当始见于战国中期，盛行于秦汉。秦和西汉初的云纹变化多端，计有对称外卷、对称内卷、 S 形反卷及左旋或右旋排列的单卷云纹；瓦当中心或呈泡状或作各式

图案，如方格、菱形格、井字曲尺以及葵变涡纹、瓣叶之类。秦代还有整体作左旋或右旋的“葵纹”图案。至西汉中期，带中心圆泡的四象限的云纹构图成为通用的模式。秦时瓦当图案还有一种变形动物纹，如具有卷云纹意匠的 “四兽” 瓦当之类。秦始皇陵及辽宁省兴城县海滨秦宫遗址出土的巨型“半瓦当”，其表面所饰夔纹显然是模仿玉器、铜器的手法，也是一种动物变形的题材。

瓦当文字 已发现的秦汉瓦当文字，少则1 字，多至十余字不等；有单纯文字及文字与图案相结合两种类型。秦汉瓦当文字多作篆书，其内容可分3 大类：①建筑题名。如秦的“羽阳千秋”（羽阳宫所用），西汉的“长陵西神”（长陵宫殿所用）、“宗正宫当”（宗正寺所用）等。②记事志念。如西汉初的“汉并天下”、“汉廉天下”，北方边塞有“单于和亲”、“单于天降”以及东汉西海郡的“西海安定元兴元年作当”等。③吉祥语。如“千秋万岁”、“与天无极”、“长乐未央”等。

秦汉量器、衡器（秦量、秦权、新莽嘉量、大司农平斛）

秦量

秦代为统一全国量制而由官府颁发的标准量器。以战国时期秦国量制为标准，也包括秦统一后加刻诏书重新颁发的战国秦量。秦量外壁大都带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所颁发的统一度量衡的诏书，有的还带秦二世所颁袭用旧制的诏书，说明当时确向全国推行统一的量制。秦量多为铜质和陶质，铜量有方升和椭量，陶量则多为圆桶形。有的秦量只剩器口的铜釦或身上的诏版（见秦诏版），当为木质。现存秦量多数为传世品；山东邹县、内蒙古赤峰市蜘蛛山、吉林奈曼旗善宝营子古城等地则有实物出土。邹县所出陶量，常带

“騶”字戳记，标明是当地所制。秦的量制是：1斛＝10 斗＝100 升＝1000 合＝2000 龠。据实测，秦量主要有一升量、二升半量、三分之一斗量、半斗量、一斗量 5 种。当时兵卒的食量配给分五升、三升小半升（即三分之一斗）、二升半、二升、一升大半升（即一又三分之二升）5 等。 秦量的容量差别，正适应这种制度。秦量每升容194～216 毫升不等，而以 200 毫升左右为多。云梦出土的《秦律·效律》规定容量的允差范围为5%。如以每升容200 毫升为准，大部分秦量的误差正在此范围内，战国秦商鞅量的计算容量即是202 毫升。

秦权

秦代为统一全国衡制而由官府颁发的标准衡器。以战国时期秦国衡制为标准，也包括秦统一后加刻诏书重新颁发的战国秦权。实际上是天平衡杆的砝码。今除传世的秦权外，在陕西咸阳、西安、临潼、宝鸡，甘肃秦安，山东文登，江苏盱眙，山西左云，河北围场，内蒙古赤峰和敖汉旗，都曾有出土。这表明秦代确向全国推行统一的衡制。秦的衡制是：1 石＝4 钧＝120 斤，1 斤＝16 两，1 两＝4 锱＝24 铢。秦权大多为铜质，少数为铁质，偶为陶质，形如后世秤锤，有的作瓜棱形。其重量单位主要有1 斤、5 斤、8 斤、16 斤、20 斤、24 斤、30 斤和1 石权8 种，进位系列正大多适应石、钧、斤制。西安高窑村所出战国末期的秦国高奴铜石权，自称重量单位为“禾石”，说明大型权应主要供称粮草用；传世小型“咸阳亭半两”权，应是“称钱衡”上使用的。据实测，秦权每斤重234.6～273.8 克。秦始皇时的1 至16 斤权每斤大多在250±2 克的范围内，但石权的平均量值达每斤264 克以上。据云梦出土的《秦律·效律》，1 石权的允差范围为0.4%，半石权以下的允差范围为0.8%。估计1 石权是官府征收粮草时所用，因而偏高。二世权的平均量值则每斤为243.2 克，似略下降。各权都带秦始皇二十六年 （公元前221）统一度量衡的诏书；有的后来加刻秦二世元年（前209）诏书；秦二世时制作的，则同时并刻两诏；个别权上刻有“美阳”（今陕西扶风）、“平阳”（今山东邹县）等地名。

新莽嘉量

新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 所制的铜质标准量器。形如带双耳的圆筒，上为斛，下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上为合，下为龠，共有5 种标准容量。“嘉”为美好和标准之意，“嘉量”即标准量器。新莽嘉量为传世品，

原器现存台湾省；中国历史博物馆还藏一相同之器的残片。新莽嘉量制造技术精湛，比例准确，是研究秦汉量制的重要材料。该器器壁正面有81 字总铭，叙述王莽自托为黄帝、虞舜苗裔及制定合于古制的度量衡制度等内容。每一种量器又各有分铭，记五量的名称、容积、径、深及底的面积。五量的实测数据为：《汉书·律历志》记载，当时以黄钟律管的容量为一龠的容量标准，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据新莽嘉量，可确认是二龠为合。王莽之制，基本继承了秦制。

大司农平斛

东汉建武十一年（公元35）大司农颁发的容一斛的标准铜量。1953 年在甘肃省古浪县出土，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东汉时大司农掌管各郡国的钱谷金帛，所以中央官府制定的标准量器与衡器，往往由大司农颁发。器作圆桶形，高24.4 厘米，口径34.5 厘米，腹左右有对称短柄，外壁刻铭文1 行，为“大司農平斛，建武十一年正月造”。实测容积为19600 毫升，与王莽之制基本一致。柄上方有凸起方框，原用来嵌入官府检定容积后所作的检封。出土时检封已失。传世汉代检封有“官律所平”等字，“平”指官府检定的标准量值。“平斛”即为标准之斛。传世有东汉光和二年 （179）的大司农铜斛，形制与建武十一年大司农平斛相近，实测容积为 20400 毫升。此外，传世的东汉大司农量器和衡器，还有永平三年（公元60）铜质的大司农平合、元初三年 （116）铜质的大司农平斗和光和二年的大司农铜权。

秦诏版

刻有秦始皇或秦二世统一度量衡诏书的铜版。有的镶嵌在铜、铁权上；有的四角或边缘带孔，应是钉在木量上的。秦始皇的诏版曾在陕西秦咸阳遗址出土；嵌于权身的秦始皇诏版，曾在山西左云、山东文登等地出土。秦二世的诏版，至今还只有传世品。这两种诏版，证明秦代确实把统一的度量衡制度有力地推行全国。秦始皇的诏书是：“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灋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大意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统一天下，百姓安宁，立下皇帝称号，下诏书于丞相隗状、王绾，把不一致的度量衡制度都明确地统一起来。秦二世的诏书是：“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灋度量，盡始皇帝為之，皆有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疑。”大意为：秦二世元年（前209），下诏左丞相李斯、右丞相冯去疾

说，统一度量衡是秦始皇之制，后嗣只是继续实行，不敢自称有功德。现在把这个诏书刻在左边，使不致有疑惑。

秦汉简牍（云梦秦简、银雀山汉简、武威汉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

云梦秦简

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11 号墓出土的秦代竹简。1975 年湖北省博物馆等单位发掘。竹简共1100 多枚。内容以秦代法律、文书为主，另有《编年记》等，共9 种。云梦秦简对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有重要的价值。

出土情况 11 号墓是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墓口残长4.16 米，宽3 米，深5.1 米。墓底设椁室。椁室内分设棺室和头箱。棺室内放木棺，棺内随葬竹简、毛笔、漆盒。头箱内放漆器、竹木器、陶器、铜器，共70 多件。另有粮食、肉食品和瓜果等遗物。由简文推知，墓主是秦狱吏喜，葬于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竹简出土时散为8 堆，分别在棺内人骨架的头部、足部和腹部。保存基本完好。

简的形制与内容 简长23.1～27.8 厘米，宽0.5～0.8 厘米。简文墨书秦隶，一般书于蔑黄上，少数两面墨书。字迹大部分清晰可辨。从简上残存的绳痕判断，竹简系以细绳分上、中、下3 道编连成册。出土时，编缀的绳索已朽没，前后次序大部分散乱。从书体、内容和其中多处避始皇名讳得知，简文系多人书写，有的写于战国晚年，有的写于秦始皇时期。竹简经整理编纂，分为《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和《日书》，共9 种。《语书》、《封诊式》、《日书》原有标题，《效律》原有“效”字标题，其余各书系云梦秦简整理小组所拟定。《编年记》52 简，记述了从秦昭王元年（前306）到始皇三十年的历史。 它是继3 世纪《竹书纪年》之后出土的战国编年史。《语书》14 简。 前8 简是秦始皇二十年四月南郡守腾颁发给所属县、道啬夫的文书；后6 简是南郡命所属各县书曹对吏实行考绩。文义与前8 简相呼应，可能是前者的附件。《为吏之道》50 简，每简分5 栏，抄写格式相同，都没有标题和起迄标识。内容庞杂，主要是儒家处世言论的杂抄。还附抄两条魏律，内容与出土秦律相近，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日书》有两种。甲种166 简，正、背面皆隶书，字小而密；乙种259 简，只正面隶书，字较大。两种《日书》内容基本相同。所记都是关于预测吉凶的迷信习俗。《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

《法律答问》和《封诊式》，可通称为《秦法律文书》。前3 种实为一类，共600 多简，可定名《秦律二十九种》。其成书年代早晚不同。《法律答问》中的部分律文应是秦孝公时商鞅所立。其他大部分是秦昭王至始皇初年所修订。这批秦法律文书，除《效律》是一篇首尾完整的关于核验帐目、物资和度量衡器的律文以外，其余28 种都不是该律的全文。云梦秦简中，秦律的内容远远超出李悝《法经》的范畴，已具备刑法、诉讼法、民法、军法、行政法、经济立法等方面的内容。举凡农田水利、牛马饲养、粮食贮放、徭役征发、刑徒服役、工商业管理、官吏任免、军爵赏赐、物资帐目以及军官任免、军队训练、战场纪律、战勤供应、战后奖惩等等，都有具体规定。其中以刑法最为成熟。

秦简的研究和重要意义 简文反映了战国晚期到秦始皇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等方面的情况。这时正是中国从诸侯割据向中央专制集权制的转变时期，秦简为研究这一历史时期提供了可信史料，也是校核古籍的重要依据。中国古代律文能够完整保存下来的，以唐律为最早，隋代以前的律文不过是断章零篇。这批秦简保留了秦律的许多内容。它的发现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世界法制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通过对简文的研究可以看出，秦自商鞅变法至秦灭亡期间，土地归国家所有，实行授田、租田制度。国家还直接控制大量土地，并役使大批隶臣妾在官营土地上劳动。与此相适应，手工业和商业市场也由国家经营、控制和管理。

银雀山汉简

汉武帝时期墓葬中出土的竹简。分别出土于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1 号和2 号汉墓中。临沂县位于山东省东南部，古属鄅国，西汉时期属东海郡。银雀山就在临沂县城南面。两墓于1972 年由山东省博物馆等单位发掘。两墓都是长方形竖穴，均为一棺一椁。椁室分成棺室和边箱两部分。大部分随葬品放置在边箱内，出土陶器、漆器及铜镜、钱币等。 1 号墓的竹简出土于边箱的北部，与竹简同出的还有半两钱和1 枚三铢钱。2 号墓的竹简出土于边箱南部靠近东壁处。从两墓出土的钱币和2 号墓中出土的《元光元年历谱》可以推定，1 号墓的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140～前118 年之间，2 号墓下葬年代当在前134～前118 年之间。银雀山汉墓竹简的抄写年代应早于墓葬年代。竹简字体属早期隶书，当是西汉文、景至武帝初期书写成的。1 号墓中出土的两件漆耳杯，底部刻有隶书“司马”2 字，当是墓主人的姓氏。2 号墓出土肩部刻有“召氏十斗”4 字的陶罐，“召氏”应为2 号墓主人的姓氏。银雀山汉墓竹简共计有完整简、残简4942 简，此外还有数千残片。

其内容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晏子》、《守法守令十三篇》、《元光元年历谱》等先秦古籍及古佚书。在中国的考古发掘中，出土这样多珍贵古籍是罕见的。这些古籍均为西汉时手书的，是较早的写本。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哲学、古代兵法、历法、古文字学、简册制度和书法艺术等方面，都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竹简的形制 竹简全部是竹质的，只有与竹简同出的牍是木质的。竹简的长度有3 种：①长69厘米，约合汉尺三尺，经缀联共32 简；②长27.6 厘米，约合汉尺一尺二寸，约5000 简；③复原长度为18 厘米，约合汉尺八寸，此类简仅10 简。汉代简册的不同长度，是汉代礼制的反映。竹简是用细丝绳编联的，丝绳早已朽断，但从简上留下的编痕可知有两道和 3 道的编联方式。从编痕处留下的空白可看出，竹简是先编联成册，然后再书写的。简文系墨书，每简字数不等，27.6 厘米长的一般书写35 个字左右。文章篇末多有计数，标明本篇字数。书写格式有两种：一是简的上下两端各留1～2 厘米的空白，二是，不留空白，整枚简从上到下顶格写满。竹简篇题的书写有3 种形式：①单独写在第1 简的简首正面，正文从第2 简开始书写；②写在第1简的简首背面，正面书写正文；③写在篇末最后一简的文字结束处下。简册书写完毕，即自左向右卷起，书于第1 简背面的篇题显露于外，便于索检。竹简未见书名标题。

竹简的内容 银雀山1 号墓出土的竹简可分有传本的书籍和古佚书两大类，其中古佚书占大部分。由于简本与传本的篇章分合不尽相同，故两类有交错的现象。现有传本的书籍包括：①《孙子兵法》（即孙子十三篇）及其佚篇。简本除《地形》篇外，其余12 篇文字均有发现。但与简同出的篇题木牍残片上，在《九地》篇篇题前书有《□形》。今传本《孙子·九地》前一篇为《地形》，木牍的《□形》当即《地形》，由此看来，简本《孙子兵法》应是十三篇足本。 佚篇共4 篇，《吴问》篇记吴王与孙子关于晋国六卿军事、政治制度的问答。《黄帝伐赤帝》、《四变》、《地形二》3 篇是分别对《行军》、《九变》和《九地》部分内容的解释与发挥。②《尉缭子》共5 篇。简本与传本《尉缭子》相合的原共6 篇，其中《兵令》一篇收入《守法守令十三篇》。简本与传本《尉缭子》的《兵谈》、《政权》、《守权》、《将理》、《原官》5 篇文字相合。③《六韬》共14 组，可分3 类。1～7 组为第1 类，见于传本《六韬》者，《文韬》4 组，《武韬》3 组。8～13 组为第2 类， 均为《群书治要》、《通典》、《太平御览》等书曾加称引而为传本所无的佚文。14 组为第3 类，是一些零散残简，其简式、字体与第1、第2 类相似，简文又提及文王或太公望，据此当属简本《六韬》。④《晏子》共16 章，散见于传本8篇之中。其中第十、第十一两章传本都分别析为两章。佚书类包括：①《孙膑兵法》。《汉

书·艺文志》称《齐孙子》。简本共16 篇。第1 至第4 篇记孙子与齐威王、田忌的问答，确定是孙膑书。第16《强兵》篇也记孙膑与齐威王的问答，但可能不是孙膑书的本文，故暂附在书末。 第5 至第15 各篇篇首都称“孙子曰”。但其文体、风格与《孙子兵法》及其佚篇不相类。这些篇中的“孙子”以指孙膑的可能性为大，因此，亦定为孙膑书。 ②《守法守令十三篇》。共10 篇， 是以篇题木牍为线索整理出来的。其中《守法》、《守令》两篇不易划分，暂合为一篇。《上篇》、《下篇》疑即简本《六韬》，因无直接证据，这两篇暂缺。《守法》篇的内容与《墨子》论守城之法的《备城门》及《号令》等篇相似。《要言》篇文字多韵语，为格言之汇集。《库法》、《市法》、《田法》、《委积》等篇记述土地、市廛、库藏、赋税的法制。《王兵》篇内容散见于《管子》的《参患》、《七法》、《兵法》、《地图》等篇。《李法》记处罚官吏之事。《王法》记王者之道。《兵令》篇简式与《守法》篇同，与《尉缭子》各篇简式不合，其内容与传本《尉缭子》之《兵令》篇合。③《地典》篇。《汉书·艺文志》兵阴阳家下著录。④《唐勒》篇。为唐勒、宋玉论驭赋。⑤论政和论兵的文章。如《十官》、《五议》、《务过》、《为国之过》、《起师》等40 余篇。⑥阴阳、时令、占候之书。如《曹氏阴阳》等10 余篇。⑦《相狗》、《作酱》等杂书。除此以外还有大量残简在继续整理之中。银雀山2 号墓出土的《元光元年历谱》，以十月为岁首，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也是最完整的古代历谱。所记的晦朔干支，订正了自宋代《通鉴目录》以来有关诸书的错误。银雀山汉墓竹简中的《六韬》、《尉缭子》、《晏子》等书，自唐宋以来就被疑为后人假托的伪书。此次发掘证实了以上书籍在西汉前期已经传世，并非后人假托的伪书。《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证实了《史记·孙武吴起列传》有关孙武仕吴，孙膑仕齐，各有兵法传世的记载。《汉书·艺文志》著录《吴孙子》（即《孙子兵法》）和《齐孙子》（即《孙膑兵法》）。《隋书·经籍志》中《齐孙子》已不见于著录。唐宋以来认为《孙子兵法》是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粹”而成书的，或以为是后人伪托的，或以为世无孙武其人，兵法为孙膑所著。《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同时被发掘出来，使这个长期存在的疑问得到解决。银雀山汉墓竹简所载史实与传世史籍有不同之处，如《史记·孙武吴起列传》记载齐魏桂陵之役比较详细，但根本未提及庞涓。至十三年之后马陵之役，方谓庞涓自杀，魏惠王的太子申被俘。简本《孙膑兵法·禽庞涓》谓孙膑擒庞涓于桂陵，与《史记》显然矛盾。从现有材料来看，孙膑擒庞涓确有可能在桂陵而不在马陵。

武威汉简

在甘肃省武威汉墓中发现的汉代简牍。包括1957 年7 月在武威磨嘴子6 号汉墓中出土的《仪礼》简，

1959 和1981 年磨嘴子汉墓出土的王杖诏书令简和1972 年11 月在旱滩坡汉墓出土的医药简。

《仪礼》简 武威磨嘴子6 号墓是一座夫妇合葬的小型土洞墓。竹木简原置于男棺盖的前端，有一部分已散落在棺东侧的墓底，共480 简，除11 简为日忌杂占简外，其余469 简均为《仪礼》简。共有3 本：甲本木简，宽0.75 厘米，长55.5～56 厘米，约合汉代二尺四寸，共7 篇：《士相见》16 简，《服传》57 简，《特牲》49 简，《少牢》45 简，《有司》74 简，《燕礼》51 简，《泰射》106 简，共398 简。乙本木简，宽0.5 厘米，长50.05 厘米，约合汉尺二尺一寸，只《服传》一篇37 简。丙本竹简，宽0.9 厘米，长56.5 厘米，仍近于汉尺二尺四寸，仅《丧服》一篇34 简。《仪礼》简与今传郑玄注本和贾公彦疏本比较，可以看出是未经打乱师法家法、未糅合今古文以前的西汉后（仓）氏本，从篇次上看则不同于大戴（德）小戴（圣）的家法，可能是庆（普）氏之学。另外，从3 本不同的《服传》和《丧服》篇的比较中，还可以看出经、记、传的发展和变化。其时代，以丙本最早，甲、乙本约在西汉昭、宣之世（约公元前1 世纪中叶），其抄写时代可能在西汉晚期。它们都是当时经师诵习的本子。这是目前所见《仪礼》的最古写本，在版本校勘上有较高的价值。《仪礼》简经过考古学方法复原，基本上恢复了汉代编册书写的格式。

王杖诏书令简 1959 年出土10 简，记东汉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幼伯受王杖事，并录西汉建始二年（前31）九月“年七十受王杖”的诏书和河平元年（前28）殴击王杖主当弃市的令。由于简上无编号，出土时次序已乱，对这10 简应如何排列曾引起了讨论。1981 年出土的26 简的背面都有编号，次序井然，内容完整，也是与王杖有关的诏书令简，包括建始二年九月诏令，元延三年（前10）正月诏令和汝南郡王安世等皆坐殴辱王杖弃市的令。这些诏书令都被编入兰台令中。

医药简 共92 简。出土于旱滩坡东汉初期的一座土圹墓中，木简置于棺前端。其中木简78 枚，木牍14 枚。它们的长度都在22.7～23.9 厘米之间，约合汉尺一尺。从简的形式上看，原来可能是分编为3 个册子，其内容都是医方。比较完整的医方有30 余个，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和五官科等，如“治久咳上气喉中如百虫鸣状卅岁以上方”、“治伤寒遂风方”、“治金创止痛方”、“治妇人膏药方”、“治目痛方”、“治百病膏药方”等，处方中所列的药物近百种。有些医方中还记录了病状、制药的方法、服药的时间、方法及禁忌等。还有记录用针灸治疗的方法。医药简中所抄录的都是当时的验方，也有将同一病症的不同医方并抄在一起的。这些医药简是研究汉代临床医学、药物学和针灸学的重要资料。

居延汉简

居延烽燧遗址中出土的简牍。时代约自西汉武帝末年（公元前1 世纪初）至东汉中叶（公元2 世纪初）。烽燧为汉张掖郡居延、肩水两都尉所辖，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和甘肃省金塔县。居延汉简是继敦煌汉简之后发现的最重要的汉代边塞屯戍文书。在内容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敦煌汉简，为汉代历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居延汉简的发现 第一次发现于1930 年，由西北科学考察团发掘采集。出简较多的有10 个地点，按原编号排列如下：宗间阿玛（A1） 63 简、破城子（A8） 4422 简、瓦因托尼（A10） 267 简、博罗松治（P9） 346 简、A21 250 简、布肯托尼 （A22） 83 简、查科尔贴（A27） 93 简、金关（A32） 724 简、地湾（A33） 2383 简、大湾（A35） 1334 简另外还有20 个地点也发现少数简牍。总计约发现 10200 枚左右，现藏台湾省“中央研究院”。第二次发现在1972～1976 年，由甘肃居延考古队发掘采集，破城子出土7865 简，甲渠第四燧出土195 简，金关出土11577 简，3 处共计19637 简，再加上其他地点零星采集的，总数已近2 万枚。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居延汉简的内容 绝大部分是汉代边塞上的屯戍档案，一小部分是书籍、历谱和私人信件等。最早的纪年简是西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的。由于各遗址的性质不同，所出土的屯戍档案简册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一般亭隧遗址中出土的档册数量不多，而且仅限于与本亭隧有关的档册。候官或都尉治所的档册，数量多，内容丰富，包括了整个辖区中各亭隧的有关档案。这些档案可分两类，一类是各种登记和统计簿籍，另一类是各种公文文书。属于簿籍类的有各种名籍，如吏卒名籍、吏卒廪名籍、卒家属名籍、卒家属廪名籍、吏奉赋名籍、秋射赐劳（或夺劳）名籍等；有专门记录吏卒日常工作的“作簿”和“日迹簿”；有专记传递公文信件的“邮书课”；有统计各亭隧军事装备情况的“守御器簿”、“折伤兵簿”和 “戍卒被簿”；有记出纳钱财和粮谷的 “出入簿”或“食簿”等；有“驿马名籍”和“驿马阅具簿”；在候官治所还有所谓“诣官簿”，即其下属各亭隧士吏诣官办事的登记簿；在关卡遗址中还出土有吏民出入关的登记簿和过所、 符传等。 这些簿籍都各有书写格式，按规定的内容填写。各种公文文书中有诏书、檄书、牒书、律令、品约，以及劾状、爰书等。这些简册原来都是按类归档的书卷、书案和簿录，但在出土时多已编纶散断，次序零乱，有些已被当作垃圾倒在遗址的一角；也有保持簿册原状的，如查科尔帖出土的“永元器物簿”。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根据

简册的形制和内容，可以恢复档册的类别和原状。

居延汉简的整理与研究 居延汉简第一次发现后，由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劳幹等拍摄照片和考释简文。1943～1944 年，出版劳幹的石印本释文及考证。1949 年出版铅印本释文，图版则迟至1957 年才在台湾出版，但并未发表简的出土地点。1931～1959 年是居延汉简研究的第一阶段。除了考释简文之外，多结合简文内容作历史考证，同时也对汉代边塞上的屯戍制度等作了某些研究。从1959 年《居延汉简甲编》出版，至1980 年《居延汉简甲乙编》出版以前，是居延汉简研究的第二阶段。由于《居延汉简甲编》发表了1914 枚简的出土地点，推动了研究工作的进展，初步区分了不同地点的简，从研究单个的简，扩大到研究成册或同类的简，使复原各类档册的研究日益深入。在研究方法上，从第一阶段以文字考释为主的研究，转入了对簿册形制作考古学的研究，对简的内容从屯戍档案的角度作全面的整理与分析，使居延汉简的研究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

敦煌汉简

甘肃省敦煌县汉代敦煌郡烽燧遗址和玉门市、酒泉县汉代酒泉郡烽燧遗址中发现的简牍，统称为敦煌汉简。时代约自西汉武帝末年至东汉桓帝时期，其中东汉光武帝后期和明帝、章帝时期的简较多。敦煌汉简是近代最早发现的汉代木简，在学术上有重要意义。

敦煌汉简的发现 共发现6 批。第1 批是英国的A.斯坦因1907 年在敦煌县西北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的 705 枚。第 2 批是斯坦因1913～1915 年在敦煌县西北和酒泉县西北发现的168 枚，其中105枚出土于酒泉，应是汉代酒泉郡烽燧的简牍。第 3 批是夏鼐1944 年在敦煌小方盘城等3 处遗址中发掘的48 枚。第 4 批是1979 年8 月在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的91 枚，属汉代酒泉郡北部都尉的简牍。第 5 批是1979 年甘肃省博物馆在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中发掘的1217 枚。第6 批是1981 年3月在敦煌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的76 枚。6 次总计发现汉简2190 枚，除马圈湾汉简只发表了少数简的释文和图版外，其他 5 批都已发表。第1、第2 批敦煌汉简现藏英国不列颠博物馆，第3 批现藏台湾省，其余3 批均藏甘肃省博物馆等有关单位。

敦煌汉简的内容 大部分是汉代敦煌郡玉门都尉和中部都尉及其下属各烽燧的文书档案，有一小部分是属于宜禾都尉的。最早的纪年简是西汉武帝太始元年（公元前96）的。简的内容主要与屯戍有关，如戍卒名籍、戍卒廪食簿、记录戍卒日常工作的“戍卒作簿”、记录士兵装备和兵器的“守御器簿”、出入关卡的登记簿“出入关致籍”等。有诏书律令的抄件，如“击匈奴降者赏令”中规定，有能降匈奴“众八千以上，封列侯邑二千石，赐黄金五百”，有能降匈奴“五百骑以上，赐爵少上造，黄金五十斤，食邑百户”。有邮书封检和书信。除屯戍文书档案外，还有《苍颉篇》和《急就篇》的断简；也有许多历谱，其中元康三年（前63）历谱和永光五年（前39）历谱保存较好；另外还有治病的医方和治马伤水的兽医方等。属于酒泉郡的汉简，包括酒泉郡西部都尉、北部都尉和东部都尉的简，最早的纪年是西汉昭帝元平元年（前74）的。屯戍文书多为零篇断简。字数比较多的是在玉门花海烽燧遗址出土的一件木觚，上面抄有皇帝的遗诏133 字，有人认为是汉武帝的遗诏。

敦煌汉简的研究 第1 批敦煌汉简出土后，E.E.沙畹（1865～1918）于1913 年发表了释文和图版；第2 批敦煌汉简则迟至1953 年才全部发表。1914 年罗振玉和王国维出版《流沙坠简》，其中收录1907 年敦煌新出汉简588 枚，详加考释，奠定了汉简研究的基础。王国维在敦煌汉简研究中的某些论点和方法，一直影响到后来对居延汉简的研究。他十分注意把汉简的内容与敦煌汉代烽燧遗址的情况联系起来，力图恢复汉代烽燧的排列和组织。由于敦煌汉简的发现，引起了玉门关关址位置问题的讨论，这个讨论继续了半个世纪，至今仍未得出公认的结论，尚有待于考古发现的证实。

汉代帛书（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及佚书八篇（见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见马王堆帛书）、五星占（见马王堆帛书）、病方五十二种（见马王堆帛书）、汉初长沙国南部地形图（见马王堆帛书））

马王堆帛书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批帛书。这是中国考古学上古代典籍的一次重大发现。这批帛书出自 3 号墓东边箱的一个长方形盝顶形盖的髹漆大匣中。匣长60 厘米，宽30 余厘米，高20 余厘米。帛书的存放方式分两种：用近50 厘米的整幅或半幅帛缮写的，是将其次第折叠成高约24 厘米、宽约10 厘米的长方形；用24～25 厘米的半幅帛缮写的，是以宽2～3 厘米的木条为骨干将其卷起。出土时前者折叠处已经断裂，后者

粘连破损也很严重。经过细心修复、整理和考订，现已判明共有28 种，计12 万余字。书写之前，有的用朱砂在帛上画出宽0.7～0.8 厘米的界格，宽幅的满行60～70 字或稍多，窄幅的满行30余字。凡有篇题的，都写在末行空白处，有些还记明字数。帛书的形制与文献记载和出土的汉代简册制度基本一致。马王堆帛书原来多无书名，整理时根据内容定名。依《汉书·艺文志》归类，有六艺类、诸子类、兵书类、数术类、方术类和地图6 类。

六艺类 共4 种：①《周易》。隶书。写在整幅帛上。内容包括3 个部分：第1 部分为《六十四卦》。即通常所说经的部分。存93 行，约4900 余字。与已知各本对比，不仅卦名不同，而且卦序、卦辞和爻辞也有差异，可称别本《周易》，是较早的本子。第2 部分为卷后佚书5 篇。共存36 行，约9600 字。前两篇无篇题，后3 篇为《要》、《缪和》和《昭力》。除《要》篇部分文字见于今本《系辞下》外，其余都是不曾流传下来的佚书，记述孔子和弟子讨论卦、 爻辞含义的情况。第3 部分为《系辞》。6700 余字。今本《系辞》内容除见于《要》篇者外，大部分包含在内，但章节次序和文句都有不同。另外，还包括今本《说卦》的前3 节，并有2000 余字的佚文。②《丧服图》。尚待整理。③《春秋事语》。隶书。写在半幅的帛书上。存16 章，97 行，约2000 余字。每章各记一事，既不分国，又不编年。所记史事，上起鲁隐公被杀，下迄三家灭智氏。但其重点在记言，似属教学用书性质。④《战国纵横家书》。书体在篆隶之间。写在半幅的帛上。存27 章，325 行，11000 余字。其中11 章的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文句也大体一致。另16 章则属佚文，主要是苏秦游说活动的记录。

诸子类 共两件。①《老子》甲本和卷后佚书4 篇。书体在篆隶之间。写在半幅的帛上。存464 行，13000 多字。原无篇题。②《黄帝四经》和《老子》乙本。隶书。写在整幅的帛上。存152 行，16000 多字。原有篇题。甲、乙两本《老子》，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次序与通行本相反，是目前所见《老子》的最古本子。乙本不分章。甲本的某些段落有圆点标志，段落分合与今本有一定的差异。两本的章次完全一致，但也和今本有几处不同，寻绎文义，以帛书本较为合理。《老子》甲本卷后的佚书，按其内容可分为4 篇：第1 篇是思孟学派“的五行”说，181 行，5400余字；第2 篇是伊尹论九主，52 行，约1500～1600 字；第3 篇着重论述攻战守御，48 行，约1500 字；第4 篇论“五行”和德、圣、智的关系，13 行，约400 字。整理时，将这4 篇佚书分别定名为《五行》、《九主》、《明君》和《德圣》。《老子》乙本卷前的佚书4 篇，共174 行，11000 余字。原有篇题。前两篇又各分若干小篇。第1篇《经法》，主要讲“刑名”之说，有的小

篇论述了道和法的关系。第2 篇《十六经》，许多小篇采取黄帝君臣问答形式，讲的是“刑名”和“阴阳刑德”之说。第 3 篇《称》，汇集很多类似格言的话，与前两篇大体属同一思想体系。第4 篇《道原》，论述道的性质，推究道的本源，与“刑中”之说也有一定关系。根据这 4 篇的内容，结合抄写时代的历史背景，推定其为《黄帝四经》。

兵书类 有《刑德》甲、乙、丙种3 件。书体在篆隶之间，写在整幅的帛上。内容属兵阴阳家，有几种式盘图。其中，丙种有一段文字论及四神，与《礼记·曲礼上》相似。尚待详细整理。数术类 共11 件，都写在整幅的帛上。①《篆书阴阳五行》（暂定名）。现存行数和字数未详。内容包括几种数术，也有式盘图，还有表，性质尚待研究。②《隶书阴阳五行》（暂定名）。现存行数和字数未详。内容一部分与《篆书阴阳五行》相似，另一部分为兵阴阳家言。③《五星占》。隶书。存144 行，约8000 字。原无篇题。占文部分保存了甘氏和石氏天文书的一部分，其中甘氏的尤多。 末尾列出从秦始皇元年（前246）到汉文帝三年（前177）70 年间木星、土星和金星的位置，并描述了三颗行星在这一会合周期内的动态。它比《淮南子·天文训》早约30 年，比《史记·天官书》早约90 年，而几种数据更加精确，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天文书，在天文史的研究上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④《天文气象杂占》。书体在篆隶之间。原无篇题。共有占书 350 余条。每条占书的上面是用墨或朱绘的图（也有用朱、墨二色绘制的），下面是名称、解释和占文。全幅从上而下分为6 列，每列最多50 余条。下半幅末尾3 列，有文而无图。通篇以气象占为主，穿插以天文范围的彗星和其他星象。⑤《相马经》。隶书。存77 行，约5200 字。内容与今本《相马经》有很大的出入，绝大部分为今本所无。论述的是关于马的头部相法和四肢的大体相法。此外，还有《出行占》、《木人占》、《筑城图》、《园寝图》 4 件以及尚待拼复、考订的2 件。

方术类 共5 件。《五十二病方》及卷前佚书4 篇。书体在篆隶之间。写在半幅的帛上。共存462 行。原均无篇题。卷前的4 篇佚书，根据内容定名为：《足臂十一脉灸经》，34 行；《阴阳十一脉灸经》，37 行；《脉经》13 行，约400 字；《阴阳脉死候》，4 行，百余字。前两种论述人体内十一条脉的循行、主病和灸法，体例与现存《黄帝内经·灵枢·经脉篇》中论十二经脉的部分接近，但内容却有很大的差异，又缺少一条少厥阴脉。后两种则论述根据脉法判断疾病的征候。这些书是中国已发现的最古老的医学理论著作。《五十二病方》的书名，也是根据内容暂定的。存459 行。全书52 题，分别记载治疗各类疾病的医方，共计283 方。病名有103 种，治疗方法以药物为主，也用灸法、砭石和割治手术，这是中国已发现的最古老的医方。这5 种医

书的成书年代，都应早于《黄帝内经》，在内容上完全没有五行学说的痕迹，填补了中国早期医学史上的空白。《导引图》及卷前佚书两篇。绘、写在整幅的帛上，全长1.4 米。原均无篇题，根据内容定名。《导引图》部分长1 米，是用朱、褐、蓝、黑4 色单线平涂的群像运动图。图像分成4 排，每排11 人，共有44 种不同的运动姿态。旁有墨书的术式名称，包括病名、动物形象和器械运动等类。为研究“导引”这种中国独特的保健医疗方法的源流和发展，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在《导引图》的前面，有文字26行，约1500 余字。前8 行论述气功健身的方法。从第9 行开始则接抄《阴阳十一脉灸经》。还有3 卷帛书，原均无篇题，根据内容分别定名为《养生方》、《杂疗方》和《胎产书》。

地图 共发现两幅：①《长沙国南部地形图》。经复原为长宽各96 厘米的正方形，系用拼接的双幅帛绘制而成。所绘范围为今湖南南部的潇水流域及邻近地区，比例约在十七万分之一至十九万分之一之间。主区部分画得相当精确，一些水道的曲折流向，大体都接近于今图，图上有统一的图例，注记也有一定的位置。②《驻军图》。经复原为长98 厘米、宽78 厘米的长方形，用黑、红、田青3 色在拼幅的帛上绘制。所绘范围为《地形图》上的东南部一隅，即今湖南最南面江华县的沱江流域，比例约为八万分之一至十万分之一左右。图上用浅色表示河流、山脉，而驻军营地和防区界线等则用深色标绘。这是两幅中国现存最早的古地图。内容如此丰富的大比例实用地图，在世界上也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

帛书的抄写年代 这批帛书的抄写年代，可根据书体、避讳、纪年等方面大体考定。《篆书阴阳五行》的书体，是在秦篆中杂以楚国古文，书中有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的纪年，应是马王堆汉墓中年代最早的一件帛书。书体在篆隶之间者较多，其中《老子》甲本和卷后佚书 4 篇及《天文气象杂占》和《春秋事语》都不避汉高祖刘邦讳，而《战国纵横家书》、《黄帝四经》和《老子》乙本则避刘邦讳、不避惠帝刘盈和文帝刘恒讳；《五星占》中的星表止于文帝三年。马王堆 3 号墓的入葬时间为文帝十二年。则大部分帛书的抄写年代应为汉高祖时期至文帝初年，即前2 世纪初前后30 年左右的时间。

汉代帛画

主要指丧葬出殡时张举的一种在绢帛上绘出图画的旌幡。也有人根据墓中出土的“遣策”称之为“非衣”。入葬时作为随葬品将其盖在棺上。湖南长沙马王堆 1 号、3 号汉墓和山东临沂金雀山9 号汉墓，都出土了

这种帛画。长沙马王堆汉墓还出土绘有人物、车马、房屋建筑等内容的不属旌幡性质的帛画。旌幡帛画一般长2 米多，和棺的长度相仿。马王堆汉墓所出的两幅，上部较宽，全幅呈 T 字形（见彩图）；金雀山汉墓的一幅，上下等宽，成长方条状。在帛画上都绘有精美的彩色图像，是珍贵的艺术品，同时对研究古代的丧葬制度、神话传说和宗教思想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帛画的内容，自上而下分3 部分，分别表示天上、人间、地下。天上部分画太阳和月亮，有的还有星辰、升龙、蛇身神人等图像；太阳中有金乌，月亮中有蟾蜍和玉兔，有的还有奔月的嫦娥。人间部分画墓主人的日常生活，有出行、宴飨或祭祀的场面，也有起居、乐舞、礼宾等的情景。地下部分则画怪兽及龙、蛇、大鱼等水族动物，实际上是表示海底的“水府”，或所谓“黄泉”、“九泉”的阴间。帛画的主题思想，一般认为是“引魂升天”，但也有人认为是“招魂以复魄”，使死者安土。甘肃武威汉墓，也曾出土类似的旌幡，有的为丝织品，有的为麻织品，都覆在棺盖上。它们或者只画着太阳和月亮，或者没有图画，但都书写着墓主人的籍贯、姓名等，故称铭旌。这种铭旌，应是从上述帛画演变而来的，图画简化，而以籍贯、姓名等题词代替墓主人的图像。

汉魏石经（熹平石经（见汉魏石经）、正始石经（见汉魏石经））

汉魏石经

东汉和曹魏时所刻的碑石经书。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汉石经又名《熹平石经》、《一体石经》；魏石经又名《正始石经》、《三体石经》。汉魏石经原并立于洛阳故城南郊太学讲堂的东西两侧。汉魏太学遗址（见汉魏洛阳城遗址）在今河南省偃师县佃庄乡。汉魏之后，石经迭遭严重破坏，原碑已不存在，自宋代以来时有石经残石出土。自宋洪适在《隶释》中著录石经拓本以来，历代有人传拓收集石经残字作为校勘经文、研究文字书法之用。20 世纪20 年代后期，马衡等学者收集研究汉魏石经并依据石经拓本复原碑图。近年来在洛阳太学遗址内陆续发现和收集到一批石经残石及其碑趺，同时注意到一石两面的刻字行款，因而在复原和研究石经的碑数、排列次序和安放位置以及校勘经本方面都有新的认识。汉兴太学，设五经博士。博士传经各以家法教授，由于长期辗转和传抄致使经文章句甚多舛误。到东汉桓灵之际，诸经博士试甲乙科时，竞争激烈，至有贿赂欲使经籍合其私文者。及至熹平四年 （175）蔡邕、李巡等人主持订正经籍文字，经灵帝许可，刊于碑石，立于太学讲堂的东侧，于是诸儒晚学视为正本。

《熹平石经》 始刻于汉灵帝熹平四年，讫至光和六年（183），凡历9 年而成。依杨龙骧《洛阳记》记载，刻石四十六碑，立于太学讲堂前的东侧，有《鲁诗》、《尚书》、《周易》、《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种经文。每经碑石骈罗相接，以瓦屋覆之，四面设栏障，开门于南，河南尹设吏卒专门管理。东汉光武帝时设立五经学官十四博士，皆是今文经学家。《诗经》有鲁、齐、韩三家，《易经》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礼经》有大小戴二家，《春秋公羊传》有严、颜二家。最初本欲尽刻十四家章句，后以其势所不能，每经只以一家为本，仅在每经的碑末，另列诸家经文章句的异同于校记。汉石经碑面无纵横界格，系一字隶书直下行文。每石行数、每行字数各不相同。碑石长方形，经文自右至左，每经自为起讫，先表后里，每经的每篇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占一行。据王国维考证，每碑一面约35 行，每行75 字左右，为标准的四分体隶书，每10 字约合“建初尺”一尺许，碑下有座，碑身插于座中。《熹平石经》刻成后7 年，董卓烧毁洛阳宫庙，致使洛阳太学荒废，石经受到一次严重的摧残。

《正始石经》 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复立太学于洛阳，于正始二年（241）又立《正始石经》于太学讲堂西侧。特立古文经石以补之，所刻的石经只有《尚书》、《春秋》2 部。经文皆用古文、小篆和隶书3 种字体书写，后世因而称为《三体石经》。《正始石经》在每一碑面刻有纵横线条为界格。一字三体直下书刻，每面约33 行，每行60 字。碑石皆是平顶的长方形。每碑行数各不相同。1922 年洛阳太学遗址出土的一块《三体石经》，两面经文1800余字，正面刻《尚书》的《无逸》、《君奭》篇，背面是《春秋》僖公、文公传记。20 世纪30 年代初，《君奭》篇的左下角残碑出土，正面下刻“第廿一”3 字，背面刻“第八”2 字，马衡据以推断，《正始石经》应是28 碑。1957 年西安市发现了《尚书·梓材》残碑一段，下刻“正始二年三”及“第十七石”，这2 块残碑的记数都证实了28 碑的推断是正确的。

秦刻石（琅琊刻石（见秦刻石））

秦刻石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巡行各地时所立的纪功刻石。内容是称颂秦始皇的丰功圣德。刻石的文辞为每句 4 字，韵文，前部分为始皇颂辞，后面附秦二世诏。刻石的内容，除《峄山刻石》外，都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刻石字体为小篆。相传是丞相李斯写的。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八年（公元前219）， 始

皇东行郡县， 上邹峄山（今山东枣庄市峄城区）立石，是为《峄山刻石》。同年，上泰山，封，祠祀，禅梁父，所刻立石，是为《泰山刻石》。又南登琅琊（今山东省胶南县）作琅琊台，立石刻，是为《琅琊刻石》。二十九年，登之罘（今山东省福山县），刻石，是为《之罘刻石》；又刻于东观，是为《东观刻石》。三十二年，至碣石（今河北省昌黎县），刻碣石门，是为《碣石刻石》。三十七年，上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县），祭大禹，望于南海，立石刻，是为《会稽刻石》。宋代刘跂的《泰山秦篆谱》记载《泰山刻石》说，石高不过五尺，形制不方不圆，四面宽狭不等，每一面上都刻文字。清代阮元《山左金石志》中记载《琅琊刻石》说，用工部营造尺测量，石高一丈五尺，下宽六尺，中宽五尺，上宽三尺，顶宽二尺三寸，南北厚二尺五寸。据阮元所描述的形状，很类似传世的秦刻石鼓，应是《说文》所说的“碣”。秦刻石仅存《琅琊刻石》和《泰山刻石》。《琅琊刻石》已裂残，据清初拓本，仅存二世诏书86字。残石现藏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泰山刻石》据明安国藏宋拓本存146 字。清代以后，所能见到的泰山刻石“秦二世诏”残片，存约10 字，现藏泰安岱庙中。现在通行的之罘、碣石、会稽刻石拓本，都是后世仿写、仿刻的。《东观刻石》未见流传。现存《峄山刻石》，为北宋淳化四年（993）郑文宝据南唐徐铉的摹本“刊石于长安故都国子学”，是重新刊刻的。此石现藏西安碑林中。

汉代碑刻（裴岑纪功碑（见汉代碑刻）、刘平国刻石（见汉代碑刻）、张景碑（见汉代碑刻）、鲜于璜碑（见汉代碑刻）、曹全碑（见汉代碑刻）、褒斜道石刻）

汉代碑刻

汉代的碑、碣、墓志、摩崖、石经等文字石刻。西汉时期发现甚少，绝大部分是东汉时期的。这些文字石刻是研究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直接材料，其中的纪年石刻则可以作为判断绝对年代的依据。早在北魏时期，郦道元的《水经注》就对汉代碑刻有所记述。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中，汉代碑刻占了很大的篇幅。南宋洪适的《隶释》和《隶续》，是第一部研究汉碑的专著。清代王昶的《金石萃编》和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也是研究汉代碑刻的重要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汉代碑刻又有新的发现，如南阳张景碑、天津武清县鲜于璜碑、南阳许阿瞿墓记、河南偃师县买田约束券、江苏邳县缪宇墓记以及北京八宝山秦君神道阙等。此外，通过对洛阳东汉太学遗址的发掘，新发现一批石经残石和碑趺。

种类和形制 根据形制和用途的不同，汉代文字石刻可分为碑、碣、墓记（志）、摩崖和石经等几类。碑系长方形石刻，由趺、碑身、碑首3 部分组成。趺即碑座，碑身刻文，碑身的上端是碑首，碑首往往有题额，也称碑额。汉代碑文多为隶书，碑额多为篆书。汉碑一般为方趺，个别也有龟趺的。碑首有圭形和圜形之分，汉代多为圭形碑首，在碑首和碑身之间有穿（即圆孔），圭首有穿的如《武荣碑》、《鲜于璜碑》。圜首有穿的如《孔宙碑》、《孔彪碑》。汉碑一般没有纹饰，但也有在碑首刻龙和四神图像的，如《白石神君碑》、《鲜于璜碑》。碣为立石刻字，形制在方圆之间，上小下大，无严格规制，著名的如《裴岑纪功碑》。西汉时期的《群臣上寿刻石》、《麃孝禹刻石》，有人认为当属碣类，也有人认为《麃孝禹刻石》是东汉墓碑的先声。后世碑碣的名称往往混用。摩崖系利用天然崖壁刻石，现存最早的摩崖为东汉时期的褒斜道石刻。墓记始于东汉时期，当时未成定制，有的自称为墓记，未见有自称墓志的。有的略近方形，有的长方形，也有圭形似碑的。墓记置于墓内，或刻于墓内石壁上。还有刻于墓祠内的。魏晋以后墓志逐渐定型。石经的碑身为长方形，两面刻字，形制与碑相似。另外，还有附刻于建筑物上的文字，如阙身上所刻的题记，以及墓室“黄肠石”上的刻字等。

碑刻的内容 大体可分为颂功、记事、契约、墓碑和墓记（志）、经典5 类，其中以颂功、记事及墓碑3 类发现较多。颂功的碑刻，有些除记颂某人的功德外，往往在碑阴及碑侧，刻有资助立碑的门生故吏的姓名和资助钱数。著名的颂功碑刻有：《鄐君开道碑》、《杨君石门颂》（见褒斜道石刻）、《刘平国碑》、《西狭颂》、《裴岑纪功碑》、《曹全碑》、《张迁碑》等。《刘平国碑》，隶书，刻于永寿四年（158），在新疆拜城东北博者克拉格沟口崖壁上，记述龟兹左将军刘平国等人开山建关的事迹，所以也称《刘平国开道记》。《西狭颂》，隶书，建宁四年（171）刻，在甘肃省成县，记颂武都太守李翕平治西狭阁道的事迹。《裴岑纪功碑》，隶书，永和二年（137）立，现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记颂敦煌太守裴岑战胜匈奴呼衍王的事迹。《曹全碑》，全称《郃阳令曹全碑》，隶书，中平二年（185）立，明万历初年在郃阳出土，1956 年移入西安碑林保存，记述郃阳县令曹全的家世和事迹，碑阴刻立碑故吏等姓名及资助钱数。《张迁碑》，全称《汉故穀城长荡阴令张迁表颂》，隶书，中平三年立，现存山东省泰安岱庙，记张氏祖先及张迁为穀城长时的政绩，碑阴刻立碑官吏姓名及出资钱数。记事碑刻包括事件、诏书、奏文、公文文书等内容。著名的有：《乙瑛碑》、《礼器碑》、《张景碑》、《史晨碑》等。《乙瑛碑》，全称《孔庙置守庙百石卒史碑》，亦称《百石卒史碑》，隶书，永兴元年 （153）立，现存山东曲阜孔庙，记述汉鲁国相乙瑛请求于孔庙置百石卒史执掌祭祀的往返公文，以及对乙瑛的赞词。《礼器碑》，全称《鲁相韩造孔庙礼器碑》，隶书，永寿二年立，现存山东曲阜孔庙，记述鲁相韩修饰孔

庙和制作礼器等活动，碑阴及两侧刻立碑官吏姓名和资助钱数。《张景碑》，隶书延熹二年（159）立，1958 年河南南阳出土，现存南阳市博物馆，记述张景包修土牛等设施，以免其本家世代劳役的事。《史晨碑》，碑阳为《史晨前碑》，碑阴为《史晨后碑》，隶书，现存山东曲阜孔庙。《史晨前碑》，全称《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刻鲁相史晨请求祭祀孔子的奏本，建宁二年刻。《史晨后碑》，全称《史晨飨孔子庙碑》，记述祭祀孔子之盛况及修治与孔子有关的遗迹的事，刻于建宁元年。

契约碑刻有买地券、买山刻石、约束石券等。如1973 年河南偃师县出土的《汉侍廷里父老买田约束

石券》，隶书，记述建初二年（公元77），侍廷里父老共25 人，集钱买田为集体共有，并规定了使用办法，特立此约束石券，以便共同遵守。墓碑、墓记（志）刻有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平经历、死亡日期、家族世系，以及对死者的颂辞。墓碑立于墓前，碑阴和碑侧常刻有门生故吏的姓名，有的刻死者的家族世系。 著名的有《鲜于璜碑》、《孔宙碑》、《袁安碑》等。《鲜于璜碑》，全称《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隶书，延熹八年立，1973年于天津武清县发现，现存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碑文记述鲜于璜的生平经历，最后官职为雁门太守，碑阴记述其家族世系。《孔宙碑》，全称《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隶书，延熹七年立，现存山东曲阜孔庙，记述孔宙生平事迹，碑阴开列门生、 故吏、弟子、 门童等姓名籍贯。《袁安碑》，篆书，1930 年发现，现存河南偃师县，记述袁安生平经历。安官至司徒，卒于永元四年（公元92），立碑时间应稍在其后。墓记（志）置于墓内，其特点是有四言韵文，以颂扬死者并表哀悼，例如《马姜墓记》、《许阿瞿墓记》、《缪宇墓记》等。《马姜墓记》，略呈方形，发现于洛阳，刻于延平元年（106），记述马姜生平和家世，姜为贾仲武妻，伏波将军马援之女。《许阿瞿墓记》于1973 年在河南南阳发现，刻于建宁三年，隶书，记述五岁的许阿瞿的死亡年月日，以及对死者的哀悼。《缪宇墓记》于1982 年发现，在江苏邳县画像石墓内，隶书，刻于元嘉元年（151），记彭城相缪宇的生平。经典类即指熹平石经（见汉魏石经）。

褒斜道石刻

东汉至明清时期刻于褒斜道石门内外的石刻，其中以宋代以前的石刻为主。在陕西省汉中市境内。褒斜道由今陕西省宝鸡市以南，越过秦岭山脉，沿褒水至汉中，是中国古代连接关中地区和汉中、四川地区的交通要道。褒斜道的开创年代，有人认为是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但至少在西汉时业已开通。后经不断重建或补修，唐以后有较大变迁。石门是褒斜道上一段南北向的隧道，位于褒城镇北3公里处，南北长14 米，

东西宽3.9～4.25 米，高 4～7.45 米，石刻就集中在石门的东西两壁及其附近。石刻现有45 种，部分存于汉中市博物馆。内容大体可分为 3 类：①修凿褒斜道、石门及其有关题刻；②修筑山河堰及其相关的碑刻；③题诗、题名和题额等。其中著名的有《鄐君开道碑》、《杨君石门颂》、《石门铭》、《修山河堰碑》等。汉魏时期的石刻在宋代已开始收集、传拓。清代对这批石刻曾进行调查，并由罗秀书等编著了《褒谷古迹辑略》一书。1960 年和1963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两次对栈道结构作了调查，并绘制了石刻分布图。这些石刻为研究古代交通史、水利工程史以及古代书法艺术提供了珍贵的材料。1961 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东汉石刻 主要记颂东汉时期开通褒斜道的事迹。有《鄐君开道碑》、《杨君石门颂》、《李君表》、《杨伯邳生平碑》、《鄐君开道碑》，全称为《汉中太守钜鹿鄐君开通褒斜道碑》，隶书，摩崖石刻，在石门南。碑文记汉中太守鄐君，于东汉明帝永平六年（公元63），用3 年时间，役使广汉、蜀郡、巴郡刑徒2690 人，开通褒斜道；并详细记载了工程量、用工数以及耗费的材料、钱粟等。《杨君石门颂》，全称为《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汉中太守王升立，隶书，摩崖石刻，在石门内西壁。其内容为称颂杨君于东汉明帝永平四年凿通石门的事迹。《李君表》，隶书，摩崖石刻，在石门内西壁。以“表”字为碑额，故称《李君表》，记李君修栈道勤奋，百姓欢喜，行人蒙福。《汉杨伯邳生平碑》，隶书，刻于石门内西壁《杨君石门颂》之右，东汉灵帝熹平二年（173）卞玉书。碑中记载伯邳和从弟颖伯的生平，是研究汉代职官制度的资料。

北魏石刻 主要记载北魏时期重开褒斜道的情况。《石门铭》，正书，摩崖石刻，在石门内东壁，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509）王远书，石师武阿仁凿书。内容记述了东晋以后褒斜道荒废，石门也湮塞不通；北魏宣武帝正始元年 （504）又重开褒斜道，于石门北一里，向西凿山为道；正始四年梁泰二州刺史羊祉、左校令贾三德，自回车以南开创道路，至谷口二百余里，栈道宽四丈（约9 米），路宽六丈（约13 米），至永平二年完成。据研究，正始元年重开褒斜道，在石门北凿山为道，不经石门；正始四年羊祉、贾三德进行改道，工程浩大，为以后唐宋时期的褒斜道奠定了基础。《石门铭小记》，正书，刻于永平二年，在石门内西壁，为正始四年改修褒斜道的贾三德的题跋。

南宋石刻 主要记述修筑山河堰水利工程的历史，并称颂南宋时期重修山河堰的事迹。重要的有《山河堰

碑》、《修堰碑》、《山河堰赋》。山河堰在今汉中市境内，是中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之一，传为西汉萧何所创，后代继有修筑，迄今不废。《山河堰碑》，正书，摩崖石刻，在褒水东岸的石壁上，碑文记述汉代以来山河堰引褒水灌溉，人民久享其利，称颂南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吴璘缮修山河堰，灌溉田地 3 万余亩的事迹。此碑在1936 年修川陕公路时被毁。碑文收入《褒谷古迹辑略》一书。《修堰碑》，隶书，摩崖石刻，在石门南20 余米，记述南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重修山河堰，用工159800余。《山河堰赋》，南郑令晏袤书，亦系记颂绍熙五年重修山河堰之事。

汉阙

汉代成对地建在城门或建筑群大门外表示威仪等第的建筑物。因左右分列，中间形成缺口，故称阙（古代“阙”、“缺”通用）。它的雏型是古代墙门豁口两侧的岗楼，在人们能够建造大型门屋后，便演变成门外侧的威仪性建筑，防御功能逐渐减弱。文献记载西周时已有阙，现存最早的遗物是汉代的，是了解汉代建筑的珍贵资料。现存汉阙中，河南登封县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山东济宁市嘉祥武氏阙，四川渠县冯焕阙、沈府君阙，四川绵阳县平阳府君阙，四川雅安县高颐阙，1961 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汉代是建阙的盛期，都城、宫殿、陵墓、祠庙、衙署、贵邸以及有一定地位的官民的墓地，都可按一定等级建阙。西汉长安城未央宫的东阙、北阙，建章宫的凤阙、 圆阙，是历史上著名的大阙。 传说凤阙高20 余丈。这些巨阙除凤阙尚有夯土残址外，都已堙灭，现存的只是一些东汉或西晋的小型石造祠阙和墓阙，最高者不过6 米。现存石阙中，基本完整的有25 座，计四川16 座，河南、山东各4 座，北京1 座，均用块石雕琢后砌成。其中4 座为祠庙阙，余均为官、民墓阙。从形制上分有单阙和旁附子阙的子母阙两种，每种又有单檐和重檐的差别。重檐尊于单檐，子母阙尊于单阙。这些阙的结构又可分为仿木构型和土石型两种。仿木构型阙以高颐阙为代表，分台基、阙身、阙楼、屋顶 4 部分。台基、阙身上雕出柱、枋和栌斗，阙楼上雕楼面平坐木枋、花窗和挑檐斗栱，屋顶雕椽及瓦饰，都很真实。这种阙虽是石造，却可视为可供登上防守用的大型木构阙的模型。土石型以太室阙为代表，只分台基、阙身、屋顶3 部分，无阙楼或只示意性的使阙身上部稍微向外膨出。这是一种实心的不能登上的纯威仪性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