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边疆史籍的编纂目的与特点探究

李

怡1，潘忠泉2

（1.北京科技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北京100083；2.北京一七一中学，北京100013）

【摘要】明代边疆史籍内容丰富，体裁多样，既记载了明代边疆发展状况，又与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

密切相关，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鲜明的时代特点。明代边疆史籍以经世为目的的编纂特点非常明显，因此，为保存史事、还原，明代边疆史籍编纂具有可信性；为了解敌情、指导边务，明代边疆史籍编纂具有广泛性；为弘扬武功，明代边疆史籍编纂具有连续性。抵御外患、

【关键词】边疆史籍；可信性；广泛性；连续性【中图分类号】

K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36（2011）07-0056-03

有明一代，边疆史籍的编纂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在明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所谓的明代边疆史籍是指明人所撰有关明代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等内容的专门史籍，包括明代边政史籍、边防史籍、边疆战争史籍、边疆民族史籍等等。记载边疆政治发展状况、边疆经略的史籍有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方孔炤《全边略记》、程开祜《筹辽硕画》、张鼐《辽筹》、尹耕《塞语》等；记载边防状况的史籍有魏焕《皇明九边考》、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郑若曾《筹海图编》等；记载边疆战争的史籍有徐学聚《嘉靖东南平倭通录》、李化龙《平播全书》等，此外还有边疆民族史籍，如张鼐《辽夷略》、田汝成《炎徼纪闻》等。应该说，明代边疆史籍内容丰富、体裁多样，既记载了明代边疆发展状况，又与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密切相关，因而是研究明代边疆民族史、边疆经略史、边防军事史，以及明代政治史、经济史的重要资源，也是研史、

究明代史学发展不可缺少的环节。

明代边疆史籍的编纂发轫于明代初期的永乐年间，此后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至嘉靖年间，边疆史籍的编纂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达到繁荣，这种发展态势一直持续到明末。从总体上看，明代边疆史籍的编纂与其边疆不断出现的硝烟战火相符合节，适应了明对边疆管辖治理的需要，适应了明代军民抵御外侮的需要，因此，明代边疆史籍编纂以经世为目的的编纂特点非常明显。

一、为保存史事、还原，明代边疆史籍编纂具有可信性

明代边疆事件不断，一直是热点问题，牵引着世人的再加上边疆问题目光。但边疆毕竟距普通民众万里之遥，

涉及到其他民族，涉及到朝廷施政方针以及各个方面的问题，有着其自身的特殊性，单单靠口耳相传的只言片语，或者朝廷孤立的诏书、邸报，是不可能了解事情的。故此，一些史家以“存史”为目的，致力于边疆史籍的整理和编纂，力图使世人了解边疆事件发生发展的历史，对边疆问题有清晰、明确的认识和理解，以备后人借鉴。如王在晋就认为“十年辽事”受“君父蒿目”，但“草野仅闻其概”，长此以往，“史乘恐失”，因此搜集邸报及其他相关资料，着力于《三朝辽事实录》的修纂，最终裒集成编，“摭实之文，无虚无赝，足以取信”。[1]而其它一些史籍的出现也是史家“自以身备史臣，于国家大务不敢不具载，以备遗忘故也”。[2]

因此，为保存史事、还原，明代边疆史籍编纂具有可信性的突出特点。明代边疆史籍的撰述者大都是边事的直接责任者，他们要么是边疆事务的主管，要么是边疆第一线的战斗人员或幕僚，这些身份决定了他们在进行史籍的撰述时能广泛使用第一手资料，保证了史籍内容的可信性，而他们进行史籍编纂的意图又是要能够在边疆治理和管辖的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所以又必须具有直接性。为此，这些史家充分认识到要想使自己的记载和研究取得真正效果，一方面需要翻检大量案牍资料，严密考证，除其伪而存其真，另一方面则需要进行实地的考察和亲身的实践，在此基础上，将公私牍牒和周历目睹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最终得出综合而详实的结论并载于书册，完成

【作者简介】李怡（1976－），女，河南洛阳人，北京科技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教师，历史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

中国古典文艺学等；潘忠泉（1972－），男，河南南阳人，北京一七一中学教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等。典文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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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籍的编纂。

正如胡松在介绍郑若曾如何进行《筹海图编》的纂修时所说：“（郑若曾）有志匡时，窃观当时举措，有慨于中，念欲记载论著，贻之方来，即凡兴兵以来公私牍牒，近搜远

[3]

索，手自抄写，最终成编。”而郭光复纂辑《倭情考略》时，

[9]

之处，核兵粮而知虚实之分，审利便而达战守之机”，且[9]“试一披览，而虏在目中，机宜在掌上矣”。

为了抗倭的需要，郑若曾则是“追迹寇始，详稽典制，忝质风谣，即贼所入寇，岁月道路，克捷偾北，与今昔主客兵马馈饷之数，舟楫器械、战守屯戍之法，备书具载，凡为

[3]卷者十有三，盖后经世者据依矣”。卜大同针对抗击倭寇

“客有涉海来者，谍倭事甚悉，秘以授公，遂掇其要略，合倭患考策倭议而并梓之，其情状嗜好音声，恍然倭在目中，此远所谿谷，俾田父牧竖，抵掌而谈刻既成，颁之大都通邑、

[4]

倭事，其来也，虽三尺童子思折箠驱之。”他如《皇明九边

以来的战守变化，认为一些典籍和记载“今多失其故实焉，，而“惟治理废兴，虽以古今岂所以跨海内制倭夷之术哉”

时变所贵载在方策有明徵焉”，故编纂《备倭图记》，“是俾

[10]

后之人得以按籍而修其政也”。

考》的编纂则是魏焕“拣集堂稿，专采边疏，询诸边将译使

[5]

。总之，明代边疆史籍有所闻，遂书之册，积久编次成书”

故此，为了解敌情、指导边务，明代边疆史籍编纂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其中有对边界、设施、城址、关隘的研究与《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刘效祖《四镇三关考订，如杨时宁志》等史籍图画条说各镇的形胜、要害、边防情况；有对少数民族历史沿革、风土民情、宗教信仰等的记载分析，如马《抚安东夷记》、茅瑞徵《东夷考略》以记载女真各部情文升

《北虏风俗》则以记述蒙古社会内部情况况见长，而萧大亨较详为其特色；有对如何经营边疆地区的探讨与建议，如王琼《北虏事迹》即为嘉靖初年王氏总督三边军务时，根据历代守边失败的教训，向朝廷奏疏，提出边疆经营策略，编为是书，而程开祜《筹辽硕画》更是集中辑录有关筹辽的奏疏；有对边疆防务的建立与发展情况的记载，如魏焕《皇明九边考》主要论述九边沿革、战守、防御等，郑若曾《筹海图编》、邓钟《筹海重编》等对如何用兵、防守等海防问题记载尤详。总之，明代边疆史籍编纂者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对边疆地区的各种状况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记载和研究，完全突破了前代对边疆地区记载的局限，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三、为抵御外患、弘扬武功，明代边疆史籍记载具有连续性

明代边疆史籍修纂繁荣兴盛的直接导火线是边患的不断发展，但即便是边患，在有明一代的各个历史时期，分别有着各自的特点，而明廷对边患也必须做出各种灵活的富有针对性的反映，更何况明朝的边防策略、军马钱粮、武器装备、士卒等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所以针对边疆问题进行总结和筹谋的边疆史籍修纂也必须根据客观需要和具体情势的发展不断展开，自是不可能靠一部史籍总揽全部。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了一系列边疆史籍的连续出现。

同时，有明一代，边疆问题关乎国家的存亡，一直是明廷注重的头等大事，但纵观明代边疆问题的发展，除了明初对威胁明朝存在的边疆少数民族采取攻势外，在正统之后，攻守易势，一直处于被动状态，边疆功业的建树可说是乏善可陈。在这不多的建树中，永乐年间朱棣对元朝残余势力的北征，以及隆庆年间和北方蒙古族晏兵止戈，保持和平关系的“俺答封贡”事件是其处理边疆问题的闪光点，而万历年间对哱拜、播州以及侵朝日军的攻伐胜利也使明人士气大振。在边事日亟的状况下，这些功业显得异常珍贵，且倍受重视，从而为鼓舞士气，吸取历史经验提供了良出现了一大批弘扬明廷边疆好的素材。在这种情况之下，

武功的史籍，这些史籍集中于成祖北征、俺答封贡、万历三

以其采用资料的直接可靠性，从而增加其著述的可信度，表现出了认真谨严、实事求是的学风。

二、为了解敌情、指导边务，明代边疆史籍编纂具有广泛性

边疆地区各方面的情况和内地迥异，各边疆少数民族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各有其特殊性。的政治、

如果盲于任事，不能有的放矢，自是不免千差百错，最终落得个焦头烂额。正是有鉴于长期以来朝廷对边事的穷于应付，很多史家以边疆史籍的修纂回应了知“虏情”的客观诉求。正如萧大亨所言：“北虏世为边患，弘、正以后，战诎议守，守诎议贡，贡诎而复议战，竭天下之力以奉之无宁岁，备左而失右，此款则彼攻。无他，虏情失也”，如果“不得其情而漫与之角，是执戈以逐马牛，而使虎豹受辔鞅也，是以，故而在筹边之余，详得虏情而记，以达到百为而百不当”

“山有木，工则度之”的目的[6]。

王士琦也尖锐地指出“夷狄之为中国患也，自周已然”，而自明正统之后，“云中、应、朔之区时时备虏”，自嘉靖则“无岁不蹂践为战场矣”，边事日蹶的原因就在于不问“虏情之顺逆”，缺乏“制驭之机宜”，因此，要进行边疆史籍的纂修，解决“失其情”的问题[7]。正是《北虏风俗》、《辽夷略》、《三云筹俎考》、《东夷考略》、《炎徼纪闻》等一大批介绍边情史籍的出现，使明人对边疆的情势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和了解，对边疆日甚一日的现实危机有了较为深入的感受，扩大了明人对边疆问题认识的视野，也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明人对边疆局势的关注。

此外，明代边疆地区从总体上来讲可谓险象环生、祸患接踵，这种严峻局面的出现，激发了边疆史籍修纂者在深层次上的思索，在忧患和危机意识下，他们自觉地将边疆史籍的撰述与筹边谋防相结合，力图将史籍内容应用于实践，指导边务，这种特征和发展趋势构成了明代边疆史籍修纂的主体。如《边略》的作者高拱作为内阁首辅，是边疆问题的最高处理者，对边事的诸种筹划自有其独到的认识：“窃伏自念诸所条画利害关国家甚大，乃不以此时一明其意，将何以示后者，遂追忆略述其概”，编纂成集，“姑存

[8]

往迹”，使“后经略者考焉有裨一二”。而杨时宁纂辑《宣大

山西三镇图说》也是有感于“祸患有形已久”，而边疆“形势，希望之要害，兵粮之虚实，战守之利便，胡可不预闻也”“是图也，（皇上）倘万机之暇试一观省，则指形胜而悉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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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征等。诸如金幼孜前后《北征录》、杨荣《北征记》、高拱《伏戎纪事》、刘应箕《款塞始末》、茅瑞徵《万历三大征考》、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等俱在此列。这些史籍“所载塞外山川形势，北虏之动静，与夫我师出奇制胜之大略，皆历如

[11]画”，宣扬明廷“恩威兼济，仁义并行”，“一切处置之得宜[12]出自祖宗神谟庙算”。明朝对边疆问题处理的一些得意之

、万历二十九年（1601）范涞的《两浙海防类考续编》、万编》

）王在晋的《海防纂要》。其中王在晋所辑历四十一年（1613《海防纂要》，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全面总结前述史籍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编辑之时，他对海防事宜需要不断更新和总结的状况深有体会：“今所谓防倭要书，曰《筹海图编》，再缉为《筹海重编》，迩又纂为《海防类考》谟略具载，而近事或有所遗佚，又其书漶漫，间出于书生之腹笥，而未亲质于”故而“间常窃取”“指麾调度筹画机宜”，且矢石锋镝之场，

“载籍旁搜，统括并述，中丞公所为谢咨计议有关海务紧要

[14]

者，汇为一书，分十有三帙，名曰《海防纂要》”。

处在这些史籍中得到充分体现。

基于此，为抵御外患、弘扬武功，明代边疆史籍记载具有明显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主要表现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也就是说以一代之载当时之事，随着情况的变化“时移事宜”，进行新的总结和调整，以满足边疆治理的而

需要。如有关“九边”的边疆史籍纂修，自嘉靖初年郑晓《边出现后，继之者不断，嘉靖十七年（1538）许论著《九纪略》

边图论》、嘉靖二十年（11）魏焕著《皇明九边考》、隆庆三年（1569）霍冀著《九边图说》，至万历年间刘效祖《四镇三、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等史籍的出现更是不关志》

固然有内容上的承继，但更重要的绝如缕。在这些史籍中，

是对当时当地边疆史事的总结和记载，其中有对前代有效治边措施的发扬，更多的是对一些随着客观情况发生变化而不合时宜的举措或记载的补正。正如霍翼在进呈所辑《九边图说》中所言：“及照先任本部（指兵部）尚书许论先为礼部主事时，曾奏上《九边图考》，嗣后本司主事魏焕亦曾续之，迄今近三十年。边堡之更置，将领之添设，兵马之加增，夷情之变易，时异势殊，自有大不同者”，因此，“移文各省督抚遵照旧例，每年终将建革缘由开报到部，本部随，纂辑成编，“庶筹边之士不必身履其地自可得闻即更正”

[13]

其详，而他日经略疆圉者有所凭籍矣”。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史籍在各个阶段的侧重和明代边疆问题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相一致。嘉靖以前，史籍主要是“土有关北虏问题，集中于记载明成祖的北征和正统年间木之变”发生的前前后后，目的主要是存史。自嘉靖至隆庆，与“北虏”、“南倭”愈加严重的边疆现实相呼应，史籍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点，既有对边疆问题史实的记载，但更边防的思考和谋划，以期直接应用于边疆多的是对边政、

实践，出现了一大批服务于有关边政和陆防、海防史籍，这随着北虏问是这一阶段史籍的一大特色。自万历至明末，

题的和缓，以及女真的崛起，史籍内容主要是有关辽事问题，如何谋划“筹辽”是史家关注的内容。可以说，明代边疆史籍的修纂，是随着明王朝内外形势的变化，尤其是边疆形势的变化而不断繁荣发展起来的，这种发展充分适应了明廷处理边疆问题的需要，经世意识十分鲜明。

总之，明代边疆问题的长期存在和明代朝野对边疆问题的关注为边疆史籍的产生和发展作了内外因准备，这些又对明代士人提出了深入记载和研究边疆问题的现实需要和学术诉求，促使他们关注于边疆问题，引发他们的研究和撰述兴趣，遂使边疆史籍的编纂大量勃兴，而士人们以自己的著述为明廷如何有效地经营边疆和稳固边疆提供借鉴，为民众对边疆问题的重视进行了上的动员。葺

同时，这种连续性并不单单表现在对陆地边疆的记载，对海疆的记载也是如此。自郑若曾嘉靖四十一年（1562）著成《筹海图编》之后，继之以万历三年（1575）刘宗《两浙海防类考》、万历二十年（1592）邓钟的《筹海重岱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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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金幼孜.北征录[M].明嘉靖二十三年（14）刻本.[12]金幼孜.后北征录[M].北京：中国书店，1959.[13]霍

冀.九边图说[M].《玄览堂丛书》本.

（1613）刻本.[14]王在晋.海防纂要[M].明万历四十一年

□编辑／付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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