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的_客家_与区域社会史_关于赣南客家研究的思考

・客家研究・

建构的“客家”与区域社会史:

关于赣南客家研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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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繁

(南昌大学历史系,南昌　330031)

摘　要:赣南的“客家文化区”的形象是1990年代以来政府、民众、社会和学界共同建构的结果。其心理基础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粤东影响形成的“客家人”及其认同概念,而其历史基础则在于自唐宋以来赣南先民与明清时期流民之间相互“层累”地构成客家建构所必须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资源。推进赣南的客家研究,一方面应对赣南客家“建构”的历史进行梳理,包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赣南人作为一个“客家”族群自我认同意识和赣南地区作为一个“客家文化区”地方认同意识的建构过程;另一方面,必须放弃传统研究中以方言和移民作为认定客家的硬性指标的做法,充分展开对赣南复杂而多元的区域文化研究,特别是必须在历史进程中把握这种区域文化之形成,重新认识赣南“客家形成”之历史背景。必须开展一些个案式的研究来展现赣南的区域历史进程及其被“制造”成文化表象,并进一步被人们运用这种表象“建构”成客家的过程。

关键词:赣南;客家研究;区域社会史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332(2007)04-0007-06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客家研究最大的进展应当是研究范式的更新,即从“文化—民系”的范式转到了“认同—

[1]

族群”范式。族群理论的引入,使学界认识到,客家可能并非是一个由中原移民为主体形成的“富有

[2](P1)

新兴气象,特殊精神,极其活跃的民系”,而更多情况是一个与其他族群交往和互动中形成的具有文化认同和边界的族群。循此看法,则我们不得不发现,对“客家”的定义必须严格起来。罗烈师认为,“客家概念起源于中国长期以来一般性的土客概念;形成于20世纪初期的粤东,而其巅峰则为罗香林1933年出版的《客家研究导论》;又于20世纪50年代传入台湾,并与台湾固有的客人论述合流;80年代末期,台湾解严,本土力量释放,客家运动勃兴之后,又将客家概念回传大陆、香港及东南亚等。”他进而指出,目前台湾和粤东“具历史深度的建构论”立场蔚为主流,在这一研究趋势下,江西的客家研究应该一方面以前述理论检视江西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期的族群建构过程,另一方面则以江西本身独特的历史、地理、语言及文化的背景,与台

[3]

粤的理论展开对话。罗氏的论述,实际上也指出了长期以来包括赣南在内的江西客家研究所忽视的问题,就是我们忽视了对“客家”这一概念在江西所出现和使用的“知识考古学”,忽视了罗香林建立起

3收稿日期:2007-07-02

客家学的时代,客家作为一个族群在江西的“建构

过程”的研究。问题在于,作为与粤东具有不同发展逻辑的赣南,是否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存在一个“客家”族群的建构过程?如果不存在这个建构过程,则赣南区域社会体系中的“客家”概念,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形成并被民众所接受的?

另一方面必须深入的问题是,赣南到底在客家研究中能以其独特的历史、地理、语言及文化的背景,与台粤的理论展开何种理论对话?也就是说,赣南在当今客家研究中的地位和意义到底何在?罗氏的论述只是指明了方向,并没有具体地展开,但作为研究赣南的本地学者,却不得不具体地思考这一问

①题。

上述两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实质都是赣南在当今客家研究中的“地位和意义”,因为当我们在思考赣南区域社会体系中的“客家”建构过程的同时,我们其实也在和台湾、粤东的理论进行对话,也在以赣南的经验回答客家的一般性理论问题,就等于说明了赣南在当今客家研究中的“地位和意义”。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对“赣南”这一看似天然的“区域”作一分析。

二、赣南:并非均质的“客家文化”区域当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去思考“赣南”这一区域

(04CZS0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生态、族群与‘客家文化’”

　作者简介:黄志繁(1972-),男,江西石城县人,史学博士,南昌大学历史系教授、硕导,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①前引文中讨论的是包括赣南在内的江西客家的研究,本文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只讨论赣南的客家研究。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7年

概念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我们很自然地将“赣南”作为一个客家研究中的区域的时候,其实包含着比较大的风险。

首先,就行政区划而言,赣南在历史上并非是一个完整的行政区划,自宋代以来,一直都分属南安府和赣州府。清代还从赣州府中析出宁都直隶州。直到民国三年(1914)设立赣南道,赣南三个政区才复合为一。民国十五年(1926),赣南道又被废除,各县直属省直辖。此后,赣南又分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划,即使在蒋经国时代,“建设新赣南”的运动如火如荼,但其中的所谓“赣南”也只是包括赣县、南康、信丰、大余、上犹、崇义、龙南、定南、全南、安远、寻乌等11县在内的第四行政区,宁都、瑞金等县仍属第八行政区。1952年,宁都专区并入赣州专区,赣南现今所管辖范围才相对完整地属于一个行政区划直

①

至今天。检索历史文献,发现在清以前,作为一个区域的词汇“赣南”鲜有出现,明代一般用“南赣”来指称赣南,②而“赣南”作为一个完整的行政区域的名称频繁出现,也应当是在相当晚近的时期。因此,就行政区划而言,自宋以来,赣南作为一个完整的行政区划的时期并不长,很多时候赣南分属于几个不同的行政区划。

其次,就自然条件而言,赣南虽然一般都被视为山区,但是,内部差异也极大。中部地区平原面积大一些,有面积最大的冲积平原———赣州盆地,也是开发最早的地区;西部地区平原面积所占比例和中部类似,但是其靠近湖南和江西吉安地区有比较高大的山体,崇义尤其明显,基本上都是高大的山地,几乎没有低矮的丘陵,崇义建立县治的时间也大大地晚于章江下游的大余和南康;东部地区虽然也是以低山丘陵为主,但是,本区有比较大的盆地(冲积小平原)———宁都盆地和石城盆地,因而也是开发比较早的区域;南部地区则平原比例相当小,山地面积相当大,山体厚重,因而本区与广东接壤的区域相当晚近才建立县治。生态条件的差异直接影响到历史的展开过程,使赣南中部、东部、西部、南部四个区域有着不同的发展演变脉络,特别是在宋末元初以后,

③

这种区域上的差异比较明显。

再次,作为一个区域的赣南内部有着差异极大的地域文化和民俗。大致说来,赣南因其风俗和民情的不同,可分为四个区域,即章、贡二水合流交汇处的“中部片”,贡水流域的“河东片”、章水流域的“河西片”、桃江流域的“南部片”。中部片包括赣县

和于都、兴国部分地区,这一区域生态条件良好,开

发较早,方言也较多地受西南官话的影响;河东片包括宁都、瑞金、石城、会昌和兴国、于都的部分区域,这一区域生态条件也不错,开发也相对较早,方言和习俗上受闽西影响较大;河西片包括南康、大余、上犹、崇义等县,这一区域在明清时期比较多地接纳了广东兴宁一带的移民,其语言和风俗表现为赣南本地土著文化与兴宁文化的揉合;南部片包括信丰、龙南、定南、全南、安远、寻乌等县,这一区域山体厚重,除桃江流域下流部分区域外,大部分地区开发较迟,但和广东来往频繁,语言和文化受广东影响较大。当然,移民成分、地理情形、语言风俗相当复杂的赣南,要进行精细的区域划分几乎不太可能,以上只是简单而粗略的划分。在赣南,通常的情形是即使一个县,其内部的地理和风俗条件都可能相差悬殊,例如,宁都县自古至今都有“上三乡”与“下三乡”的区分,石城亦有“上水片”和“下水片”的说法,上犹更是有“城关片”、“营前片”、“社溪片”、“寺下片”的划分。方言是一个地方风俗的重要标志之一,而赣南方言情况又相当复杂,这就决定了赣南各地的风俗差异巨大。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从行政区划、自然条件,还是语言风俗上看,赣南都不是一个均质的区域。因此,尽管一般意义上,我们将赣南整个区域视为客家文化区,但是,赣南内部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文化差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赣南至少不是一个同质性很高的“客家文化区”。根据笔者调研的经验,相比较而言,与赣南同属所谓“客家大本营”的闽西和粤东可能同质性比赣南要高一些,至少在语言上,闽西和粤东不如赣南复杂。

三、建构的“客家”

有人也许会争辩说,从客家文化的角度来看,赣南各县都属于客家文化区。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今被社会和民众所广泛认可的赣南是客家文化区的观念,可能是1980年代以来的产物,而并不是历史上既定的事实。以笔者作为赣南本地人之生活经验,④在1990年进入赣州读大学之前,并不知道自己是“客家人”。直到所在的大学成立了客家研究所,一些老师开始从事客家研究,告知我们赣南除了赣州市之外,其他县的人都是客家人,本人才发现自己是“客家人”。也就是说,笔者之所以获得“客家人”的身份乃是由于客家学研究兴起所带来的“客家知识”的普及。很明显,“客家知识”来自

①这一期间,现今属于抚州市的广昌县曾短暂地隶属于赣南。

②在明清文献中“南赣”经常出现,有时指四省边界地区,即南赣巡抚辖区;有时指赣州、南安二府,此时应断为“南、赣”。③关于宁元以来赣南各个区域的发展历程,可参考黄志繁:《“贼”“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2006年。④笔者1972年出生于赣南东部的石城县,祖籍也是石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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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期　　　　　　　黄志繁　建构的“客家”与区域社会史:关于赣南客家研究的思考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粤东地区知识分子对客家人身份的建构,以罗香林发表的《客家研究导论》最终完成“客家人”的定义。

笔者个人的经历固然不足以说明问题,但是,从文献上看,“客家”一词确实在1990年代以前的赣南媒体上鲜有出现。笔者曾指导过一名硕士生查阅《赣南日报》中“客家”这一词汇出现的频率,发现在1990年代以前《赣南日报》几乎看不到关于“客家”的报道,而1990年代以后就开始出现,1995年以后则开始频繁出现。可惜她并没有列出精细的表格来说明这一问题,但还是能大致说明问题。通过以上事实,差不多可以认定赣南“客家”形象是建构出来的,其背后的力量当是地方政府、学界和社会民众的

①

共同推动。通过这种建构,本来内部文化差异极大的赣南具备了统一的“客家文化区”的形象。

然而,我们不能认为,赣南“客家”形象建构是凭空而生的。在没有开展专题研究前,我们不清楚当粤东知识分子在建构“客家人”身份认同的时候,赣南社会和民众作出了什么样的反应。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赣南人已经有了“客家人”的概念。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中以注释的方式说明了他认定赣南“客家人”的方法:

这是根据先父民国十六年在家乡修谱时的讲述,与参考友人兴国姚名达先生亲对我说及而断定的。先父曾在闽桂,住过不少时候,又雅

[2](P115)

好清游,岭表名区,经行殆遍,尚称熟悉。

可见罗香林父亲和赣南本地人姚名达先生大致是知道哪些地方人是客家人,哪些地方人不是客家人。罗香林采访的不止姚名达一个赣南人。他说:

赣南各县的客家,多唐宋移民,那是根据上章《客家的源流》一文推证出来的;但据民国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我在南雄调查珠矶巷故迹时,于泥子岭瓦店,遇一自兴国逃共来雄的书生(姓名忘记了),他对我述赣南各邑客家状况,

[2](P115)

谓有于明清二代始自闽粤迁去的。

这位兴国来南雄的书生,应该也和姚名达先生一样,大致知道“客家人”的概念和能够初步认定“客家人”的身份。笔者推测,赣南人获得客家人的概念和身份的认同,受广东影响甚大。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被罗香林认定为纯客县的赣南十个县,全

[4]

是靠近广东的县。

另外一个事实是,罗香林那个时代的赣南本地

人之所以有明显的“土”和“客”的意识,应当和明清时期,特别是清初赣南进入了大量流民,然后引发了土客之间的冲突有很大关系。就笔者翻阅明清赣南地方文献所见,正是在土客斗争比较激烈的清初,

②

赣南地方文献中第一次出现了“客家”这个词汇。当然,清初赣南地方文献中出现的“客家”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粤东影响而产生的“客家”是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但是,清初赣南土客之间的冲突必然强化土客之间的心理认同,并在以后的岁月中形成历史记忆,直接成为后来建构“客家文化”的资

③源。继续往前追溯,明代以前,赣南有没有土客冲突和土客之分?就笔者管见所及,并无明确的材料告诉我们宋元时期有类似明清的土客冲突和认同。那么宋元时期或者更早的赣南历史与客家建构关系是什么?在罗香林等学者的眼中,唐宋时期已有不

[2](P44-59)

少中原移民进入赣南等地,更有一些学者虽然认为宋代移民数量和规模不大,但中原移民文

[5]

化先进,直接促成了客家民系的形成。在笔者看来,唐末至元代,特别是宋元时期,之所以和后世“客家形成”过程,也就是所谓的“客家建构”过程有重要关联,不在于到底有多少中原移民进入赣南,也不在于中原文化有多么地先进,而在于为什么罗香林等学者能够看到如此多的族谱在宣称或者说“标榜”他们的祖先唐宋时期就来自于中原。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弄清楚:在赣南生活的宋元时期居民和明清时期的“土著”(两者都应包括大量存在的“峒”、“瑶”、“畲”等少数族群)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他们之间和后来进入赣南的广东、福建等省的流民是如何“层累”地构成了客家建构所必须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资源;等等。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赣南的“客家文化区”的形象是1990年代以来政府、民众、社会和学界共同建构的结果。其心理基础则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粤东影响形成的“客家人”及其认同概念,而其历史基础则在于自唐宋以来赣南的先民与明清时期的流民之间相互“层累”地构成了客家建构所必须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资源。因此,“客家”之形成及“客家”问题,可能是相当晚近才出现的问题,但是,要真正研究彻底,却必须追溯到唐宋以来的历史发展所形成的背景与文化资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赣南的区域研究才能获得其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与意义。

①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当另文研究。

(康熙《)中有:“②康熙初年,任兴国知县的黄惟桂《请禁时弊详文》潋水志林》卷20,《志政・国朝文移》兴邑地处山陬,民多固陋,兼有闽

广流氓侨居境内,客家异籍,礼义罔闻。”

③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考笔者对上犹县营前的研究。清初,营前接纳了大量兴宁流民,土客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后来冲突平息,土客之间虽能和平共处,但在语言、风俗等方面有所区分,形成各自认同的两大族群。参考黄志繁:《动乱、国家认同与“客家”文化———一个赣南聚落12—18世纪的变迁史》,《历史人类学学刊》,2006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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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区域社会史研究:赣南的地位和意义在客家研究中,赣南、闽西、粤东北一般都被视为所谓的“客家文化大本营”,而赣南又通常被称为“客家摇篮”。之所以称赣南为“客家摇篮”,大概是由于赣南靠近中原,最早也是最多接受了中原移民。不过,如果我们把客家形成过程看成一个“建构”的过程,则赣南所谓的摇篮地位自然无从谈起。但是,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来看,相比闽西和粤东北,赣南历史的研究价值不在于其历史更为久远,也不在于接受了更多的中原移民,而在于其复杂而多元的历史,有助于将客家问题带向深入。

前面已经申论,赣南是个文化比较多元,历史背景比较复杂,并非“均质”的区域。相比而言,粤东北和闽西文化的历史背景相对简单。就语言上而言,闽西各个县之间,粤东北地区(主要是传统意义上的梅州地区)所辖各县之间,基本上能够相互通话,虽然也有小范围的方言的差异,但是,其差异性绝对不如赣南那么大。方言其实和移民关系甚为紧密,某地和某地之所以方言存在极大差别,根本在于县名户口

宁都赣县兴国32,70224,16014,153157,306104,67856,370

石城3,80716,754

居民构成不同。赣南方言之所以会如此复杂,就是因为移民情况复杂。正如罗勇教授所指出:“赣南的客家方言既古敦,又呈现同一的多样性。说它古敦,是因为这里唐宋以来的世居客家姓氏较多,因此方言中保留中原古韵成分就较多。说它呈同一的多样性,是因为明末清初粤东、闽西的客家人又大量回迁赣南,使赣南的客家方言不像粤东、闽西那样统一,而是同中有异,县与县之间不一样,甚至乡与乡之间也显出差异。因而,赣南的客家方言也就更具

[6]

研究价值。”

更重要的是,赣南的历史进程非常复杂,而且,内部分化得非常严重。根据笔者研究,南宋末年,有

[7](P74)

将近200万人口生活在赣南。但是,笔者推测,这些人口大多生活在赣南的河谷和平原地带,而广阔的边缘山区则可能人口非常稀少。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这个推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明初赣南各个区域之间开发程度是非常不一样的。从明初赣南各个县的户口数字就可看出赣南各个区域之间分化非常严重。瑞金1,4215,722

会昌6913,078

信丰6383,109

安远2931,445

龙南2601,246

表1　明初及明中期赣州府户口数于都3,91116,698

资料来源:嘉靖《赣州府志》卷4,《户口》;户口数为洪武二十四年数字。

　　从表1可见,宁都、赣县、兴国、石城、于都等县

属于人口比较多的县,而瑞金、会昌、信丰、安远、龙南等县则人口非常稀少,甚至一个县才千余人。当然,这仅仅是官府控制的户口,不代表真实人口。不过,描述性的资料也可证实赣州府许多地方属于未开发状态。杨士奇描述赣南说:“赣为郡,居江右上游,所治十邑皆僻远,民少而散处山溪间,或数十里

①

不见民居。”洪武初年安远典吏杨宵远的《薄敛疏》亦言:“及行查乡曲,一望林峦,非拾级登峰,丹岩绝壑,即穿坑度垇,鸟道羊肠。臣不禁涕涟,寸心如碎。

②

乃知安远者,万顷山冈一线田而已矣!”不过,真正未开发的应当是赣南的边远山区,宁都、赣县等地人口已经达到了10万以上,即使按今天的标准来看,也应该属于人口稠密之县。

与地区开发相应的是人文气象的不同。据笔者研究,在赣南开发比较早的地区,至少在元代就出现了一些世家大族,这些世家大族和宋代的土豪以武力称雄地方不一样,而是以文化立世,例如宁都的孙

[7](P98-104)

氏、黎氏和南康的王氏等。这一现象表明了赣南社会的转型和分化。从表2可见,宋元选举人才比较多的县与表1中明初户口比较多的县惊人的雷同,排在前面的都是中部和东部的宁都、赣县、于

①杨士奇:《送张玉鸣序》,《东里志》卷5,四库全书本。

②杨霄远:《薄敛疏》,同治《赣州府志》卷66,《艺文・明文》。

都、兴国、石城等几个县,这几个县在明初都是人口

相对比较多的县,且都有大面积的平原和河谷分布。

表2　宋元赣州各县选举情况

县名

宁都于都赣县兴国石城信丰会昌龙南瑞金总计

荐辟30207626211194

进士391365161211333165

特奏名进士

475500100058

乡举1705721701100248

总计2869579393815544565

　　资料来源:同治《赣州府志》卷46,《荐辟、(文、武)进士、举人表》;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20,《选举志上》。说明: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20,《选举志上》只记载了宋元宁都直隶州的乡举170人,但没有分县记载,故本表全部计入宁都县。

明代中期以后,大量流民开始进入赣南山区。流民主要来源于与赣南相邻的赣中和广东、福建等地。虽然有一部分流民进入了赣南的平原和河谷地带,但是,流民主要是积聚在边界山区,进行垦殖活动。流民的活动引起社会动乱,社会动乱的加剧使官府被迫实行镇压。官方除了用剿和抚两手对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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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期　　　　　　　黄志繁　建构的“客家”与区域社会史:关于赣南客家研究的思考区盗贼活动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设立新县治。随着新县治的设立,官府的统治力量延伸至新开发山区。赣南在明代设立了崇义、定南、长宁(寻乌)三个新县,表明一些新开发的山区纳入了官府的统治。明末清初全国形势动荡不安,更多的流民得以进入赣南。流民的大量进入使流民成为赣南地域社会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深刻地改变了赣南的居民结构,而且,根据流民的来源、数量、进入方式的不同,赣南内部呈现出不同的地域文化风貌。大致说来,赣南东部由于开发早,土著居民多,虽然有一些福建流民进入,但土著的势力仍然比较大;赣南中部虽然土著势力较大,但由于明末清初战乱中损失较大,流民进入也比较多;赣南西部的一些山区也进入了大量广东流民,特别是兴宁一带的流民;赣南南部虽然靠近广东,可能是由于生态的原因,山体相

分区及区域特征中部,贡水下游,章、贡两水交汇处,多丘陵,有大面积冲积平原,开发最早

县名赣县于都兴国南康

西部,章江流域,多低山丘陵,有冲积平原,除崇义外,开发较早

大余上犹崇义宁都

东部,贡水上游,多低山及丘陵,有大冲积平原,开发较早

石城瑞金会昌信丰龙南定南全南安远寻乌

建县时间汉高祖六年(前201)汉高祖六年(前201)三国嘉禾五年(236)三国嘉禾五年(236)唐神龙元年(705)保大十一年(953)明正德十二年(1517)三国嘉禾五年(236)保大十一年(953)保大十一年(953)太平兴国七年(982)唐永淳元年(682)保大十一年(953)明隆庆三年(1569)光绪二十九年(1903)唐贞元四年(788)明万历四年(1576)

对厚重,开垦的空间比较少,进入的广东流民比较少。一直到清代中期,赣南的流民运动基本上停止,流民与土著的冲突也逐渐平息下来,赣南开始向外

[8]

输出移民。赣南社会的居民格局和地域文化风貌基本形成。

实际上,赣南自宋以来的历史发展进程是非常复杂的,形成其地域文化风貌的各种因素也非常复杂,其中的关键性因素流民在赣南的各个地方数量、规模和进入方式都各不相同,从而形成今天复杂而多元的地域文化。如果这种地域文化可以称之为“客家文化”的话,则毫无疑问,我们必须从历史背景来深入把握这种“客家文化”之形成机制。

笔者根据赣南的开发历史、移民状况、方言等状况,尝试着对赣南区域内部进行了分区,制成表3。

表3　赣南地域文化细表

方言特征以老客家话为主,部分地区新客家话突出以老客家话为主南部以老客家话为主,北部以新客家话为主以老客家话为主,但有大面积的“河源声”存在以老客家话为主东部以老客家话为主,西部以新客家话为主东南部以老客家话为主,西北部以新客家话为主

老客家话为主体,但受新客家话影响较大,与石城自成一体老客家话为主体,但受新客家话影响较大,与宁都自成一体西南主要是老客家话,其他地区受宁都、石城话影响较大以老客家话为主体以老客家话为主体,南部受新客家话影响新客家话新客家话新客家话

以老客家话为主体,但部分地区受新客家话影响以新客家话为主体

居民格局和移民成分以明及明以前居民为主,清初接纳了比较多闽粤移民以明及明以前居民为主,清初接纳了比较多福建移民南部多明及明以前居民,北部清初接纳了比较多闽粤移民以明及明以前居民为主,

但清初接纳了比较多广东移民以明及明以前居民为主,

但清初接纳了比较多广东移民明及明以前居民和清及清以后广东移民一样多明以后的广东移民为主体明以前居民为主体明以前居民为主体

明以前居民为主体,但明末清初福建移民占了一定的比例明以前居民为主体明及明以前居民为主体,有一定比例广东移民进入明及明以前居民为主体,有一定比例广东移民进入明及明以前居民为主体,有一定比例广东移民进入明及明以前居民为主体,有一定比例广东移民进入明及明以前居民为主体,有一定比例广东移民进入明及明以前居民为主体,有一定比例广东移民进入

罗香林的认定非纯客县非纯客县非纯客县纯客县纯客县纯客县纯客县非纯客县非纯客县非纯客县非纯客县纯客县纯客县纯客县纯客县纯客县纯客县

南部,除安远和寻乌外属桃江流域,山地为主,多厚重山体,平原狭小,开发最晚

说明:(1)对各县方言的认定,参考了前引韩振飞的赣南方言分区及刘纶鑫:《江西客家方言概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0-47

(第五、页;(2)对居民格局和移民成分的认定,参考曹树基:《中国移民史》六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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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3也可看出赣南区域内部复杂而多元的历史文化,笔者以为,恰恰是赣南复杂而多元的区域社会历史进程,使赣南的“客家”研究可以为推进客家研究作出贡献。在以往研究中认定客家的比较重要的两大指标———移民和方言,与罗香林所认定的“客家文化”之间似乎并不成对应关系。就移民而言,西部比较多广东移民,体现为纯客县的风貌,东部则以土著(即明以前居民)移民为主,体现为非纯客县的风貌,这似乎表明广东移民为比较多的地方是纯客县。但南部地区则接纳的广东移民并不多,却仍体现出纯客县的风貌。就方言而言,西部和南部新客家话占了很大的比例,体现为纯客县风貌,中部和东部老客家话占了很大比例,体现为非纯客县风貌,似乎表现出新客家话和纯客县风貌之间有必然的联系,但南康、大余、信丰、安远以老客家话为主,却是纯客县。所以,必须放弃传统研究中以方言和移民作为认定客家的硬性指标的做法,至少应丰富客家认定的标准和内涵。笔者曾经在一篇讨论罗香林客家定义的文章中指出,罗香林认定客家的一条重要标准是心理认同,而罗氏认定的纯客县全为与广东联系密切的县,因此,应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重新解读三省交界地区宋以来的历史进程,才能对思考客家学自产生以来的,一直挥之不去的,又无法得到正确理解的问题,即“什么是客家”,产生新的认

[4]

识。这就需要我们扎实开展区域社会史的研究,重新认识赣南“客家形成”之历史背景。

五、结论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认识到赣南的“客家文化区”的形象是1990年代以来政府、民众、社会和学界共同建构的结果。要推进赣南的客家研究,必须从两方面努力。一方面,对赣南客家“建构”的历史进

行梳理,包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赣南人作为

一个“客家”族群自我认同意识和赣南地区作为一个“客家文化区”地方认同意识的建构过程。另一方面,必须放弃传统研究中以方言和移民作为认定客家的硬性指标的做法,充分展开对赣南复杂而多元的区域文化研究,特别是必须在历史进程中把握这种区域文化之形成,这就需要我们开展区域社会史的研究,重新认识赣南“客家形成”之历史背景。以上两个方面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赣南人在“建构”其客家族群身份时,必然扎根于其所在区域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并且会选择性地运用和创造某些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来进行建构其身份。也就是说,赣南历史文化背景和客家族群的建构过程是“缠绕”在一起的,两者必须在具体的时空之中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必须开展一些个案式的研究来展现赣南的区域历史进程及其被“制造”成文化表象,并进一步被人们运用这种表象“建构”成客家的过程。参考文献:[1]　黄向春.客家界定中的概念操控:民系、族群、文化、认同[J].广

西民族研究,1999(3).[2]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M].台北:古亭书屋,1975.[3]　罗烈师.官窥江西客家研究未来趋势:台湾与粤东的经验[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2).[4]　黄志繁.什么是客家?———以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为中心

[J].清华大学学报,2007(4).

[5]　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四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357-365.

[6]　罗勇.客家赣州[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72.

[7]　黄志繁.“贼”“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8]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865.

责任编辑:龚子方

TheConstructedHakkaandSocialHistoryofRegion:

theReflectontheHakkaResearch

HUANGZhi2fan

(HistoryDepartmentofNanchangUniversity,Nanchang330031,China)

Abstrct:Government,people,societyandscholarshaveconstructedtheimageoftheHakkaCultureRegionofSouthernJiangxi(Gannan)since1990’s,becausetheHaknginmaybehadbeenanethnicgroupandhadhispsychologicalidentitybytheendof19thandatthebeginningof20thcentury.GannanhasvariedcultureandhistoryresourcejustbecausethepeopleinTangandSongDynastyandtheimmigrateinMingandQingDynastyinfluencedeachother.InordertoadvancetheHakkaresearchofGannan,wecanmakeeffortsontwoaspects.First,weresearchtheprocessoftheconstructingHakka,includingtheprocessoftheconstructionofidentityofGannan’speoplebytheendof19thcenturyandatthebeginningof20thcenturyandlocalidentityoftheHakkaCultureRegionofGannan.Second,weshouldcarryresearchonthehistoryregioncultureofGannanwhichhadbeenformedinthelonghistoryprocessinordertorealizethehistorybackgroundofTheFromingofHakka,andthan,donotdistinguishHakkabydialectandimmigrate.ManycasesshouldbecarriedoninordertounfoldthehistoryprocessofGannanwhichwasbeentransformedintoculturerepresentationforpeopletoconstructiveHakka.

Keywords:Gannan;HakkaResearch;SocialHistoryof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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