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个性化的写人叙事艺术

《汉书》个性化的写人叙事艺术

作者：王园园

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13年第10期

[摘 要] 自甲骨卜辞对历史事件零星而不乏生动的记载，到《尚书》、《春秋》初步系统化的历史叙事出现，至《左传》、《国语》、《战国策》更是将先秦写人叙事文学推向了辉煌。司马迁吸纳众长，长于叙事，布局细节铺排有致，妙手写人，形神兼俱，代表着古代历史散文叙事写人艺术的高峰。锺此，《汉书》写人叙事成就也比较高，行文从容得体，有条不紊，给人直面历史之感，呈现出独有的艺术手法，依次述之为：虚实相间与增删史事；概叙与详叙相互穿插；以叙为议与细笔妙补。还有层层推进等手法也一并加以阐述。 [关键词] 《汉书》；写人；叙事；艺术手法

就史籍记载而言，自古就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章学诚论叙事与记言的区别时称：“叙事之文，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记言之文，则非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期于适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1]”追求实录，尽量接近历史真实，是史家的职责。然而，历史是不可能还原的，而史官又总是带着批判的眼光来对待历史人事，所以叙事之文为作者之创造自不待言。杰出的作家更能够在总体统一的风格中追求多样的变化，《史记》导其先路，写人叙事篇篇具有个性，《汉书》紧随其后，也能于篇章中运用多种手法凸显个性，令人物风神毕见，事迹详赡清晰。 一、虚实相间与增删史事

历史的纪实是相对而言的，在必要之时也需要艺术创造，当然一切的创造必须要符合历史事件的基本发展过程，并且要合乎人物的性格特征。钱钟书曾言：“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2]”史传文学不同于小说，但是《左传》、《国语》、《战国策》在叙事写人方面均有虚构的内容，多言鬼神而传奇色彩非常浓厚，与绝对的史实相区别，但是却增强了作品的合理性，生动性和文学性，如《左传·宣公十五年》讲述的“结草衔环”的故事，就涉及到记梦与因果报应的思想。虚实相生，增强了写人叙事的可信度和感染力。《史记》中的以文运事、以情驭史的成分随处可见，如《刺客列传》中聂政之姐死烈那样富于传奇色彩的描写，入骨三分，不仅对真实的历史事件有所补充，而且本身也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汉书》的作者班固虽然是一副经学家的古板面孔，但是从他的写人叙事中，我们也能够看出作者合理的想象和虚构使得篇章文采奕奕，情感表达更为充沛的一面。

如《汉书·王章传》在如实地叙述历史的同时，虚构或者想象的情节，尤为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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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章为诸生学长安，独与妻居。章疾病，无被，卧牛衣中，与妻决，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师尊贵在朝廷人谁逾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 后章任官，历位及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当知足，独不念牛衣中涕泣时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3]

这两个情节叙写了很小的生活故事，“牛衣涕泣”旁人难以得见，夫妻之间的对话也不是外人能够听见的，可见这些都是出于作者合乎生活实际的想象。从一“呵怒”，一“止之”可以看出王章妻是一个有见识的女子，而王章的个性形象也由此得以多方面的展现。

虽然史传作品不允许虚构或者任意改动历史人物的行事和风格，但是作为精神生产物，作家一定会带着自己的个性、局限以及时代特征去完成创作。因此，经过创作主体再现的历史人物形象必然受到了主体的“审美观照”。那么由一些创作者“观照”下描述的细节更是妙笔生花了，比如《汉书·陈万年传》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节“陈万年病榻教子”：

万年尝病，召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仗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万年乃不复言。[4]

陈万年作为汉朝的高官，处世秘诀居然是左右逢源，谄媚事人。几句对话，先“欲仗之”后“乃不复言”，如此传神的刻画，对于陈万年父子的个性形象都有典型意义。试想，这种半夜教育儿子的事，外人几乎不可能亲眼所见、亲耳听见，而班固描写的如此细致，真实，令人不得不佩服他的才思与妙想了。

还有《外戚传》中出身倡优而以“妙丽善舞”得幸君王的李夫人，于病笃之时冒着极大的风险，再三拒绝来探望的武帝提出见面的要求。在当时李夫人的行为令人惊诧，但其深刻用心为作者通过李夫人姊妹间的对话巧妙传出：“所以不欲见帝者，乃欲以深托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从微贱爱幸于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上所以挛挛顾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见我毁坏，颜色非故，必畏恶吐弃我，意尚肯复追思闵录其兄弟哉[5]”。受宠美人与君王之爱仅止于此，读之令人嘘唏，但读者一望而知，这等姊妹间的私语不可能为外人所知，相信应是作者揣摩情境的合理想象，既符合人物的个性特征，又显得真实感人。 二、概叙与详叙相互穿插

历史叙事要求史家以实录的笔法，在有限的篇幅内容纳入大量丰富复杂的历史信息，这样，史家不但要在人、事材料方面精心选择，更要选用大量简单的白描，将最大的信息量浓缩于最少的文字中。如果史官仅仅是概括性的勾勒，而无铺陈与渲染之处，则会显得呆板无味，失去了历史本身的生动色彩。因此，在历史著作里如何将“史笔”与“文笔”处理好，无疑是非常重要。用现代叙事理论来说，就是把讲述性叙事、纯叙事与对话叙事、模仿叙事相结合，才能完成一篇写人叙事的佳作。司马迁首创了以人物形象解释演绎历史的纪传体，班固完全继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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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人写史的传统，在《史记》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史传文学的艺术技巧和叙事手法，着力塑造了有汉一代的众生相。

大凡历史著作所应有的本体意识，如史鉴与劝惩职能，讲求实录的原则，以至史家所必须的德、才、学、识，在史传文学作品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里转引了这样一段话：“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事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字里行间都充满着他对司马迁的真诚称赞与欣赏，在编写《汉书》时也处处以其为楷模。郭预衡先生认为：“（汉代）保有„白描‟特点的是司马迁。司马迁的文章长处很多，其中主要的一点是不„太做‟。这是扬雄、班固望尘不及的。”实际上，《汉书》虽说写人叙事较为详细，特别注重细节描写，语辞也比较典雅，但是总体风格并不是矫揉造作的，而是相对简朴凝练，特别是在概叙与详叙相结合这种艺术手法的运用方面，继踵《史记》，而更纯熟。

然而不得不提到的是《汉书·蔡义传》中对霍光言行的补充叙写，虽然寥寥几笔，但很能反映霍光弄权谋政的一面：

义为丞相时年八十余，短小无须眉，貌似老妪，行步俯偻，常两吏扶夹乃能行。时大将军光秉政，议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选贤，苟用可专制者。光闻之，谓侍中左右及官属曰：“以为人主师当为宰相，何谓云云？此语不可使天下闻也。”

另如《萧望之传》、《杨敞传》等均有影射霍光弄权的记载，作者将其一一叙述出来，体现了“实录无隐”的史学精神。而霍光对于昭、宣中兴的功绩是不容抹杀的，所以班固以尽量客观的态度来刻画这位人物，本传与他传相呼应，概叙与详叙相结合，起伏有致，不至于平淡无奇，罗列账单。

麒麟阁内画像有十一个人，班固不惜一一列举众人的职位名字，而且还以黄霸等人相对比，更加突出了苏武在班固心中的地位。归汉后的苏武仅为典属国，职位比较低，却和大将军霍光等同列功臣之属，可见作者对苏武的敬佩和颂扬之情溢于言表。另外，在《苏武传》中对苏武在绝地牧羊，受尽折磨的情状给予了细致的描写，读来令人动容，而对其归国后的几句白描式的叙写更是让人感动至深：“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十九年的生活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短短的一段，但是对于苏武来说却需要钢铁般的意志才能克服煎熬生存下来。作者用苏武出使前后的形貌对比，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而班固作为秉笔直书的史官，于写人叙事之间，冷静之余，也不禁倾注了浓浓的赞誉之情。而因为班固不遗余力地生动描写，苏武这个人物的形象已经具有了典型的意义，成为了坚守民族大义、不辱使命的代表，受到人们世代敬仰。 三、以叙为议与细笔妙补

《汉书》总体风格是内敛严谨的，在行文中更是较少直接议论的语句，与司马迁的鲜明褒贬相比，作者这种客观冷静的态度让后人非议颇多。唯《王莽传》中，作者在洋洋洒洒四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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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叙事中，多有议论之语，以求多方面展示王莽的形象，这也是出于详述事迹，条分缕析内外因以告诫后世的需要。至于大部分的篇章，除赞语外，多是将感情蕴含于具体生动的叙述中，即以叙为议，真是“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总能让人“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然而，汉书的“论赞”部分有的夹叙夹议，或者稍作批判，也是对以叙为议这种艺术手法的补充。有的篇章于细笔巧妙地补出作者写人叙事的真实意图，于冷静地思索外顿感意味深远。

劝惩的精神和实录的原则，使得史传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作者要忠于史实，坚持原则，明辨是非，善善恶恶，黑白分明。歌颂光明并不难，难的是敢于揭露黑暗，鞭挞丑恶。其实从先秦时代董狐与齐太史身上，我们已经看到正直的史官在记载历史时的批评精神。其后有历史责任感的史官，无不自觉地继承了这种精神。《汉书》揭露汉文帝后期的荒于政事耽于逸乐，武帝的好大喜功连年用兵，诸侯王多凶狠残忍、恣意妄为，外戚之骄纵放恣、残暴不仁等等，都显示出强烈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不但针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体现在作者所生活的当代统治者身上。出于尊汉护国、以史为鉴的需要，历数王莽之乱始末的史官班固，对西汉末期君臣事迹记录的尤其详细。如《汉书·元后传》表现外戚王凤擅权欺主的行径令人震惊：

作者只是描述了一件寻常小事，但从皇帝与大臣的对话行事，足以看出当时百官唯王凤之命是从的状态。一句“其见惮如此”，是作者插入的评论之语，饱含着气愤与无奈。被欺压的成帝如此昏庸无能，外戚专权盖主之气焰何等嚣张。作者虽然是在简洁地叙述本事，鲜少大段的评论，但我们仍然能感觉到他难以忍耐的愤怒充斥在字里行间。

《汉书》还善于用层层推进法来叙写人物事迹，于极为纷繁的人情关系中将历史事描写的有条有理，刻画人物也有声有色，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艺术创造力，如《汉书·王嘉传》笔笔聚焦于王嘉的刚直忧国，堪作柱石之臣却终被害致死，《汉书·金日磾传》不过千余字，逐层推进式叙写武帝与金日磾之君臣遇合，都是颇为成功之例。如写武帝宠爱金日磾的长子，但金日磾却因为儿子持宠而骄，淫乱无状而杀掉他。武帝虽怒却心敬之。另一方面又将金日磾自身严于律己的作为写出，突出武帝对他非同一般的态度。双线交错，将一位谨慎持重的大臣形象刻画的栩栩如生。同时又将霍光与金日磾相互对比而写，起到了互相映衬的效果。印证了传末的赞语，同时也显示了作者的贬褒态度。

当然，《汉书》叙事写人方面有时不免因为过于详细而有繁复之嫌，有些甚至是重复出现的段落，但是就总体而言，班固善于将平叙与逆叙、插叙等多种手法交错运用，使文章的主旨更加鲜明，人物形象更加突出，其严密与详赡，实有胜于《史记》，无愧于范晔“赡而不秽，详而有体”的赞誉。 参考文献：

[1]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古文十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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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4—166页。

[3]（汉）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七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304页。

[4]（汉）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六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9页。

[5]（汉）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九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841页。

作者简介：王园园（1984—），女，湖北十堰人，湖北大学文学院2011级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