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形象再现与社会真实建构【转】

作者： 卢迎安

关键词： 研究生学术年会 再现 文化研究 农民形象 报纸┊阅读：1940次┊

[摘要]：通过分析《人民日报》报系和《农民日报》的相关报道，本文研究了国内主要报纸对农民群体形象的再现。研究发现，作为一家综合性报纸，《人民日报》报系对农民形象的再现是一种误现；作为一家专业性报纸，《农民日报》的再现则是一种低度再现。再现中的偏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农民的基本特征方面，报纸倾向于中年年龄段、男性、农村干部群体，二是报纸再现的农民生活现状与真实情况有区别。因此，国内主要报纸对农民的再现是不真实的，不充分的，并有明显的模式化倾向，再现中体现了一种不平等的政治权力关系和中国社会传统的性别权力关系。对于如何改进报纸媒体对农民的再现，本文提出了一些合理化建议。 引 言

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已故的美国农民学家丹尼尔•托尼曾说：即使在当代发达工业化国家，“农民与农民的子孙”仍构成人口的大多数。而在中国，他们可以说几乎构成了人口的全部。[1]据《人民日报》报道，当代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0%，世界总人口的15%，世界农业人口的35%，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农民的规模与数量都无法与当代中国相比。[2]中国农民的这种数量特征，构成了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国情之一，也是中国根本性的问题之一，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征。中国要在21世纪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庞大的农民队伍不能不是这一奋斗目标的重要发展动力。他们创造的物质财富将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举足轻重，他们的精神状态、思想情绪和社会行为也举足轻重。可以说，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在今年举行的“两会”上，关于三农问题的提案最多，显示了社会各界对农民问题的高度重视。

农民一词在英语中有两种译法，即farmer或Peasant。从词义上说，farmer强调的是职业涵义，它完全是一个职业概念。而Peasant 意为“异教徒、 未开化者、堕落”等，更强调身份的涵义。 这两种不同的译法反映了农民这个概念的双重意义：一是身份的；二是职业的。有学者收集了社会上农民概念的13种定义，如农民是指居住在农村的人；农民是指属于农村户口的人；农民是指从事农林牧副渔生产的劳动者；农民是指与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料结合并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劳动者等等，如此繁多的农民定义，归纳起来主要是从两个角度定义的， 一是从职业角度，二是从户籍角度（也就是身份角度）。[3]在中国大多数人的观念中，农民主要是一个身份概念。无论在研究中还是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人们谈到“农民”时，联想到的都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且也是一种社会身份，一种生存状态。[4]据此，本文将以身份意义上的农民作为研究对象。 一、研究现状

农民问题涉及社会学、传播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并且一直与农村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传播学角度来说，农民与媒介的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陈崇山、弭秀玲在1989年做的“我国农村新闻传播现状研究”、1985年江苏省社科院做过的农村典型调查数据以及本世纪初南京师范大学方晓红教授的研究课题《大众传播与农村》等。《大众传播与农村》一书以2001年所开展的江苏农村受众调查、江苏媒介调查、苏南农村入户访谈以及南京市受众调查等四项调查资料为依据，分别对苏南农村受众与大众媒介、大众媒介与苏南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和研究。[5]

此外，农民形象的再现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媒体作为社会的守望者，积极参与了农民形象的建构与再现，作为一种社会文本，媒体所再现的农民形象除了影响着大众对于农民特质意义的认知，也进一步影响着农民群体的

自我定义，并可能成为其行为举止的参考文本，规范其行为和意识。因此，研究媒体对农民形象的再现，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对农民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一是电影、电视剧、小说等文学作品中的再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文革以前，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塑造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泛政治符号化的倾向。由于受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影响，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往往是根据一定的政治模式套出来的，通过农民形象的刻画来简单地图解某项具体政策。[6]新时期以来，农民形象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现实化、个性化、多元化的特点。[7]在电视剧的农民形象方面，解玺璋通过对电视剧《坨子屯纪事》的分析指出，从80年代中晚期到90年代前期，电视剧中的卡里斯玛形象（指具有把一些人吸附在自己周围而成为追随者、信徒的能力或魅力的人）呈现出纷纭复杂的景象。剧中陈海亮这个形象承载了丰富的艺术和社会文化内涵，是传统农民英雄形象的创造性转换。与梁生宝、萧长春、高大泉不同，他并不先天具有卡里斯玛典型要求的某些条件，比如他出身富农，其行为更多实用主义的色彩。陈海亮卡里斯玛素质的成熟，主要不是由于意识形态的灌输和觉醒，更多地倒是现实苦难的磨练、道德神话的建构以及他带领周围人群走向世界共同富裕之路的事实。[8]

另一种是新闻报道中的农民形象再现，二者是有严格区别的，前者的人物是虚构的，而后者的人物是真实的、具体的。这一方面的研究非常之少，杜中杰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报道的农村致富者形象的变迁，认为《人民日报》建构的农村致富者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它们分别是集体致富中的个体形象、专业户形象、农民企业家形象。集体致富中的个体形象是一种过渡性形象，他要承担致富观念唤起的任务；专业户形象是类型化形象，他要鼓励农民去模仿专业户的行为；农民企业家中出现典型，它要实现对农村致富的精神引导，使农民致富形象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9]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深入到媒体对农民整体形象的再现。 二、研究问题与研究对象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研究国内主要报纸对农民形象的再现，提出以下问题： 1、国内主要报纸对农民形象的再现是什么样的？是否真实还是接近真实？ 2、再现中存在什么问题？是否有偏差？再现偏差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3、再现中是否存在模式化倾向？体现了何种权力关系？

我国当前的报纸根据内容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综合性报纸，面向整个社会，包括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各个年龄层次的读者，刊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新闻，如《人民日报》、《文汇报》等等，另一种是专业性报纸，集中地反映一个行业、一个系统或一个阶层、某一年龄层次的读者所需要的新闻，如《体育报》、《农民日报》等等。（[10]据此，本文将从综合性报纸中选取2001-2002年《人民日报（华东版）》、从专业性报纸中选择2003年《农民日报》作为研究对象。 《人民日报》是中国最具权威性、发行量最大的综合性日报，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十大主要报刊之一。《农民日报》是中国唯一一张面向全国农村发行的中央级报纸，也是中央级十大报纸之一。这两份报纸的对农报道非常丰富，本研究因为主要分析报纸对农民形象的再现，所以选取样本主要是所有关于农民的人物报道，非人物报道则不予考虑。根据这一原则，从样本中中选取所有农民人物报道，共涉及372名农民人物，其中《人民日报（华东版）》有117名，《农民日报》有255名，需要指出的是，有的人物在报纸中出现多次。 三、理论与方法探讨

研究方法拟将文化研究学派的再现理论和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内容分析法结合起来。

再现（representation）一词意指”再次-呈现”，是“真实”世界里一些事物的一种映像、类似物或复制品。[11]它可以是以一定方式被再现或改编成媒介代码的物、人、集团或事件。再现是一种对真实的制造和宣称，但与实在主义符应真实的观点并不相同，再现主要是将不同的符号组合起来，表达复杂而抽象的概念。再现的动作需要将许多分散的元素，聚集成一个可明了的形式，而这个过程通常被称为选择和建构，因此再现是一种人为的话语实践，具有意识形态的意义。

再现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文化研究学者德里达说，在当代“再现是一个最重要，最富于生产性的问题”。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学者认为，相对于“在场”来说，再现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唯一的可能性。[12]在这个意义上，“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再现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德里达认为，我们很难区分正确的再现与错误的再现，区分真理与谬误、区分现实与虚构，事实上，再现总是伴随着不可避免的虚构与错误。[13]每一个再现领域，如福柯所说，都是由“权力/知识”这致命的一对儿所构成的权力领域。[14]从文化与权力关系的角度看，再现行为本身就是文化内部权力关系的一种体现，那些能够再现自身和他人的人握有权力，而那些不能再现自身和他人的人则处于无权的地位，只能听评他人来再现自己。于是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再现，“工人阶级是粗陋的”、“妇女天生就是卑贱的”、“少数民族是愚昧无知的”等等。[15]再现总是与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再现可能包含了以下几种权力关系：政治权力关系、性别权力关系、经济权力关系、文化权力关系等。

西方学者对再现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以下几个领域：一、阶级再现研究；二、性别再现研究；三、种族再现研究。台湾学者对性别再现的研究较多，倪炎元以建构论再现观对九○年代以后台湾报纸媒体对女性政治精英的若干报导与评论个案进行解读。研究发现，在政治参与的处境上，女性晋身政治领域，职务位阶愈高，其所招致的敌意、乃至被媒体负面建构的程度都愈高；在形象再现上，女性政治精英的容貌、表情、化妆、衣饰、肢体行为等，不论其与实际政治运作有无关连，经常都会成为媒体文本中显著的内容；在精英政治冲突上，相当多的案例也显示，“女人的战争”经常被媒体习惯性的泛指所有女性精英的冲突，不论其所涉及的层次高低、议题性质为何。而媒体在建构“战争”作为象征女性冲突符号的同时，有时也透过其它论述加以贬抑。因此，台湾报纸媒体所再现的女性精英，依旧难免于扭曲的刻板印象。[16]

相比之下，我国大陆学者对再现理论的研究非常之少，运用再现理论分析媒体对某一特定社会族群的再现，尚是当前学术界的一个空白。

内容分析法是传播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只一，其特点是以信息内容作为研究对象。美国学者贝雷尔森说：“内容分析是一种对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定量描述的研究方法。”[17]它是传播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常见的方法。内容分析“一方面可以避免定质分析过于主观，一方面也可以做较大范围之抽样，但在分析过程中，除了传播内容量的分析外，亦注重其质的分析，这种综合的内容分析方法，可以避免两种方法的缺点，增加内容分析的正确性和有效性。”[18]

农民形象的媒介再现与偏差

形象指客体或现实的精神或视觉的表现。媒介是形象的“加工厂”，人们对某一群体的了解，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媒体的形象再现。形象具有相当的虚假性，常与现实脱节，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妖魔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在这一节里，我们试图从农民的基本特征、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凸现的主要品质等四个方面入手，通过对报纸中的新闻作品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国内主要报纸对农民的再现。 一、农民形象的基本特征

1、性别与年龄分析：性别是人物的重要特征，在《人民日报》的样本中，男性农民有102名，占总人数的87.2%，而女性农民只有15名，占总数的12.8%；而《农民日报》的样本中，男性农民有200名，占７8.4％，女性农民共55名，占２1.6％。显然，男性农民成了报道的主体部分。

年龄是人物的另一重要特征，年龄方面，有相当一部分人物未提到年龄，同时，中青年，尤其是中年农民成了媒体再现中的主要角色，如表一所示。 表一 农民年龄结构分析 年龄 报纸 人民日报 N=117 比例 36.8％ 人数 农民日报 N=255 比例 总比例

注：年龄在30以下、30-39、40-49、50-59、60以上的比例是以提到年龄的实际人数为总数计算。其中，《人民日报》的总数是74；《农民日报》的总数是138。 2、身份与荣誉分析：

身份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普通农民：是指在承包集体土地上，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劳动为主，全部或大部分收入来自农村的劳动者，这部分人是农民群体的主体部分。2、农村干部：是指长年或大部分时间从事行政领导管理工作的乡、村两级干部，他们有较强的政治观念、法律观念和组织纪律性。作为政府和普通农民之间的桥梁，农村变革的带头人，他们是农村中最具时代特色的一个群体。3、知识型农民：主要是在农村从事教育、科技、文化艺术、医疗卫生等智力型职业的知识分子。他们一般都具备一定的技艺或特长，文化水平在农村来说较高，重视知识、重视科学。4、农民工：是指长年或大部分时间在城市做工的农民。5、乡镇企业管理人员：主要包括私营企业主和集体企业管理者，后者是在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中从事管理工作的农民，他们是农村中的优秀人才，在群众中威望较高。6、农村个体工商户：是指以自有或合伙拥有生产资料或资金从事非农业劳动的农民。各种类型的人数与比例如表二所示：

表二 农民身份结构分析 身份 报纸 农村 干部 普通 农民 知识型 农民 乡镇企业 管理人员 7 农村个农民工 体 工商户 2 1 45.9% 41.4% 19.6% 12.5% 37% 26% 23.9% 30.9% 14.5% 21.5% 9.4% 11.5% 117 5.4％ 27 N=138 14.9％ 51 N=138 37.8% 33 N=138 28.4% 20 N=138 13.5% 13 N=138 人数 未提到 43 30以下 4 N=74 30-39 11 N=74 40-49 28 N=74 50-59 21 N=74 60以上 10 N=74 人民人数 77 23 11 日报N=117 农民日报N=255 比例 人数 比例 65.8% 39 15.3% 40.6% 19.7% 126 49.4% 34.6% 9.4% 13 5.1% 7.3% 6% 24 9.4% 7.7% 1.7% 34 13.3% 7.5% 0.9% 16 6.3% 3.6% 总比例

显然，在《人民日报》的样本中，农村干部成为最主要的再现对象；而《农民日报》的主要再现对象则是普通农民。

荣誉分析：指农民是否获得省级以上荣誉称号，如历年的“中国农村新闻人物”、“中国农村基层干部新闻人物”、“中国杰出青年农民”、“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在《人民日报》的117名农民中，66人曾得到多种荣誉称号，占总人数的56.4%;而《农民日报》的样本中获得各种荣誉称号的农民共72名,占总数的28.2%。因此，《人民日报》突出表现获得多种荣誉称号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而《农民日报》更注重大多数普通农民。 3、区域分析：区域主要是指人物生活的省份。中国的区域差异巨大，东部地区由于起步时所具有的资源优势和政策优势，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中西部地区，而且，这种差距还有继续扩大之势。在《人民日报》的人物报道中，80人来自中西部地区，37人来自东部地区，分别占到总人数的68.4%和31.6%。而《农民日报》的人物报道中,来自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人数分别是187名和68名,分别占73.3%和26.7%。媒介的人物选择以中西部即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人物为主。 二、公共领域：农民的主要行为分析

公共领域主要分析人物在公共场合的行为表现，尤其是人物主要的行为和活动，在公共领域，人们的角色是公民，按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行事。拟从以下几方面展开，1、致富行为，指通过多种渠道如调整农业结构等来增加自己或其他农民的收入；2、扶贫帮困，指给生活较贫穷、有困难的农民家庭以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和支持；3、基础设施的建设，指修路、通自来水等活动；4、投资教育和办学；5、创业，指创办企业等经济实体，创业严格来说属于致富行为的一种，但因为其显著性与普遍性，故特设一类；6、环境保护，主要包括绿化、治沙、抗旱等；7、精神文明建设；8、维权，指人物采取上诉等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9、违法犯罪活动；10、对于不便分类的行为，归如其他一类。具体情况如表三所示。 表三 农民的主要行为分析 行为 报纸 人民日报报系N=117 农民日报N=255 人数 人数 比例 55 致富 76 65% 18 扶贫 36 基建 教育 23 13 创业 11 环保 8 6.8% 27 7 2.7% 11 4.3% 精神 文明 5 4.3% 35 维权 5 4.3% 78 违法 犯罪 0 0 25 其他 7 6% 9 无 6 5.1% 30.8% 19.7% 11.1% 9.4% 7 18 比例 21.6% 7.1% 2.7% 7.1% 10.6% 13.7% 30.6% 9.8% 3.5% 总比例

43.3% 19% 11.2% 9.1% 10% 4.8% 4.3% 9% 15.3% 7.9% 4.3% 注：部分人物报道中涉及多种行为，因此行为总比例之和大于100%。

显然，致富、扶贫和基建成为《人民日报》农民再现中最主要的行为和活动，而且这三种行为之间有紧密的关联性。而违法犯罪、维权、致富成为《农民日报》农民再现中的主要行为。 三、私人领域：农民的生活分析

私人领域主要分析农民的生活情况，包括农民在家庭生活中的行为与态度，也包括媒体对于人物身体的再现。在私人领域，人们的角色是父母、夫妻、兄弟姐妹和朋友。在《人民日报》117名人物中，提到或涉及私人领域的有51人，占总人数的43.6％，相反，66人的报道中没有任何涉及这一领域的内容，占到总人数的56.4％。在《农民日报》的样本中，涉及到人物私人领域情况的共有19名，占7.5%。显而易见，对这一领域，媒体有意淡化。而在《人民日报》51人的报道中，对于家庭领域的行为描述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人物为了本职工作，置个人身体安危于不顾，积劳成疾，相当一部分人甚至于为了工作付出宝贵的生命（去世人数达14名，占总人数的12％）。有趣的是，媒体对人物身体的再现总是难以脱离其公共领域行为的阴影，公共领域总是在挤压私人领域的空间。请看一篇报道：

老冉患有严重关节炎，有的地方骨节都变了形。„„三沱移民新村抢修堡坎，他匆匆赶去，坡陡路滑，双腿一软，摔倒在乱石丛中，右手中指生生被利石戳翻过去。而他憋红脸，忍着痛，一咬牙，竟将手指又扳了回来！扯块布条紧紧缠住伤处。他在三沱，一呆就是10天。 (《人民日报》2001年3月27日第一版)

另一方面集中描写人物为了公共利益，牺牲了家庭乃至家庭成员的利益。从而极力颂扬人物的无私品质。这正符合当前媒体人物报道中凸现“三个代表”的时代特色。请看一篇报道：

8年春秋，惠家沟人也都清清楚楚地看到，当年是村里首富的郭秀明一家日子却败落了下去。他上任前准备翻新的房子一直没动，墙体剥落，屋檐倾斜，成了全村最破的住宅。„„„更令人心酸的是，他经常出门办事，竟连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都找不出来，后来是村里两个干部实在看不下，凑钱给他买了一件西服、一双皮鞋。 人们说，郭支书是为惠家沟人把自己的日子过“倒糟”了 „„

1998年秋天，郭秀明的岳母在河南老家病重，妻子恳求他带全家回去一趟。„„„可村里刚刚开始的小流域治理工程紧锣密鼓，他咋也抽不开身，直到岳母去世，一家人也没能回去。妻子哭了，满肚子委屈一古脑倒了出来：“你当支书这些年，干革命干了个啥嘛？村上人日子都好过了，就咱作难了。”母亲也在一边悄悄地落了泪。 （《人民日报》2001年3月2日第五版） 四、凸现的主要品质。

凸现的主要品质是指在再现农民的过程中，媒体集中诉求的品质，主要分为以下几种：１、为群众着想；２、公正廉洁；３、奉献与帮助；４、好学；５、坚强；６、善良；7、负面品质，包括愚昧无知、迷信、贪小便宜、喜好赌博等等；8、对于不便归类的品质，列入其他类；9、有的报道并不集中凸现人物的品质，只是客观叙述。其中为民和公正廉洁主要体现在对有固定工作的“农村干部”、“农村知识分子”、“农村企业家”等人来说的。而奉献与帮助主要是对“普通农民”、“农村个体户”、“农民工”等人来说的，“奉献”指人物献身于公共事业如环

境保护、绿化、抗旱等，而帮助则主要指人物通过实际行动对其他个人的生活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包括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具体情况如表四所示。需要指出的是，人物的品质是多元化的，大部分人物报道都凸现出多种品质。我们发现，《人民日报》人物的品质集中于“为群众着想”“公正廉洁”“奉献与帮助”三个方面，进一步讲，无论是通过干部形象还是普通农民形象诉求的品质，本质上来讲，都是一种奉献精神。 而《农民日报》的1/3多的报道则无意突出任何品质，报道中更关注农民身上发生的事件，对事件的来龙去脉成了报道的重点，另外，1/3多的报道则凸现农民的负面品质。 表四 农民的主要品质分析 品 质 报 纸 人民日报报系N=117 农民日报N=255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为群众着想 85 72.6％ 27 10.6% 41.6% 公正廉洁 奉献帮助 好学 34 29.1％ 3 1.2% 15.2% 19 16.2％ 26 10.2% 13.2% 9 7.7％ 13 5.1% 6.4% 坚强 6 善良 负面品质 其他 2 0 0 86 33.7% 16.9% 4 3.4% 11 4.3% 3.9% 无凸现品质 6 5.1% 85 33.3% 19.2% 5.1％ 1.7％ 1 0.4% 2.8% 8 3.1% 2.4% 总比例

注：部分人物报道凸现多种品质，因此品质总比例之和大于100%。 五、农民形象再现的偏差

偏差主要是指媒介对事物的再现与事物本身面貌的偏离与差异。由于再现取决于作为转述者的媒介的选择与倾向性，因此再现中的偏差是不可避免的。偏差反映了媒介的意愿、动机与倾向性，对偏差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较为准确地描述媒体的再现。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将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分析农民形象媒体再现中的偏差：一、农民形象的基本特征；二、农民的生活现状。

首先，农民形象的基本特征方面。年龄方面，从表五可以看出，除北京外，其余几个代表省份农村从业人员主要集中在26-35岁之间，而本研究样本中40-49岁的农民人物占了总数的23.6%。 表五 部分省市农业户从业人员年龄分布情况（2001年） 年龄段 省市 北 京 辽 宁 江 苏 河 南 陕 西

（资料来源：三农数据网，2003年12月22日）

从性别来看，本研究中《人民日报》女性农民为15名，《农民日报》为55名，总数是70名，而男性农民总数

合 计 1315687 13172331 30255340 45771018 15857308 15岁以下 1256 89857 153847 397478 107422 16-17岁 8620 378761 531629 1294299 323499 18-25岁 176637 2342152 4993546 9298941 3139474 26-35岁 371876 3691944 8639413 13390861 4590654 36-45岁 378737 3314909 6255849 8880121 3568315 为302名，男女比例为4.3：1（男性占81.2%,女性占18.8%）。根据2001《中国统计年鉴》，我国乡村从业人员中男性为25685.4万人，女性为22543.5万人，比例为1.1：1，[19]因此，研究显示媒体再现的性别构成不均衡。 从身份来看，因为这方面缺乏全国数据,本文以中部省份山西和东部省份福建为例，虽然山西和福建两省的代表性、典型性不能确定，但至少能够说明部分问题。具体情况参见表六。 表六 身 份 类 别 干部 山西省农业人口比例 福建省农业人口比例 本研究样本比例

资料来源：山西省数据：潘会玲，《重塑农民形象-对改革十五年来山西农村社会不同利益群体阶层的分析》，《统计与决策》1996年第2期

福建省数据：福建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农民身份变迁与农村社会稳定——以福建省为例》，《调研世界》2003年第7期

从以上分析发现，媒体在人物基本特征方面偏向男性、中等年龄群体，同时，对农村干部群体关注度极高，而对于普通农民关注度较低。

其次，农民的生活现状方面。2000年春天，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中说了这样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中国农民调查》一书是陈桂棣、春桃夫妇通过对安徽省农民生活进行大量调查而写就的一部力作，作者在文中写到：“我们要说，我们看到了你们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20]中国农民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如何？我们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政治生活方面。我国选举法规定：农民选举1个人大代表的人数是城里人的4倍，也就是4个农民的权利相当于1个城里人的权利。[21]在第十届“两会”2238名政协委员中，农业界委员只有68名，只占3%，而在这68名委员中有两名跟农不沾边的酒店房地产老板，其他66名中，领导、科研院所和其他委员各占1/3，他们看问题、谈问题大多站在自己所处的部门和行业角度，不能完全反映农民的意愿。农民委员只有来自安徽省的一名，实在少得可怜。[22]

经济生活方面。近几年农民收入情况如表七所示： 表七 农村居民纯收入情况 单位：元/人 收入类别 年份 纯收入 合计 一.工资性 收入 二.家庭 纯收入 三.转移性 纯收入 四.财产性 纯收入 1998 1999 2000 2161.98 2210.34 2253.42 573.58 630.26 702.30 1466.00 1448.36 1427.27 84.55 89.19 78.81 37.85 42.53 45.04 普通农民 农民工 农村干部 乡镇企业管理人员 知识型农民 农村个体工商户 78.6% 58% 32.3% 10.1 11.8% 11% 1.2 1.6% 40% 5.6% 9.5% 1% 3.2% 7.3% 3.6% 11.6% 4.4% “九五”平均

2126.63 572.92 1435.11 78.56 40.04 (资料来源：三农数据网，2003年12月22日)

另有统计数据表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在1982年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4%，1992年大约为43%，2002年仅为32%；在金融资产占有上，人口比重超过6成的农民储蓄存款仅占全国存款余额的2成。[23] 农民负担方面。当前中国农民负担的现状是，合理负担呈下降趋势，而不合理负担越来越重，而且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负担轻，经济发展比较慢的地方负担反而较重。[24]据农业部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统计表明，1991年能够统计到的农民支出的行政性事业费高达17.7亿元，各种罚款23.1亿元，集资摊派41亿元，其他社会负担38.1亿元。上述各项合计，人均13.8元，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2.5％。地方调查结果表明，不合理负担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7％，大大超过农业部的统计结果。[25]

消费支出方面。2002年上半年几个代表性省市的农民消费情况如表八所示： 表八 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现金支出（2002年上半年） 单位：元/人 生活消地区 费现金支出 全国合计 食品支出 家庭设务用衣着 居住 品及服务支 出 117.86 44.16 113.91 34.85 71.93 36 32.59 医疗保健支出 交通及通讯支出 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 82.90 212.45 84.56 114.99 67.16 82.34 其他商品及服务支出 税费 693.45 256.66 55.9 50.23 162.42 61.2 71.04 34.11 51.74 61.11 142.81 67.78 103.09 44.47 39.94 24.63 46.85 23.22 37.42 18.30 16.73 北京 1678.88 649.03 135.05 216.36 辽宁 697.24 258 78.22 89.41 222.2 江苏 1069.87 369.17 80.03 安徽 陕西

557.61 214.76 40.96 101.85 574.95 178.67 45.55 127.38 (资料来源：三农数据网，2003年12月22日)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农民的生活现状并不乐观。然而，国内主要报纸对农民的再现主要集中在公共领域里的行为层面，例如致富、扶贫、违法犯罪、维权等等，《人民日报》对农民私人领域的再现主要是为表现其在公共领域的行为服务的，而《农民日报》在对农民的再现则极少涉及到农民的生活情况。如李昌平所言“农民真苦”，但农民究竟有“多苦”（程度）？农民“如何苦”（具体表现）？我们从报纸媒体上并不能对此形成具体的、真切的、感性的认识，以农民工追讨工资为例，每年春节前后，这已成为媒体的一个报道热点，请看以下新闻报道标题： 《西宁帮助民工追回1000多万元工资（追踪报道）》（《人民日报》2002年1月26日） 《本期关注：为民工追讨工资（一周视线）》（《人民日报》2002年1月21日） 《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要标本兼治》（《农民日报》2003年1月18日） 《衡水30万农民工无一工资拖欠》（《农民日报》2003年1月23日）

然而，关于作为个体的农民工追讨工资的新闻报道则非常少，我们难以看到拖欠工资给一个农民工和他（她）的家庭带来什么问题？造成什么后果？他为了讨工资付出了什么？结果又如何等等。

通过以上几方面的比较与分析，我们发现媒体对农民生活现状的再现与实际情况有一定区别，受众不能从媒体再现中形成对于农民生活现状的真实认知。

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偏差分析，我们认为，国内主要报纸对农民群体的再现是不真实、不准确的，媒介并没有反映出农民的现实生活状况和他们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角色。具体来说，我们发现，作为一家综合性报纸，《人民日报》极力宣扬农村干部的为群众着想、奉献自己、帮助他人的优秀品质，片面的强调品质易有说教之嫌，农民被再现为一个“政治符号”。如果说《人民日报》对农民的再现是一种误现，那么《农民日报》的再现则是一种低度再现。作为一家专业性的报纸，《农民日报》33.3%的报道并不凸现人物的任何品质，身份上更侧重于普通农民，报道中更关注新闻事件而不是新闻人物，以事件为核心的再现显然关注的是事件的普适性，忽略了人物的个性。两家媒体的共同特点是再现中对农民私人领域的淡化，对人物性格、命运的关注非常之少。 农民形象再现中的模式化与权力关系

再现总是与模式化密切相关的。模式一词的本意是印刷的铅版，是一只用于确保所有前后相连的金属块能够被分成同样大小的金属盘。在再现理论中，“模式”意味着关于各类人群的一些观念会反复出现在媒介中。模式的特质之一是能被立即辨认出来，通常是通过重要的外部细节。[26]

通过上一章的内容分析，我们发现国内主要报纸对农民的再现中存在明显的模式化倾向，这不仅体现在凸现行为和品质上，甚至于一些细节也有模式化倾向。

首先，《人民日报》以模式化的农村干部形象来代替复杂多变的农民群体。从上一章可以知道，《人民日报》建构的标准农民形象是一位来自中西部地区的中年男性农民，其主要行为是致富和扶贫帮困，同时致力于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其主要品质是为群众着想、公正、廉洁，因为工作突出，他先后获得多次荣誉，而他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却全然不顾，对家庭的照顾也非常少，有时为了工作甚至牺牲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利益。《人民日报》用这样单一的形象来再现复杂多变的农民群体。

阿尔都塞的召唤理论可以用来分析报纸，尤其是《人民日报》对农民的模式化再现。阿尔都塞认为，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召唤或质询具体的个体作为具体的主体。[27]人一旦确定了自己的主体身份，便会主动采取与主体身份相符的行动，传媒的召唤，无论听起来有多亲切、多感人和多自然，总是要将人们召唤成某种类型的主体。 《人民日报》经常用别称来代替人物的真实姓名,共有36人的报道中出现别称（有的人物有多个别称），其中24人是农村干部身份，占别称总数的66.67%。这些别称的感情色彩大都是褒义的，也有部分是贬义褒用和中性的。具体情况见表九。

表九 农村干部别称汇总 分类（根据感情色彩） 农村干部的别称 太行赤子、领头雁、带头羊、主事的兄弟、草原英雄、家长、植树专家、党褒 义 的人、实干支书、铜头铁嘴飞毛腿、大姐、老百姓的贴心人、当家人、妙嘴回春、虎书记、好书记、菩萨心肠 贬义褒用 中 性 黑脸包公无情汉、苦行僧、扣门（2次）、铁脑壳、摇钱树、老虎相 老尹、乡官（2次）、百万富翁

注：原文中以上别称均有引号。

索绪尔将符号划分为两部分：能指和所指，前者表现为声音或形象，是符号的物质形式，后者是指由这种声音或形象在人心理所引发的概念，是符号的内容。这二者的关系是完全任意的。[28]我们发现，符号与意义、与其客观指涉物之间存有很大偏差，这种偏差为意识形态的侵入留有了空地。《人民日报》对农民的再现中，作为“符号”的别称尽管林林总总，客观上都在竭力颂扬农村干部的优秀品质，例如，十六大代表李连成被称为“扣门”，是因为他身为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辛庄党支部书记，认为村里的每一分钱都是群众辛辛苦苦挣来的，能省下一分钱就能为群众多办一分钱的事，谁也没有权力乱花。从符号学角度看，能指的千变万化掩盖不了所指的单一性，别称在此成为“意识形态的碎片”，执行着召唤的功能。

具体来说，《人民日报》通过对农村干部的再现，意在召唤什么呢？对于解决农民问题来说，农村干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中央政府的政策与决策，主要是通过农村干部队伍来执行和贯彻的。应该承认，目前我国农村干部队伍良莠不齐，整体队伍素质较低，年龄结构老化、文化水平偏低、决策水平低下、管理能力欠强的问题比较突出、尤其是运用法律政策做群众工作的基本功更差，习惯于用行政命令和惩罚的办法去完成任务，特别是在征购、提留、计划生育等一些难度大的工作中，有的动不动就用高压政策；更有甚者，一遇工作难点就动用苦力和警械警具等等，加剧了干群关系的对立。[29]因此，通过对农村干部的大量正面报道，凸现其饯行 “三个代表”的优良品质，如无私奉献、公正廉洁等等，《人民日报》意在召唤为数众多的农村基层干部主体化，效仿这些品质。 其次，《农民日报》的模式化体现在其标准农民形象是一位年龄在30-39岁的男性农民，他做了违法犯罪的事情，很快就被当地公安管理部门发现并抓获。这是对农民群体负面品质的一种间接批判，但媒体的再现有明显的简单化、脸谱化倾向。请看一篇典型报道：

老实厚道的陶维文是辽宁省绥中县西平乡七里沟村农民。他的三弟陶维武整日游手好闲，在本村为非作歹，致使村里乡民没人敢惹。尤其在家中，陶维武经常向陶维文要钱，稍有不从就破口大骂，甚至拳打脚踢，致使陶维文的身上总是伤痕不断，父母也不敢管。„„次日凌晨，心灵遭受严重摧残的陶维文起床后，发现陶维武在西屋炕上呼呼大睡，越想越生气，便拿起木棒对着陶维武头部打了数下。„„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陶维文故意持械致被害人陶维武颅脑损伤而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鉴于被害人存在一定的过错，被告人犯罪后能主动投案自首，并能如实提供犯罪事实，因此依法从轻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农民日报》2003年12月24日）

《农民日报》中，农民负面形象主要出现在《人间万象》专栏，以这篇报道为例子，我们发现，这种再现只取人物的违法犯罪行为的简要过程作为重点，而对这一行为产生的背景并未做深入报道，类似于这样的报道还有很多。 这种模式化的结果是人被“类”置换掉了。农民群体是异常丰富、复杂的，媒体对农民再现的高度模式化与实际情况中农民形象的丰富多彩形成鲜明对比，从而显示了媒体对农民群体真实生存境遇的淡漠。

从本质上讲，模式化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过程，模式化使这些“安排”（如性别、种族、地域以及阶级差别）和这些居于支配地位的观点和认识看起来是“自然的”或“正常的”。[30]具体来说，在对农民形象的再现中，媒体以语言符号为介质，通过有差别的选择与凸现、有意识地省略与淡化、有倾向性的编排和强调将自己对农民群体的意义和理解加诸文本中，通过对农民形象频繁的模式化再现，从而有可能形成了农民群体在受众心目中的刻板印象。

当代文化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权力理论”来自法国哲学家福柯。他的“权力理论”强调以往的理论将权力看做一种抑制性力量，权力就是禁止和阻止人去做某事，故权力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压抑。但权力实际上要复杂地多，权力是关系性的，因此，权力是始终处在循环过程中的一种链状结构，像网络一样四面八方延伸开去，从来就不固定在一处或是某个人手中。权力是在人类生活层面上运行的，它生产差异，形塑关系，制造同一性和等级结构，但是也能促成实践，给社会主体以力量。[31]

再现被视做行使权力的手段，它是使人们感到世界服务于人的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这是把“抽象的意识形态植入具体形式（即不同的能指）之中的过程。”这个使意识形态具有物质性并因而具有自然性的过程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过程，涉及到赋予世界和人们在世界上的位置以意义的权力。[32]

本节主要分析农民再现中的政治权力关系和性别权力关系。政治权力关系主要涉及到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有社会学学者依据中国社会权势的分布状况将社会划分为3个阶层，即权势阶层（或有势阶层）、弱势阶层（或无势阶层）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阶层。上层社会基本上由权势阶层组成，而下层社会则是弱势阶层的代名词。[33]根据上一章的相关数据，我们认为农民群体主要归于弱势阶层和中间阶层。

首先，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农民中弱势群体的缺场与集体失语。农民工是农民群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他们是农民中的弱势群体。2003年，我国农民工人数继续增加，总数约为9900万人，比上年增加500万人。[34]《人民日报》样本中，农民工的报道只有两篇。《农民日报》的报道中，虽然农民工的报道比例不低，但仔细研究发现，农民工的报道中人物形象是非常模糊的，是没有生命、沉默无语的。请看一篇报道：

北京一连几天下了大雪，„„„大部分人都躲在屋里尽量少出门。大刘和七八个同乡却在风雪中，在京城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

大刘在2001年初，经同乡介绍，从河南老家来到京城。在一个“河南老乡”的包工队里干活。„„„老板说好了，到年终能带上7000多块钱回家过年，这可比在家干活强百倍。„„

果然是老板卷钱跑了。大刘他们没几天也被小区赶了出来——临时工棚必须年底前拆除。„„

有大刘这样遭遇的民工在全国还有很多。在采访中，多数被问到的民工，都有自己或身旁人被拖欠工资和被骗过的经历。这些年来，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在每一个春节前都要被提出，可见其严重性。„„ （《农民日报》2003年1月2日）

这篇新闻报道与其说是再现大刘本人，还不如说是在再现“大刘们”。大刘的具体姓名、年龄都不得而知，他只不过是以一个被拖欠工资的民工代言人形象而出现。Riggins曾指出在不少媒介文中同时提到主流团体与他者时，主流团体的成员多半是有名有姓的被提及或被引述，而他者可能是以类目化的形式现身，既未被指名（named），亦未被引述（quoted）。[35]显然，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弱势农民群体的真实生存状况和需要并没有在媒介中得到应有的再现，仍然继续被媒体“边缘化”。

其次，杰出农民，尤其是符合媒体宣传政策的杰出农村干部，他们是学习三个代表的典型人物、是政府政策的饯行者，成为再现的主体，其形象生动而清晰。例如，河南省辉县市上八里镇回龙村党支部书记张荣锁被媒体评价为是我国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中涌现出来的一个突出典型，《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对他进行了一种浓墨重彩的报道，联合在2002年2月9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发长篇人物通讯《“太行赤子”张荣锁》、长篇人物专访《好爹好娘是人民—“太行赤子”张荣锁访谈录》，并配发通知《三部门联合作出决定开展向张荣锁

同志学习活动》和评论《自觉实践“三个代表”的模范》，共计万余字。下面是《“太行赤子”张荣锁》一文中的一个细节：

在治理荒坡的日子里，一名村民发高烧，硬是不听张荣锁让他回家休息的“命令”，还“顶撞”道：“请大伙过来看看，你我究竟谁该‘回家休息’？”村民围上来，只见张荣锁脸膛涨得通红，额头像火炭一样烫手，身躯瑟瑟发抖。

不少村民哭了：“荣锁，你带领我们治穷致富的路长着哩，不能累趴下呀„„”大伙儿硬是“绑架”式地护送他回家休息。这情景多像父母心疼孩子！ (《人民日报》2002年2月9日第五版)

不仅如此，媒体还对他大加颂扬，请看以下评论：

“一滴水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从张荣锁身上，我们看到当代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他执政为公、勤政为民，有正气；艰苦奋斗、不怕艰险，有锐气；立足山区、根治贫困，有朝气；更有一颗与群众血脉相连、甘苦与共的拳拳爱民之心，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 (《人民日报》2002年2月9日)

最后，部分农民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与尊严，他们是农民群体中的觉醒者，无论是在《人民日报》，还是《农民日报》中，他们的形象都是非常模糊的，被媒体淡化处理了。请看一篇报道：

从王致明发现照片被他人非法使用而提起第一起诉讼，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多。两年间，虽然通过诉讼在经济上得到了一定补偿，但也花去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用了侵权图案的数十家企业通过与王致明的诉讼及协商，明白了生产经营要依法进行的道理。对他们来说，虽然交了些“学费”，但可以说还是有一些收获。然而，还有一些企业至今仍在使用侵权图案，侵权行为还在继续。王致明的维权之路，并没有结束。 (《人民日报》2002年2月12日)

在对他们的再现中，媒体的话语发生了巧妙的变化，一改浓墨重彩的再现，将再现的重点从人转移到事情，人物的报道中没有对话、没有细节。人物的命运被淡化了，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成了报道的主体。

从以上分析发现，媒体对农民再现中的政治权力关系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是对现有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再生产。

此外，性别权力关系也是再现中的一个重要议题。长期以来，性别差异与性取向究竟是由生理本质决定的，还是有文化建构的，始终是性别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文化研究的学者认为，女人和男人，或者更确切地说，女性特质与男性特质，是根据阶级、年龄、婚姻状况等特殊的文化背景建构而成的。在传统的性别权力关系中，女性普遍被看作更接近自然、男人则更接近文化。

国内主要报纸媒体对农民再现中的性别权力关系是中国传统性别权力关系的翻版。首先，女性农民在媒体中严重缺席与集体失语。《人民日报》样本中，女性农民只有15名，《农民日报》也只有62名，总比例为18.6%，远低于女性农民的实际比例。女性农民在媒体中严重缺席，这本身就是媒体背后不平等性别权力关系的最有力体现。正如盖依•图克曼指出：妇女“被媒介通过缺席，象征性地消灭掉了”。[36]

进一步说，即使在有限的女性农民人物报道中，其再现也主要是在家庭领域，而男性农民的再现主要在事业、集体等公共领域。以《人民日报》的女性农民报道为例，对女性农民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家庭领域，如抚养弃婴的卢

小花（2001年8月19日《人民日报》），支持哥哥参军的马向芳（2001年09月19日《人民日报》），为战士缝制衣服的靳月英（2001年1月18日《人民日报》）等等。女性牺牲自己更多为的是家庭利益，而男性牺牲自己更多为的是事业、集体和国家利益。请看一篇报道：

小小的马向芳看出了哥哥的心事，她向父母提出，要哥哥参军。谁知，一向不多话的父母却一口咬定：不可能！是啊，他们指望儿子、也只有刚成年的儿子才能承担起照顾这个家的责任啊。马向俊只好明确表示不报名不体检。 马向芳却与父母顶起了牛：“哥哥当兵才能出息，家中的活都我干，还不行？”

“咱家这穷，你把我哥像拴牛一样，拴在家里不出门，还找不找媳妇？”不懂大道理的小向芳一句话触动了父亲的痛处。

(《人民日报》2001年9月19日第五版)

类似“只有刚成年的儿子才能承担起照顾这个家的责任”和“哥哥当兵才能出息”这样的言语，实际上是传统性别权力关系根深蒂固的表现。马向芳虽然是一位少女，但她的言辞与行为中透露着传统社会的性别意识：女性为家庭成员和家庭利益牺牲自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这样的性别意识，媒体非但没有反对和批判，反而持肯定的、欣赏的态度和立场。请看以下报道：

„„她憧憬山外的世界、山外的美好，却完全忽略了自己的存在，以牺牲自己为代价，把这憧憬和美好献给了亲人而无怨无悔。她的崇高，她淳朴而美好的情愫令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汗颜！

马向芳，仍在生死线上抗争着。这个为哥哥的“出息”，为军人献出了青春和童年的山里女孩，难道不应该活得长久些、活得幸福些吗？

(《人民日报》2001年9月19日第五版)

因此，媒体仍在不经意间复制着中国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这就仍然没有走出传统性别权力关系的藩篱。 结论与讨论

通过分析《人民日报》和《农民日报》的相关报道，本文研究了国内主要报纸对农民群体形象的再现。研究发现，国内主要报纸对农民的再现是不真实的，不充分的，并有明显的模式化倾向，再现中体现了一种不平等的政治权力关系和中国社会传统的性别权力关系。

针对当前国内主要报纸对农民群体的不真实再现，媒体应该如何改进呢？本文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 首先，从个体层面来说，作为媒体从业者的记者，要不断深入农民群体，了解他们的衣食疾苦和真实境遇。解决农民问题的前提是了解农民、认识农民，记者要尊重农民，以平等、理解的态度采写新闻，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通过新闻报道向外界客观地展示他们的所思所想，为解决农民问题提供舆论支持。

其次，媒体要提高社会责任感，强化其“社会公器”的功能，增加农民报道的数量。当前对农民再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农民人物报道较少，由于目前商业性、娱乐性报纸在定位上，自然而然地就偏向了高薪高消费、对于流行、时尚敏感的、有投资决策能力的城市白领、中产阶级，相反，对农民的报道非常之少，因此，对农民的集中再现就只能由中央级报纸、专业性报纸来实现和完成。综观当前关于三农的报道，农业、农村成为报道重点，农民报道数量则明显不足，其中尤以女性农民的报道数量为少，这对于占中国人口最多的农民群体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再次，要改进现有的新闻体制和新闻政策，注意提高农民报道中的质量。美国“报刊自由委员会”在其《自由而负责的报刊》一书中，对报刊提出五项要求，其中一项就是报刊应准确表现“社会各成员的典型形象”。[37]这

一要求无疑也适用于中国报刊。报纸在再现农民时，要避免模式化倾向，更加关注普通农民的命运。同时，报纸要避免农民负面报道的单一化、简单化倾向,农民的负面品质有其形成的深层次原因，报纸更应关注这些东西产生的土壤与背景，要解剖农民群体中负面品质产生的根源。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从宏观上来说，政府要不断加强对农业的投资，提高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维护农民的权利，从而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这是改进媒体对农民再现问题的一个重要前提。反之，如果农民的地位继续低下，文化教育水平没有提高，媒体对农民的再现就不可能有大的改观。

除了报纸对农民形象的再现外，媒体对农民的再现这一课题还包含了其他子课题。本文通过将传播学实证研究与批判理论的研究结合起来，对国内主要报纸的农民再现问题做了初步的尝试与分析，但是，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尚没有在本研究中得到解决：

一、除了报纸对农民的再现之外，电视、广播等声光媒体也积极参与了对农民形象的再现，与报纸媒体相比，电视、广播对农民的再现是什么样的？有何特点与不同？

二、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报纸对我国农民形象的再现是不同的，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此同时，报纸对农民的再现也在不断变化，这种变化中是否有规律？ 因为篇幅有限，以上这些问题都需在后续的研究中解决。 [注释]

[1]J•米格代尔著，李玉琪等译，《农民、政治与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2]徐冲，《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1年10月18日

[3]林后春，《当代农民阶级、阶层分化研究综述》，《社会主义研究》，1991年第1期 [4]朱力，《准市民的身份定位》，《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00年第6期 [5]方晓红，《大众传媒与农村》，中华书局，2002版，第3页

[6]肖佩华，《中国现当代文学农民形象流变轨迹》，《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7]陈敢、周栋，《现实化•个性化•多元化》，《广西师院学报》，2002年第7期

[8]解玺璋,《农民形象的创造性转换——评电视剧<坨子屯纪事>》，《当代电影》，1997年第5期

[9]杜中杰，《动荡中的嬗变—试论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农村致富形象的变迁》，《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3期

[10]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85页，

[11]大卫•麦克奎恩，《理解电视：电视节目类型的概念与变迁》，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页 [12]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13]同12

[14]同12，第212页 [15]同12，第21页

[16]倪炎元，《台湾女性政治精英的媒体再现》，《新闻学研究》（台湾）第70期 [17]张国良著，《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271页 [18]杨孝荣，《传播社会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版，第93页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中国统计出版社，第381页 [20]陈桂棣、春桃著，《中国农民调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版，第2页 [21]参见《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选举法》第十四条

[22]杨志华,《九亿农民一个委员太少》，2003年3月6日《农民日报》 [23]三农数据网，2003年12月22日

[24]郭永中，《当前中国农民负担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1期 [25]同24

[26]同14，第135页

[27]潘知常等主编,《传媒批判理论》,新华出版社,2002版，第130页 [28]同27，第239页

[29]杨灿培,《用“三个代表”思想切实解决农村的突出问题》,中国扶贫信息网，2004年4月25日 [30]同11，第137页 [31]同12，第73页 [32]同12，第238页

[33]吴理财，《论中国社会阶层的划分及分析——读<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田野来风网，2003年5月2日 [34]新华网北京2月9日电，记者徐京跃、姚润丰

[35]倪炎元，《再现的政治：解读媒介对他者负面建构的策略》，《新闻学研究》（台湾）第58期 [36]同11，第138页

[37]陈长松，《关于“弱势群体”报道的多元思考》，广西大学2003届硕士生论文，第9页